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亂

作者：趙蕤

譯文

分辨清楚六種類型的君主，就可以用來考核每一位皇帝的功過得失；總結出九種類型的國家風氣，就能鑑定一個國家興盛還是衰敗；探討四種亂國的表現，核定四種危國的徵兆，那么治國安邦、撥亂反正的方針也就清楚了。

東漢末史學家苟悅說：“天性仁慈，頭腦清醒，志在天下大同，所有的舉措都是為了人民，而不是為滿足自己的私慾，這是‘王主’——可作帝王的君主[王主具有先天的仁慈美德]；能克制自己的私慾，性格寬厚，能身體力行，勤學好問，辦事遵循仁義的原則，不感情用事，這是‘治主’——能帶來一個清明盛世的君主[治主的主要表現是克制情慾，忍痛割愛]；勤政愛民，兢兢業業地保護先烈開創的基業，絲毫不敢荒淫懈怠，處理國家大事能做到先公後私，這是‘存主’——能坐江山的君主[存主關鍵是奉行先主的傳統法規]；性情狂悖，叛逆倫常，朝廷里的奸邪爭權奪利，公私並行，政策的得失沒有什麼真正的理論標準做依據，這是‘衰主’——走上窮途未路的君主；情慾壓倒了禮義，私利重於公益，國家制度超過了界限，政治文化失去了常規，這是‘危主’——危在旦夕的君主；親信、重用誣陷忠良的邪惡小人，排擠、打擊德才兼備的忠臣，放縱情慾，貪得元厭，不顧忌禮教法規，出入游幸放蕩，不受規章制度的約束，拿著國家的財物賞賜親信，超過了用在公共事業上的開支，一不高興就亂加刑罰，從不依據法律，文過飾非，有錯不改，忠誠的意見聽不到，敢於冒死直諫的大臣都要被殺掉，這是‘亡主’——亡國的君主。”

[所以說，“王主”可以統一四海，使天下興盛太平；“治主”可以鞏固這種局面；“存主”可以保住江山；“衰主”如果國家不發生災難可以勉強保住安全，有難就危險了；“危主”沒有國難就謝天謝地了，有難必是亡國；“亡主”則必亡無疑了。]

“九風”是什麼意思呢？

君臣之間親近有禮，文武百官雖有不同政見但仍然和睦相處，互相謙讓，不爭名奪利，勤勤懇懇為國效力，不互相埋怨，一心一意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這是“理國之風”——國家大治的象徵[尹文子說：“上級領導不壓制下屬，下屬不冒犯上級，上下融洽，就能做到令行禁止，人人無私。在這種風尚下，雖然經受艱難險阻的考驗，國家仍可堅如盤石，不會受到敵國的侵犯。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治”]。

禮教風尚不能統一，當官的不受敬重，基層官員攻擊國家的弊病，平民百姓議論紛紛，這是“衰國之風”——國家衰敗的象徵[尹文子說：“國王雖然年邁還養著許多嬪妃，子孫不多，有勢力的宗族被疏遠，這是國家衰敗的表現]。

君臣互相爭榮譽，朝中大臣爭功勞，士大夫爭名聲，老百姓爭私利，這是“乖國之風”——眾叛親離的象徵。

上層官員私慾泛濫，下層官員作惡多端，法規不穩定，政出多門，這是“亂國之風”——國家動亂的象徵[尹文子說：“國王寵幸大臣，大臣只愛君王，國家的法律廢弛，人慾橫流，這是亂國的表現”]。

把奢侈誤以為繁榮，把驕縱誤以為高貴，把自由散慢誤以為開明，遵守禮義的人被認為是頑固不化，奉公守法的人被認為是固步自封，這是“荒國之風”——國家荒淫的象徵[晉代崇尚玄虛、輕浮，所以引起了五胡亂中華，就是歷史的明證]。

把苛捐雜稅當作精明，為國家服務是為了撈取好處，把宰割老百姓當作能耐，把溜須拍馬當作忠誠，這是“叛國之風”——國家叛亂的象徵[叔向說：

“大臣只想著奉祿，就是不進忠言，親信的隨從怕得罪上司不敢說真活，下面的真實情況反映不到中央，這是最大的隱患]。

上下隔閡，內外猜疑，小官員爭著討上司的歡心，當大官的爭奪權力，這是“危國之風”——國家危亡的象徵。

上級官員不深入基層了解情況，下面的民眾也不向上反映意見，老婆怎么說就怎么辦，國家的法律不執行，而是各搞各的，這是“亡國之風”——

國家滅亡的象徵。

[尹文子說：“國家貧困衰弱，私人出現了富戶大家；國王的權力削弱，大臣的勢力增強，這就是亡國的徵兆；宮廷內沒有專寵一人的現象，朝廷里沒有寵幸的弄臣，家族人丁興旺，長幼有序，這是國家昌盛繁榮的表志；農事活動適時，糧食儲存厚實，軍隊精銳，疆土治理得很好，這是強國的特徵。”

文子說：“動亂的國家看上去好象很熱鬧；安定的國家看上好象很空虛；滅亡的國家好象匾乏不足；圖存的國家好象過剩有餘。空虛不是沒有人，而是因為人人都在崗位上；熱鬧不是人丁多，而是因為都在追逐蠅頭小利；有餘不是財力富餘，而是因為寡慾少事；不足不是市場無貨，而是因為人們雖然收入少，但是各種稅賦卻很多。]

什麼是“四亂”呢？

管仲說：“家中有疑忌正室的小妾，這是家亂；庶子疑忌嫡子，這是宗亂；朝廷里有疑忌宰相的大臣，這是國亂；任命的官員昏庸無能，這是眾亂。”

[所以說：“確立誰為天子時，不能引起各地諸侯的疑慮；分封王侯的時候，不能讓朝中大夫疑慮；立正妻的時候，不能讓妾疑忌；立嫡子的時候，不能讓庶子疑忌。一有疑忌就要有所行動，不分正偏、長幼就要爭鬥，沒有秩序就會互相傷害。因此把同一職務任命給兩個大臣，國家必然發生動亂，沒有發生動亂是因為國王還健在，依靠國王平息紛爭，大臣們有所畏懼，還不敢亂來。國王一死，必亂無疑。同時立兩個嫡子的情況也一樣。另外，大臣疑忌國王，沒有不危害國家的；庶子疑忌家長，沒有不危害家庭的。”]

什麼是“四危”呢？

管仲又說：“國家的危險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公卿和相國得不到民眾的擁護；二是大臣們不能同心協力；三是統帥軍隊的元帥不足以引起敵人的畏懼；四是人民不關心生產。這就是識別天下大亂或天下大治的標準。

“凡是作為最高領導者的，法策、法規嚴明，賞罰必定兌現的，雖然不用多少宣傳口號，大勢所趨，國家自然能達到大治；法令、策略不明，賞罰又不兌現的，即使天天發號召，也必然要大亂。”

[管仲說：“治國有三種武器，亂國有六種隱患。英明的國王如果能戰勝這六種隱患，掌握這三種武器，國家必然會得到治理。昏君不能戰勝六種隱患，掌握三種武器，所以致使國家動亂。三種武器是什麼呢？一是號令，二是刑罰，三是俸祿和賞賜。什麼是六種隱患呢？一是親信，二是賓師（沒有官職而被國王敬重的人），三是行賄的人，四是女色，五是善於鑽營的小人，六是陪你玩賞的人。三種武器有什麼功用呢？沒有號令不能驅使臣民；沒有刑罰不能在民眾中產生威攝力量；沒有賞祿不能鼓舞人效命。六種隱患為什麼會導致敗亡呢？這六種人雖然不服從法令也可以安然無羔，雖然犯了法也可以逃避法網，雖然沒有功也可以發財致富。一個國家，有了不守法也安全的人，就不能讓下邊的人服從號令；有違法不究的人，法律就沒有了尊嚴；有無功受祿的人，獎賞和薪水就不起作用。這樣一來，當國王就失去了坐穩江山的武器。]

因此可以說，體制、風尚構成了治理的格局，體制合理，順其自然，國家就不會發生動亂。相反，即使手忙腳亂，也不會治理好。堯舜垂拱，無為而治，都顯得雍容有餘，因為其體制是治理的格局；胡亥、王莽賓士忙碌，都制止不住天下大亂，因為其體制就是致亂的格局。

商鞅說：“政策法令，是人民的生命，國家的根本。上百個人追捕一隻野兔，不是因為一隻兔子可以變成一百個，而是由於兔子的所有權還沒有確定。賣兔子的人市場上到處都有，但是盜賊不敢隨便拿，因為歸誰所有已經明確。由此可以知道，確定名分（解決所有權），是治國的基本原則。名分不確定，所有權不明確，勢必要發生混亂。如果體制是治理的體制，想亂也亂不了。體制是混亂的體制，想治也治不了。是混亂的體制，越治越亂。是治理的體制，治理就很容易了。所以聖人只治理具備治理體制的國家，不治理其體制就是動亂根源的國家。聖人為人民民眾制定法律，一定要讓老百姓對法律明白易知，通俗易懂，人人都能做到。所以在聖人建立的國家裡，沒有因犯法而被殺的。倒不是該殺不殺，而是因為人人守法，人人避禍就福，人人自我教育。英明的君主以根本體制為基礎治國，所以才會出現天下大治的盛世。”]

因此，我們說，善於治理國家的人，是在改造國家體制上下功夫，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個人身上。所以英明的國家領導人反覆研究審視法律制度，而後頒布命令，天下就會實現大治。

[《左傳）說：“一個國家快要滅亡的時候，必然會有許多政策制度出台。”

杜預解釋說：“這裡的意思是變法頻繁。”]

結論：能夠匡扶世道人心、輔佐國家大政的權臣，務必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敗的奧秘，研究造成大治或大亂的體制根源，通曉各級領導的任用和罷兔的規矩，再加上面臨紛繁複雜的時局而不迷惑，遇到疑難、棘手的問題能斷決——做為君王的輔相，古住今來，沒有不首先從這裡做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