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二
三司使班在翰林學士之上。舊制，權使即與正同，故三司使結銜皆在官職之上。慶曆中，葉道卿為權三司使，執政有欲抑道卿者，降敕時移權三司使在職下結銜，遂立翰林學士之下，至今為例。後嘗有人論列，結銜雖依舊，而權三司使初除，門取旨，間有敘學士者，然不為定製。
宗子授南班官，世傳王文正太尉為宰相日，始開此議，不然也。故事，宗子無遷官法，唯遇稀曠大慶，則普遷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並配南郊，宗室欲緣大禮乞推恩，使諸王宮教授刁約草表上聞。後約見丞相王沂公，公問：“前日宗室乞遷官表，何人所為？”約未測其意，答以不知。歸而思之，恐事窮且得罪，乃再詣相府。沂公問之如前，約愈恐，不復敢隱，遂以實對。公曰：“無他，但愛其文詞耳。”再三嘉獎。徐曰：“已得旨，別有措置。更數日，當有指揮。”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屬自初除小將軍，凡七遷則為節度使，遂為定製。諸宗子以千縑謝約，約辭不敢受。余與刁親舊，刁嘗出表稿以示余。
大理法官，皆親節案，不得使吏人。中書檢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給楷書一人錄淨而已。蓋欲士人躬親職事，格吏奸，兼歷試人才也。太宗命創方團球帶，賜二府文臣。其後樞密使兼侍中張耆、王貽永皆特賜；李用和、曹郡王皆以元舅賜；近歳宣微使王君貺以耆舊特賜。皆出異數，非例也。近歳京師士人朝服乘馬，以黲衣蒙之，謂之“涼衫”，亦古之遺法也。《儀禮》“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人制度章色如何耳。
內外製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筆物。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於舍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騶，皆分沾。元豐中，改立官制，內外製皆有添給，罷潤筆之物。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權攝者，為直官，如許敬宗為直記室是也。國朝學士、舍人皆置直院。熙寧中，復置直舍人、學士院，但以資淺者為之，其實正官也。熙寧六年，舍人皆遷罷，閣下無人，乃以章子平權知制誥，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暫攝也。古之兼官，多是暫時攝領；有長兼者，即同正官。余家藏《海陵王墓誌》謝朓文，稱“兼中書侍郎。”三司、開封府、外州長官升廳事，則有衙吏前導告喝。國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於中書，翰林學士告於本院，御史告於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所經過處，閽吏以梃扣地警眾，謂之“打仗子”。兩府、親王，自殿門打至本司及上馬處；宣微使打於本院；三司使、知開封府打於本司。近歳寺監長官亦打，非故事。前宰相赴朝，亦有特旨，許張蓋、打仗子者，系臨時指揮。執絲梢鞭入內，自三司副使以上；副使唯乘紫絲暖座從入。隊長持破木梃，自待制以上。近歳寺監長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官儀范，著令之外，諸家所記，尚有遺者。雖至猥細，亦一時儀物也。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唯贈官方有之。元豐中，曹郡王以元舅特除兼中書令，下度支給俸。有司言：“自來未有活中書令請受則例。”
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唯顏真卿與左僕射定襄郡子王郭英又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為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仆、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為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嘗參錯。”此亦略見當時故事，今錄於此，以備闕文。
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下至從軍資深者，例賜“功臣”。本朝唯以賜將相。熙寧中，因上皇帝尊號，宰相率同列面請三四，上終不允，曰：“徽號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是時吳正憲為首相，乃請止“功臣”號，從之。自是群臣相繼請罷，遂不復賜。
譯文
三司使的級別在翰林學士之上。按舊時體制，三司使權使公事與三司使正官職任相同，所以“三司使權使公事”的結銜，“三司使”三字在“權使公事”之上。慶曆年間，葉道卿為三司使權使公事，執政官有欲壓制道卿的，因而在頒降任命他的敕書時，移“三司使”三字於“權”字之下而稱“權三司使”，遂使權三司使的立班在翰林學士之下，並且至今沿用為定例。後來曾有人奏論此事，雖然“權三司使”的結銜未變，而權三司使新任命，閤門使傳達皇帝聖旨，偶爾也有列其等級在翰林學士之上的，但不是固定的成例。
宗室子弟授予南班官銜，世人傳說是在王文正（旦）為宰相時開始提議的，事實不是這樣。按舊時制度，宗室子弟沒有升遷官階的法規，只有遇到很少舉行的盛大慶典，才普遍升遷一級。景祐年間，初次制定在南郊合祭天地時以太祖、太宗、真宗一起配享的制度，宗室欲藉此大典禮請求推恩遷官，因而讓諸王宮教授刁約起草表章報告皇上。事後刁約拜見宰相王沂公（曾），沂公問日前宗室請求遷官的表章是誰起草的。刁約一時猜不透他的意思，就回答說不知道。回來後刁約想這事，怕事情被追查後會造成窘迫且將得罪，於是又到宰相府拜見沂公。沂公還像上次那樣問他，刁約更加恐慌，不敢再隱瞞，遂如實回答。沂公說：“沒有其他意思，只是喜歡這表章的文詞。”並再三給以表揚。然後又慢慢說道：“已得皇上旨意另行安排，隔幾天就會有政府的指令。”自此遂有宗室授予南班官的成例。皇帝的近親從開始除授位次低的將軍，凡經七次升遷，即升至節度使，於是成為固定的制度。宗室諸人用上千匹細絹答謝刁約，刁約推辭不敢接受。我和刁約有親戚故舊關係，他曾出示當時所上表章的草稿給我看過。
太宗命創方團毬帶賞賜兩府的文臣。後來樞密使兼侍中張耆、王貽永都受到特賜，李用和、曹郡王都因為是元舅而受到賞賜，近年宣徽使王君貺因為年高德昭而受特賜。這些都是出於特別的禮遇，並非定例。近年京城人士穿著官服乘馬時，用淺黑色的衣服蒙在官服外，稱為“涼衫”，也是古代遺傳下來的做法。這種淺黑色的衣服就是《儀禮》中的“朝服加景”，只是不知道古人“景”的式樣、顏色是怎樣的。
掌內外製的學士和知制誥凡是起草任命官員的制書，只要被任命的是給諫、待制等五品以上的官員，起草者就都有潤筆物。太宗時曾確定潤筆的錢數，命刻於碑石上立在舍人院，每任命官員就出文書督促發放，供職舍人院的官員以至吏人和馬夫都有分沾。元豐年間改革官制，內外製官員都增加了添支錢，遂罷去潤筆的錢物。
唐代制度，官品不夠而以其他官職暫時代理或兼任的官員，稱為直官，例如許敬宗任直記室就屬此類。我朝學士、舍人都設定直院。熙寧年間，重新設定直舍人院、直學士院，只是以資歷淺的人來任職，其實是正官，而非直官。熙寧六年，舍人都被貶官撤職，閣中無人，於是讓章衡權知制誥，但不授予其直院之職，因為他是暫時兼職。古代的兼職官員，多數是暫時兼任，如有長期兼任者，就相當於正官。我家藏有《海陵王墓誌》，謝朓撰寫的，他落款的官銜稱“兼中書侍郎”。
三司、開封府、京城外州府的長官升堂理事，都有衙役在前引路吆喝。本朝制度規定，在宮禁之中只有三種官員可以吆喝通告：宰相到中書省時通告，翰林學士到翰林院時通告，御史到朝堂時通告。吆喝通告時都用穿紅衣的役吏，稱作“三告官”。在官員所經過的地方，門吏用棍杖敲地以警示眾人，稱作“打杖子”。對兩府、親王，要從殿門一直打到本司或上馬的地方；宣徽使打於宣徽院；三司使、開封府尹打於各自的官署。近年來，寺監長官也要打杖吆喝，這不合過去的規矩。以前宰相上朝，也有經皇帝特許，張華蓋、打杖子的，那是臨時性的指令。手持絲梢鞭進宮，要三司副使以上官員才可以；副使只可乘紫絲暖座跟隨入內。允許儀仗隊長手持舊棍杖，得是待制以上的官員才可以。近年來寺監長官也持藤杖，這不合過去的制度。文武百官的儀仗規則，除記入律令以外，各家所作的記載，還是有遺漏。所記儘管很瑣細，卻也是一個時期用於禮儀的器物。
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時的座次，多出於臨時安排。唐代以前的舊制都無法查考了，唯有顏真卿寫給左僕射定襄郡王郭英義的一封書信說：“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為一行，十二衛大將軍的座位在其次，三師、三公、令仆、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為一行，九卿、三監的座次在他們對面。自古以來，未曾錯亂。”這段話大略體現了當時的舊制，今天抄錄在這裡，以彌補記載的遺漏。
朝廷賜予臣下“功臣”的名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時。從那以後，各藩鎮長官以至其僚屬從事和參軍，凡是資歷深的，都援例賜以“功臣”之號。本朝只以“功臣”名號賜予將相大臣。熙寧年間，因按制度要加皇帝尊號，宰相率領同事諸大臣當面請示再三，神宗始終不答應，並說：“這種名號如同你們的‘功臣’之號，對一個人的名實又有何補益？”其時吳正憲為宰相第一人，於是請求取消已賜給他的“功臣”之號，神宗答應了。自此群臣相繼請求撤銷“功臣”名號，遂不再賜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