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經

作者：趙蕤

譯文

[在討論治國之道時，人們歷來認為仁義、賞罰是治國的總綱，是基本國策。然而，如果仁義、賞罰的方法使用不當，反而於國於民有害。因此特別撰寫了“反經”這一章來說明這個問題。]

我聽說夏、商、周三個朝代之所以消亡，並不是因為三代的法規制度過時了，而是因為執政的人不是合適的人選。這證明所謂法制，亦即前代聖君的主張、路線，如果沒有合適的人選，就不會憑空得以貫徹實行。所以戰國時的尹文子說：“仁、義、禮、樂、名、法、刑、賞，這八種政治措施，是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和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治理國家的基本方法。”

[仁愛這種政治主張，本來是要普遍地、一視同仁地愛全國的民眾，可是在實行的過程中卻會生出偏心來，鼓勵了某些人的私慾。這就是仁愛的流弊。

《禮記》中講過：從原則上講，給某一家的獎勵、優待不應該普及於全國。

在國家機關服務的人，做官當領導，不應該假借公家的名譽為自己撈好處。

孔子說：“做皇帝的愛天下老百姓，各地諸侯愛自己境內的老百姓，各各不得超過自己的範圍去愛人家的人。”所以要有這樣一種規範，目的就在於反對私人恩惠的出現。由此可知，作為一個賢明的國王，特別憎惡那種假公濟私、收買人心的行為。]

節義這種品操的提出，本意是要建立一個德行的標準，結果成了某些人譁眾取寵、背棄大節的借民走向了節義的反面。[犧牲性命以殉國難，面對國之存亡與生死抉擇而志不可奪，這才是真正的大義。假如象趙國宰相虞卿那樣，宰相不做，偷偷逃離趙王，來幫貧賤時的朋友魏齊逃難；或者象魏公子信陵君無忌那樣，偷了國家的兵符，假借國王的命令出動三軍，幫助趙國的平原君打退了敵人，為平原君救了急，然而他們卻都背棄了國家利益。朋友之間的情義是成全了，但是忠於職守、克己奉公的大節卻廢棄了，所以趙國隱士毛公責備魏元忌說：“這樣做，對趙國雖然有功，對魏國卻有害無益。”

舉凡這一類事情，都不過是為了私人情義給自己貼金罷了。]

禮儀規矩的建立，是為了讓人們的言行恭敬嚴謹，但是懶惰和散漫也會同時產生，結果走向了“禮”的反面。[漢文帝的時候，有人建議制定禮儀法規，文帝說：“繁文縟節的禮儀，矯柔虛假的形象，對真正的文明禮貌沒有好處，以身作則地去教育大家就行了。”於是下令不再談這個問題。郭嘉曾經對曹操講過：“袁紹繁瑣的儀式和禮節太多，不象曹公你這樣直截了當，本色自然，這就從道義上勝過了他啊！”這就說明，遵守繁瑣的禮節到了讓人叫苦不跌的地步，真正做到就很難了，於是人們只好逃避、偷懶。]

文學藝術，本來是陶治性情，柔和心靈的好東西，但是也會叫人淫佚放浪。[這就是樂的流弊。論述音樂的《樂記》指出：“鄭國、衛國的音樂，是亂世的音樂，是男女偷情的音樂，是亡國的音樂。”所以嚴安說：“美人佳麗，珍奇怪誕，固然好聽，好看，但淫佚放浪也就由此而生了。所以生活得太舒適了，就會滑向墮落；娛樂太過分了，就會出現荒淫；文明禮尚太過分了，只圖形式華麗的東西就泛濫了；對教養學識要求過頭了，假冒偽劣的貨色就會多起來。‘偽、彩、淫、泰’這些反面的東西，是決不能拿來規範人的。”]

名位等級的設立，目的是為了對身份的高低有個明確的劃分，但是驕慢、篡奪的野心也就因此而產生了。[這就是等級制度的負作用。人們議論說：古代官位不同，待遇級別也不同，所以德高望重的人制定出明確的有關地位、待遇的制度，以便使尊卑上下有序，對乘什麼車，穿什麼顏色、款式的衣服都有不同的規定，為的是表彰有德行的人。然而當劉邦看到秦始皇的儀仗、車輦那么威風后，就感嘆道：“大丈夫就應當這樣！”項羽更直截了當地起了“吾當取而代之！”的念頭。所以老子說：“禮儀這個東西，是因為忠信觀念淡薄了才制定的，但也是倡導叛亂的開始。”這話說得一點不錯。

建立法製法規，是為了使人們的行為有準則，人人都安分守已，用心本來很好，但想不到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裡——有人偏偏會找到法律的漏洞，做出大好大惡的事來。[這就是法制的負作用。《道德經》早就講過，法令越多越明確，犯法的人也越多。賈誼也說過：“法令的條款和運用是有章可循、顯而易見的，然而法令以外屬於倫理道德範圍的準則對人的作用，就極難辯別衡量了。”又說：“法令一出台，有人在做壞事之前先研究法律的漏洞，做了壞事又不觸犯法規，法律也拿他沒辦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高明的奸險譎詐之徒就是這樣產生的。這就是‘乖分’的意思。”]

刑罰的運用，本來是要威攝，懲罰那些犯法的人，但是執法的人，會出於種種目的濫用刑法或者來欺辱犯人，甚至久而久之會使自己喪失人性，有時也會放過真正的罪犯，製造冤假錯案。[這就是刑的反作用。]

獎賞的運用，本來是為了勸勉人忠心效力，盡展其能，但是也會出現卑鄙的競爭。為了爭功邀賞，或由於賞罰不公而鬧出許多鄙俗的事情。[這就是賞的反作用。]

老子的學生文子說：“古代有大本領的人創造出文字來，為的是指導民眾，叫人理解天下之事，使愚笨的人變得聰明起來，使聰明的人學識淵博。

可是事與願違，等到文化知識有了進一步發展，有學識的人卻變得更壞了，他們把學到的文化知識作為自己為非作歹、作奸犯料的工具；為有罪的人辯護，冤殺無辜的人。”[這就是文字、學問的反作用。

文子又說：“看耍筆桿子的那些人的行徑，就知道他們並不懂安邦治國的本事，就象習慣於行軍打仗的並不懂整個國家的施政方略一樣。”

莊子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他說：“讀書人都是在盜墓賊，只不過他們偷的不是財物，而是文化罷了。有一回一個大知識分子帶小知識分子去盜墓，大的問小的：‘天快亮了，你挖的怎么樣，有些什麼東西？’小的說：‘死人已經挖到了，還沒有脫下他的衣服。他口中有一顆寶珠。’大知識分子一聽說死人口中有寶珠，就說：“一定要把這寶珠挖出來。

《詩經》上說：綠油油的麥子，生長在山坡上，熟了以後給人吃。墳墓里的這傢伙生前吝嗇的很，一肚子學問不告訴人，死了還含在嘴裡不說。快把它拿出來！不過，小子，你可得小心，你先把他的頭髮抓住，再按住他下巴上的鬍鬚，用椎子敲他的兩頰，慢慢撬開他的牙關，千萬別損壞了寶珠！’”

從這個故事的寓意不難看出，文化知識實是招引盜賊的財富。]

至於國家建築林園，那是為了使祖宗的靈位有個存放的地方以便祭祠。

平時則可以搞軍事訓練，以防意外變故。到了國力鼎盛的時候，林園便喪失了原來的意義，變成了馳騁犬軍來打獵的場所，結果勞民傷財，貽誤農時。[建築林園便成了違背本意的事情。孟子講的故事就說明了這個道理。齊宣王見周文王的御花園很大，而老百姓以為很小，就問盂子這是怎么回事。孟子說：

“周文王的花園方圓七十里，割草打柴的人能進去，山雞野兔也可以進去，與民同樂，與民同用，老百姓自然不嫌其大，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我聽說你的城郊也建了座花園，方圓四十里，老百姓如果進去打獵殺了一隻小鹿，你也要抓起來以殺人罪論處，所以老百姓議論你修這么大的花園太奢侈了，這不也是理所當然的嗎？”楚靈王修了章華台，伍子胥的祖父伍舉提出反對意見說：“我們祖先搞大型建築，修亭台樓閣，是為了訓練三軍，觀察氣象。

國家搞這樣的建築，要遵循四個原則，一不侵占老百姓的耕地；二不影響國家的財政；三不因用工而影響公家和私人的正常業務；四不在農忙時期動工。

所以國家的大型建築，是讓國家和人民得到好處，這樣的建築，就不會使國家出現財政匱乏的問題。”]

崇尚、重用人才的政策，是為了提高全社會的文化教育，人人都奉公守法，從善如流，有道德有覺悟的人從事領導工作，有才能有經驗的人管理各行各業，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都豐富了，給全社會帶來幸福樣和，舉國上下就會感懷這種政治的恩德。到了這種政治被敗壞以後，好人和壞人往往要結為同黨來爭權奪利，黨同伐異，趨炎赴勢，狼狽為奸，各自推舉圈子裡的人，把國家、人民的利益置於腦後，苦心經營小集團的勢力，內外勾結把私黨里的人安插到各個領導崗位上。最後，一旦被大奸大雄的元兇利用，操縱權柄，竊國篡權，真正有賢德的人就會或被冤殺，或被迫退隱。[尚賢政治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鑒於此，姜太公對周文王說：“你如果完全聽任社會一般人的推薦，社會上說張三是聖人，李四是天才，你就信以為真，那就壞了。殊不知世俗中人說好說壞都沒個準，老百姓有時很盲從，他們所說的聖人，也許是個奸雄，因為社會關係多，眾人把他塑造成聖人的樣子；他們所說的天才，也許是個騙子，私黨把他吹捧成天才的樣子。你如果根據社會輿論，把世俗民眾推舉的當作有賢德的人，把世俗民眾低毀的當作壞人，那么朋黨多的人就會上台，朋黨少的人就會被排擠，於是結成死黨，蒙蔽民眾的人就會利用時機，打擊、陷害真正有本事的人，天下就會越來越亂。”

文王問道：“那該怎么做才能任用到真正的賢能呢？”

姜太公答道：“文官和武官，職權要分明。國王要出以公心，按職務、按國事的需要提撥人才，實事求是，不講人情，選撥優秀人才，考核他的政績、才能。這才是獲得人才的正道。

古人說得好：把私營山頭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領導人就會被蒙蔽；爭名於朝、奪利於市就會傷天害理，出賣朋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就要損害國家、人民的利益，破壞領導者的形象，喪失威信。]

《韓詩外傳》說：“古代的士大夫在貴、富、勇、智、貌五種素質方面都有相反的一面。比如有些人有了勢力，地位也尊貴了以後，本來應該愛護別人，愛護朋友，行俠仗義，通情達理，實際上恰恰相反，出身貧賤的一旦發跡後，一闊臉就變，變的不近情理，不行仁義，飛揚跋扈，殘暴不仁。”[這就是尊貴的另一面。如果他能保持貧賤時的品德不變，那就非常難能可貴了。

所以古人另有一種說法：發了財後能讓別人也發財的，想窮也窮不了；當了官後能讓別人也當官的，想下也下不來；交了好運後能讓別人也交好運的，想倒霉也倒霉不了。在寧波四明山歸隱成仙的梅福把這一哲理總結為：“成就別人的實質上是成就自己，擋別人路的最後把自己的路也堵死了。”]

家道富裕以後，本應周濟貧困，扶危急難，可是有的富貴之家，不但不幫助窮人，投資社會福利、社會公益事業，廣積功德，反而驕侈淫俠，揮霍無度，最後難免落個錢財散盡，家業凋零的下場。[這就是說，財富會走向它的反面。]

仗著自己年輕力壯，勇猛驃悍，不是去保家衛國，而是好勇鬥狠，欺負弱者，或者在黑道中結成流氓團伙，聚眾毆鬥。[這樣，勇武就走向了反面，於社會有害了。把這個道理用到治國安邦讓，執政者不應當讓那些好戰的將帥去鎮守邊疆，以免輕率地發動戰爭；而應當讓仁愛寬厚的儒將或文臣守衛邊疆，這樣國家就安定了。]

有智慧的人如果不是用來乾正事，做有益於國家、社會的事，而是使奸作詐，顛倒是非，[智慧就要走向反面。《說苑》說：“君子也用權謀，但是為了做正義的事；小人也用權謀，但是為了幹壞事。”]

容貌姣美，風度翩翩的本來是件好事，如果放到樹立形象、講究禮儀的場合如公關、外交之類的地方，是很恰當的，但是如果憑臉蛋漂亮去亂搞男女關係，去行淫縱慾，[那就走到美的反面去了。

一個有教養的人如果使這五種優勢走向反面，那就喪失了有文化的人五種原本美好的素質。]

姜太公說：“刑罰太嚴明，國人就會被弄得戰戰兢兢，提心弔膽，人整天處在這種狀態就會生出變故，反而要出亂子。[這就是明罰的反作用。]什麼事都看得那么清楚，人就覺得騷擾不安，為了逃避騷擾，大家就要遷移，不再安居原地了，這樣容易發生動亂。”[這就是明察的反作用。姜太公還說：

“一有貢獻就獎賞，動不動獎賞，容易誘發不滿足的心理，不滿足就滋長怨恨，久而久之就要反目成仇。這就是明賞的反作用。賢明的國王統治管理一個國家，不大去注意臣民愛好什麼，而更多的是注意臣民討厭什麼；不大去注意為什麼要來歸順他，而更注意為什麼要離開他。這樣做就能使所有的人安安靜靜、太太平平地過日子。真能做到人人平安，那才是真正的天下太平。”

晉朝的名臣劉頌說：“政府中負責監督稽查的官員，為什麼要只注意大案要案，而對於細小的違紀現象不大過問呢？因為微不足道的過失、缺點，偶然的遺忘、疏忽，這是人之常情，在所難免，不應當將這類過錯劃人違紀犯法之列而統統繩之以法，否則的話，朝野上下，就沒有一個站得住腳的人了。這樣做的結果，看上去是求治，實際上是製造動亂。”]

齊國的名相晏嬰說：一個好的臣子，固然應對上司忠心，然而忠心的過分了，就變成專權，那就不是忠了；當兒子的孝敬父母是好事，但是如果只突出他一個人的孝順，把其他兄弟姐妹都比下去，那就是不孝；妻子愛自己的丈夫是家庭和睦的保障，但是如果丈夫還有二房小妾（這是針對古代多妻制而言），做妻子的霸住丈夫獨專其房，醋勁太大不能容納別人，很可能導致家破人亡。[因此忠孝做得太過分了，也會引起反撣。

《呂氏春秋》說：陰陽調和滋養萬物，香花毒草，一視同仁。甘露雨水，普澤天下，東西南北，不遺一隅。一國之君，普天同仰，老少美醜，平等對待。戰國時的法家、韓國的申不害說過：一個女人獨霸了丈夫，其他的太太就要搗亂；一個大臣獨攬大權，其他臣子的積極性就會被壓下去。所以嫉妒心太強的妻子很容易破家，權力欲太重的大臣很容易破國。有鑒於此，一個高明的領導人，對於部下，決不偏聽偏信，也不專權重用某個人，而是同心協力，各盡其能。就象車輪上的根根輻條一樣，不讓其中的某一根單獨起作用。就樣就不會發生一人專權的現象了。]

韓非子說：“讀書人舞文弄墨，常常擾亂國家的法令；認為力氣大，武功好才有用的人常常靠蠻勇解決問題，也是對國家法令的破壞。”[“儒者以文亂法，俠者以武犯禁”——這是法家反文反武的說法。曹操則說：“一個國家單純依靠武力或是單純依靠文化，都要滅亡。”吳國的夫差，魯國的偃王，就是“恃文者亡”的明證。吳起說：“上古時候的窮桑氏（即承桑氏）

的國王治理國家，廢棄了軍隊建設，專講道德，結果國家給人家滅了。夏代的有扈，依仗人口眾多，軍事力量強大，不要文化，結果也亡國。高明的帝王吸取這個教訓，提出‘內修文德，外治武訓’作為政治的最高原則，對內加強文明道德建設，對外加強國防軍事建設，因此敵人不敢侵犯，民眾文明安定，國王從容謙恭，供奉為國犧牲的烈士，激勵人民學習英勇尚武的精神而不傷害仁愛文明的修養。”《素書》（即《鈴經》）說：“有文化素養又經過軍事訓練的人或經過戰火考驗又有文化素養的人，才可以匡扶君王。國家如此，個人也一樣，文武兼備的人才能做大將，否則不可委以軍事重任，讓其率軍征伐。”

孔子的學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個落水的人，父母親非常感激，送給子路一頭牛，子路愉快接受後，跑來向孔子講述。孔子說：“子路做得對，以後魯國的人都願意救人於危難之中了。”救了人有酬勞嘛！

孔子的另一個學生子子貢很有錢，養有奴隸，奴隸的親人向子貢提出要贖人回去。[按照魯國的法律，向奴隸主贖人，是要交贖金的。]但是子貢放了人卻沒要贖金。孔子說：“子貢做得不對，你不收贖金，以後誰還敢贖人？”

為什麼孔子會有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呢？因為他認為：子路做了好事收了禮，是鼓勵大家都做好事，倡導了好的社會風氣，這是勸人為善。子貢因自己有錢就不收人家的贖金，顯得很謙讓大方，影響別的做奴隸主的都不敢釋放奴隸了（得不到好處嘛）。家中有做奴隸的也不敢去贖人了。結果堵塞了行善的路子。由此看來，在該廉潔的地方講廉潔是應該的，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眩耀自己的廉潔，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漢朝愛提意見的匡衡說：“孔子曾慨嘆說：有誰能以禮讓治國呢？到哪裡去找這樣的例子呢？可見以禮治國是很不容易的。孔子所以這樣感嘆，是因為作為中央政府的朝廷，是全社會的神經中樞，它的一舉一動，直接影響到社會風氣的好壞。如果中央政府的官吏們彼此很講禮貌，謙虛寬厚，影響到下面，就不會彼此爭鬥不已；中央的人好善樂施，下面就不會粗暴犯上；中央的人高風亮節，下面的風氣也會跟著好轉；中央寬容溫和，施惠於民，下面的人彼此之間就有愛心。這四種好的社會風氣，都不是靠國家領導人威嚴的命令形成的，而是以中央政府的實際行動感化教育全社會形成的。”道理何在？因為如果中央政府的官員們一對話就吵的臉紅脖子粗，影響到下面，就發展成打架斗歐了；中央的人如果獨斷專行，下面就要一毛不拔、寸步不讓了；中央的官員如果爭名奪利，下面就要禍國殃民了；中央的官員如果唯利是圖，下面就要盜竊成風了。這就是說，社會風氣的好壞，根源在中央。]

戰國時的法家慎到說過：“做個忠臣固然是好的，但忠臣並不能救亂世，相反，如果是處在一個混亂的、百廢待興的時代，忠臣只會加重那個時代的混亂。”如何理解這個道理呢？舜的父母很壞，卻生了舜這樣一個聖賢的好兒子。舜的父親一次次要把親生兒子舜置於死地，舜每次都逃過了劫難，原諒了父親。夏朝的桀是最壞的皇帝，卻出了不少忠臣，結果使他的過錯顯得格外突出，真象是罪惡滔天一樣。孝子不會出在慈父之家。[老子說：“六親不和有孝慈。”意思是說，家庭有了變故，有了危機，才能看出兒女的孝引來。]忠臣不會產生在聖明的君王執政的時代。[老子說：“國家昏亂有忠臣。”

只有當國家、民族處在生死存亡之際，才會有忠臣出來殉國赴難。]一個英明的領導人懂得了這個道理後，就會要求部下既要盡忠，但不能過分，所管的事、所負的責任不能超越其職權範圍，否則，就走到了忠的反面。

[漢朝的名臣、易學大師京房在中央政府當官的時候，因政見不同與石顯有了矛盾，後來京房被下放到魏郡做太守，而石顯還在中央。京房害怕了，就上書給皇帝說：“我的學生姚平對我說，我對你只是小忠，還說不上是大忠。為什麼這么說呢？從前秦始皇在位的時候，趙高用事，有一個叫正先的臣子，看出趙高居心叵測，就非難、諷刺趙高，被趙高假以罪名殺了，從此趙高在政治上樹立了威信，形成了趙高欺上瞞下、一手遮天的政治勢力。到了秦二世，天下大亂，趙高指鹿為馬，也可以說是正先促成的。現在我京房奉你的命令出來做地方官，希望你不要讓我落個忠臣正先那樣的下場，那就要讓我的學生姚平恥笑了。”

由京房所講的這個故事看，正先揭發趙高的陰謀，對秦始皇可說是忠了，可是這忠的結果，是自己腦袋搬家不說，反而促使趙高形成了專權的黨羽和亂政的權力，最後導致天下大亂。那么這忠又有什麼好處呢？]

莊子說：做小偷、扒手一類的盜賊，或是溜門撬鎖，或是從別人的口袋裡、皮包里偷東西，為了預防這些小偷，人們有了財寶，總是小心翼翼地放在保險柜、珠寶箱裡，外面還要層層綑紮，加上大鎖，生怕不牢固。這種防盜的做法，歷來所世俗的人們當做是聰明智慧的表現。可是如果一旦汪洋大盜來了，把皮箱、保險柜連鍋端走，這時大盜唯恐你捆得不緊，鎖得不牢呢。

這樣看來，以前被認為有腦子的人，不正是在為強盜儲蓄、保管財富嗎？

[這就是智慧的反撣。所以孫子兵法說：“敵人裝備的越好，對我們越有利，只要把敵人打垮了，把裝備拿過來，就成了敵人在為我們裝備。”]

至於那些被稱為聖人的，能說沒有不為大盜儲蓄、保管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嗎？肯定是有的。怎么知道呢？田成子弒齊君盜其國就是一例。

從前，齊在姜太公的治理下，城鎮相連，人口眾多，一派繁榮景象。市場上擺滿了生猛海鮮，田野上人歡馬叫，方圓二千餘里，舉國上下，國家典章制度的建立，城鎮鄉村的組織規劃，哪一樣不是依照他們的開國聖人姜太公的做法呢？等到後來竊國大盜田成子一出來，殺了齊簡公，偷竊了齊國，田成子所到手的，又豈只是一個齊國，而且把齊國幾百年間形成的好的政治制度，都偷過來了。所以歷史上雖然罵田成子是竊國大盜，但他一旦權勢到手，就象堯舜一樣，安安穩穩地做了齊國的國王，國際上一樣恭維他，一樣承認他，到底還傳了十二代。由此看來，田成子不但偷了齊國，而且偷了姜太公開創的聖明的政治制度，這些權勢、法規又反過來保護了這個大強盜。[這就是好的政治制度的反作用。

從前晉國大夫叔向問齊國的宰相晏子：齊國的前途怎么樣？晏子說：現在已經是沒落的時代，我也不知道了。齊國終究要屬於陳氏家族的。齊國遺棄了人民大眾，人民都投到陳家的懷抱中去了。就拿計量這件事來說吧，齊國的計量辦法，原來分為豆、區、釜、鍾四級，以四升為一豆，依次逢四進一，進到一釜的時候，十釜才是一鍾。陳家居然自己設立計量標準，不用四級而用三級，每級加一倍，進到一鍾，量就大得多了。他以私自定的計量標準大斗借貸，以公家的標準小斗收進，結果老百姓的財富都送到他那裡去了。

他家的山貨木材堆積如山，海鹽魚蝦，也不比海里的少了。老百姓出三分力，兩分歸公，一分用以養家餬口，可是歸公的東西都是偽劣殘次，負責公務的三老，窮到不得溫飽的地步。國內所有市場上的東西，普通的鞋子，窮人買不起就大削價，但是高級衣料，富人搶著要，價錢高的嚇人。整個國家給弄得窮的越窮，富的越富。窮苦人大多數貧病交加，可是到處聽到關於陳家撫慰窮苦百姓的宣傳。人心都被陳家騙去了，老百姓愛戴陳家象愛父母一樣，象江河歸大海一樣歸附了陳家。整個齊國想不被陳家收買，怎么可能呢。齊國的災禍，是難以避免的了。]

強盜問他的頭目盜跖：“當強盜也有道嗎？”強盜頭子說：“當然有啊！

天下什麼事能離得了道呢？當強盜的學問大著呢！首先是‘妄意’——估計某處有多少財寶，值不值得動手，要計算得準確周到，——聖也；動手的時候，別人在後面，自己先進去，這是要有勇於犧牲精神的，——勇也；得手之後，別人先撒退，自己最後走，有危險自己承當，——義也；判斷某處可不可以去搶劫、偷盜，什麼時候去才能成功，這是需要智慧的，——智也；東西搶到以後，大塊分金，大塊吃肉，平均分配，——仁也。仁義智勇聖，這五條標準不具備而能成大盜的，天下沒有這個道理。”

[後漢末年，漢獻帝在位的時候，董卓到中央政府做官，在他圖謀篡位之前，禮先下士，很會捧敬當時的知名學者如蔡邕等人。撰寫《後漢書》的范曄在總結董卓篡權的歷史教訓時寫道：“董卓這人本性野蠻殘暴，有如虎狼，碰上漢朝末年政權剝落崩塌的局面，給了他野心得逞的機會，倫理道德被他踐踏，綱常制度被他破壞，毀壞分裂了中央政權。象董卓這樣開人胸膛，剁人手足，殘酷得吃人不吐骨頭的人，就是殺盡了天下人都不會稱心。但是就是這樣壞透了的人，對於知名度高的文人學者，還懂得故意表演禮先下土那一套，以便慢慢地、一點一滴地侵凌篡奪東漢政權，所以不要看董卓粗魯殘暴，殺人如麻，他很懂盜竊之道，很懂怎樣去偷盜別人的東西。”

從董卓這類人對有文化學識的人都知道籠絡利用看來，仁義禮智信這些原則，好人要想成功，需要用來做依據；壞人要想成功，也不能違反這些原則。可是天下到底好人少，壞人多，所以好人用這些原則做好事，給天下眾生帶來的利益少，壞人用這些原則做壞事，給天下眾生帶來的災禍就多了。

這就是仁義的反作用。

我們再舉例來討論這個問題。

[從前孔子的學生子路去邵這個地方做行政長官，當時魯國的政權掌握在季家手裡，季氏想在五個月內開通一條運河。這對老百姓來說，太苛刻了。

而這條運河正好在子路管轄的行政區內，為了鼓勵民工幹活，子路就掏自己的腰包，還把家裡的糧食弄來做飯給大家吃，以補工程費用的不足。孔子聽到這個訊息後，馬上派子貢去，把子路做好的飯倒掉，把鍋灶、飯碗毀掉。

子路大發脾氣，跑回去找孔子吵架：“你天天教導我們做好人好事，教我們行仁義，現在我這樣做了，你又叫子貢來搗亂，是不是嫉妒我們呀？”孔子說：“子路，你好胡塗啊中國的文化倫理是什麼你知不知道？當皇帝的人說他們愛普天下的老百姓，是因為他們把天下當作是自己的；當諸侯的說他們愛境內的老百姓，是因為他們把自己所管轄的領地當作是自己的；當了大夫的，只管自己職責範圍以內的事；普通老百姓，只愛自己的妻子兒女。如果超過了各自的範圍干預別人的事，雖然你一片好心，也不得好報，因為你侵犯了別人的權力。”

漢武帝的時候，封在河間的獻王劉德到長安朝見漢武帝，穿著打扮、言談舉止、進退起居都很規矩，很得體，很有禮貌。漢武帝看到以後，場面上裝出讚許的樣子，內心卻很不高興，於是對獻王說：“湯武當年起來鬧革命，根據地不過才七十里大，文王也不過是以方圓百里的地方打的天下。你現在管的地方，比他們造反時的領地大多了。好好乾吧！”

獻王聽了這幾句話，嚇得出了一身冷汗，回去以後，沉緬酒色，一天到晚喝的爛醉如泥，表示胸無大志，以此告訴漢武帝：這一下你總該放心了吧？

我不過是個酒色之徒，哪能跟湯武、文王相比？

由子路和獻王這兩個故事看來，要行仁義、表愛心，普遍地幫助別人，愛部下，愛集體，也要知道自己的本分才行。一旦超越了自己的職權範圍，不但行不通，而且會招惹禍患。所以戰國時的法家尸佼在他的著作中說：“君臣父子，上下長幼，不論貴賤親疏，人人都要守本分，這就是理。對別人能恰如其分地表現愛心，就是仁；恰如其分地施捨，就是義；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思慮計謀，然是智；恰如其分地做事，就是適；恰如其分地說話，就是信。總之，一言一行都要曉得自己的本分，都要適可而止，才可以說是成熟了。”由這個道理看來，前面所說的強盜雖然也講仁義道德，所謂“盜亦有道”，但在做人的基本原則上，他是錯誤的，因為他不守本分。]

綜上所述，孔孟所標榜的仁義禮樂也罷，法家所提倡的名法刑賞也罷，忠孝賢智這些做人的基本原則，文韜武略、審時度勢這些世俗才智的運用，每家的思想，每一種法制，都是天地間的真理，並沒有向哪些人隱瞞，向哪些人顯露。儘管時代變了，而真理還是代代都存在的，並不是說在三代以前，仁義道德因是聖明時代就自動出來了，到了夏桀、商紂，因是昏亂時代，仁義道德就故意離開了人類社會。問題在於每個時代的領袖人物怎樣去運用，用得好就天下大治，用得不好就天下大亂。一治一亂，全在於人。

[荀子說：“古代羿的思想政策並沒有遺失，只不過羿在中年就死了，沒有繼續下去；大禹的文化法制都還存在，但因沒有接班人，沒有繼承下來。”

問題就在這裡。任何法律、思想、體制、主義、法規，本身不能獨立存在，而要靠人去運用，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消亡。

《莊子》這本書里講的一則寓言正好說明了這個道理。宋國的一家人，有一祖傳秘方，冬天塗在手上不生凍瘡，皮膚不會皸裂。這家人靠這個秘方世世代代漂布為生。有人路經這裡，聽說這家人有此秘方，提出用一百兩金子買他們的秘方。客人買到手後，就去南方遊說吳王。吳越地處海疆，守衛國土，主要靠海軍。他遊說吳王成功，做了吳國的海軍司令，替吳國練兵。

到了冬天，吳越兩國發生了海戰，吳國的水兵塗了他的不皸之藥，不怕冷，不生凍瘡，結果打敗了越國，此人因之立了大功，割地封候。同樣一個不生凍瘡、不皸手的藥方，有的人用來封候拜將，而守著這個方子的那家人卻世世代代給人家漂布。]

由此看來，同樣一個東西，人的聰明才智不同，用法不同，效果就有天地之別。所以任何思想，任何制度，不是有沒有，而在於用與不用和會用不會用。會用，就能求名得名，求利得利；不會用，就只有世代倒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