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地古先王之治地也，無棄也，而亦不盡地。田間之塗九軌，有餘道矣。遺山澤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作法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難壞，年計不足而世計有餘。後之人一以急迫之心為之，商鞅決襲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蕩然。宋政和以後，圍湖占江，而東南之水利亦塞。於是十年之中荒恆六七，而較其所得反不及於前人。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則必自此二言始矣。○斗斛丈尺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禮記·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也。故關石和鈞，大禹以之興夏；謹權量，審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鄉異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為一斗者，一哄之市，兩斗並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為畝者，有以三百六十步為畝者，有以七百二十步為畝者。其步弓有以五尺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為步。此之謂工不信度者也。夫法不一則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權量而正經界，其先務矣。《後漢書》：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簡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而《隋書》趙為冀州刺史，為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令頒之天下，以為常法。儻亦可行於今日者乎？○地畝大小以近郭為上地，遠之為中地、下地。平面自金、元之末，城邑丘，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冊田也；後墾者遠郊，遠郊，繼代之新科也。故重輕殊也。

《廣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為畝，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由國初有奉旨開墾，永不起科者，有因洿下鹼薄而無糧者，今一概量出作數，是以元額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畝數增多，取駭於上，而貽害於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元額之數。自是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冊；下行征派，則用小畝，以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以小地一畝八分折一畝，遞增之至八畝以上折一畝。既因其地之高下而為之差等，又皆合一縣之丈地，投一縣之元額，以敷一縣之糧科，而賦役由之以出，此後人一時之權宜爾。”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而懷慶地獨小，糧獨重。開封三十四州縣，而札地獨小，糧獨重。蓋由元末未甚殘破，故獨重於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給，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詳，而中原之地，彌望荊榛，亦無從按畝科之也。唐時陸贄有言：“創製之始，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致敝之端，古今一轍。而井地不均，賦稅不平，固三百年於此矣。故《東昌府志》言：“三州十五縣，步尺參差，大小畝規畫不一，人得以意長短廣狹其間。”而《大名府志》謂：“田賦必均而後可久，除沙茅之地別籍外，請檄諸州縣長吏，畫一而度之，以鈔準尺，以尺準步，以步準畝，以畝準賦，仿江南魚鱗冊式而編次之。舊所籍不齊之額悉罷去，而括其見存者，均攤於諸州縣之間，一切糧稅、馬草、驛傳、均徭、里甲之類，率例視之以差。數百里之間，風土人煙同條共貫矣。”則知均丈之議，前人已嘗著之，而今可通於天下者也。

《宋名》言：“宋時田制不立，川畝轉易，丁口隱漏，兼併冒偽，未嘗考按。”又言：“宣和中，李彥置局汝州。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指為天荒。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訴者輒加威刑。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均諸他州。”是則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獨金、元之季矣。

○州縣界域自古以來，畫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則州縣所屬鄉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門之外為鄰屬者，則幅員不可不更也。下邽在渭北而並於渭南，美原在北山而並於富平，若此之類，俱宜復設。而大名縣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則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轄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宮、威縣之間，有新河縣。地；清河、威縣之間，有冠縣。地；鄆城、范縣之間，有鄒縣，地；清州之益都等縣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遷縣有開封之祥符縣地；大同之靈丘、廣昌二縣中間有順天之宛平縣地。或距縣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里，藪奸誨逋，恆必由之。而甚則有如沈丘之縣署，地糧乃隸於汝陽者，則錯互不可不正也。衛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與民地相錯，浸久而迷其版籍，則軍民不可不清也。水濱之地消長不常，如蒲州之西門外三里，即以補朝邑之坍，使陝西之人越河而佃，至於爭鬥殺傷，則事變不可不通也。《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有王者作，謂宜遣使分按郡邑，圖寫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經界，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庶乎獄訟衰而風俗淳矣。

○後魏田制後魏雖起朔漠，據有中原，然其墾田、均田之制有足為後世法者。景穆太子監國，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余材，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乃令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芸田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詔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蓄既積，黎元永安。爰暨季葉，斯道陵替。富強者併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軀，或因饑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男夫人給田二十畝，課蒔余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是有口分、世業之制，唐時猶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創百世之規，其亦運之掌上也已。宋林勛作《本政》之書，而陳同父以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豈非知言之士哉。

○開墾荒地明初，承元末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洪武中，詔有能開墾者，即為己業，永不起科。至正統中，流民聚居，詔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戶部尚書張鳳等奏：“山東、河南、北直隸並順天府無額田地，甲方開荒耕種，乙即告其不納稅糧。若不起科，爭競之塗終難杜塞。今後但告爭者，宜依本部所奏，減輕起科，則例每畝科米三升三合，每糧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絕爭競之端，抑且少助倉稟之積。”從之。戶科都給事中成章等劾鳳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聽。然自古無永不起科之地。國初但以招徠墾民，立法之過，反以啟後日之爭端，而彼此告訐，投獻王府、勛戚及西天佛子，無怪乎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也。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丘浚《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漸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斗。宋時均兩浙田，每畝一斗。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至於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稅亦不過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於是天下之民鹹得其所，獨蘇、松二府之民則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糧重去處，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請言其故。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為張氏義兵而籍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有司不體聖心，將沒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何也？田未沒入之時，小民於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回而已。後變私租為官糧，乃於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愚按宋華亭一縣，即公江一府。當紹熙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景定中，賈似道買民田以為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元初田稅比宋尤輕，然至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田後，至元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迨至季年，張士誠又並諸撥屬財賦府，與夫營圍、沙職、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來，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於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將天下系官田地糧額遞減三分、二分外，松江一府稅糧尚不下一百二萬九千餘石。愚歷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蕪，錢糧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間所免稅糧不下數百萬石。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復七年，拖欠折收輕齎亦不下數百萬石。折收之後，兩奉詔書敕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鹽糧、屯種子粒、稅絲門攤課鈔，悉皆停徵。前後一十八年間，蠲免折收停徵至不可算。由此觀之，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徵稅之實。願閣下轉達皇上，稽古稅法，斟酌取捨，以宜於今者而稅之，輕其重額，使民如期輸納。此則國家有輕稅之名，又有徵稅之實矣。”

今按《宣廟實錄》：洪熙元年閏七月，廣西右布政使周乾，自蘇、常、嘉、湖等府巡視。還言：“蘇州等處人民多有逃亡者，詢之耆老，皆雲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畝舊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將沒官之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照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則田地無拋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議。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為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為定例。六年三月，巡撫侍郎周忱言：“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舊有官田，稅糧二萬七千九百餘石，俱是古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徵收易完。”上命行在戶部會官議，劾忱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請罪之。上不七年三月庚申朔，詔但系官田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減免，不許故違。辛酉，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氵熒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除租賦，而戶部皆不準。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為辭’之語。若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子曰：‘百姓不足，尹孰與足？’卿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氵熒等皆頓首謝。其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既勞，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跡安得循？下詔減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右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矜吾仁！”《英廟實錄》：正統元年閏六月丁卯，行在戶部奏：“浙江、直隸、蘇、松等處減除稅糧，請命名處巡撫侍郎並同府縣官，用心核實。其官田每畝秋糧四斗一升至三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明白具數，送部磨勘。”從之。

官田自漢以來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佗胄，明年，置安邊所，凡佗胄與其他權幸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慮、張顏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丞相賈似道主其議行之，始於浙西六郡，凡田畝起租滿石者，予二百貫，以次遞減。有司以買田多為功，皆謬以七八斗為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之民多破家矣。”而平江之田獨多，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松江府志》言：“元時苗稅，公田外，復有江淮財賦都總管府領故宋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財賦府領籍沒朱、張田，以供中宮；稻田提領所領籍沒朱、管田，以賜丞相脫脫；撥賜莊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等田，以賜影堂寺院、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雲宗僧田，皆不系州縣元額。而《元史》所記賜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兒等，諸王如魯王周阿不刺、郯王徹徹禿等，公主如魯國大長公主，寺院如集慶、萬壽二寺，無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張士誠據吳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於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遍於平江，而一入版圖，亦按其租簿沒入之。已而富民沈萬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蘇州，而蘇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況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其中民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是一府之地土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詔減其什之三，而猶為七斗，是則民間之田一入於官，而一畝之糧化而為十四畝矣。此固其極重難返之勢，始於景定訖於洪武，而征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於是巡撫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寬官田，而租額之重則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農具、車牛，其始皆給於官，而歲輸其稅，浸久不可問，而其稅復派之于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國家之所有。而耕者，猶人家之佃戶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為一冊而征之，猶夫《宋史》所謂“一曰官田之賦，二曰民用之賦”，《金史》所謂“官田曰租，私田曰稅”者，而未嘗並也。相沿日久，版籍訛脫，疆界莫尋，村鄙之氓未嘗見冊，買賣過割之際，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飛灑移換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謂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訟端無窮，而賦不理。於是景泰二年，從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楊瓚之言，將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承納，及歸併則例。四年，詔巡撫直隸侍郎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田。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鬥起征。”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為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為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畝科二斗九升矣。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然而為此說者，亦窮於勢之無可奈何，而當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無異論，亦以治如亂絲，不得守二三百年紙上之虛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抑嘗論之，自三代以下，田待買賣，而所謂業主者即連陌跨阡，不過本其錙銖之直，而直之高下則又以時為之。地力之盈虛，人事之嬴絀，率數十年而一變。柰之何一入於官，而遂如山河界域這不杏勸也？且景定之君臣，其買此田者，不過予以告牒、會子虛名，不售之物，逼而奪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國。四百餘年之後，推本重賦之由，則猶其遺禍也。而況於沒入之田本無其直者乎！至於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則夫官田者，亦將與冊籍而俱銷，共車牛而皆盡矣。猶執官租之說以求之，因已不可行，而欲一切改從民田，以復五升之額，即又駭於眾而損於國。有王者作，鹹則三壤，謂宜遣使案行吳中，逐縣清丈，定其肥瘠高下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塗盪以升以合計者，附於冊後，而概謂之曰民田，惟學田、屯田乃謂之官田，則民樂業而賦易完，視之紹、熙以前，猶五六倍也。豈非去累代之橫征，而立萬年之永利者乎？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張凝、李之言，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嗚呼，以五代之君猶知此義，而況他日大有為主？必有朝聞而夕行之者矣。今存者，惟衛所屯田、學田、勛戚欽賜莊田三者猶是官田。南京各衙門所管草場田地佃戶轉相典賣，不異民田。蘇州一府，惟吳縣山不曾均勻一則，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畝科五升，私山畝科升五勺。今高淳縣之西有永豐鄉者，宋時之湖田，所謂永豐圩者也。《文獻通考》：“永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初令百姓請佃，後以賜蔡京，又以賜韓世忠，又以賜秦檜，繼撥隸行宮，今隸總所。王弼《永豐謠》曰：“永豐圩接永寧鄉，一畝官田八斗糧，人家種田無厚薄，了得官租身即樂。前年大水平斗門，圩底禾苗沒半分，里胥告災縣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舊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家算息不算母。嗚呼！有犢可賣君莫悲，東鄰賣犢兼賣兒，但願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田。”讀此詩，知當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而以官作民，亦不始於近日矣。《元微之集·奏狀》：“右臣當州百姓田地，每畝只稅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頭榷酒錢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諸色職田，每畝約稅粟三斗，草三束，腳錢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職田，又須百姓變米僱車般送，比量正稅近於四倍。廨田、官田、驛田等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是則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於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屢下詔書，令民間有拋荒官田，召人開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獨蘇、松、常三府為然。

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十九。其畝甚窄，而凡溝渠道路皆並其稅于田之中。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故既減糧額，即當禁限私租，上田不得過八斗，如此則貧者漸富，而富者亦不至於貧。《元史·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詔江南佃戶，私租太重，以十分為率，普減二分，永為定例。前一事為特恩之蠲，後一事為永額之減，而皆所以寬其佃戶也。是則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漢武帝時，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唐德宗時，陸贄言：“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第，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併之徒，居然受利。望今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仲舒所言則今之分租，贄所言則今之包租也。然猶謂之“豪民”，謂之“兼併之徒”，宋已下則公然號為“田主”矣。

○豫借唐玄宗天寶三載，制曰：“每載庸調，八月徵收，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二十日為限。”至代宗廣德二年七月庚子，稅天下地畝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所謂青苗錢者，以國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征之，故號青苗錢。主其任者為青苗使。遂為後代豫借之始。陸宣公言：“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谷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憲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陳未接，營辦尤艱。凡有給用，委觀察使以供軍錢，方員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韓文公有《游城南詩》云：“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身。麥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頭樂社神。”是三四月之間尚未動差科也。至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其時外內離叛，未及一月，國亡主滅。明宗即位，頗知愛民。見於《文獻通考》所載：長興四年，起征條流，其節候早者五月十五日征，八月一日納足。遞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征，九月納足。周世宗顯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謂侍臣曰：“近朝征斂谷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征。是莊宗雖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實未嘗行也。乃後代國勢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即出榜開徵，其病民又甚矣。《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謝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貪之甚也。”今之為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毆民而適樂郊者乎！

虞謙，洪武末為杭州府知府，嘗建議：“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而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為徭役所困。請為定製，僧道每人田無過十畝，余田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廢。

○紡織之利今邊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識，雖有材力而安於游惰。華陰王宏撰著議，以為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既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稅日逋。非盡其民之惰，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為師。即以民之勤惰工拙，為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為之，而為煩程督矣。計延安一府四萬五千餘戶，戶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萬餘人，其為利益豈不甚多？按《鹽鐵論》曰：“邊民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夏不釋復，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圜之中。”崔《政論》曰：“仆前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識。”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漢志》有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載績，為公子裳。”豳之舊俗也。率而行之，富強之效，龐之化，豈難致哉！吳華核上書，欲禁綾綺錦繡，以一生民之原，豐谷帛之業。謂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艷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有之無益，廢之無損，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方。今纂組日新，侈薄彌甚，斫雕為樸，意亦可行之會乎？

○馬政“析因夷奧”，先王之所以處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先王之所以處廄馬也。

漢晁錯言：“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文帝從之。故文、景之富，眾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群。乘牝者，擯而不得會聚。若乃塞之斥也，橋桃致馬千匹。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群。則民間之馬其盛可知。武帝輪台之悔，乃修馬復令。唐玄宗開元九年，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為貲。”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馬。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實錄》言：永樂元年七月丙戌，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成群，民有即國家之有。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畜馬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此承元人禁馬之後，故有此諭。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諭兵部，令民間畜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俾得以餘力養私馬。至宣德六年，有陝西安定衛土民王從義，畜馬蕃息，數以來獻。此則小為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漢唐復馬之令也。

○驛傳《續漢·輿服志》曰：“驛馬三十里一置。”《史記》：“田橫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至屍鄉廄置”是也。唐制亦然，白居易詩：“從陝至東京，山低路漸平。風光四百里，車馬十三程”是也。其行或一日而馳十驛，岑參詩：“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時發鹹陽，暮及隴山頭。”韓愈詩：“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是也。又如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丙寅，安祿山反於范陽。壬申，聞於行在所，時上在華清宮，六日而達。至德二載九月癸卯，廣平王收西京。甲辰，捷書至行在，時上在鳳翔府，一日而達。而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則又不止於十驛也。古人以置驛之多，故行速而馬不弊。後人以節費之說，歷次裁併，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驛者，馬倒官逃。職此之故，盍一考之前史乎？

古人以三十里為一舍。《左傳》：“楚子入鄭，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以為“退一舍”。而《詩》言：“我服既成，於三十里”《周禮·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然則漢人之驛馬三十里一置，有自來矣。

國初，凡驛皆有倉。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縣陶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遇歲不登，公私無措。惟南關驛有儲此一事，而當時儲畜之裕，法令之寬，賢尹益下之權，明主居高之聽，皆非後世之所能及矣。然則驛之有倉，不但以供賓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艱厄，實《周禮·遺人》之掌也。帖括後生，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今時十里一鋪，設卒以遞公文。

《孟子》所云“置郵而傳命”，蓋古已有之。《史記》：“白起既行，出鹹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漢書·黃霸傳》註：“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

○漕程《山堂考索》載：“唐漕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轉運征斂送納皆準程節其遲速，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盡人馬之力，而亦無逗留之患。今之過淮、過洪及回空之限，猶有此意，而其用車驢則必窮日之力而後止，以至於人畜兩弊，豈非後人之急迫日甚於前人也與，然其效可睹矣。”

○行鹽松江李雯論“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也。”此論鑿鑿可行。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復海運，而引杜子美詩：“雲帆轉遼海。更稻來東吳”為證。余於鹽法亦引子美詩云：“蜀麻吳鹽自古通。”又曰：“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又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鹽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人人誦杜詩，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長蘆運至太和嶺，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者，俱準鹽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自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充矣。”從之。此中鹽之法所自始。

唐劉晏為轉運使，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鹽吏多則州縣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始江淮鹽利不過四上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鹽利之不可興，正以鹽吏之不可罷，讀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鹽地分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不得不買私鹽。既買私鹽，則興販之徒必興，於是乎盜賊多而刑獄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才畢，恆數十百為群，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斗格，或至殺傷，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張士誠，以鹽徒而盜據吳會。其小小興販，雖太平之世，未嘗絕也。余少居崑山、常熟之間，為兩浙行鹽地，而民間多販淮鹽，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視官鹽為善。及游大同，所食皆蕃鹽，堅緻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國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設為巡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干，為一定之額，此掩耳盜鐘之政也。

宋嘉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上書，請罷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仁宗從之。其詔書曰：“歷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以是雖當王安石之時，而於茶法未有所變，其說可通之於鹽課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