志·第十六章

作者：房玄齡等

譯文

過去先王以丈量土地來建造城邑，根據水土來安置人民，順應天、地、人三方面的條件來規劃他們的工作，尊重四季的特點來成就他們的事業，了解歌謠風俗以便糾正他們的綱紀制度。勤勉致力於農業、蠶桑之類的根本事務，疏通水產、食鹽等商貿渠道，登上寶山開採符玉，泛舟大海撈取珠璣。太陽當頂時設定集市，匯總天下各類物品，起初用布帛，後來用貨幣，互通有無，各得其所。根據《周禮》，正月開始和暖，於是在城闕門樓上發布教令。於是就有那些一個成年男子，十畝大小的宅院地，三天的徭役，各種貢物賦稅等，通過施行鄉射飲酒之類的禮儀來提倡謙讓，舉行春耕前祭祀土神的儀式來勉勵農民耕種。天所看重的是人，智慧所追求的是學習，研讀經籍而獲得官職，就是君子的做法。《詩經》說：“三之曰於耜，四之日舉趾。”因此負責農業生產的官員和負責水產沼澤管理的官員，各有自己的崗位，父親兄長常做的事情，不用鑽研就會了，十五歲就能跟著做事，開始穿起成人的衣服，鄉里之間沒有游手賦閒的人，村邑裹家家不誤農時，正是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的景象。因此太公使市井之間貨物流通，從而導致齊國的強盛；鴟夷子皮范蠡善於掌握拋出和屯積的時機，所以使他在陶的家業昌盛。以往在金天氏少昊帝的時代，對百姓的事情勤勉努力，吩咐春天的烏兒出現時要耕地播種，夏天的鳥兒出現時要耘禾鋤草，秋天的烏兒到來時要收割斂藏，當冬天的鳥兒到來時就封蓋儲藏。《尚書》說：“根據天象曰月星辰的運行變化，認真地告知人們時令的變遷。”史書上說：“大禹、后稷親自耕種而擁有了天下。”至於九州土地都已經在管轄之下，四方人民秉承軌範制度，束吳有大量的象牙犀牛角，西蜀有豐富的丹沙，兗州、豫州就像是油漆和生絲的倉房，燕地、齊地就像是珍異石料的府庫，秦地、耶地盛產可以裝飾旌旗的羽毛，此外還有像玉一樣的美石，荊州、郢地有很多桂樹林，另外盛產細竹子，長江兩岸的橘子袖子，黃河以南出產的船和車，遼西是毛毯的故鄉，蔥嶺以西有名為蒲梢的駿馬，物產奇異錯雜，在哪裹沒有。至於對上依從星辰曆象，對下料事不遇到例外，順應天時地利的好處，而匯總山林湖海的物產，百畝大的田地，十成取一的稅收，連續九年親自耕種，從而有三年的積蓄，就可以撫養孩子，供養老人。依靠人民，用到邦國大事上，宮室建築有限度，旌旗裝飾分等級。朝會訪問依據有關的準則，宴會請客順從有關的制度，百姓殷實國家昌盛，遠方的人來歸附、近處的人安居樂業。救助遭受水旱災害的人，安撫普天下的困窘的人，然後大王的平常膳食，才時而有笙歌樂舞相伴。商朝、周朝的興盛，用的是這個方法。辛紂為人殘暴肆虐，開支方面隨意揮霍，用金子裝飾巍峨的宮殿，綿延上百里，用玉石裝飾鹿台，高達上千仞，宮中有九個市場，分別有女子官員掌管。增加賦稅來充實鹿台的錢財，大肆征斂來增加鉅橋倉的糧食，徵發大量妖冶女子來充當巍峨宮室裹的美色，廣泛收集珍寶玩物放到沙丘宮以備游賞。懸掛的肉像樹林一樣，積聚的醪糟像沼澤一樣，使男男女女在那裹面赤身裸體地互相追逐，趴到酒池裹俯身而飲的人達三千多，宮中用錦緞羅綺做蓆子，用綾羅白絹做墊子。直到周王誅殺了紂，莊嚴祭告了殷商的先祖，於是把鹿台的財產全部拿出來，和鉅橋的糧食一起散發給大家，上天降福，殷商的百姓非常高興。到王赧即位時可以說是末世，遷都到酉周王城，喪失了九鼎，周公、召公當年的故地荒廢殆盡，向百姓借貸，沒有用來償還的，竟逃上高台去躲避他的債主，周人稱周王所住的地方為逃債台。過去周代的姬公用六典治理天下，各地奉獻自己的各種貢品，將財物送到天於的倉庫裹，作為一種永遠不改變的制度。到了法制政令衰敗的時候，菁茅之類的貢品很少被送來，魯國的國君開始實行按田畝收稅，秦國的國君收取大半的收入，前代帝王的規矩榜樣，沒有一點兒被保留。史官說：班固寫《食貨志》，從上古三代到王莽被誅，包括前代各朝，他的記錄詳盡完備。

光武帝寬厚仁慈，奉行天命討伐有罪的，誅減王莽之後，接著打敗赤眉，雖然一再予以關心，但全國各地一片蕭條，直到平定甘肅控制四川，黎民百姓安居樂業，從此開始行用五銖的錢幣，田租實行三十抽一的稅制，百姓中有生兒子的免除三年的賦稅。顯宗即位的時候，天下安寧，人民沒有額外的徭役，連年豐收。水平五年設立“常滿倉”，在城東設立糧食市場，一斛粟米值二十錢。草木繁茂，牛羊遍地，賦稅特別少，府庫倉廩還堆得滿滿的，人們沒有壞心，專講禮義。當時東方天一亮，百官就上朝，皇親貴戚和各家王侯，互相往來，車如流水，馬如飛龍，映照軒室廊廉，使先朝也光彩。文獻上說：“三代的曆法，包含有天地陰陽五行在裹面”，正是天地之間恆常不變的道理。安帝永初三年，天下遭水災和旱災，到了人吃人的地步。皇帝把鴻陂的土地借給貧民。據說因為經費不足，三公又上奏請求讓小吏百姓中交納出足夠錢糧的可以成為關內侯。桓帝永興元年，全國近半敷地方遭受蝗災，黃河泛濫幾千里，流亡人口達十多萬戶，有流亡災民的地方都開倉救濟。到建寧永和初年，西羌人造反謀叛，二十多年戰事連綿軍隊疲敝，軍費花了三百二十多億，國庫空虛，影響到內地各郡。漢沖帝、漢質帝在位期短，漢桓帝、漢靈帝沒有法度。中平二年，南宮火災，一直燒到北闕。於是天下田地每畝加收十錢，用來營造宮室。漢靈帝出身於侯爵之家，在貧困的時候即位，常常說：“桓帝不能持家，竟然沒有私房積蓄。”所以在西園建造萬金堂，作為私人的庫藏。又讓小黃門暫存私房錢，家產資金達到億萬之巨。遣時候開始在鴻都門張榜，開闢了賣官的路子，從公卿往下，都有不同的差價。擔任廷尉的崔烈交錢五百萬來買司徒之職，刺史二千石的任命，都要求資助修治宮室的錢，大的郡達到二千萬錢，不能完成的人有的甚至自殺。漢獻帝時製作五銖錢，有四條直道連到邊緣。有見識的人指責說：“難道是京城要受到破壞，這種錢將流散到四方去?”

到董卓興起刀兵，火燒宮室，竟劫持皇帝，西去長安，完全銷毀五銖錢，改為鑄造小錢，徹底沒收長安和洛陽的銅人銅鳥之類的銅器，來充當鑄錢的材料。而且錢沒有邊輪，也沒有紋飾。當時人認為秦始皇在臨洮見到高個的巨人，就鑄造了銅人。董卓，是臨洮人，興造和銷毀雖然不同，凶暴謬誤卻相類似。到董卓被誅殺，李催、郭汜互相攻伐，把長安城中作為戰場。當時一斛谷值五十萬錢，一斛豆麥值二十萬錢，人吃人，白骨堆積，殘骸余肉，使道路上滿是臭味和穢物。皇帝派侍御史侯汶拿出太倉的米和豆，給饑民作粥，連日施行可是死的人更多。皇帝於是開始懷疑有關官員盜竊國家糧食，就親自到衙門前自己動手施送，饑民人人都流淚說：“今天才得到了呀!”皇帝回束都的時候，李催、郭汜等人追趕到曹陽打壞皇帝乘坐的車子，夜間悄悄渡過黃河，六宮隨從的都步行。開始走出營欄，皇后手中拿著幾匹縑，董承讓符節令孫徽用利刃脅迫奪走，殺死旁邊的侍者，鮮血濺到皇后的衣服上。到達安邑以後，皇帝的衣服破了，衹能用野棗和園子裹的菜作為糧食。從此長安城裹全空了，都四散離開，兩三年裹，關中不再有行人。建安元年，皇帝的車駕到達洛陽，宮殿建築完全被毀掉了，百官除掉荊棘安身落腳。州郡長官各自擁有強大的軍隊，可是給朝廷的貢賦都不送到，尚書郎官們自己出去找野生莊稼，有的沒有能力自己返回，死在廢墟里巷中。

魏武帝的時候，九州動盪，攻占城池搶奪地盤，保護這些希望安定的人民，軍隊的經費，根據當睜晴況調劑供給。當時袁紹的軍隊人人都吃桑葚野棗，袁術的戰士用贏蒲作為補給的糧食。魏武帝於是就招募良民到許都附近屯田，又在州郡設定田官，每年收入有幾千萬斛，用來充當軍費的開支。到初步平定了袁氏，從而確定了鄴為都城，下令收取田租每畝四升粟，每戶兩匹絹和二斤綿，此外都不許擅自增加名目，庇護強者而向弱者抽稅。魏文帝黃初二年，因為穀子價格貴，於是停用五銖錢。當時天下還沒有統一。兵車每年都要出動，孔子說，“加給他戰爭，接著給他饑荒”，這話說的是戰爭方面的考慮而使災害不祥之氣會相應產生。那時候三個方面的人，一心想吞併消滅對方，戰而能勝攻而能取，農夫放下鋤頭，紅進一帶，尤其缺少儲備。吳國上大將軍墮逼提出意見，請求讓各處的將軍分別擴大他們的耕地。孫權回答說：“很好。如今我家父子親自負責田地，駕車的八頭牛，可以作為四組耕地的牛用。雖然還趕不上古人，也算是和民眾同樣地勞作。”呈國的務農重谷，從逭時候開始。魏明帝不在乎這些，縱情於宮室禁苑，百官看重的是寫文章，天下不再用心耕種。後來關東遭遇洪水，人民沒有了家產，卻要興兵攻打遼堡，軍隊滯留在遼陽一帶，都因為國家缺乏經費度用，怎能一一說盡。

晉世祖武皇帝左塵元年，平定逐壁之後，收納百萬人民而統掌三呈的物資，承接千年基業而總括酉蜀的財物，收藏干戈到倉庫襄，鑿破戰船在墾遼深谷，河邊海岸，山丘湖澤，沒有用犁鋤開發的地方，人人都受到恩澤。農業發展風調雨順，隨著耕作的時令先後，扛著鋤頭帶著乾糧的農夫，像雲一樣布散開來。加上順應天時而利用季節時令，順應地利而開發各種物產，世道稱得上繁榮太平，物資匯聚到倉廩府庫，宮殿門窗增加裝飾，服飾玩好互相輝映。因此王君夫、王亘迂、五塞等人爭相誇耀推崇，車馬服飾飲食的盛況，可以和皇帝家相比，用錢鋪設界溝，擊碎珊瑚實樹，事物發展到極盛就會衰微，本來就是這個道理。丞寧的初期，盜中還有錦帛四百萬匹，珠寶金銀一百多斛。惠帝北征成都王司馬題，在菱渣被打敗，用秋天才成熟的桃子充飢，僅有一隻雞做菜，當時衹有兩條布被，囊中衹有三千錢，作為出行的費用。晉懷帝被劉曜圍困，王師屢次戰敗，倉庫裹的財物已經用盡，百官飢餓過度，連片的房屋看不見炊煙，飢餓的人們自相啖食。晉愍帝即位後，饑荒更多，一斗米價值二兩黃金，餓死的人遇半數。劉曜擺開軍隊，使城內外斷絕聯繫，十個曲餅，弄成碎屑米供給皇帝，君臣相顧，沒有不流淚的。晉元帝渡江以後，軍事方面從頭開始，南方和東方的蠻夷部落上貢的財物，沒有固定的準則，宮中倉庫所儲存的，約四千匹。當時石勒勇悍而有鋒芒，擾亂淮南一帶，皇帝畏懼他的侵奪威逼，非常頭痛他，就下韶給各個方鎮說，有能斬得石勒首級的人，賞給布一千匹。

漢代自董卓作亂以來，百姓流離失所，一石穀子價格達到五十多萬，人吃人的現象多有發生。魏武帝打敗黃巾軍以後，想要管理好國家，可是苦於軍糧不足，擔任羽林監的穎川人棗祗提出屯田的建議。魏武帝就下令說：“安定國家的辦法在於使軍隊強大使糧食充足，秦國人因為重視農業而兼併天下，漢武帝因為屯田而平定西域，這些是先世的好榜樣。”於是任命任峻擔任典農中郎將，招募百姓到許都附近屯田。得到糧食上百萬斛。各郡國都設定田官，幾年之內，各個地方都積存了糧食，倉庫都是滿的。棗祗死的時候，魏武帝後來追念他的功績，封給他的兒子爵位。建安初年，關中的百姓流亡到荊州的有十多萬家，等到聽說家鄉安寧了，都盼望著想回去，但是沒有用來謀生的家業。於是衛覬提議說“鹽是國家最寶貴的，自從動亂發生以來就放任自流了，如今應該像過去那樣設定使者監督販賣，用它的收益購買農具和耕牛，供應給百姓中回來的人。勤勞耕作積存糧食，從而使關中豐足，遠方的人聽說了這樣的事，必定有很多人爭相回來。”於是魏武帝派遣謁者僕射擔任監鹽官，調司隸校尉到弘農。流亡的人果然回來了，關中一帶豐足殷實。不久又任命沛國劉馥擔任揚州刺史，鎮守盒膽，廣泛開展屯田，修整董腔、苞壁、±置、縣擅等地的堤堰，以便灌溉稻田，公私都有蓄積，使好幾代受益。賈逵在豫州的時候，南邊和吳地相鄰，修整防守和作戰的用具，為汝水築堤堰，修造新陂，又開通運輸水渠二百多里，人稱賈侯渠。在黃初年間，四方各郡太守開墾的田地又有增加，因此國家的用度沒有匱乏。當時濟北人顏斐擔任京兆太守，京兆一帶自從馬超作亂以來，百姓不專心於農耕種植，竟然沒有車子和牛。顏斐又督促百姓，下令在農閒時候準備造車的材料，輾轉相互傳授製造方法。讓其中沒有牛的人養豬，拿到市場上高價賣出再買牛。開始的時候都認為麻煩，一二年後在編的農戶都有了車和牛，下地勞作時很省力，京兆一帶於是因此而豐足起來。鄭渾擔任沛郡太守，當地地勢低下潮濕，水澇成災，百姓飢餓貧困。鄭渾在蕭、相這兩個縣興造堤壩，開墾稻田，當地人都不認為有好處。鄭渾卻認為最終會有長久的好處，於是親自率領百姓動工，一個冬季就都完成了。第二年大豐收，土地畝產量連年遞增，租稅收入比往常翻了一番，郡中百姓托賴他的好處，刻石碑頌揚他，稱為鄭陂。魏明帝時代徐邈擔任涼州太守，當地雨水少，常常苦於缺乏糧食。徐邈修整武威、酒泉的鹽池，用來收購胡人的糧食。又廣泛開墾水田，招募貧民佃耕，家家豐衣足食，倉庫裹滿滿的。在供應當地邊防軍用開支之外。還用來購買金錦犬馬，供給內地。西域人來朝貢，使資財貨物能夠流通，都是徐邈的功勞。後來皇甫隆擔任敦煌太守，敦煌的風俗是不用縷犁等農具，並且不懂得用水，耗費了人力物力，可是收穫的糧食很少。皇甫隆到了以後，就教當地人使用樓犁，又教他們掌握灌溉技術。年終核算下來，節省了一半的勞力，收穫的糧食增加了五成，西部地區因此豐足。

魏太和四年，關中闡饑荒，宣帝司馬懿上表遷移冀州的農民五千人到上鄒種地，開發京兆、天水、南安的鹽池，用來增加軍費。魏青龍元年，開造成國渠從陳倉到槐里；在臨晉陂修築堤防，引沂水、洛水的水灌溉三千多頃鹽鹼地，國庫因此充實起來。魏正始四年，宣帝司馬懿又統率各軍討伐吳國將領諸葛恪，焚燒他積聚的糧草，諸葛恪放棄城池悄悄逃走。宣帝司馬懿因此想擴大耕地積蓄糧食，作為兼併天下的準備，就派鄧艾到陳、項以東，抵達壽春一帶。鄧艾認為田好而水少，不足以完全發揮地利，應該開挖河渠，才能夠積蓄大量軍糧，又疏通漕運的水道。於是寫了《濟河論》來闡明他的思想。又認為過去打敗黃巾軍，是因為屯田，積蓄糧食在許都，用來控制四方。如今三面都已平定，衹在淮南有戰事。每逢大軍出征，運糧的兵丁超過半數，花費敷以億計，是巨大的工程。陳蔡一帶，土地很好，可以省去許昌附近那些稻田，將水引向東。命令淮北的二萬人、淮南的三萬人輪流休整，一邊種地一邊防守。水源充足，平常的收穫將是西邊的三倍，算起來除去各種費用，每年上繳五百萬斛作為軍費。六七年裹，可以在淮北積蓄起三千多萬斛，這是十萬大軍五年的口糧。憑藉這個攻打敵人，就沒有不能戰勝的了。宣帝司馬懿認為很好，完全按照鄧艾的計畫施行。於是北起淮水邊，從鍾離往南並從橫石往西，直到沘水之間四百多里，每五里設定一個營，每個營六十人，一邊種地一邊防守。同時修治擴大淮陽、百尺兩個水渠，上引黃河流水，下通進回和垣塞，在題南、壟北大規模整修各個堤壩，開鑿水渠三百多里，灌溉農田二萬頃，淮南、淮北都互相連線起來。從壽春到京師，一路都是務農的官員和士兵耕種的田地，還有鶸犬的聲音，田間小路連綿不斷。每當東南方面有戰事，大軍出征，泛舟而下，直到江淮，物資糧食都有儲備，而且沒有水災為害，都是鄧艾所建樹的。

到晉朝承受天命，晉武帝想平定統一長江以南地區。當時糧食便宜而布匹絲帛很貴，晉武帝想設立平耀法，用布匹絲帛買糧食，作為糧食儲備。提意見的認為軍費還少，不應該用貴的換便宜的。泰始二年，晉武帝就下詔說：“百姓在收成好的時候就花費過度，在凶年荒年的時候就缺錢少糧，這是互相報應的緣故。所以古人權衡國家的用度，從有富餘的地方取用而分散給欠缺的，形成了輕重平耀的制度。管理財政平均使用，有益而不浪費，是最好的治理。但是這樣的事情被廢棄了很久，天下人希望按照習慣了的做法行事。加上官府的積蓄還不充分，討論時的意見不一致，還沒有能夠理順財物流通的制度。更加使得國家的寶物在豐年流散而皇帝收不到，貧窮羸弱的人在荒年遭困而國家沒有儲備。豪強的人和富裕的商人，帶著輕便的資金，購藏大量物資屯積，來謀求他自己的利益。所以農夫認為自己的工作很苦，而從商之類的事情不能禁止。如今減省徭役一心從事農業生產，努力開墾種植，希望讓農業生產更加發展，耕種的人更加努力，可是還有人抬高物價，以至於農民們都受到傷害。現在應該買進穀物，以便彌補歉收年的不足。主管的人斟酌商定，具體地制訂出條例制度。”但是事情最終沒有實行。當時江南還沒有平定，朝廷對農業種植投入大量精力。泰始四年正月丁亥日，皇帝親自耕種責任田。庚寅日，下詔說：“讓四海之內的人民，拋棄經商返回到農業上來，競相從事農耕生產，並能夠奉揚我的志向，讓百姓努力勞動樂於務農的，那衹有郡縣官員們了!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當想到他們經營本職事務時，那也是很勤勉的啊。就把中典牧和左典牧的種母馬，賜給縣令的下屬官員和在郡國任職的官員每人一匹。”這一年，開始建立常平倉，豐年就買進，歉收年就賣出，以便利百姓。泰始五年正月癸巳日，下敕令告誡各郡國的計吏、各郡國的太守、相等官員，務必儘量開發地利，禁止游食商販。讓休假的官員和父兄一同勤勉勞作，豪強有勢力的不可以侵害役使孤寡弱者，私下自相置換名義責任。十月，下韶說“司隸校尉互鑒所上報的太守王塞勤勉安撫百姓，引導教化有方，督促鼓勵開荒五千多頃，遇到年成普遍饑荒而郡界以內卻獨獨沒有缺糧的，可以說是能夠憑藉鼓勵教導，時令相同而成就不同的了。特此賜給糧食一千斛，布告天下”。泰蛆八年，司徒亘苞上奏說：“州郡的農桑方面還沒有殿最考核的制度，應該增設有關官員，酌情施行。”晉武帝聽從了他的意見。遣件事參見《石苞傳》。互苞善於勸勉和督查，所以百姓能安心生活。泰始十年，光祿勛夏侯和上奏修整新渠、富壽、游陂等三條水渠，共灌溉農田一千五百頃。

鹹寧元年十二月，下詔說：“出去作戰回來耕作，雖然是自古以來的常事，不過動用武力的事沒有停止，從不曾不把戰士放在心裹。如今把鄴城的馬夫奴婢安置到新城，代替當兵的農民種植稻穀，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每一屯設定司馬，使他們都仿照屯田的制度。”鹹寧三年，又下韶說：“今年雨水過量，又有蟲災。穎Jl!、襄城自春季以來，大部分不能播種，為此深深感到憂慮。當地負責人怎么替百姓考慮的，儘快提出意見來。”杜預上疏說：

臣經常想，如今東南一帶水災特別厲害，不僅五穀沒有收穫，家居產業也都被損害，低洼的田地到處積著污水，高處的土地又都多半堅硬瘠薄，像這樣百姓的困苦窮愁一定會出現在來年。即使詔書諄諄告誡地方官員們就此想辦法，而不改變根本大計，確定有關的正確方向，恐怕會徒然具備有檔案，真正的益處很少。現在正是秋夏蔬菜食物最多的時候，可是百姓已經有不夠的了，往下到冬春兩季，野外連青草都沒有，就一定指望仰賴官家的救濟糧，用來活命。這才是一方的大事，不可不預先考慮的啊。臣認為既然因為水而被困，應當依仗魚菜螺蚌，而洪水泛濫，貧窮弱者始終無法得到它們。如今應該大規模破壞兗州、豫州束部邊界的所有堤壩，根據水流所向而加以疏導。使得饑民們全都能利用豐富的水產品，百姓不用走出本地邊界，早晚都能在野外找到食物，造就是眼下每天供給的辦法。洪水退去以後，填塞了淤泥的農田，每畝可以收穫好幾鍾。到春季大量種植五穀，五穀必定豐收，這又是明年的收益了。

臣以前上奏說，典牧的種牛不供耕田套車用，直到老了也不穿鼻子L，對於實用沒有益處，而白白占用人力糧草的開支，每年送去駕車的很少，又不加調教訓練，應該大量出售，用來換糧食和作為賞錢。

下詔說：“孳生繁育用的，不應減少分散。”這事於是就作罷了。問有關的官員，如今典虞右典牧的種產牛，大小通算在內，有四萬五千多頭。如果不能有利於實際套用，頭數雖然很多，開支也日益增加。古時候成年的馬和牛，平時用來耕種，出兵時用來作戰，不是和豬羊同類的。如今白白養著可以用的牛，到底是沒有用處的開支，完全不符合事物的道理。東南一帶以水田為主，人們沒有牛犢。如今既然破壞了堤防，可以分發種牛三萬五千頭，交付給兩個州的軍民百姓，使他們趕得上春耕。稻穀收穫以後，每頭牛交三百斛。這是花無用的開支，得到水災後的稻穀七百萬斛，這又是幾年以後的收益。加上百姓下山到平地上居住，將來公私兩方面的豐饒收益是數不過來的。對於留下的上萬頭良種牛，可以讓右典牧都尉官等飼養。人多畜少，可以同時開墾牧場土地，明確有關的考核。這又是京師附近的地方，每年理當又收入幾十萬斛糧食，牛又都經過調教，有事時就可以套車備用，都是現在就可以做好的。

杜預又說：

各種想要整修水田的人，都認為火耕水耨最便利。並非不是那樣，不過這樣的方法用在新開墾的田和荒地，和百姓居住的地方相隔離的情況下罷了。從前東南一帶剛開發而人口稀少，所以擁有可以用火燒荒的便利。近來戶口天天增加，可是蓄水塘每年決，良田裹長出蒲草蘆葦，人們居住在水澤岸邊，水陸失調，放牧絕種，樹木枯死，都是堤陂為害。堤陂多導致土層薄而水淺，積水不能往下滲掉。所以每當有洪水大雨，就又泛濫橫流，影響到旱田。議論的人不考慮其中的緣故，就說這樣的土地不能種植旱地作物。臣統計了漢代的戶口，來核驗現在有堤陂的地方，都是當年的陸地。其中有的還有舊陂舊堰，都是堅固完好的，不是現在所說的危害人民的。臣以前見尚書胡威上奏說應當毀掉堤陂，他的話誠懇至極。大臣中又見到宋侯相應遵上書提議，請求毀掉泗陂，改變運糧的路線。眼下都督和度支共同處理，各自根據自己見到的，不聽從應遵的意見。臣考察了應遵上書說的事情，運糧路棧往東到壽春，有舊的水渠，可以不經由泗陂。泗陂在應遵管轄的地界內毀壞耕地共一萬三千多頃，傷害破敗了現成的基業。應遵的轄區裹管理的應有農戶二千六百口，可以說非常少，卻還擔憂土地狹小，不足以盡力，這都是水害造成的。應當共同關心這件事，可是都督和度支又各自意見不同，不是難以看出來，僅僅是因為認識不同妨礙了事理。人心所想到的既然有不同，利害關係的情況又有差異。軍隊方面和地方郡縣，士大夫和老百姓，他們的認識沒有一點相同的，這些都是因為偏重它的好處因而忘記了它的害處。這正是事理之所以還不被了解，而實際中之所以有很多困難的原因。

臣又認為，豫州界內二處度支所管理的農戶，都是州郡的大軍雜士，共用水田七千五百多頃罷了，算起來三年的積累，不超過二萬多頃。根據常理來說，沒有必要過多積存沒有用處的水，何況如今洪水成澇，造成了大災害。臣認為與其失當，不如瀉掉它而不蓄積。應該發布明文詔令，命令刺史二千石，凡是漢代的舊陂舊堰以及山谷裹的私家小陂，都應當修繕好以便積水。凡是各代魏氏以來所建造的，以及各種因為雨水衝決後而建的蒲葦馬腸之類的小陂，全都拆毀它。長吏二千石親自到現場鼓勵作業，所有出力的人都集中聽從號令，趕在水能凍結之前，能夠大致枯涸，其中參加整修有實際功勞的人都加以鼓勵。凡是舊的水塘溝渠應當有所修補堵塞的，都查找出微小的跡象，一律按照漠代的做法，預先分類備案，到了冬季，東南一帶休兵交接的時候，各自留出一個月來做遺件事。山川河瀆有不變的流水，地勢形貌有一定的樣子，漠代居民眾多，尚且沒有問題，如今根據遇到的問題而把它宣洩掉，仿效古代的事例而了解眼前的問題，根本的道理是很明顯的，可以很輕易地明白。臣不勝愚意，竊以為實在是如今最大的現實利益所在。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

到平定吳國以後，有關官員又上奏說：“韶書說‘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應再有田地住宅。如今還沒來得及建造各王國府邸，應當讓他們在城內有往來的地方，近郊有供打柴草的田’。如今可以規定，王國的王爺和公爵侯爵們，在京城內可以有一所住宅的地方。近郊的田地，大的王國給十五頃田，次一些的王國給十頃，小的王國給七頃。城內沒有住宅而在城外有的，都允許保留。”

又制訂戶調的規定：生男丁的人家，每年交納絹三匹，綿三斤，生女或者生第二個男丁的交納半敷。各邊境的郡有些交三分之二，偏遠的交三分之一。夷人交納責布，每戶一匹，偏速的有些交一丈。一個男子占田七十畝，女子占三十畝。此外丁男徵收五十畝田的賦稅，丁女徵收二十畝，次丁男減半，次女就不收賦稅。男女年滿十六歲以上到六十歲為正丁，十五歲以下到十三歲、六十一歲以上到六十五歲為次丁，十二歲以下六十六歲以上為老小，不服役。遠方夷人不按田交賦稅的交納義米，每戶三斛，偏遠的交五斗，極其遠的交納算錢，每人二十八文。官品從第一直到第九，分別根據貴賤占田，官品為第一品的占五十頃，第二品的四十五頃，第三品的四十頃，第四品的三十五頃，第五品的三十頃，第六品的二十五頃，第七品的二十頃，第八品的十五頃，第九品的十頃。並且又各自根據官品的高低蔭庇他的親屬，多的到九族，少的到三代關係。宗室、國賓、先賢的後代以及士人的子孫也按照這樣施行。而且又可以蔭庇人作為衣食客和佃客，官品在第六品以上可以有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的兩人，第九品的以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級冗從武賁、命中武責武騎都是一人。其中應該有佃客的，官品在第一或第二的佃客不可以超過五十戶，第三品的十戶，第四品的七戶，第五品的五戶，第六品的三戶，第七品的二戶，第八品和第九品的一戶。

這個時期天下沒有戰事，賦稅平均，人們都安心從業而樂於他們的工作。到晉惠帝以後，政治教化衰落，到了永嘉時期，喪亂更厲害。雍州以東，人們多數飢餓乏困，相互變賣兒女，奔走逃亡流離遷移的，敷不過來。幽、並、司、冀、秦、雍等六個州闌大蝗災，草木以及牛馬的毛都沒有了。又遇到大流行病，加上饑荒。百姓又被強盜殺害，漂流的屍體布滿河面，白骨遮蔽了田野。劉曜進逼，朝廷商議想遷都到倉垣。人吃人的現象多有發生，饑荒和瘟疫同時來到，百官流亡的十個裹有八九個。

晉元帝身為晉王的時候，檢查督促農業生產，下令二千石長吏們根據交納糧食的多少來排座次。如果不是負責宿衛等重要任務，都要參加農業生產，讓軍隊各自耕作，就把收成作為軍糧。太興元年，下詔說：“徐、揚二州的土地適宜種植三麥之類，可以督促讓土地乾燥，趁秋天下種，到夏天就成熟了，趕在新舊交替的時候，用來周濟，益處很大。過去漢代派遣輕車使者泛勝之督促三輔一帶種植麥子，於是關中地區就豐足。不要使得遲誤了。”從那以後連年的麥子雖然有旱災蝗災，可是得益還是很多。太興二年，三吳地區有大饑荒，死的人有好幾百，吳郡太守鄧攸就打開倉廩賑濟災民。晉元帝當時派遣黃門侍郎虞駿、桓彝打開倉廩賑濟，並減省眾人的徭役。百官各自呈上秘密奏章，後軍將軍應詹上表說：“一個人不耕作，天下人中必定有因此挨餓的。而白軍隊興兵以來，出征交戰水陸轉運，國家用度和宗廟祭祀用度，百官的開支用度，已經需要很多，下面那些工匠商人流民寓公僮僕等不直接從事農桑生產而游手白吃的人數，要十萬十萬地計算。不考慮開發建立獲得大利的途徑，而指望國家豐足人民有衣食，豈不是很難的嗎!古人說，飢餓和寒冷一起降臨，即使是堯、舜也不能使山野裹沒有強盜；貧窮和富有同時存在，即使是皋陶也不能使強者不欺凌弱者。所以管理國家的人，什麼時候不曾不抓農業重視糧食問題。近代魏武皇帝採用棗祗、韓浩的意見，廣泛設立屯田，又從征伐的軍隊中，分出現役的士兵，因地制宜開墾荒地，所以人民不很辛勞，而大功得以完成。近來流亡的人投奔束吳，束吳如今歉收，都已經返回了。江西一帶的良田，空閒廢置不久，燒荒翻耕灌水播種，花費的勞力相對比較少。應該挑選流亡的人，重新恢復管理農業的官署，按照功勞上報給以獎賞，一切按照魏朝的老例。一年之內的收穫給百姓，第二年的收一部分稅，第三年以後計算賦稅來管理他們，公家與個人都得到好處，那么倉庫裹存滿大量糧食的時候，是可以數著日子等它到來的。”又說：“從前漢高祖派蕭何鎮守關中，光武帝命令寇恂鎮守河內，魏武帝把西部事務委任給鍾繇，所以能夠使得所有相鄰的地方不再動盪，統治下的地方和平安寧。如今中原地區淪陷，還有待受到治理，這是億萬百姓所盼望的。壽春是一方之都會，距離這裹不遠，應該挑選都督中有文才武略的人，遠可以改變中原河洛的形勢，近可以成為徐州、豫州的屏障，安撫聚集流亡分散的人，使得人們有所依靠，專心從事農業生產，使事情有所歸屬。趟充國在金城抓農業，從而平定西零羌人；諸葛亮在渭水流域開墾，對抗中原上國。如今各軍已經不用對敵作戰，都應該一致去做逭件事。”

鹹和五年，晉成帝開始根據百姓的田地，取十分之一，每畝收三升米的稅。鹹和六年，由於海盜搶劫，水路轉運中斷，徵發王公以下的沒有服役的壯丁，每人運六斛米。此後連年水旱蟲災，田裹沒有收穫。鹹康初年，統計計畫內田地的稅米，差額達五十多萬斛，從尚書褚裒往下的官員都罷免了。晉穆帝的時候，頻繁有大軍行動，軍糧運輸接不上，規定王公以下每十三戶共借一個人，援助調度運輸。昇平初年，荀羨擔任北府都督，鎮守下邳，在束陽的石艷開墾種田，公私都受益。晉哀帝即位，於是減免田租，每畝收二升米的稅。孝武帝太元二年，廢除按田畝收租稅的制度，王公以下每人納稅三斛，衹蠲免正在服役的人。太元八年，又增收稅米，每人五石。直到太元末年，天下沒有戰事，風調雨順連年豐收，百姓安居樂業，糧食布帛豐富，幾乎是家家有餘人人豐足了。

漢朝的錢原來用的是五銖，自從王莽改製革新，百姓都感到不方便。到公孫述在蜀冒用帝王的稱號，童謠說：“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的人私下裹說，王莽自稱黃，公孫述想繼承他，所以自稱白帝。五銖錢是漢代的貨幣，童謠說的是漢朝會恢復統一天下。到漢光武帝中興，廢除王莽的貨幣。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說：“使國家富強的根本，在於經濟，應該按從前的制度鑄五銖錢。”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於是恢復鑄五銖錢，天下人認為很方便。到漢章帝時，糧食布帛價格很貴，地方官經費不足，朝廷憂慮逭件事。尚書張林說：“如今不衹是糧食貴，什麼東西都貴，這是因為錢貶值的緣故。應該命令天下人都用布帛作為租金，購買時都用它，封存錢幣不要流通，這樣的話錢幣減少貨物都會便宜起來。另外，鹽是食物中最急需的，地方官府可以自己賣鹽，武帝的時候施行了這個辦法，叫做均輸。”於是把這件事批給尚書討論。尚書朱暉提意見說：“王道的制度，天子不談有或沒有，諸侯不論多還是少，拿俸祿的人不和老百姓爭利。均輸的方法，和商販沒有不同。用布帛作為租稅，那么官吏有很多作奸的機會。官府自己賣鹽，和下面的百姓爭利，不是明智的君王所應該做的。”皇帝本來就認為張林的話是對的，得知塞腫的意見，於是發了火，馬上採用了張林的主意，過了一些時候又停止了。

有人上書說：“人們認為貨幣輕銅錢薄，所以導致貧困，應該改鑄大錢。”事情批給四府所有官員和太學裹善於議論的人。孝廉劉陶提出意見說：

臣伏讀了闐於鑄錢的韶書，評斷錢的輕重的問題，詢問到很不起眼的人，不漏掉貧窮低賤的，因此吃粗糧的人，也能冒昧地趕上說說。

我認為當前的問題，不在貨幣上，在人民飢餓上。因此先王觀察天象繁育農作物，恭敬地告訴百姓耕作的時令，使男子不荒廢耕種，女子不走下紡織機，所以君臣之間的道義得以實行，先王法度的內容得以貫徹。由此說來，糧食就是國家的寶貝，百姓最為看重的。竊以為連年來，很好的禾苗都進了蝗蟲之類的嘴巴，紡織機上的產品都被公家私門索取光了。最著急的是每天的飯食，最犯愁的是無休止的公事，哪裹在乎錢幣的厚薄，分量的輕重啊!就算使當今的沙礫化為南方出產的銅，瓦石變成美玉，假如百姓渴了而沒有喝的，餓了而沒有吃的，即便是伏羲的純粹明德，唐堯、虞舜之文教英明，仍然是不能夠用來安定蕭牆以內的地方的。因為百姓可以一百年沒有貨幣，不可以遭受一天的飢餓，所以糧食是最急需的。

議論的人不明白農業耕種這個根本，大多說的是鑄錢的便利，有的想藉機會搞欺詐，來從國家身上謀取利益。國家的利益將要沒有了，掠取的人互相競爭，造錢鑄幣的事情，於是就提出來了。其實一萬個人鑄錢，一個人奪錢，尚且不夠，何況如今一個人鑄錢而上萬人來奪錢呢!即使用陰陽作為炭，用萬物作為銅，驅趕不需要吃飯的民眾，役使不知道飢餓的人，還是不能滿足沒有止境的索求的。

凡是想要民眾財產殷實富裕，關鍵在於停止勞役禁止掠奪，那么百姓不用勞累就夠用了。陛下有聖明的品德，憐憫海內的憂傷悲哀，感傷天下的艱苦困難，想要鑄錢聚集資財，來拯救其中的弊病，這好比把魚養在開水鍋裹，讓烏落在烈火上面。樹木和水，本來是魚和鳥生存的地方，使用不合時宜，必定導致焦爛。希望陛下放寬刻薄的禁令，緩辦鑄錢的意見。皇帝最終沒有鑄錢。

到獻帝初平年間，董卓竟然又鑄小錢，從此貨幣輕而物價貴，穀子一斛達到數百萬錢。到魏武帝擔任了相，那時候才廢止了，恢復使用五銖錢。逭時已經很久不鑄錢，貨幣本來不多，又．再沒有增加，所以穀子價錢跌個不停。到黃初二年，魏文帝停用五銖錢，使百姓用糧食布帛直接交易。到明帝的時候，錢被廢止穀子被使用已經很久，人間取巧做假的漸漸多起來，競相用潮濕的穀子來謀利，製作很薄的絹來交換，即使用嚴刑處罰也不能禁止。司馬芝等人舉朝大議，認為用錢不衹是使國家豐足，也可以用來減省刑罰。現在如果再鑄五銖錢，那么國家豐足刑罰減省，對於治理來說是方便的。魏明帝於是再次行用五銖錢，到晉代一直使用它，沒有聽說有什麼改變更新。孫權嘉禾五年，鑄大錢一個當五百個小錢。赤烏元年，又鑄當一千個小錢的。所以呂蒙平定荊州，孫權賜他一億錢。錢既然太貴，衹有空名，人們犯愁它。孫權聽說百姓不認為方便，就停用大錢，鑄成器物，官府不許再拿出去流通。私家擁有的，都拿來上繳，按價值抵償，不許有不合理的。

晉代自從中原喪失離亂，晉元帝遇江以後，用孫氏舊有的錢，輕的重的摻雜使用，大的叫做“比輪”，中等的叫做“四文”。吳興沈充又鑄造小錢。叫做“選鷓錢”。錢既然不多，因此漸漸貴起來。孝武帝太元三年，下韶說：“錢，是國家的重實，小人貪圖謀利，不斷銷熔毀壞，有關部門應當加以注意。廣州的夷人把銅鼓看得很寶貴，可是州境之內素來不出產銅，聽說官家私家商人都在這個時候貪求“比輪”錢的分量較重，帶進廣州，賣給夷人，化開來製作銅鼓。將嚴厲禁止，抓住的要按犯罪處罰。”晉安帝元興年間，桓玄輔佐朝政，提出意見想要廢止錢幣採用糧食布帛。孔琳之提意見說：

《洪範》裹說到“八政”，“貨”在“食”的後面，難道是不把交易時所用的錢，作為用品中最重要的嗎!如果讓老百姓致力在為了錢上，那么這是妨害了生存的基業，禁止它是可以的。如今農民自己去生產糧食，工匠自己去生產器物，各自歸於他們的行當，何曾為了錢而辛勤操勞。所以聖王製作沒有用的貨幣，來流通有用的財物，既避免了物資毀壞殘敗的費用，又省去難以運輸的麻煩，這是錢之所以在龜甲貝殼之後發揮作用，歷代不能廢除的原因。糧食布帛是寶貝，本來是滿足吃穿的，分出來作為貨幣使用，就會導致很多的損失。又在商販的手裹磨損毀壞，因為分割截取之類的使用方法而損耗廢棄，這種情況成為弊病，在從前就很明顯。所以鍾繇說，取巧造假的人，競相把穀子弄成潮濕來謀取暴利，製作薄薄的絹來充當資本。魏朝用嚴刑來限制，也不能禁止。因此司馬芝認為使用錢幣不衹是使國家豐足，也能因此減省刑罰。錢幣之所以不再流通，由於兵亂積日持久，自己導致被廢棄，有原因才這樣的，漢代末期就是這樣。如今已經流通而又廢棄它，那么老百姓頓時失去了錢幣的有利之處。現在掌握了天下所有的糧食，用來周濟天下人的食物，有的倉庫裹滿滿的，有的儲糧不多，用錢來互相流通，那么貧窮的人有希望富起來。致富的途徑，實際上要藉助於錢幣，一旦禁斷了它，就成為廢物。這樣有錢而沒有糧食的人，都將一下子陷入飢餓困窘，由此看來，又將會造成弊病。

況且可以看到如今用錢的地方，並不貧窮，用穀子的地方，並不富有。加上人們習用的由來已經很久，革除它必定感到迷惑。老話說，好處沒有一百條，不改行，何況又是錢幣比穀子便利呢!魏明帝時錢被廢止，穀子被使用已經很久，不認為便於人，才讓滿朝官員都來討論。精明的才士通達政務的人沒有不認為應該恢復使用錢幣，下面沒有不同的想法，朝堂上沒有不同的意見。他們尚且捨棄用穀子布帛而採用錢幣，足以說明用穀子布帛的弊病已經明顯地使他們有了教訓。

世人有的說魏朝不使用錢幣很久之後，積累了巨萬財富，所以想要實行它，有利於公家而使國家富強，遣恐怕是不對的。晉塞公擱置舅犯提出的謀略，而先用成季主張的誠信，認為即使有一時的功勳，趕不上有萬世的益處。當時有名的賢人就在官員中，有德的君子滿朝都是，大家商討天下形勢的利弊，將要確定治理國家的基本方法。如果穀子確實比錢幣便利，按道理不會被當時的淺近小利所蒙蔽，而廢止永遠有用的東西，是明顯可以了解的了。遣實在是進入困境而想到變革，改弦更張罷了。近時晉孝武帝的末期，天下沒有戰事，時令和順年成豐收，百姓安居樂業，穀子布帛充足，幾乎家家充裕人人豐足，用實際事例來檢驗，錢也是不妨害人的。

不久戰爭多次發生，荒年饑饉接連到來，饑寒沒有解決，實在是由此造成。公既然幫助並拯救了世道，徹底改變人們的認識，弘揚注重根本的道理，彰明推廣農耕的事項，認真地告知人們時令的變遷，各自從事他們的事業，遊蕩的人知道改正，不務正業的自行停止，共同在農田上爭相出力，野地裹沒有遺漏的耕地了。從此以後，昇平景象將必定到來，哪裹值得為衣食發愁!我認為拯救時弊的辦法，從廢除錢幣裹是得不到的。

朝堂上的意見多數同意琳之的，所以桓玄的意見沒有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