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云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註記，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貽厥後來？

蓋摸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有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為帝王，目宰輔為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仿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雲“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雲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乾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雲“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乾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樂禮，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歷。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雲”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不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雲“伊婁穆字奴乾”，既而續雲太祖“字之曰：‘奴乾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昔《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則為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韓子所以著《五蠢》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

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彼也。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棲皇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

蓋《左氏》為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雲“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如乾寶《晉紀》敘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江湛為元兇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見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羋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雲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左氏》與《論語》，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睠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刺史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中、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睹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雲“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義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為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