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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景帝

甚哉名義之重也,生乎人之心,而為鍼鋩劍刃以刺人於隱者也。故名以生實,而義不在外。苟違乎此,疑在肘腋而先戰乎心。夫欲有所為,而無可信之人,必危;有可信之人,而固不敢信,必敗。吳太子之諫王濞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以此疑田祿伯,不遣循江、淮入武關,而坐困於下邑。其不信祿伯而因以敗也,則太子任其失。藉令假祿伯以兵,而祿伯且反也,亦未可知。是兩窮之術,而姑保其可疑。太子固曰“王以反為名,兵難以借人”。名不正,義不直,浮鼓其忿欲以逞,其中之鋩刃,常不去於肺肝。是以無名無義而欲有為於天下,即以之攻無道而不克,況以之犯順哉?故自疑者必疑人,信人者必自信也。自不可信,人不可保,疑之而隳功,信之而禍亦起。苻堅以不疑而亡於慕容垂,安慶緒以不疑而亡於史思明。吳太子之言,固天理顯露之一幾,以震小人而褫之,惡能強哉!惡能強哉!

文帝且崩,戒景帝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則文帝未嘗須臾忘制吳也。故几杖之賜,欲以銷其雄心而待其自敝,非玩也。中有所恃,則可靜以待動,而不為禍先,無已,則固有以勝之矣。柔而不陷於弱,本立焉耳。黽錯者,焉知此!迫而無以應,則請上自將而身居守,有亞夫之可恃而不知任也,身之不保,宜矣哉!故柔而玩、競而不知自強之術,兩者異出而同歸於敗。

周亞夫請以梁委吳,絕其食道,景帝許之。梁求救而亞夫不聽,上詔亞夫救梁,而亞夫不奉詔。於是而亞夫之情可見,景帝之情亦可見矣。委梁於吳以敝吳,而即以敝梁。梁之存亡,於漢無大損益;而今日之梁為他日之吳、楚,則敝梁於吳而恃以永安。亞夫以是獲景帝之心,不奉詔而不疑。景帝之使救也,亦聊以謝梁而緩太后之責也,故可弗奉詔而不疑也。

嗚呼!景帝之心忍矣,而要所以致之者,太后之私成之也。帝初立,年三十有二,太子榮已長,而太后欲傳位於梁王。景帝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探太后之旨而姑為之言也。竇嬰正辭而太后怒,則景帝之惎梁久矣。亞夫委之敝而弗救,與帝有密約矣。不然,兄弟垂危,詔人往援,不應而不罪,景帝能審固持重如此其定哉?後愈私之,帝愈惎之,梁其不為叔段、公子偃者,幸也。

故兄弟之際,非父母所得而與。親者自親,愛者自愛,信者自信,猜者自猜。全中人於不相激,而使賢者得自伸其恩義,則以養子孫於和平坦易之中,而無隱情以相傾。太后婦人,不足以知此,為君子者,尚其鑒諸!

國無人而不可與立,彝倫斁也。韓安國泣請於梁王,而羊勝、公孫詭伏誅;田叔悉燒獄辭,而梁王之罪解。以誠信行於家國骨肉之間,彝倫危而得安;漢之人才,所以卓越乎後世也。鄒陽見王信而讎其說,策士之小慧耳。假天性合離之權於閨房,陽之智與勝、詭等;自詫其巧,而不知適成乎亂。安國也,叔也,守貞以全仁孝之大者也,非佞人之得有功也。

法嚴而任寬仁之吏,則民重犯法,而多所矜全。法寬而任鷙擊之吏,則民輕犯法,而無辜者卒罹血不可活。景帝詔有司讞不能決,移讞廷尉,讞而後讞不當,讞者不為失,立法寬矣。乃郅都、寧成相繼為中尉,則假法於殘忍之小人,姑寬為之法,以使愚民輕於蹈阱,而幸其能出而終不免也。且也讞不當而不為罪,無論失入之憯也,即數失出而弗譴,亦以導賕吏之鬻獄,而淫威之逞,冤民且無如之何也。於是而高帝寬大之意斬,武帝嚴酷之風起矣。嚴之於法而無可移,則民知懷刑;寬之以其人而不相尚以殺,則民無濫死。故先王樂進長者以司刑獄,而使守畫一之法,雷電章於上,雨露潤於下,斯以合天理而容保天下與!

算資十而得官,景帝減而為四,爭之於銖兩之間,亦惡足以善風俗乎!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貲盈十萬,乃得為吏。”劭所云古者何古也,殆秦人之法也。舉富人子而官之,以謂其家足而可無貪,畏刑罰而自保,然則畏人之酗飲,而延醉者以當筵乎?富而可為吏,吏而益富,富而可貽其吏於子孫。毀廉恥,奔貨賄,薄親戚,獵貧弱,幸而有貲,遂居人上,民之不相率以攘奪者無幾也。自非嬴氏為君、商鞅為政,未有念及此以為得計者也。

嗚呼!亦有自來矣。世之亂也,一策行而取卿相,一戰勝而有封邑。故草野貧寒之子,忘軀命,游於刀鋸鼎鑊之下,以弋獲官邑。於是而如餒者之得食焉,快貪饕而忘哽噎。於是天下苦之,人主厭之,而矯之以任富人之子,以是為愈於彼也。雖然,豈必無以養天下之廉恥而需此哉?矯枉者之枉甚於所矯,而天下之枉不可復伸。為君子者,清品類,慎交遊,遠挾策趨風之賤士,以使人主知所重輕焉。何至貽朝廷以菲薄賢智、輕側陋之心,問居贏而揖進之哉?

班固敘漢初之富庶詳矣。蓋承六國之後,天下合而為一,兵革息,官吏省,饋享略,置郵簡,合天下而僅奉一人,以王而府天下,粟帛貨賄流通,關徼弛而不滯,上下之有餘宜矣。嗚呼!後之天下猶漢也,而何為憂貧孔棘,而上下交征之無已也!班固推本所由,富庶原於節儉。而曰:“高帝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雖弛其禁,然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山川園池市井租稅,自天子至於封君,皆取其入為私奉養,不領於經費。”知言也夫!

尤要者,則自困辱商賈始。商賈之驕侈以罔民而奪之也,自七國始也。七國者,各君其國,各有其土,有餘不足,各產其鄉,遷其地而弗能為良。戰爭頻,而戈甲旌旄之用繁;賂遺豐,而珠璣象貝之用亟;養游士,務聲華,而游宴珍錯之味侈。益之以驕奢之主、後宮之飾、狗馬雁鹿袨服殊玩之日新,而非其國之所有。於是而賈人者越國度險,羅致以給其所需。人主大臣且屈意下之,以遂其所欲得,而賈人遂以無忌憚於天下。故窮耳目之玩、遂且暮之求者,莫若獎借賈人之利;而貧寒之士,亦資之以霑濡。賈人日以尊榮,而其罔利以削人之衣食,陽與而陰取者,天下之利,天子之權,倒柄授之,而天下奚恃以不貧?且其富也不勞,則其用也不恤,相競以奢,而殄天物以歸糜爛。弗困弗辱,而愚民榮之,師師相效,乃至家無斗筲,而衣絲食粲,極於道殣而不悔,故生民者農,而戕民者賈。無道之世,淪胥而不救,上下交棘而兵戎起焉。非此之懲,國固未足以立也。高帝之令,班固之言,洵乎其知本計也。

人主移於賈而國本凋,士大夫移於賈而廉恥喪。許衡自以為儒者也,而謂“士大夫欲無貪也,無如賈也”。楊維楨、顧瑛遂以豪逞而敗三吳之俗。濠、泗之遷,受興王之罰,而後天下寧。移風易俗,古今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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