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論刑法
作者：吳兢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古人云，鬻棺者欲歲之疫，非疾於人，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諫議大夫王珪進曰：“但選公直良善人，斷獄允當者，增秩賜金，即奸偽自息。”詔從之。太宗又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職也。自今以後，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如此，庶免冤濫。”由是至四年，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終將與人計之；眾計之事，必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也？自今奴告主者，不須受，盡令斬決。”
貞觀五年，張蘊古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風疾，言涉妖妄，詔令鞠其獄。蘊古言：“好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太宗許將寬宥。蘊古密報其旨，仍引與博戲。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斬於東市。既而悔之，謂房玄齡曰：“公等食人之祿，須憂人之憂，事無巨細，鹹當留意。今不問則不言，見事都不諫諍，何所輔弼？如蘊古身為法官，與囚博戲，漏泄朕言，此亦罪狀甚重。若據常律，未至極刑。朕當時盛怒，即令處置。公等竟無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決之，豈是道理。”因詔曰：“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覆奏。”五覆奏，自蘊古始也。又曰：“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後，門下省覆，有據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錄奏聞。”
蘊古，初以貞觀二年，自幽州總管府記室兼直中書省，表上《大寶箴》，文義甚美，可以規誡。其詞曰：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闢作福，為君實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故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推恩於民。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慾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台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盪人心；難得之物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後，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推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栗，用周文小心。
《詩》云：“不識不知。”《書》曰：“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眾棄而後加刑，眾悅而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鑑者，妍蚩自露。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暗，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游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人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術金鏡，窮神盡性。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理體，抑揚辭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
太宗嘉之，賜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
貞觀五年，詔曰：“在京諸司，比來奏決死囚，雖雲三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審思，三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後，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諸州三覆奏。”又手詔敕曰：“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惑恐有冤。自今門下省復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錄狀奏聞。”
貞觀九年，鹽澤道行軍總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坐違李靖節度，又誣告靖謀逆，減死徙邊。時有上言者曰：“甑生舊秦府功臣，請寬其過。”太宗曰：“雖是藩邸舊勞，誠不可忘。然理國守法，事須畫一，今若赦之，使開僥倖之路。且國家建義太原，元從及征戰有功者甚眾，若甑生獲免，誰不覬覦？有功之人，皆須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為此也。”
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
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恤哉！”《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則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起。當今道被華戎，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貴賤親疏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或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因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
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實恐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非徒語也。
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窮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鑑，則存亡之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游畋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采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巨觀，而帝王之大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
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固無得而稱焉。
太宗深嘉而納用。
貞觀十四年，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被御史劾奏。太宗謂侍臣曰：“昔陶唐大聖，柳下惠大賢，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盜跖為臣惡。夫以聖賢之訓，父子兄弟之親，尚不能使陶染變革，去惡從善。今遣刺史，化被下人，鹹歸善道，豈可得也？若令緣此皆被貶降，或恐遞相掩蔽，罪人斯失。諸州有犯十惡者，刺史不須從坐，但令明加糾訪科罪，庶可肅清奸惡。”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大理卿孫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堅，恐人之傷；作箭者欲其銳，恐人不傷。何則？各有司存，利在稱職故也。朕常問法官刑罰輕重，每稱法網寬於往代，仍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釣聲價。今之所憂，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務在寬平。”
譯文
貞觀元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人死了不能復生，所以執法務必要寬大簡約。古人說，賣棺木的人希望年年發生瘟疫，並不是對人仇恨，而是利於棺木出售的緣故。如今，執法部門審理每一件獄案，總是力求苟嚴，以此博得好的考核成績。現在該用什麼辦法，才可以做到公平恰當呢？”諫議大夫王珪進言道：“只要選拔正直善良的人，他們判斷獄案準確，就增加他們的俸祿，賞賜金帛，那么奸偽邪惡自然會止息。”太宗於是下令按這個辦法實行。太宗又說：“古時候判斷獄案，一定要向三槐、九棘之官詢問，當今的三公、九卿就有這樣的職責。從今以後，遇有死刑，都叫中書、門下兩省四品以上高官以及尚書、九卿來議處，這樣做，才有可能避免冤獄濫刑。”由於實行了這樣的措施，到貞觀四年，全國被判處死刑的人只有二十九個，幾乎做到刑法擱置不用。
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侍臣說：“奴才告主子謀反作亂，這條律令危害非常大，必須除掉。如果真有謀反，肯定不是一個人單獨的行為。一定是和別人合謀策劃的。許多人策劃的事情，肯定會引得別人議論，怎么偏偏由奴才告發呢？從今以後，凡是有奴才告發主子的案子，不要受理，全部下令將奴才斬首處決。”
貞觀五年，張蘊古任大理寺丞。相州有個名叫李好德的人，一向有瘋癲病，講了些荒謬狂妄的話，唐太宗詔令治罪。張蘊古說：“李好德患瘋癲病證據確鑿，按照法律不應判罪。”太宗答應對他予以從寬處理，張蘊古私下把太宗的旨意告訴李好德，並和他博戲。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彈劾張蘊古，太宗對張蘊古的行為感到十分憤怒，便下令把張蘊古在東市斬首。不久，唐太宗對自己的做法很後悔，對房玄齡說：“你們吃了君主的俸祿，就要替君主分憂，事無大小，都得留心。如今我不詢問，你們就不說自己的看法，看到事情都不諫諍，這怎么能稱作輔弼呢？比如，張蘊古身為法官，和獄囚一起博戲，還泄露我的話，雖說罪狀嚴重，但如果按正常的法律量處，還不至於判處死刑。我當時盛怒，立即下令處死，你們竟然不說一句話，主管部門又不復奏，就把他處決，這難道合乎道理嗎？”於是下詔說：“凡有死刑，雖下令立即處決，都還得五次復奏。”唐代五復奏的規定，就是從張蘊古這件事情開始的。詔令中又說：“遵照律文定罪，也可畿有冤情。從今以後，由門下省複審，有按照法令應當處死而情有可原的，應將案情抄錄奏報。”
張蘊古，在貞觀二年，任幽州總管府記室兼直中書省時，他向唐太宗呈上了《大寶箴》一文，文辭華美，道理深刻，是一篇規誡朝政的好文章。內容如下：
古往今來，縱觀橫看，君主都要為民造福，做君主的確不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全國各地隨其所有進貢，滿朝文武一呼百應。因此國君容易丟掉戒備之心，滋生放縱之情。豈知福兮禍所伏，事故生於疏忽，災禍生於意外，世事無常。所以聖人順應天意，拯濟蒼生，歸罪於自己，施恩於百姓。“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君主以一己之軀侍奉天下，不以天下百姓侍奉一身。用禮教防止奢靡，制定音樂防止其放蕩。左右史官，記錄君主的言行，外出時戒備森嚴，回宮時路禁行人。按照春夏秋冬而調整其寬嚴，依據日月星辰檢查得失。因此，自己的言行就成了國家法度，聲音就成了時代鏇律。君王是天下人的楷模。不以臣下為無知，身居高位而能傾聽下面的呼聲；不可掉以輕心，讓小小的過失釀成難以挽回的災難。快樂不可過度，過度則轉喜為悲；欲望不可放縱，放縱則成為禍患。君王居住瓊樓玉宇，何等華麗，其實尺幅之地就可以容身。那些暴君不明這道理，竟用美玉來修築樓台宮室。山珍海味任由享用，其實食物只要合口就已很好了。而一味放縱的暴君卻貯酒為池，酒糟堆成山。不要沉溺於女色和打獵，不以奇珍異寶為貴，不聽讓人墮落的音樂。在內沉迷美色會損害健康，在外沉迷田獵會放蕩人心，貪稀有的財寶是奢侈，迷亡國的音樂為yín靡。不要倨傲，輕視賢才，不要認為自己富有智慧型而拒絕忠言。魏文帝辛毗拉著他的衣服，苦苦勸阻。他也不制止。古代寬厚仁慈的君王，漢高祖可為典範。他處理政事像周文王一樣小心謹慎，如履薄冰。
《詩經》寫道：“不去認識就不會了解。”《尚書》說：“不偏私，不結黨，為君之道光明正大。”必須一視同仁，不隨意流露好惡之情。被眾人指責的就加以處罰，被眾人讚賞的就實行賞賜。打擊邪惡整頓亂世，伸張正義昭雪冤案，所以說：好比是秤，它並不確定物體的重量，而物體用秤一稱，輕重自然就顯示出來了；好比是鏡子，它並不賦予物體形狀，但是物體在鏡子前面一照，美醜自然就顯露出來了。不要糊裡糊塗，是非不分，也不要過分苛刻，以苛察為明。雖然冠冕遮目也要看到尚未釀成的問題，雖然棉絮塞耳也要聽到尚未發出的聲音。心地寬廣無所不容，神智超群無所不通。像洪鐘，隨著叩打者用力大小發出不同的聲音；像大海，任取水的人用多用少都能滿足。所以說：“上天得以清朗，大地得以安寧，王侯得以天下歸心。”一年四季默默地交替輪轉，寒暑有序；萬物無為舊忘新生。帝王可以把天下治理得和平安寧，使人看不到自己的作用。陛下崛起於亂世，憑藉智慧型和武功，挫敗群雄。現在，百姓只懼怕您的神威，還沒有感激您的恩德。陛下順應天意，力行淳樸之風；老百姓開始歸附，但還未能保持到最終。於是要倡導道義，顯示陛下無不洞察。以誠心對百姓，用行動實現諾言。基本國策要掌握，語言辭令有褒貶。讓天下成為公有，讓皇帝有美好德行。像商湯那樣網開三面祝告禽獸逃生以示仁慈，像舜帝那樣彈琴頌詩教化百姓。一天又一天，念念在於此。陛下順就了民心，因此上天保佑。使群臣斗膽妄言，紛紛進諫。
唐太宗看後很是讚許，賜給他絲帛三百段，加封他為大理寺丞。
貞觀五年，唐太宗下詔說：“國家規定判處某人死刑必須經過三次審理，而現在京城的各個官府衙門，奏請判處死刑，雖然批報三次，一般來說都在一天內就決定了，沒有經過片刻的思考審核，三次審理的規定不是形同虛設嗎？這樣做的話，即使事後有所反悔，也無可挽救了。從今以後，京城的官府判決死罪，必須在兩日內經過五次上奏審核，京城外的，必須經過三次上奏審核。”不久，又親自手諭下詔說：“過去有關部門判處案子，大都根據法律條文辦事，有時候雖情有可原但又不敢違反律令，如果死守條款，恐怕會產生很多冤假錯案來。從今以後，門下省如果發現根據法令該判處死罪，而情有可原的案子，應該寫成狀子上奏再審。”
貞觀九年，鹽澤道行軍總管、岷州都督高甑生，由於違抗李靖的節制調度，還誣告李靖謀反，被判死罪，後減免死罪流放到邊遠地方。當時有人上書為他求情說：“高甑生是當年秦王府的功臣，請求陛下寬免他的過錯。”唐太宗說：“他過去曾在秦王府出過力，確實不應該忘記，但是治國守法，必須統一，今天如果赦免他，就開了僥倖之路。而且當初起兵太原，參加作戰的人很多，如果高甑生得以免罪，那么誰會不存僥倖之想呢，有功的人，都會依仗功勞，犯法作亂。我之所以決定不予赦免，正是為了這個緣故。”
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書說：
我看見《尚書》上講：“申明道理，謹慎刑罰。”“用刑千萬要慎重！”《禮記》說：“君上寬厚容易侍奉，臣下老實容易驅使，這樣就用不著多少刑罰了。如果國君和臣子之間互相懷疑，那么老百姓就會疑惑；臣下不易驅使，君上就得勞神費心了。”君上容易侍奉，臣下就容易驅使，君上可以不必操勞，百姓也不會困惑。所以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君播種忠厚之誠，臣竭盡輔佐之力，這樣太平基業才不會毀滅，歡樂的歌聲才會四起。當今國泰民安，陛下恩及四海，無人不服，無遠不至。但口頭上雖然說崇尚精簡刑法，但刑罰的實行上仍有不足之處。賞罰的根本目的，在於提倡善良、剷除邪惡，因此，帝王不能按貴賤親疏之別而有輕重之分。如今的賞罰，不一定都能實現《尚書》《禮記》所提倡的那樣。有的賞罰所把握的尺度出於自己的好惡，有的賞罰的輕重出於自己的喜怒：遇到自己高興時就把感情融於法律之中，遇到自己生氣時就在情理之外無端定他的罪；自己所喜歡的哪怕是鑽透他的皮來也要展露出他光鮮的毛髮，所厭惡的即便是已經洗清掉他的污垢了還要找出其殘留的痕跡。找到蛛絲馬跡就濫使刑罰，找出漂亮光鮮的羽翼就錯誤地獎賞他。濫刑增長了小人的氣勢，錯誤的獎賞就會使君子之道消失殆盡。對小人之惡不予以懲罰，對君子之善不予以獎勵，如果這樣做還指望國家秩序井然，賞罰得法，這是沒有聽說過的。
再說平時閒談，都是崇尚孔子、老子的學說，而在生氣的時候，談論刑罰賞賜，就取法於申不害、韓非子的說法。直道而行的人有的屢遭貶黜，人人自危的事也不少，所以說道德未能光大，反而使刻薄之風愈演愈烈。這樣一來，百姓中會滋生出許多事端，如果人人趨炎附勢，就難免使法律不統一，這對君主的品德道行是極其有害的。過去伯州犁上下其手，楚國的法律因此而偏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的刑法因此產生弊端。人臣有意偏袒尚且使別人所受的欺騙不能得以申訴，何況君主任意欽定的高下之分，別人怎能不慌亂而無措呢？帝王應有聖明的智慧型，明察秋毫，幽暗隱微處無不看得清清楚楚，難道連聖人都無法避免有所遺漏嗎？君王應該安百姓所安，不要只存懲罰之念；樂百姓所樂，避免犯古人同樣的過失。禍福相倚，吉凶互存，關鍵要看一個人如何選擇，濫施刑罰的危害如此之大，怎能不慎重呢？如果稍不順心，就嚴加處罰，或者是因為供奉不足，或者因為建設的工程違背了命令，或者因為進貢的物品不稱心如意，或者因為沒有聽從命令，這些都非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事，長此以往，恐怕會使驕奢放縱之情滋生蔓延。所以“尊貴之後，雖非有意驕橫，可驕橫自然會產生；富裕之後，雖不刻意奢侈，而奢侈自然會滋生”，這句話並不是無稽之談啊！
我朝所取代的是隋朝，隋朝亂亡的根源，陛下都親眼看見了。拿隋朝的物資、兵甲、人口和現在的情況相比，成什麼比例？然而隋朝富強反而敗亡，原因就在於它好動，擾民不已；我朝貧窮反而安寧，原因在於務靜，無為而治。靜則安，動則亂，這個道理人人皆知，並非細微深藏難以察見。然而卻很少有人踏上平易之路，更多的是重蹈覆轍，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就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所以才導致了這樣的結果。過去隋朝在未動亂之前，自以為肯定不會動亂；在未滅亡之前，自以為肯定不會滅亡。所以連年征戰，徭役不息，以至到了將要滅亡的時候，竟然尚未覺察出自己滅亡的原因，這豈不是十分可悲嗎？
要觀察自己的美醜，必須面對平靜的水面；要鑑察國家的安危，必須吸取亡國的教訓。所以《詩經》上說：“殷朝可以引為借鑑的例子並不遠，就在夏朝的末代皇帝。”又說：“拿著斧子砍樹枝做斧柄，斧柄就在眼前。”為臣但願當今所採取的政策，一定要以隋朝為借鑑。這樣，國家的存亡治亂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能夠思考其危亡的原因，那么就可以大治了；如果能夠思考其滅亡的原因，那么就可以生存了。望陛下弄清存亡的關鍵，聽從規勸，節制嗜欲，省卻遊獵之樂，停止豪華的建造，取消不急之務，謹防偏聽之怒；親近忠良，遠離奸邪，杜絕悅耳的邪說，採納苦口的忠言。斥退投機取巧的人，鄙視難得之物，像堯、舜那樣鼓勵臣民進諫，像禹、湯那樣凡事歸罪於自己，愛惜點滴的財物，順和百姓之心，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堅持勵精圖治以求受益，謹防驕傲自滿以免招損。這樣做事就會得到眾人的臣服，說話就會一呼百應，道德超越前人，風範垂於後世。這就是聖哲的宏圖，帝王的大業，能成就宏偉事業，就在於慎守。
守帝王之業容易，創帝王之業艱難。既然得到了艱難的，難道還保不住容易的？如果有人保不牢固，那就是驕奢淫逸的緣故。慎終如始，怎能不時刻自我勉勵呢！《易經》上說：“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這樣，自身平安，國家也就可以保住了。”這話很對，不可不去深刻理解。想來陛下向善之志不減當年，而聞過必改的精神卻有點不如往日。如果在今天平安無事的情況下，還像過去那樣謙恭節儉，那就盡善盡美了，必將會受到人們的讚頌。
太宗皇帝對魏徵的意見大為讚賞並予以採納。
貞觀十四年，戴州刺史賈崇因為其部下有人犯了十惡之罪，被御史彈劾上奏。太宗皇帝聽後對身邊的大臣們說：“古代唐堯是大聖，他的兒子丹朱卻非常不成才；柳下惠是大賢，他的弟弟盜跖卻成了巨惡之人。他們以聖賢之訓，以父子兄弟之親，尚且不能使其子弟受到薰染而發生變化，去惡從善，現在要求刺史教化百姓都使他們走正道，這怎么可能呢？如果因此都給予貶降，恐怕今後都會互相隱瞞罪行，就發現不了罪犯了。因此各州有犯十惡之罪的，刺史不必連坐獲罪，只令其明加查糾懲治，這樣才可以肅清奸惡之人。”
貞觀十六年，唐太宗對大理卿孫伏伽說：“做鎧甲的人千方百計使鎧甲堅固，唯恐被人擊傷；造箭的人希望箭頭尖銳，唯恐不能將人射傷。為什麼呢？他們只是各司其職，都希望自己稱職而已。我常常詢問法務部門刑罰的輕重情況，他們都說刑罰比前代寬大，但我仍然擔心主管斷案的官員以殺人為功，沽名釣譽，危害別人以抬高自己。現在我所擔心的就在於此！應嚴加禁止，刑罰務必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