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乾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采二家之所議，征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

但自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鹹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痏。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為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上智猶其若此，而況庸庸者哉！苟目前哲之指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糾摘，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此數家見之矣。

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啟龍漦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圯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

范曄博採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辯，嗤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痂，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為雅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

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為煩。榷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麕。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瑞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征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

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臣。《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恆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

若乃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

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為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而乃敘其名位，一二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

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

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紀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於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郯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能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羖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

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瀋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