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傳·卷四十八

譯文

袁彖字偉才，陳郡陽夏人。祖父袁洵是吳郡太守。父親袁覬是武陵太守。袁彖年輕時便有風采氣度，喜好寫文章和談論玄理。被舉薦為秀才，各王府要擇取他為參軍，他不肯就任。袁覬臨終時寫給兄長袁顥的信中說：“史公文才學識可嘉，完全能夠使祖宗基業繁盛起來。”史公是袁彖的小名。袁彖守父喪還未滿三年，袁頡便在雍州起事被殺，宋明帝將袁顥的屍體拋進長江中，不允許家人收殮安葬。袁彖便與原先的一位僕人改穿平民服裝，偷偷地去尋找屍體，找了四十多天才找到，於是便親自背土，將袁顥秘密地埋葬在石頭城的後山崗上。他身邊一直藏著伯父的文集，從沒有離過身。明帝駕崩以後，才將袁顥改葬。袁彖的堂叔司徒袁粲、岳父征西將軍蔡興宗都很器重他。

後來，袁彖官拜安成王征虜參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又出任廬陵內史，豫州治中，齊太祖的太傅相國主簿，秘書丞。當時，對歷朝國史進行評議，辨正是非得失。檀超認為，《天文志》記載星象及其位置次序，《五行志》記錄當時的祥瑞災異，二《志》所載的事實及用途都有差別，日食是一種災異，應當放進《五行志》中。檀超又想立處士傳。袁彖蛻：“衹有那些與國家大業有關聯的起過作用的人物，才能夠在國史中記錄其姓名事跡。現今那些孤棲隱遁之士，排斥帝王，欺凌將相，這是偏頗特立的行為，不能夠助長這種風氣，改變社會風俗，所以司馬遷的《史記》沒有為之立傳，班固的《漢書》也沒有將他們編寫進去。如果確有一些好的行跡，無法捨棄省略的話，那也應當把他們的姓名業績，附錄在別的篇章中。”

朝廷調任袁彖為始興王府友，他堅決推辭不去。齊太祖派吏部尚書何戢向他宣布旨意命他就職。後升為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兼御史中丞。轉官為黃門郎，照舊兼御史中丞。因彈劾謝超宗的奏章模稜兩可，被罷免官職。不久袁彖又補為安西諮議、南平內史。任黃門郎，但沒有正式拜授，仍調任為長史、南郡內史，暫時代理荊州刺史的職務。回京後任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又出任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

袁彖性格剛強，曾經用寓意深遠的言辭觸犯了齊世祖，又與王晏不和。齊世祖在別殿用金柄刀切瓜，王晏在旁邊說：“外面流傳著金刀(劉)的說法，恐怕不適宜用這種東西。”齊世祖很驚訝，追問事情的根源。王晏說：“這是袁彖告訴我的。”世祖對此大怒，懷恨在心，很久都不得消釋。袁彖在郡任職，因預支了俸祿錢，被罷免官職交給束冶縣處治。後齊世祖游孫陵，望著東冶縣說：“那裹有一位很高貴的囚犯。”過了幾天，齊世祖與朝臣們一起巡幸到東冶，對府庫實行了檢查，舉行宴會時，順便賞給囚徒們一些酒肉，敕命召見袁彖與他交談，第二天便釋放了他。不久袁彖便以平民身份暫時代行南徐州事務，後任司徒諮議，衛軍長史，升為侍中。

袁彖體態肥胖，與眾不同。每次跟隨齊世祖到郊外去射野雞，都要讓好幾個人相幫著扶持，才能徒步行走。他幼年時母親便去世了，由伯母王氏撫養他，後來他侍奉王氏如同親生母親。他的妻子也很有孝心。袁彖在隆昌元年去世，享年四十八歲。謐靖子。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祖父孔道隆位居侍中。父親孔靈產，在泰始年間，被罷免了晉安太守的官職。他有退隱的念頭，在區差量設立館舍，精心誠篤地信奉道教。每逢吉日，便在靜室中向四面朝拜，而且淚流如雨。東行去京師，路過錢塘北城，便在船上對著杜子恭的墓遙相朝拜。自此以後一直到京都，他都是面朝束坐著，不敢稍微側面或背向東方。宋無徽年間，他任中散、太中大夫。他比較能知曉星象，喜好方術。齊太祖輔佐宋政時，沈攸之起兵，孔靈產秘密地告訴齊太祖說：“沈攸之兵勢雖然很強盛，但從天時術數來看，他不會有大的作為。”齊太祖要證實他的話，提拔他做光祿大夫。用大竹筐裝著孔靈產抬上靈台，命令他以天象變化來占卜，並送給他白羽扇、素隱几，說：“你喜愛古代的事物，所以就贈送幾件古物給你。”

孔稚珪年輕時便涉獵各種學術學問，有很高的聲譽。太守王僧虔見了他很是器重，用他作主簿。州府又推舉他為秀才。初任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轉官為尚書殿中郎。齊太祖蕭道成任驃騎將軍時，認為孔稚珪很會寫文章，所以錄用他為記室參軍，與江淹一道掌管各種公文的草擬。又升任為正員郎，中書郎，尚書左丞。由於為父親服喪而辭去官職，與兄長孔仲智回鄉居住在父親的山房中。孔仲智的小妾李氏性格驕橫嫉妒，不講禮節，孔稚珪告訴太守王敬則把她殺掉。喪服期滿，孔稚珪任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別駕，從事史，本郡中正。

永明七年，孔延珪轉官為驍騎將軍，又兼領左丞。升為黃門郎，照舊領左丞。調任太子中庶子，廷尉。江束之地一直承用晉朝張斐、杜預所注的律法二十卷。齊世祖很留心於律法條令，好幾次親自審訊囚犯，他詔命獄官對舊注詳加考訂。早在永明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撞便編寫好律法上奏，說：“我探究了《晉律》，它文辭簡約，內容僅是些法律綱要，由於條文過於質樸，難以正確地判斷解釋。張斐與杜預即使註解同一章節，其取捨也常常不相同。從晉朝泰始年間以來，只好參考選用。這樣一來，官吏們便可倚仗權勢作威作福，百姓們心懷不滿，產生怨恨。所以王溫舒上奏的辭章缺少律令的依據，便引發了縫堡凰攰的慷慨嘆息。天命革新，國運遠超前王，陛下繼興，開創輝煌的帝業。大禹看見囚徒，下車訊問後而感傷，是表示君主行仁政的惻隱之心，那滿堂悲痛的人們，是希望獲得聖上的憐憫。陛下發出了仁德的聲音，要刪節訂正刑法律令，敕命我匯集選定張斐、杜預二家的注釋。於是我便磨礪我愚蒙的眼光使它變得銳利一些，竭盡心力詳細編撰，刪削掉繁雜不妥的，收錄公允得體的。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對於二家注釋不同，但意義都比較完備的，取用了一百零七條。對於二家注釋相同的，取用了一百零三條。將這些匯集成書，總共有一千七百三十二條，分為二十卷。請交付外廷詳加校訂，挑剔出錯誤來。”齊世祖聽從了他的建議。於是讓尚書令、僕射及六曹尚書等八座公卿共同評議，考證舊注。對於同一罪名處罰有輕重不同的地方，竟陵王蕭子良主張，大多數取用從輕發落的條款。其中如果有朝議不能決斷的地方，則請皇上下旨決定。

到永明九年，孔稚珪上表說：我聽說製造萬物的匠人是以繩墨作為標準的，統治大國的君主應當以法理作為根本。因此古代的聖明君王，臨朝思治，遠遠地防止邪惡的產生，深切地杜絕邪惡的蔓延，無不憑藉法律來教化百姓，明定刑賞來收取功效。陛下順應天象運行的次序，登上了皇帝的寶座，天地再造，日月重光，斷裂的五禮又被縫合，散亂的六樂又被連線在一起。於是發布仁德之音，頒布明詔，降下體恤民情、用刑慎而不濫的條文，重申必須鄭重處理訴訟，不得輕率判罰的典章，敕命臣等與公卿八座共同刪注法律。臣等謹奉聖旨，諮詢了司徒蕭子良，接受了成規，創立了條文體例。讓我兼監宋躬、兼平王植等人一同抄錄編撰法律條文的異同，並確定取捨。然後經過八座公卿的詳細討論，由大司馬蕭嶷最後裁決。其中有些重大的條款，眾臣對它的討論出現很大的分歧，則由陛下觀覽後作最終的決斷。這樣才寓成了《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共二十一卷。現在把它上奏給陛下，請交付給外廷實施採用，並向全國宣告。

我又聽老子、孔子說過：“古時處理訴訟的人，追求的是如何使被訟者活著；現在判斷訴訟的人，追求的是怎樣把他殺掉。”“與其濫殺無辜，還不如讓罪犯漏網。”這就是說，判斷訴訟這一職責，自古以來就是很難擔負的。現在法律條文雖已制定，但還必須認真執行它；如果執行得不公正，則與沒有法律是一樣的。法律文書非常精細，條文簡要例案很多，有些看起來相似而實際上有牴觸，執行起來便容易混亂。一旦違背了其根本大綱，就會產生很多冤假錯案。獄吏不很明白，已經發生了很多錯誤，監察人員又不學習法律，也無法斷明，那樣律法書衹是白白地陳放在書套之中，而獄內已到處是冤魂了。現在全國各州郡縣有一千多所監獄，假如一座監獄一年冤死一個人，那么一年之中，全國便會有一千多人冤死。遭冤枉受荼毒而死，就會沖犯祥和之氣，這是聖上所急需考慮的，不可不防備。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又不僅僅是獄官的過錯，各位州郡縣的主管官員，也往往會使法紀混亂。或倚仗著軍功餘威，或憑藉為官的資格老年限長，態度蠻橫，氣勢洶洶，心狠手辣，殘忍地草營生靈，貪婪地侵吞民物，傷天害理地摧殘性命，歪曲事實強加給人罪名，冤獄的興起，就是由這些人所引發的。獄吏即使良善，也不能有所作為。所以束海孝婦冤死於遠地，使於定國大哭於邊城。陛下即使想要赦免他們，但他們已血濺九泉之下了。

探究古代的著名人物，大多有法律方面的學問。所以張釋之、於定國都聲名光耀於漢朝；鍾繇、高柔的業績輝映在魏國。現在的讀書人都不肯學習法律，即使有懂得法律知識的，也被世人所輕視。遣實在是因為即使勤奮學習多年，不但得不到一點獎賞，反而被鄉里人所譏笑。恐怕這些法律文書將會永遠落入那些賤役者手中了。現在如果對學習法律者大加獎賞，以鼓勵勸導人們都來學習法律，並用法律知識來考樓官員，教育官宦貴族的子弟；選拔精通法律的人在中央政府任職，成績優良的出任地方長官。無論是方面大員，還是郡縣官吏，都從懂得法律、有斷獄才能的人中選拔，那么皋繇施政的謀略便可輕易地實現，杜預、鄭眾的業績，也很快能夠繁盛光大。此後，奸邪之人難逃刑律的懲罰，兇惡之吏也不能徇私舞弊了，這樣政治的協調就像身手相驅動，弓弦與箭栝緊密相扣了。

我才疏學淺，卻執掌審理刑獄的重任．陛下發自內心，擔憂憐憫百姓身陷刑網，朝廷承受聖訓，要體家人民的疾苦。我因此遠述歷代吏治之事，上奏給陛下。我所奏的這些，如果承蒙陛下認可，便應當寫進條律之中。國學要依照《五經》博士的慣例，設定教授律學的助教，太學生想要就讀者，策試要超過一般的科舉，及第合格者，立即提拔任用，使他們身居執法者的職位，以此來鼓勵讀書人攻讀律學。

詔書答覆說聽從孔稚珪的建議，但最終卻沒有施行。

轉官為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輔國將軍。建武初年，又調任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孔稚珪因為北魏連年來不斷南侵，征戰不止，百姓死傷很多。於是上表說：匈奴為中原禍患，自古以來就是如此。考察三代、兩漠對付的策略，無論是鬥智鬥勇，還是講權宜奇變，從大要上講，無非是二種途徑而已。一是鐵馬金戈，風馳電掃，揚威於沙漠；二是輕車簡從，派官員出使虜庭，修好講和。衹要對比斟出一下，二者的優劣便可看得很清楚。現今的發高論者，都認為大丈夫氣概以居於人下為恥辱，何況我朝上國天威。怎可先向北虜屈服?我們吳楚之地有強勁勇猛、裝備精良的士兵百萬之眾，要去斬殺那如鯨魷般兇狠之敵，哪次出擊不是讓他們粉身碎骨?請求和議，顯示軟弱，不是國家大計。我認為，戎狄之人性似野獸，原本不屬於人類。他們說話像鷗蹲踞似狼，分不清喜怒哀樂；眼睛像蜂四肢似蠍，談不上美貌醜惡。衹應當用高深的權謀去戰勝他們制伏他們，以蟊賊看待他們，對他們寬宏大度。怎能夠放任無窮的忿恨，爆發如雷電般的怒火，拋棄無數蒼生的性命，去爭如蟲鳥一樣小小的意氣。即使百戰百勝，也不足以稱雄於天下，而橫屍千里，對我國更是毫無益處。而且戎狄之人眾多，像螞蟻蜂類那樣聚合，像馬足獸毛那樣密集，窮追猛打也誅殺不盡，很難和他們競爭。漢高祖揚威於天下，也曾陷入被匈奴圍困在白登的窘迫境地；漢文帝國家充實刑政清明，多次受到匈奴的侵擾欺凌，也衹委曲地採取守勢；漠宣帝對匈奴羌人採取安撫招降的政策，使邊境安靜，．連朔方之馬都不受驚嚇；漢光武帝言辭謙卑，賜以厚禮，與匈奴講和，所以邊塞沒有戰爭煙塵。這兩漢四位皇帝，英明拯濟中原，輸送寶物，派遣宗族女子，輿匈奴通好和親，用長鞭駕馭著遠方狄戎，給後世子孫托福。難道他們都不想征戰?是因為愛惜百姓的生命啊。衹有漢武帝憑藉著五世基業的資本，繼承了天下的財富，心性驕傲，奢望過度，大肆征伐匈奴。於是便連年用兵，轉戰千里，長驅沙漠瀚海，飲馬於龍城，雖然斬殺俘獲了匈奴的名王，趕跑了兇惡的羯人，但漢朝的士卒也損失了十分之九。所以衛青、霍去病出征關外，有上千支部隊不能回返；貳師將軍李廣率兵進沙漠，有上百支部隊投降敵人。前有李廣戰敗於陣前，後有李陵迫降於敵營，至於其餘奔逃敗北之人，更是不計其數。因此使得國庫空虛，人口減半，喜歡戰爭，其功利又在哪裹戰不如和，其結果相差多么遠啊!

自從西朝綱紀毀壞，東晉南遷，群胡差狄，紛紛擾亂橫暴於中原，使祖宗陵廟荊棘叢生，豺狼虎豹在宮廷咆哮，山川被顛倒翻覆，人民遭受荼毒，肝腦塗地，局勢動盪不安、急迫危險，是天地開闢以來從未有過的。那時的得失狀況，這襄省略不再陳述。近至宋朝元嘉年間，多年沒有戰事，不料元嘉末年，不白量力，又向強敵挑起戰爭。於是一座座城池被傾覆，改屬敵人，北魏之兵飲馬長江，青州、徐州之地，人民流離散失，衹剩草木了。齊建元初期，還有胡虜侵犯邊塞，自永明年開始，又通結和好，十多年來，邊境暫時安靜無事。

陛下再造帝業，登上皇位，聲威如雷貫宇宙，勢鎮山河。但敵虜像苟延殘喘的大豬長蛇，未遭刀劍的屠宰，還在窺伺著邊地。戰爭烽煙不息，到現在已經五年了。去年蟲災，使樊城、漢中一帶，大受損害，今年這蟲災更是到處蔓延不止。興兵十萬，每曰花費在千金以上，五年的費用加在一起，怎么能計算得清。陛下何必吝惜，衹消派一位使者，帶著價值百金的禮物，簡略的詔書，去誘使凶頑的敵人講和，使關河邊塞能夠休養生息，保全百姓，積蓄精銳，以等待敵虜自我衰敗之時，再圖進取。我的計策如果施行成功，那就是非凡的幸運福氣了；如果敵虜不肯聽命講和，也衹不過像戰時損失一小隊人馬而已。或許有人會說“派出使臣而敵方不接受和談，那就是辱沒了使命”。大凡胸懷天下，以四海為己任的人，是不會去計較微小的恥辱，顧全小節的。一座城池陷入敵手，尚且不值得惋惜；一位使臣不回來，又有什麼慚愧的?況且我用權變之計謀取重大的利益，是按照自己的策略行事，怎么能認為這是恥辱?這就像尺蠖蟲一樣，先屈而後伸，屈是為了求得伸。我並不是說派遣使臣就一定能夠取得和議，但總會有可以講和的道理；這就好像戰爭不一定能取勝，但總會有取勝的機會一樣啊。現在應當早早地派出大軍，大大地擴張兵力威勢，西從岷山、峨嵋，束到沿海地區，徵集犀甲、樓船等各種軍備物資。使得自青州至豫州，我們的偵察騎兵像繁星一樣密布，沿著畏江至漢水，我們的陣地像雲一樣遮蓋萬里。據守險要，斷其糧道，以挫其銳氣，使它失魂喪膽；多設疑兵，把陣地修建得像金城湯池那樣堅固，使他們智窮力竭，無計可施。然後頒發真誠的詔書，派一名能言善辯的使者，帶著厚重的禮物，駕車前去。向他們陳述吉凶禍福。北魏人生性貪婪，喜歡奇貨異實，一方面畏懼我們的威勢，一方面又貪圖我們的賄賂，既畏威又喜賂，所以必定願意講和。陛下採用我的表奏，施行我謀劃的計策，何愁玉門關下，沒有叩關要求通好的胡人呢?那些主戰的人說得是那么地懇切，我主和似嫌迂闊。希望陛下考察二種途徑的利害得失，所花費的人力物力各是多少，以陛下聖智之明玄思之妙，定能明顯地作出判斷．我上奏的這些意見，希望陛卜能下達到朝廷台省，使這些中央重臣們一同參與商議。我承蒙陛下的特別恩遇，奉命輔佐方鎮大員，因此才敢放任自己的愚忠耿直，從千里之外奏上章表。

齊明帝沒有採納孔稚珪的意見。徵聘他為侍中，不成，仍留任原職。

孔稚珪風度氣韻清靜疏闊，愛好文學歌詠，能飲七八斗酒。與表兄張融情趣相投，又與琅邪人工思遠、齟人錘及伺墨的弟弟何胤都是交情深厚的朋友。他不喜歡操心時務，居住的宅院裹建造了很多假山池塘，常常獨自一人倚靠在小桌旁飲酒，而不管身邊的雜事。庭院中野草叢生也不修剪，經常有青蛙的叫聲。有人間他說：“你想做速董嗎?”孔坦主笑著說：“我把這些青蛙的島叫當作是兩部鼓吹樂，何必期望去仿效陳仲舉。”

東昏侯永元元年，為都官尚書，轉遷為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永元三年，孔稚珪得了重病，東昏侯要斥退他，於是便用臥車載著讓他走，因此加劇了病情，於是去世，享年五十五歲。追贈為金紫光祿大夫。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是太常卿劉毯的弟弟。父親劉劻，是宋末的權貴，家中有很多客人來拜訪，他讓劉繪和他們交談，應答很流暢。劉劻高興地說：“你如果穿著禮服站立在朝廷上，就可以和貴賓交談了。”初任著作郎，齊太祖的太尉行參軍。太祖見到他而讚嘆說：“劉劻沒有死啊。”

豫章王蕭嶷任江州刺史，以劉繪作左軍主簿。跟隨他鎮守江陵，又調任鎮西外兵曹參軍，驃騎主簿。劉繪聰明機警有文思，善於隸書，多次被蕭嶷召去，受到獎賞。他回答問題文辭華美思路敏捷，受到的恩遇在同僚之中，沒有誰能比得上他。琅邪人王翔為功曹，因為有為官的才能而受到進用。蕭嶷對同僚官佐們說：“我雖不能夠繼承取得陳蕃那么大的名聲，但屬下也還有二匹良驥啊。”劉繪又任司空記室錄事，轉任太子洗馬，大司馬諮議，兼領綠事。當時，豫章王蕭嶷與文惠太子因為輩分不同，輿論認為束宮與朝府間各存疑心，於是劉繪苦苦請求出任外官，被命為南康相。治理郡事的空暇時間，他便專心講學。皇帝近侍陳洪請假探親從南方回到京城，武帝問劉繪在郡中幹些什麼?停了一會兒武帝又說：“南康郡是三州咽喉要道，應當讓幹練的人才去治理，怎么可以讓一位年紀鞋好講學的人去擔任逭一職務呢?”召回劉繪，任安陸王護軍司馬，調任中書郎，掌管詔誥。朝廷敕命輔助國子祭酒何胤整理編撰禮儀。

永明末年，京都的讀書人盛典寫文章、談吐議論，都聚集在竟陵王的西邸。劉繪是年輕後學者的首領，他機敏善於領會別人的意圖，有多方面的才能。當時張融、周頤都很有言談的技巧，退融音調緩慢語意清晰，周頤語辭華美出言快捷。劉繪的談吐，抑揚頓挫，別有風韻。時人評論他說：“劉繪貼近房宅，又另開一條門徑。”說是劉繪的談吐在張、周二人之間。

魚復侯蕭王饗被殺後，豫章工蕭嶷想要安葬他，召來窒噬告訴這件事，讓他寫份奏章。劉繪要他拿來紙張筆墨，不多一會兒便寫成了。蕭嶷衹補充了八個字“提攜鞠養，俯見成人”。於是讚嘆說：“彌衡怎能超過他呢!”後北魏使臣到來，劉繪由於很能辯說，所以被敕命接待北魏使臣。事情完畢之後，照例要編寫《語辭》。劉繪對別人說：“無論怎樣潤色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符合我說話的語言韻味是很困難的。”

劉繪事奉兄長劉悛很是恭謹，與別人說話，說到兄長時也稱為“使君”。隆昌年間，劉悛犯罪將被處死，劉繪俯伏在宮門前請求代替兄長去死，高宗蕭鸞當時輔佐朝政，解救了他。並召他擔任鎮軍長史，轉官黃門郎。高宗蕭鸞任驃騎將軍，以劉繪為輔國將軍，諮議，領錄事，掌管各種文書。高宗即位，劉繪調任太子中庶子，出任寧朔將軍、撫軍長史。

安陸王蕭寶侄任湘州刺史，以劉繪做冠軍長史、長沙內史，代理湘州事務，將軍照舊。蕭寶晅的妃子是劉悛的女兒。蕭寶晅愛戀她的侍婢，劉繪卻把侍婢搶奪過來，並將這些全都告訴給皇上，蕭寶晅因此非常恨劉繪，與他不和。

劉繪因遭母喪而離職。他生性孝道。在墓地守喪三年，吃粗劣的飯食。服完喪，又任寧朔將軍、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束海太守，代理南徐州事務。劉繪雖然性格豪爽俠義，但很厭惡武事，喜歡博射這類文雅的遊戲，他從來沒有騎馬征戰。兄長劉悛死後，廷議要追贈平北將軍、雍州刺史，詔書已經發下，劉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把它改掉。

及至梁王義師興起，朝廷以劉繪為持節，督雍、梁、南秦、北秦四州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劉繪堅決推讓不肯就職。大家都認為劉繪是因為朝廷政治昏亂，深感心灰意冷，所以才始終不肯接受這一任命。束昏侯於是改用張欣泰來擔任這個職務。劉繪調任建安王車騎長史，代行藩國事務。梁王義師包圍了建康城，南兗州刺史張稷總管城內軍事，他與劉繪交情非常深厚，準備謀劃廢立大事，便接連幾夜和劉繪交談。束昏侯被殺，城內派劉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人把束昏侯的首級送到石頭戍梁王蕭衍處。劉繪調任大司馬從事中郎。和帝中興二年，劉繪去世，享年四十五歲。劉繪撰寫《能書人名》，自己說很善於飛白筆法，言談之間，頗愛矜持誇耀。

弟蕭瑱，字士溫。喜愛文學辭章，酒量非常大，不貪圖財物．滎陽人工蠱遠善於畫馬，劉蔓善於畫女人，人們把他倆並列第一。他官至吏部郎。比窒噬早死。

史臣曰：刑與禮看似相對，一是勸善的法則，一是戒惡的法規，從最淺顯的道理上說，它們都是治理世事的方法，是不分先後的，所以它們都是統治者防亂的堤壩，束縛百姓的繩索。為政最正確簡練的辦法，就是公平劃一，如果忽輕忽重，多次改變，就會叫人無所適從。法律條令的根本，在於文詞簡約而內容豐富；按照實際情況，依據法典施行處罰。由於文辭有所出入，因而含義便會有所增減，造就造成判罰的尺度有寬鬆舒緩與嚴猛殘酷的不同。因為治理的方法不止一種，而前代治獄者審判的案例，衹要後代主管者認可，便往往援引採用。這一緊一松一嚴一寬，經過歷代的累積，法律條文就會逐漸產生訛誤。所以同一刑法就形成了不同的標準，於是刀筆之吏便藉機售奸，興起了徇私舞弊、弄虛作假的風氣。稟承上司喜怒好惡的態度，伺機獲取千金之重的奸利。那些被判死罪的人能夠再生，並不是他們沒有犯罪，而身戴木枷囚禁牢獄的人，未必不是受冤屈者。下吏和廠司之間，僅憑公文行事，沒有誰會去精心審察案情；申理枉曲，平議案件，並不是治獄者的當務之急，衹須依據法律去判罰，也就不會有什麼罪殃。至於那些治理百姓的郡守縣令們，有繁多的事務需要處理，如果按情理去顧惜百姓，就不必送交獄官審理，若是按照律令定罪，那么再輕的處罰也是因為其有罪。由於綱羅太密法典太繁，所以往往造成法律條文與情理的互相矛盾。人世間盜賊總會有的，要都給予懲罰是難以窮盡的。想用嚴猛的刑法求得實效，按情理或許是這樣，要掃除高官豪門的淆亂法律，取得實效也就為期不遠。所以永明年審定法律，多採用優待寬鬆的條文，治獄而不損害仁愛之心，但也受到過分寬宏大度的牽累。凡律令最重要的是一定施行，最可恨的是條文的錯亂煩雜。

贊曰：袁彖徇私情而埋葬親戚，猶可體諒他作為人子的孝情。孔稚珪性格平和清疏，但能夠上表勸諫罷兵。劉士章機敏聰悟，能樹立良好的行為砥礪自己的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