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宋葉適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這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內，故人材亦以不振。今與人稍談及度外之事，輒搖手而不敢為。夫以漢這能盡人材，陳湯猶扼腕於文墨吏，而況於今日乎？宜乎豪傑之士無以自奮而同歸於庸懦也。”

使枚乘、相如而習今日之經義，則必不能發其文章；使管仲、孫武而讀今日之科條，則必不能運其權略。故法令者，敗壞人材之具。以防奸宄，而得之者十三；以沮豪傑，而失之者常十七矣。

自萬曆以上，法令繁而輔之以教化，故其治猶為小康。萬曆以後，法令存則教化亡，於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減。其君子工於絕而不能獲敵之首，其小人善於盜馬而不肯救君之患。誠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呂氏春秋》所云：“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眾則罷怯。”又如劉蕡所云：“謀不足以剪除奸凶，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者，嗚呼！吾有以見徒法之無用矣。

《實錄》言：“宣德五年八月丙戌，上罷朝，御文華殿，學士楊溥等侍。上問：‘庶官之選，何術而可以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何患不得？’；上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薦而欲保其終身，不亦難乎”朕以為教養有道，人材自出。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知本之論也。徒循三載考績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雖堯舜，亦不能以成允厘之治矣。’”

○保舉《宋史》：“元初，司馬光為相，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故孔門以四科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葉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即執政案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誥命仍備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循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偽萬端。與其聽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

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韓非子》云：“王登為中牟令，言中牟士中章胥已。襄主曰：‘子見之，我將以為中大夫。’其相室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執要之論也。善乎！子夏之告樊遲也，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唐書》：崔甫為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日除十數人。未逾年，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若素不知聞，何由得其實？”帝以為然。以德宗之猜忌而猶能聽之，愈乎近代之人主也。

正統三年十一月乙未，行在能政司左通政陳恭言：“古者擇任庶官，悉由選部，是以職任專而事體頃者令朝臣各薦所知，恐開私謁之門，而長奔競之風，乞令杜絕，一歸銓部。”事下，行在吏部尚書郭等覆奏曰：“往時朝廷慮典銓者未盡知人，故敕廷臣各舉所知，其法良矣。脫有徇私，邦憲昭然，誰肯同蹈？今恭聽流言而尼良法，未見其當也。”乞令仍舊，從之。

○關防《隋書·酷吏傳》：“厙狄士文為貝州刺史，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僮僕無敢出外。”此今日居官通例，而史以為異事，豈非當日法制雖嚴，而關防未若今之密乎”末世人習澆訛，防閒日甚，少不禁飭，則奸宄之待投間抵隙，無所不至。長吏到官，以關防為第一義。然愚以為但無至公之心以御之爾。《世說》：“晉文王親愛阮嗣宗，阮從容言：‘嘗游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王從其意。阮騎驢逕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一郡清肅。十餘日，復騎驢去。”唐姚合為武功尉，其《縣居詩》曰：“朝朝門不閉，長似在山時。”在曠達之士猶且為之，而況於大賢也”

《大唐新語》：“姜晦為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有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鹹以為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嘆服。”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上謂刑部尚書唐鐸、工部侍郎秦逵、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曰：‘朕初於文籍設關防印記者，本以絕欺蔽，防奸偽，特一時權宜爾。果正人君子，焉用是為？自今六科有關防印記俱銷之，仍移文諸司，使知朕意。’”

○封駁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違。齊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此《畜君》之詩所為作也。漢哀帝封董賢，而丞相王嘉封還詔書。後漢鍾離意為尚書僕射，數封還詔書。自是封駁之事多見於史，而未以為專職也。唐制：凡詔敕皆經門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還。而給事中有駁正違失之掌，著於《六典》。如袁高、崔植、韋弘景、狄兼、鄭肅、韓、韋溫、鄭公輿之輩，並以封還敕書，垂名史傳。亦有召對慰諭，如德宗之於許孟容；中使嘉勞，如憲宗之於薛存誠者。而元和中，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也，何名批敕””宣宗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為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仿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人臣執法之正，人主聽言之明，可以並見。五代廢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始復給事中封駁。而司馬池猶謂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明代雖罷門下省長官，而獨存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駁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六部之官無敢抗科而自行者，故給事中之品卑而權特重。萬曆之時，九重淵默；泰昌以後，國論紛紜，而維持禁止往往賴抄參這力，今人所不知矣。

《元城語錄》曰：“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已擢監察御史里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罷之。次直呂大臨，再封還之。最後付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至於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與齊太史見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

○部刺史漢武帝遺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陵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倍公向私，旁諂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削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倚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又令歲終得乘傳奏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本自秦時遣御史出監諸郡。《史記》言秦始皇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蓋罷侯置守之初而已設此制矣。成帝末，翟方進、何武乃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賞厚，鹹勸功樂進。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軒軌不勝。”於是罷州牧，復置刺史。劉昭之論，以為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釁。成帝改牧，其萌始大。合二者之言觀之，則州牧之設，中材僅循資自全，強者至專權裂土。然後知刺史六條為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監察御史巡按地方，為得古人之意矣。又其善者在於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監臨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則情親而弊生，望輕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漢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見於二三百年者也。若夫倚勢作威，受賕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稱職耳，不以守令之貪殘而廢郡縣，豈以巡方之濁亂而停腳史乎？至於秩止七品，與漢六百石制同。《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何病其輕重不相準乎？夫不達前人立法之意，而輕議而邑志載之。變更，未有不召亂而生事者。吾於成、哀之際，見漢治之無具矣。”

唐自太宗貞觀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親自臨決，牧守已下以賢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數百人。已後頻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巡撫。至玄宗天寶五載正月，命禮部尚書席豫等分道巡按天下風俗及黜陟官吏，此則巡按之名所由始也。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置十道採訪處置使。詔曰：“言念蒼生，心必遍於天下；自古良牧，福猶潤於京師。所以歷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刺察，將委輯寧。朝散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宣論賑給使上柱國盧絢等，任寄已深，聲實兼茂。鹹貫通於理道，益純固於公心。或華發不衰，或白圭無玷。可以軌儀郡國，康濟黎元。間歲已來，數州失稔，頗致流冗，能勿軫懷？而吏或不畏不仁，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在任賢。庶蠲疾苦之源，以協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利乃萬人。朕所設官，以俟能者。”

於文定《筆麝》曰：“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台御史劾之，即今在內道長、在外按台之法也。惟所謂行台御史者，竟屬行台，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差遣，非由朝命，其體輕矣。本朝御史總屬內台，奉命出按，一歲而更，與漢遣刺史法同，唐宋以來皆不及也。”

《金史·宗雄傳》：“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為小康。章宗即位，置九路提刑使。”

○六條之外不察漢時，部刺史之職不過以六條察郡國而已，不當與守令事。故朱博為冀州刺史，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鮑宣為豫州牧，以聽訟所察過詔條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翟方進傳》言：“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自刺史之職下侵，而守令始不可為，天下之事猶治絲而棼之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諭按治江西監察御史花綸等，自今惟官吏貪墨鬻法及事重者如律逮問，其細事毋得苛求。”

○隋以後刺史秦置御史以監諸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晉以下，為刺史持節都督。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非舊刺史之職，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漢之刺史猶今之巡按御史，魏晉以下之刺史猶今之總督，隋以後之刺史猶今之知府及直隸知州也。

宋真宗鹹平四年，左司諫知制誥楊億疏言：“昔自秦開郡置守。漢以天下為十三郡，命刺史以領之。自後因郡為州，以太守為刺史。降及唐氏，亦嘗變更，曾未數年，又仍舊貫。今多命省署之職出為知州，又設通判之官以為副貳。此權宜之制耳，豈可為經久之訓哉。臣欲乞諸州並置刺史，以戶口多少置其俸祿，分下、中、上、緊、望、雄之等級，品秩之制率如舊章，與常參官比視階資。出入更踐，省去通判之目，但置從事之員，建廉察之府以統臨，按輿地之圖而區處。昔太平興國初，詔廢支郡，出於一時。十國為連，周法斯在；一道置使，唐制可尋。至若號令之行，風教之出，先及於府，府以及州，州以及縣，縣及鄉里，自上而下，由近及遠，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綱而眾目張，振領而群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廢也明矣。臣欲乞復置支郡，隸於大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運之統臨，名分有倫，官業自舉。又睹唐制，內外官奉錢之外有祿米職田，又給防閣庶仆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以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官奉錢並減其半，自余別給一切權停。今郡官於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奉三分之內其二以他物給之，鬻於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餬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雲。昔漢宣帝下詔云：‘吏能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奉，著於策書。竊見今之結髮登朝，陳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哉。欲乞今後百官奉祿、雜給並循舊制，既豐其稍入，可責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員，理當減於舊費。”觀此，則今代所循大抵皆宋之餘弊矣。

○知縣知縣者，非縣令，而使之知縣中這事。杜氏《通典》所謂“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為武功尉，作詩曰：“今朝知縣印，夢裡百憂生。”唐人亦謂之“知印”，其名始於貞元已後。其初尚帶一“權”字。《白居易集》有《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制》曰：“華陰令卒，非選補時。調租勉農，政不可缺。前鎮國軍判官大理評事裴克諒，久佐本府，頗有勤績。屬邑利病，爾必周知。宜假銅墨，試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議正名。”是權知者，不正之名也。至於普設知縣，則起自宋初。《本朝事實》云：“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之齷齪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誅求刻剝，猥跡萬狀。至優諢之言，多以令長為笑。”

建隆三年，始以朝官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宋史》言：“宋初，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惟以差遣為資，歷建隆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御史王知魏，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外郎於繼徽知臨清，常參官宰縣自此始。”又曰：“初州郡多闕官，縣令選尤猥下，多為清流所鄙薄，每不得調，乃詔吏部選幕職官為知縣。自此以後，遂罷令而設知縣，沿其名至今。”

《雲麓漫鈔》曰：“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李翱任工部，志文雲‘攝富平尉知縣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縣，差選人曰令，與唐異矣。”宋時結銜，曰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以某官知某縣事。以其本非此府、此州、此縣之正官，而任其事，故云然。今則直雲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縣知縣，文復而義舛矣。

北齊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五代選令，必皆鄙猥之人。自古以來，以社稷民人寄之庸瑣者，有此二敗。以今準古，得無同之。

○知州宋葉適言：“五代之患，專在藩鎮。藝祖思靖天下，以為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姑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監當知榷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塊然徒管空誠，受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朝廷矣。”是宋初本有刺史，而別設知州以代其權。後則罷刺史而專用知州，以權設之名為經常之任矣。

《新唐書》：“元和初，李吉甫為相。病方鎮強恣，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為刺史。”宋祖之以京官臨制州縣，蓋趙公開其端矣。

○知府唐制，京郡乃稱府。至宋，則潛藩之地皆升為府。宋初太宗、真宗皆嘗為開封府尹，後無繼者，乃設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崇寧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是權知府者，所以避京尹之名也。今則直命之為知府，非也。

○守令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為之法以禁防之。雖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若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至於守令日輕，而胥吏日重，則天子之權已奪，而國非其國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與之以權，庶乎守令賢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務也。◎元吳淵穎《歐陽氏急就章解·後序》曰：“今之世，每以三歲為守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況用人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用，軍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屬。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金谷，或按刑獄，各有分職，守不則政自治。雖令之主一邑，丞則贊治而掌農田水利，主簿掌簿書，尉督盜賊，令亦不勞，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為奸，勾稽文墨，補苴罅漏、塗擦歲月，填塞辭款，而益不能以盡民之情狀。至於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則郡有都試，而惟守之所調遣。宋之盛時，歲有常貢，官府所在，用度贏餘，過客往來，廩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疾於赴功。兵雖不及於唐，義勇民丁，團結什伍，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即發，而郡縣固自兼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為重，不留贏餘，常俸至不能自給，故多贓吏；兵則自近戍遠，既為客軍，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不復系守令事矣。夫辟官、蒞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不得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一，法令雖若可守而議不一。為守令者既不得其職，將欲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故，辟嫌礙例，而皆不足以有為。又況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之便易，而兵、農益分。遇歲一儉，郡縣之租稅悉不及額，軍無見食，東那西挾，倉空虛，而郡縣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蒞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言興利而利權不在於郡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在於郡縣，尚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災道哉！必也，復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而兵、農各得其業矣。”

宋理宗淳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今日救弊之策，大端有四：宜采夏侯太初並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為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為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為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為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斂。”此數言者，在今日亦可采而行之。

《舊唐書·烏重胤傳》：“元和十三年，為橫海節度使。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奸，豈能據一州為畔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只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從之。由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是後雖幽、鎮、魏三州以河北舊風自相更襲，在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

祖宗朝，凡大府知府之任多有賜敕，然無常例。成化四年七月，廉州府知府邢正將之任，以廉州密邇珠池，喉襟交址，近為廣西流賊攻陷城邑，生民凋弊，特請賜敕。從之。吉安府知府許聰將之任，以吉安多強宗豪右，詞訟繁興，亦請賜敕，俾得權宜處置。從之。

○刺史守相得召見兩漢之隆，尤重太守。史言孝宣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裡，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當日太守常得召見，或賜璽書，堂陛之間，不甚闊絕。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武帝賜嚴助書：“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賜吾丘壽王書：“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光武勞郭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並蒙福也。”天下之大不過數十郡國，而二千石之行能皆獲簡於帝心，是以吏職修而民情達。以視後世之寄耳目於監司，飾功狀於文簿者，有親疏繁簡之不同矣。其在唐時，猶存此意。玄宗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餞於洛濱，御書十韻詩賜之。宣宗時，李行言自涇陽縣令除海州刺史，李君自醴泉令除懷州刺史，皆采之民言，擢以御筆。入謝之日，處分州事，萬里之遠，如在階前。夫人主而欲親民，必自其親大吏始也。

《冊府元龜》：“憲宗元和三年二月，敕許新除官及刺史等，假日於宣政門外謝，便進狀辭。其授官於朝常禮謝，並不須侯假開。國朝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拜，特示恩禮。近歲雖不冊拜，而牧守受命之後，皆便殿口對賜衣，蓋以親人之官，恩禮不可廢也。時宰相李吉甫之舅裴復新除河南少尹，求速之任。適遇寒食假，吉甫特奏，請遂兼刺史。同有是命，非舊典也。”今日則名為陛辭，而不得一見天顏。堂廉內外之分，益為邈絕。

○漢令長漢時令長，於太守雖稱屬吏，然往往能自行其意，不為上官所奪。如蕭育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陶廉為舒令，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為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謙曰：“不可轉，轉則勝人。”如此事在今日，即同列所難堪，而昔人以行之上官。漢時長吏之能自樹立，可見於此矣。

《宋史·司馬池傳》：“授永寧主簿。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倨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為少屈。”

○京官必用守令《通典》言：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為台郎。魏肅宗時，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郡縣選舉，由來共輕，宜改其弊。分郡縣為三等，三載黜陟，有稱職者方補京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唐張九齡言於玄宗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致理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台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從之。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宣宗大中改元，制曰：“古者郎官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為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浸消，頡頏清塗，便臻顯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軒墀近臣，蓋備顧問，如不知人疾苦，保以膺朕眷求？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者，宰臣不得擬議。”宋孝宗時，臣僚言：“吏事必歷而後知，人才必試而後見。為縣令者，必為丞、簿；為郡守者，必為通判；為監司者，必為郡守，皆有差等。未歷親民，不宜驟擢。”因定知縣以三年為任，非經兩任，不除監察御史。此開元、乾道之吏治所以獨高於近代也。明代綸扉之地，必取詞林，名在丙科，始分銅墨。於是字人之職輕，而簿書錢穀之司一歸之俗吏矣。漢諺有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而宋神宗嘗謂宰臣曰：“朕思祖宗以百戰得天下，今以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後之人君，其以斯言書之坐右乎？

貞觀初，馬周上言：“古者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勛臣，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為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夫以太宗之政，而馬周猶有此言，則知重內輕外，自古之所同患。人主苟欲親民，必先親牧民之官，而後太平之功可冀矣。

○宗室漢唐之制，皆以宗親與庶姓參用。入為宰輔，出居牧伯者，無代不有。漢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無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強、劉長樂，綿為光祿大夫，辟強守長樂衛尉。孝平元始元年，詔宗室為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宗正薦四從叔前奉天令知正，四從叔前祁縣令志遠，五從弟洛陽尉遇，六從弟酸棗丞良，五從弟武進尉朏，五從侄鄭縣尉瞻，五從侄前宋州參軍承嗣，皆授台省官及法官京縣。官詔曰：“至公之用，本無偏黨；惟善所在，豈隔親疏？四從叔知正等，鹹有才名，見推公族，秉惟清之操，兼致遠之資。朕每慮同盟，不勤於德；常縣右職，以勸其從。先委宗卿，精為內舉，量能考行，歷任逾時，名數則多，升聞益寡，光膺是選，諒在得人，固可擢以清要，遷於台閣，將觀志於七子，冀藉名於八人。《書》不云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凡今懿戚，可不慎與！違道漫常，義無私於王法：修身效節，恩豈薄於他人。期于帥先，勵我風俗，深宜自勉，以副明言。”天寶三年正月，詔皇五等以下親及九廟子孫，有材學政理，委宗正寺揀擇聞薦。德宗貞觀元二年八月，以睦王府長史嗣虢王則之為左金吾大將軍，謂宰臣曰：“朕不欲獨用外戚，故選宗室子有才行者獎拔之。”昭宗乾寧二年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柔，兼戶部尚書判度支，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曰：“支度牢籠之務，弛張經制之宜，當擇通才，俾繼成績。僉曰叔父，膺予簡求，匪私吾宗，示張王室。”故終唐之世有宰相十一人，而舊史贊之曰：“我宗之英，曰皋與勉。”宋子京以為：“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惟本朝不立此格，於是為宗屬者大抵皆溺於富貴，妄自驕矜，不知禮義。至其貧者則游手逐食，靡事不為。名曰天枝，實為棄物。”曹冏所謂：“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正有明當日之事也。崇禎時，始行換授之法，而教之無素，舉之無術，未見有卓然樹一官之績者。三百年來，當國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之，而已晚矣。然則親賢並用，古人之所以有國長世者，後王其可不鑒乎？

光武中興，實賴諸劉之力。乃即位已後，但有續封之典，而無舉賢之詔。明章已下，恩澤教訓，徒先於四姓小侯，而不聞加意於宗屬者。然而親疏並用，猶法西京，故靈、獻之世，荊表、益焉各專方鎮，而昭烈乘之以稱帝於蜀，若顛木之有由櫱。其與宋之二王航海奔亡，一敗而不振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唐末屯田郎中李衢作《皇室維城錄》，其有感於宗枝之不振乎？使得自樹功名，如曹王皋者三五人，參錯天下，為牧師，亦何至大盜覆都，強臣問鼎，而十六宅諸王並殲於逆豎之手也？

明宗室，自天啟二年開科，得進士一人。朱慎{坎金}列名奄案，為宗人羞，此不教不學之所致也。崇禎中，得進士十二人，惟朱統起家庶吉士，官至南京國子監察酒。而其始館選時，尚有以宗生為疑，吏部尚書王永光曰：“既可以中翰，即可以庶常。”遂取之。其他換授甚多，然當板蕩之際，才略無聞。

張邦基《墨莊漫錄》言：“國朝宗室，例除環衛裕陵，始以非袒免補外官，繼有登科者，然未有為侍從。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閣待制，繼而子氵直亦除。八年，又除子櫟，乃靖康之變已不鏇踵。有明之事，與宋一轍。

昔後魏元志為洛陽令，不避強御。孝文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人主之宗屬，豈必無才能優於庶姓者哉。

閔管、蔡之失道，而作《常棣》之詩，以親其兄弟，此周之所以興。懲吳、楚七國之變，而抑損諸侯，至於中外殫微，本末俱弱，此西漢之所以亡也。夫惟聖人以至公之心，處親疏之際，故有國長久，而天下蒙其福矣。

《金史》：“密國公，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興初，國事危急，曹王出質，已臥疾，求入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奏曰：“聞訛可欲議和。訛可年幼，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有急則投之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哀宗雖亡國之君，而其言有足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禍卒至於此，豈非後王之永鑒哉！

自古帝王為治之道，莫先於親親。而有明之待親王及其宗屬也，則位重而愈疏，祿多而愈貧。誠有如漢哀帝時杜業上言：“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者。”《英宗實錄》載：“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陝西布政司言：‘秦愍王子故庶人尚介，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請如詔于軍民之家自擇昏配。’從之。時其長女年四十，長子年三十六矣。”此去開國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孫，而怨曠之感不得上聞已如此，又況數傳而下者乎！於其請名、請昏無不有費，而不副其意，即部中為之沈閣。

《宋史·趙希曜傳》：“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為人後有過禮，吏受賕無藝，莫敢自陳。”《雲麓漫鈔》言：“宗籍凡袒免親以上，皆賜名。乃有寓不典之言，乃取怪僻字樣，以為戲笑。”明代之弊同此。

宗室之子固鮮修飭，而朝臣視之若非其同類者。《唐書》言：“德宗初政，諸王有官者皆令出閣就班，岳陽等一十縣主，在諸王院，久而未適人者，悉命以禮出降。二百年來，無有以建中故事為朝廷告者。”崇禎中？唐王作書，述閣老於文定之言曰：“唐玄宗十王宅、百孫院，皆在京師。凡有所請，皆賂韓、虢而後得。憲宗時，諸王久不出閣，亦必厚賂宦官始得所請。”彼以宗室近屬，且聚居都邑，猶不免於夤緣；況以千里外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屬，有不結納左右以為倚托哉！嗚呼！文定之言‘結納左右而得請’，猶未褻也；今之懇乞下僚，卑哀吏胥，不如是則終不得請，不愈甚乎？又曰：“漢臣之言曰：有白頭老人教臣言。嗚呼！余繼之矣。夫一夫吁嗟，王道為虧；今且窮閻屋，猶得被雲雨之施，而耳目之所不及，思澤之所不周，未有甚於皇族者。《杖杜》作而晉微，《角弓》刺而周替，可以為後王之殷鑑矣。”

○藩鎮明代之患，大略與宋同。岳飛說張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文天祥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除藩鎮，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今宜分境內為四鎮，使其地大力眾，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則敵不難卻也。”嗚呼，世言唐亡於藩鎮。而中葉以降，其不遂並於吐蕃、回紇，滅於黃巢者，未必非藩鎮之力。宋至靖康而始立四道，金至興元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

尹源《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強，此未極於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奸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Г、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奸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請盟，於是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后、朱滔據趙、燕，強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於一方爾，安能強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強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於唐，何如哉！”

不獨此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鎮之勢重也。王應麟曰：“郡縣削弱，則戎翟之禍烈矣。”

《宋史》：劉平為延路副總管。上言：“五代之末，中國多事，惟制西戎為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眾所服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末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俸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饋糧，兵民並困矣。宋初之事，折氏襲而府州存，繼捧朝而夏州失。一得一失，足以為後人之鑑也，擇其族大有勞者為首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以為藩籬之固。”

《路史·封建後論》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矯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為諫院，建言：‘恩州自皇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安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辦治，乞令久任。’然事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徙舉三二州為之，以一簣障江河，猶無益也。請以昔者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勛之事言之。馮暉，節度靈武；而重勛世有新秦，藩屏西北。他日暉卒，太祖乃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鎮付重勛。於是二方始費朝廷經略。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二寇畏之。太祖於是俾其世襲，每謂邊寇內入，非世襲不克。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為防，設或叛渙，自可理討；縱其反噬，原陝一帥御之足矣。況復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極算，固非流俗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臣遽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陝西，因茲遂失靈夏。國之與郡，其事固相懸矣。議者以太祖之懲五季，而解諸將兵權，為封建之不可復。愚竊以為不然。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南兵馬，凡十七年，敵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洛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內斌知慶，皆十餘載。韓令坤鎮常山，馬仁守瀛，王彥升居原，趙贊處延，董遵誨屯環，武守琪戍晉，何繼筠牧棣若張美之守滄、景，鹹累其任。管榷之得，賈易之權，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誘募驍通，以為爪牙，軍中之改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虞。深機密策，蓋使人由之而不知爾。胡為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為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寇難，長驅百舍，進搗梁師，蕩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橫潰，莫或支持。由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齒。嗚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務之下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普，以為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鄭公，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為是尋常苟且之治也。”

《黃氏日抄》曰：“太祖時，不過用李漢超輩，使自為之守，而邊烽之警不接於廟堂。三代以來，待戎翟之得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襲，而欲身制萬里，如在目睫，天下無是理也。”

藩鎮既罷，而州縣之任處之又不得其方。真宗鹹平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於是知黃州王禹上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武備。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盪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為強幹弱枝之計，亦匪得其中道也。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不可膠柱。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眾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進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虞矣。”嗚呼！人徒見藝祖罷節度，為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奪州縣之兵與財，其害至於數百年而未已也。陸士衡所謂“一夫從橫，而城池自夷”，豈非崇禎末年之事乎！

○輔郡崇禎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請以昌平、通、易、霸四州為四輔，宿重兵以衛京師。奉旨嘉納。下部議覆，事不果行。《魏書》言：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寡弱，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榮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恆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居之，配以強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靈太后將從之，以議者不同而止。乃爾朱榮至河陰，遂無一兵拒敵，亦已事之明驗矣。

金都大梁，貞四年，元兵取潼關，次嵩、汝間。御史台言：“兵逾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分兵攻擊州縣，是亦圍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此臣等所為寒心也。不攻京師，而縱其別攻州縣，是猶火在腹心，撥置於手足之上，均一身也。願陛下察之。”契丹。太祖獎攻幽州，其後述律氏指帳前樹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曰；“不可。”後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爾。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夫逾山絕河，深入二三千里，至於淮、岱之間，此不啻幽州之四野，大梁之西郊也。而謀國之臣竟無一策，以御其來而擊其去，此則郡縣之守不足恃，而調援之兵不足用也明矣。《詩》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後之為國者盍鑒於斯？

○邊縣宋元八年，知定州蘇軾言：“漢晁錯與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國。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眾所服者為社頭、社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敵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集眾，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敵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奏凡兩上，皆不服。此宋時弓箭社之法，雖承平廢弛，而靖康之變，河北忠義多出於此。有國家者，能於閒暇之時而為此寓兵於農之計，可不至如崇禎之末，課責有司，以修練、儲備之紛紛矣。

○宦官漢和熹鄧後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秦苻堅選奄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授經。若夫巷伯能詩，列於《小雅》；史游《急就》，著在藝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我太祖深懲前代宦寺之弊，命內官不許識字。永樂以後，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內書堂之設。共隋蔡允恭為起成舍人，帝遣教官人，允恭恥之，數稱疾。宋賈昌朝為侍講，以編修資善堂書籍為名，而實教授內侍，諫官吳育奏罷之。以宣廟之納諫求言，而廷臣未有論及此者，馴致秉筆之奄其尊侔於內閣，而大權旁落，不可復收，得非內書堂階之厲乎？《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當時蟄御之臣皆是士人，而婦寺之權衰矣。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閣守御，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玄宗時，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是知宦官之盛，由於宮嬪之多。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則當以過色為本。

王元美《筆記》曰：“高帝時，中人不得預外事，見公侯大臣叩首惟謹。至永樂初，狗兒諸奄稍稍見馬上之績。後以倦勤朝事，漸寄筆札，久乃稱肺腑矣。太監鄭和等以奉命，率舟師下海中諸夷，而中人有出使者矣。西北大將多洪武舊人，意不能無疑，思以腹心參之，而中人有鎮守者矣。王振時，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逕行者矣。”

《國史》所載，永樂五年六月，內使李進往山西采天花，詐傳詔旨，擅役軍民，此即弄權之漸。仁宗即位，凡差出內臣，限十日內盡撤回京。其見於詔書者，有采寶石、採金珠香貨、採鐵黎木，而《太宗實錄》多諱之不書。至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內官、內使，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擾，有供應之煩。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買納。”詔從之。乃猶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書：管事袁琦假公務為名，擅差內官、內使，陵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等物，以至磔死，而其黨十餘人皆斬者。嗚呼！作法於涼，其敝猶貪。至於萬曆中年，礦稅之使旁午四出，而藉口於祖宗之成例，則外廷之臣交章爭之，而無可如何矣。是以“武王不泄邇”。

中官典兵，亦始於永樂。《仁宗實錄》言：“某肅總兵官都督費不能專斷軍政，悉聽中官指使。敕責其低眉俯首，受制於人。”《宣宗實錄》言：“交恥左參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百人，勁勇善戰。貴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向成功。後為中官馬騏奪去，貴與賊戰不利，遂死之。”宣德元年三月己亥，敕責中官山壽曰：“叛賊黎利，本一窮蹙小寇，若早用心禽捕，如探雀雛。爾乃妄執己見，再三陳奏，惟事招撫，以致養禍遺患。及方政等進討，爾擁官軍一千餘人，坐守義安，不往來策應，視其敗衄。”是則交恥之失，實本於中官，而仁、宣二宗亦但加之譙責而已。王振之專，土木之難，此非其漸乎？

交恥一事，中官之惡，《實錄》不盡書。景泰四年，吏科給事中盧祥言：“臣思永樂年間，克平交恥，設定郡縣，夷人服從。後因鎮守內臣貪虐，致失人心，竟亡其地，天下至今非議不已。”即此數言，可以想見。《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豈不信夫！

成祖天威遠加，無思不服；遏密未幾，遂棄交恥。齊桓首霸，而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春秋》已志之矣。故《後》之初六一陰始生，而周公戒之。正統九年正月辛未，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都督馬亮、陳懷等，統兵出境，剿兀良哈三衛。勇同太監僧保出喜峰口，亨同太監曹吉祥出界嶺口，亮同太監劉永誠出劉家口，懷同太監但信出古北口。是時王振擅權，乃有此遣，而後遂以為例。至十四年，陽和口之戰，太監郭敬監軍，諸將悉為所制，師無紀律，而宋謙、朱冕全軍覆沒矣。

景泰元年閏正月乙卯，工部辦事吏徐鎮言：“刑餘之人，不侍君側。太祖高皇帝懲漢唐之弊，不令典兵，但使之守門傳命而已。邇者奸監王振，乘機專政，依勢作威，王爵天憲悉出其口，生殺予奪任己愛憎。又多引同類如郭敬等，以為心腹，出監邊事。皇上臨御之初，乞監前失，宦官有參預朝政及監軍鎮守者，悉令還內，各守本職。如此則宦官無召釁之端，國祚有過歷之兆矣。”事寢不行。六月乙酉，陝西蘭縣舉人段堅，論宦寺監軍之失。

庚子，肅府儀衛司余丁聊讓，請禁抑宦寺。

三年九月辛卯，南京錦衣衛鎮撫司軍匠余丁蕭敏，陳內官苦害軍民十事。天順八年十一月丙寅，兩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言：“正統末年，王振專權，使先帝遠播，宗社幾危。天順年間，曹吉祥專權，舉兵焚關，欲危宗社。今日朱玉專權，謀黜皇后，欺侮陛下。是皆貽笑於四方，取議萬世者也。臣請自今以後，一不許內官與國政，二不許外官與內官私相交結，三不許內官弟侄在外管事並置立產業。自古內官賢良者萬無一人，無事之時似為謹慎，一聞國政，便作奸欺。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為己功；聞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己勢。人望日歸，威權日重，而內官之禍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臣與聞國政者，此也。內官侍奉陛下，朝夕在側。文武大臣不知廉恥者，多與之交結。有饋以金寶珠玉，加之婢膝奴顏者，內官便以為賢，朝夕在陛下前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內官便以為不賢，朝夕在陛下前非毀之。陛下天縱聖明，固不為惑；日加浸潤，未史致疑。稱美者驟逾顯位，非毀者久屈下僚，急歸朝廷，恩結宦寺，而內官之禍起矣。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外官與內官交結者，此也。內官弟侄人等，授職任事，倚勢為非，聚奸養惡，家人百數，貲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系千匹。內官因有此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奸弊多端。身雖在內，心實在外，內外相通，內禍亂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官弟侄在外管事並置立家產者，此也。陛下果能鑒彼三人於既往，行此三事於方今，則禍亂自然不作，實害自然不生。倘或不然，則禍起蕭牆，變生付腑腋，異日之患有不可言者矣。然臣等今日之所言，乃舉朝廷之所諱。臣等雖愚，亦知避禍。但受恩朝廷，無以為報；官居言路，不可苟容。若陛下能行而不疑，即臣等雖死而無悔矣。”上責徽等妄言要譽，命吏部俱調州判官。

中都之變，宦官僨事之前車也。不一年，而監守之遣四出，以外廷無人甚也。平陰之役，夙沙衛殿殖綽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天子以恥天下之士大夫，而士大夫不以為恥，且群然攻之。廷論雖嘩，上心弗信。及暫撤之，而士大夫又果不足用也，於是乎再任宦者，而國事已不可為。昔者唐德宗即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故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嗚呼，吾不知今日之攻宦官者，果愈於宦官乎？內廷既不可用，外廷亦遂無人，而國事又將誰屬乎？至於昭王嘆息，思良將之已亡；武帝咨嗟，慮名臣之欲盡。而燎原靡撲，過涉終亡，可為痛哭者矣。是以人材非一世之所能成，古先王於多難之時，而得賢臣之助者，以其養豫而儲之廣也。《傳》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夫有天下而為子孫之慮者，則必在於人才矣。”

《金史·完顏訛可傳》：“劉祁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責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應變，多為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論曰：夫以蟄御治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戊午，上諭禮部並在內各監局等衙門：“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宜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獨嚴近習之防，敕內官毋預外事。一時朝政清明，法紀整肅，拔本澄源，意甚深遠。朕鑒後追前，凜持祖訓。自今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衙門，或典禮繕戎，或鳩工管鑰，或司膳服，或辦文書，都著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職業，不許違越祖制，干預在外政事，違者即以亂政參拿處斬。仍詳察舊典，開無職掌具奏。”禮部右侍郎蔣德疏言：“周官內職不滿百人，糾禁王官，掌於小宰。古聖垂法，下戒將來，蓋其慎也。太祖高皇帝實詳監於往代，而取衷焉。其設內官也，監司局庫各有定員，秩不過四品，俸不過一石。而且糾劾有令，交通有戒，豫政典兵有禁，謹內外之防，杜假竊之漸。至尚論漢、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淵哉天訓，亘古不易矣！雖二十五年曾遣太監聶慶童往諭陝西河州等衛所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然往諭屬番，于軍民無與，且不假事柄，亦暫往即還。終洪武之世，無他特遣。此所以致清明整肅之治，而開萬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聖纘承，宮府之大防無改；而時事偶異，中外之任使間聞，永樂中，始有遣使外國及遣往甘肅巡視者。洪熙中，始有守備南京者。正統中，始有率兵討賊防邊及各省鎮守者。景泰初，始有分坐十營，或稱監槍者，然仍聽尚書于謙等節制。至正德中，邊關始置內監，且令提督禁兵內操，分坐勇士四衛軍營，益非祖宗之舊矣。他如監工、監器，會同審錄，蘇杭織造，榷稅開礦之遣，皆利少害多，亦鏇設鏇止，操縱在握，一時暫托權宜，而事任遞遷，易世每多釐正。惟世宗肅皇帝毅然裁革，獨斷於先；我皇上剪除逆，媲美於後。總之稟成於高皇帝訓諭，‘內臣毋豫政事，外臣毋行交結’二語，足括千古治亂之源矣。臣等伏讀寶訓，深溯治謀，不使有功，自無竊柄之患；嘗令畏法，實杜亂政之階。故委腹心則威福移，寄耳目則羅織啟；遵典章則職守自屬，嚴內外則侵越不生。此實鑑古酌今，可以無敝，而神孫聖祖於焉一揆者也。謹遵聖諭，備察舊章，將各監局職掌著為令甲，可考見者，臚列上呈現，恭候聖明裁奪。”得旨申飭。

奄人之有祠堂，自英宗之賜王振始也。至魏忠賢則生而賜祠，且遍於天下矣。故聖人戒乎作俑。

○禁自宮《實錄》：“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隸魏縣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宮以求進，命執送錦衣衛獄罪之，發南海子種菜。祖宗以來，凡閹割火者，必俘獲之奴，或罪極當死者。出其死而生之，蓋重絕人之世，不忍以無罪之民受古肉刑也。景泰以來，乃有自宮以求進者，朝廷雖暫罪之，而終收以為用。故近畿之民畏避徭役，希凱富貴者，仿效成風，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孫，日赴禮部投進。自是以後，日積月累，千百成群，其為國之蠹害甚矣。”

《余冬序錄》曰：“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宮者以不孝論，軍犯罪及本管差別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成化九年，令私自淨身者，本身處死，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十二年，天順二年，成化九年，節經申明。宏治五年，自淨身者本身並下手人俱處死，全家充軍，兩鄰及歇家不舉、有司里老容隱者，一體治罪。其禁止乎未殘者，法甚嚴也。永樂二十三年。興州左屯衛軍徐翼，有子自宮，入為內豎。翼奏乞除軍籍，上曰：“為父當教子，為子當養親。爾有子不能教，自殘其體，背親恩，絕人道，敗壞風化，皆原於爾，尚敢希除軍籍邪？”出其子使代軍役。宣德二年，令自淨身人軍民，各還元伍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官勢家藏隱，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處死，該管總小旗、里老鄰佑一體治罪。正統元年閏六月，時軍民多自宮希進，間有以赦而獲免罪者。刑部請依舊制，不論赦前赦後，俱論以不孝重罪，從之。成化十一年二月，順天府永清縣民徐義自宮其幼子以求進，詔發充廣西南丹衛軍，妻及幼子皆隨往。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史、錦衣衛督逐回籍。宏治元年，令錦衣衛拘送順天府，遞發元管官司點閘知在，不許容縱。十三年，令先年淨身人曾經發遣，不候收取，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邊遠充軍。其戒約於已殘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滿朝，金玉塞塗，至今日而益盛，然則法果行乎？

宋仁宗未有繼嗣，太常博士吳及上言：“古之明王，重絕人之世。今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剿絕人理，以希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有因而夭死者。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矜，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製，無得逾百員。今以祖宗時較之，當日宦官幾何人？今幾何人？臣愚以為胎卵刳傷，鳳凰不至；繼嗣未育，殆由於此。伏願浚發德音，詳為條禁，權罷宦官進獻。有擅宮童幼，置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繼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此者。”帝異其言，權罷內臣進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