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貨殖傳

作者：班固

譯文

從前先王的制度，從天子、公、侯、卿、大夫、士直到馬夫、門丁、更夫，他們在爵位、俸祿、供養、居住、車馬、服飾、棺槨、祭祀、養生送死的制度等，都各有不同的等級規定，下級不能僭越上級，卑賤者不能超過高貴者。惟有這樣，才能上下有序而民心安定。於是辨別土地、河流、湖泊、丘陵、沃地、平原、窪地等不同的地理條件，教導百姓種植和畜養技術；這樣，人民用於生活和殯葬的用品，包括五穀、六畜、魚、鱉、鳥、獸、柴草、木材、器械等各種物資，都生產出來了。生產要按照一定的時令，消費也要有所節制。在草木的葉子沒有凋落時，不能進入山林砍伐；在農曆正月前，不能到江湖打魚；在農曆九月前，不能到田野捕獸；在農曆匕月前，不能到小路邊上捕射飛鳥。除了要順應時令生產外，還不能在山裹砍小樹，在湖邊割嫩草，不能捕捉幼小的蟲、魚、獸，不能採集鳥蛋。這是為了順應時令氣候，使各種生物得以繁殖興旺。這樣做就可以充分發揮自然的功效，使各種財物貯備富足。然後，士農工商各自依據所在地區的自然條件，充分發揮他們的智力和體力，早起晚睡，治理自己的產業，相互交換：工作成果，滿足了各自的需要。這樣，並沒有對於民間人力和物力的額外徵發，而遠近地區財物都很充足。所以，《周易》上說：“君主用政令裁度自然的變化，輔助天地的所宜，教導萬民從事生產，”“生產各種財物，用於各個方面，製成各種器具，使天下都能受益，這是聖人的偉大之處”，就是這個意思。《管子》說：古代的士、農、工、商四民，是不許雜居的。士人在學習讀書的地方相互議論仁義，工匠在官府裹相互議論技巧，商人在市場上相互議論財利，農民在田野中相互議論農事。他們從早到晚從事一種職業，不會見異思遷。所以，他們父兄的教導即便不嚴格，也能教好子弟；其子弟縱使不勞苦也能學會本領。他們各安於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樂於從事自己的職業，雖然見到奇異和華麗的物品，因為不適於他們的習俗，也不會接受，這就好像西北地區戎族、狄族和東南吳越地區在風俗習慣上不能融合一樣。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欲望少而事情簡單，財物充足而沒有爭奪。於是統治者再用道德來引導他們，用禮制來統一他們，所以庶民就有廉恥而且講禮貌，重視仁義而輕視財利。造就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沿著正確的道路發展，不需採用嚴酷的政治而能治理國家的概要。

到周王室衰落時，禮法毀壞，魯莊公違反周禮在其父桓公廟的椽子上雕刻，把柱子染紅。魯國大夫臧文仲違反周禮，把柱頂方木刻上山形，把樑上短柱畫上水藻。魯國的世卿季氏競在家廟用八佾奏樂舞蹈，魯國的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在祭祀祖先時竟唱著《雍》這首詩來撤除祭品，這種風氣流傳到一般的士人和平民當中，大家無不背離聖王的制度，放棄本業，務農的民眾減少，經商的百姓增多，糧食不足而奢侈品有餘。

這種衰落的趨勢發展到齊桓公、晉文公之後，禮義大為破壞，上下互相冒犯，各國的政治差別很大，大夫們的風氣各不相同，追逐利慾的活動不能遏制，破壞等級制度的行為沒有止境。於是，商人販賣奇珍異貨，工匠生產沒有實用價值的器具，士人進行歪門邪道的活動，以追逐時俗之所好而取得財貨。詭詐的人違背事實詐欺取名，奸邪之民犯法害人求利，謀殺君主篡奪國家大權的人成為王公，搶奪大夫封地的人成了雄傑。禮義不能夠約束君子，刑罰殺戮不能使小民畏懼。富人用絲綢來裝飾房屋、牆壁，犬馬吃糧、食肉還有剩餘，而窮人連粗布衣都穿不上，經常吃豆子喝生水。他們都是編戶平民，但因財力不同而地位有別，有人雖然成為奴僕，仍然沒有怨憤。所以，玩弄權術而為非作歹的人，可以一輩子富足；遵循義理、固守正道的人卻不能免受饑寒的威脅。這種風氣是從社會上層興起的，來源於法令制度的破壞。所以，列舉這些事情，以記載人世間的變化。

從前越王勾踐被吳兵圍困在會稽山上時，才任用范蠡、計然佐理國政。計然說：　“知道要打仗，就會整頓防務；知道何時使用何物，就真正懂得了東西的價值。把時間變化與貨物供求的關係搞清楚，那么，對於各種貨物的行情就可以弄明白了。所以，天旱時就預買船隻以備澇，水災時就預辦車輛以備旱，這樣做符合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越國奉行計然的政策，治國十年，國家大為富裕，用重金獎賞戰士，終於向吳國報了仇，洗刷了會稽被圍的恥辱。范蠡感嘆說：“計然的計策有十條，越王衹用了五條就實現了自己的志願。既然能用來富國，我也想用來富家。”於是他乘著一葉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換姓，到齊國叫鴟夷子皮，到陶邑叫朱公。范蠡認為陶邑處在天下的中心，與諸侯各國四通八達，交易貨物非常便利。於是治理產業，囤積居奇，隨機應變，運用智巧取利，擇人放債，債務不須追討即可收回。所以善於生財致富的人，一要能夠擇人，二要善於把握時機。朱公在十九年裹，三次賺來千金，兩次分給了那些窮朋友和遠房兄弟。後來年老體衰，聽憑子孫們作主，子孫們都能繼承家業並有所發展，終致家財萬貫。所以，後世人們談論富翁時，沒有不稱譽陶朱公的。

子貢在孔子那裹學業有成之後，回到衛國做官，又在曹國和衛國之間經商生財。在孔子的七十個高足弟子當中，端木賜即子貢最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得意弟子顏淵卻窮得簞食瓢飲，住在狹陋的小巷裹。子貢高車駟馬，隨從騎士前呼後擁，帶著束帛厚禮出使諸侯，所到之處，與國君分庭抗禮。可是孔子卻誇獎顏淵賢明而譏諷子貢，說：“顏回的學問差不多接近了聖道，雖然囊中經常匱乏，但樂在其中。子貢不受教命，經商生財，揣度是非，僥倖得中罷了。”

白圭是周人。在魏文侯時，李克為相，致力於指導農耕、土地的利用，而白圭卻喜歡觀察不同時期市場的物價變化，所以他主張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白圭能做到不講究吃喝，克制嗜好欲望，節省穿戴，與管事的家僮奴僕同甘共苦，捕捉髮財時機就像猛獸凶禽搏取食物那樣迅速敏捷。所以白圭說：“我經商謀利就像伊尹、呂尚圖謀國事，孫子、吳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變法一樣。所以，凡是智慧夠不上同我這樣隨機應變，勇氣不夠堅決果斷，仁義而不能正確取捨，強悍而不能堅守原則的人，雖然想學習我的生財之道，我也始終不會告訴他。”大幾天下講論經商生財之道的人都以白圭為祖師。

猗頓靠經營池鹽起家，而邯鄲人郭縱靠煉鐵和鑄造鐵器積聚家業，財富多得可以和王侯相比。

烏氏贏經營畜牧業，等牲畜繁殖眾多時，就全部賣掉，搜購奇巧之物和絲織品，暗中獻給戎王。戎王回贈給他價值十倍於所獻物品的牲畜，所給牲畜多得用山谷為單位來計算牛馬的數量。秦始皇下令給烏氏蠃以封君的待遇，按規定時間同大臣一道入宮朝見。

巴郡的寡婦名字叫清，她的祖先發現一座丹砂礦，幾輩人一直獨享開礦的收益，家財多得不計其數。清是個寡婦，她能守住先人家業，用金錢保護自己不受侵犯。秦始皇認為她是一位貞婦，待之以賓客之禮，特地為她建了一座女懷清台。

按照秦漢時期的制度，列侯、封君徵收租稅，一般是每年每戶二百錢。千戶封君每年的收入就是二十萬錢，朝見天子、訪問諸侯和祭祀、鎖贈等費用都靠遣二十萬錢開支。百姓中的農夫、工匠、商賈等人，家有一萬錢，每年可得利息二千，百萬錢財的人家每年就有二十萬錢的收入，更徭、租賦都從逭裡面開支，這樣的人家。一般的衣食慾望都能得到儘可能好的滿足。所以說，陸地養馬五十匹，養牛一百六十七頭，養羊二百五十隻，沼澤養豬二百一十口，陂塘養魚千石，山中種植成材大樹幹棵。安邑地區有千棵棗樹；燕、秦有千株栗樹；蜀、漠、江陵有千株橘樹；淮北、榮水之南，黃河、濟水之間有千棵蔌樹；陳、夏有千畝漆樹；齊、魯有千畝桑麻；渭川有千畝竹園；以及在郡國萬戶名城近郊有畝產一鐘的千畝良田，或千畝梔子、茜草，或者千畦生薑、韭菜：凡是這樣的人家，都和千戶侯同樣富有。

諺語說：“窮人要想發財致富，種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經商，繡花不如當街做買賣。”這就是說，經商是窮人發財致富的可靠途徑。四通八達的都市，一年之中，可以銷售酒千瓮、醋醬千缸、漿水千壇，宰賣牛、羊、豬千頭，售米千鍾，柴草千車，船隻千丈，木材千幢，竹竿萬根，軺車百輛，牛車千輛，漆飾木器千件，銅器三萬斤，沒上漆的木器，鐵器及梔子、茜草千石，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頭，羊、豬兩千隻，僮僕百人，筋角、丹砂千斤，其他帛、絲絮、捆布三萬斤，采緞千匹，粗布、皮革千石，漆千斗，酒麴、鹽、豆豉千合，海魚、刀魚千斤，小雜魚千斤，鹹魚三萬斤，棗子、板栗三千石，狐皮衣、貂皮衣千件，羔羊皮衣千石，氈毯千條，各類果菜千種，高利貸錢千貫。經紀人調節物價貴賤，貪心的商人，厚利滯銷，獲利十分之三；心平的商人，薄利多銷，獲利十分之五，他們的收入也可以和千戶侯相比。這是大致的情形。

蜀郡卓氏的祖先是趙國人，靠冶鐵致富。秦國攻破趟國時，把卓氏流放到蜀郡，夫妻倆推著小車前往流放的地方。同行的流放犯人中，稍微有點余財，就爭著送給管事的官吏，乞求遷徙到近一點的地方，被安置在葭萌縣。衹有卓氏家說：“葭萌縣地方狹小，土地貧瘠。我聽說婚山腳下土地肥沃，出產大芋，有它充飢，老死也不會挨餓。那裹的百姓很善於經商，做買賣方便。”於是他就要求流放到更遠的地方。官吏把他家遣送到臨Ip，全家人非常高興，就在有鐵礦的山裹開礦煉鐵，鑄造鐵器，妥善籌劃盤算，精心經營，和滇、蜀地區的人做買賣。富裕到家有奴僕八百人。平時釣魚遊獵，快樂得比得上國君。

程鄭是從山東流放到西南地區的俘虜，也經營冶煉鑄造業，把鐵器賣給當地少數民族，富有和卓氏不相上下。

程、卓兩家衰落以後，到成帝、哀帝年間，成都人羅裒家財達到萬萬。當初，羅哀到京師經商，自己隨身帶有將近一百萬錢，他為平陵人石氏掌管錢財。羅裒為人強悍有勇力。石氏的資財稍次於平陵如氏和苴氏，他很親信羅裒，給他很多錢，讓他往來於巴、蜀和京師經商，幾年以後，謀利一千多萬錢。羅裒拿出其中一半賄賂曲陽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長，依仗他們的權力，把剩餘的一半貸給郡國，沒有人敢欠他的賬。他獨占經營井鹽的利潤，一年所獲利潤是資本的一倍，於是大發其財。

宛縣孔氏的祖先是大梁人，從事冶煉鑄造業。秦滅魏國，將孑L家遷徙到南陽。孔氏大力經營冶鑄業，又規劃農田水利，車騎前呼後擁，交遊諸侯，趁機與各諸侯國通商牟利，博得了“游閒公子”的美號。可是他的盈利超過花費的本錢，賺的錢多於那些斤斤計較的人，家中積累的財富多達敷千金，所以南陽一帶經商的人都效法孔氏的雍容大方。

魯國人風俗節儉，丙家更為突出。丙氏以冶鐵起家，財富達到萬萬錢。可是他家從父兄到子孫都遵守一條家規：彎腰要有所拾，抬頭要有所取，一舉一動都要有利可圖。他家放貸，做買賣遍及各郡國。鄒、魯一帶的人因為受丙家影響的緣故，有很多人拋棄文學而經商牟利。

齊地風俗賤視奴僕，而刀閒卻喜歡看重奴僕。兇悍狡詐的奴僕，人們都感到頭痛，惟獨刀閒收留他們，派他們經營魚鹽商賈之利，其中有的人出門車馬成隊，交結郡守國相，而刀閒對這樣的奴僕更加信任。刀閒終於靠他們的力量，積聚起數千萬錢財。所以奴僕們說：　“與其出外謀求官爵，倒不如在刀家作奴僕。”意思是說刀閒能使豪奴個人富有而讓他們為自己盡心竭力。刀閒衰落以後，到成帝、哀帝年間，臨淄人姓偉有資產五千萬錢。

周人本來就夠節儉吝嗇了，師史更是一毛不拔，出動數以百計的車輛，滿載貨物到各郡國經商，無所不至。洛陽地處齊、秦、楚、趟的中心，富家相互誇耀自己在外經商時間長，往往路過洛陽而不入家門。能使用這類人，所以師史賺錢多到十千萬。師史衰落以後，到成帝、哀帝、王莽時，洛陽人張長叔、薛子仲家產也多達萬萬錢。王莽任命他們都為納言士，想效法漠武帝的做法，可是沒有能得到任用他們為官的益處。

宣曲縣任氏的祖先，做過督道地方的倉庫管理員。秦朝敗亡時，地方豪傑都爭著奪取金銀玉器，惟有任氏窯藏倉庫的糧食。楚漢相爭於榮陽時，農民無法耕種，糧價漲到每石一萬錢，結果豪傑的金玉全都到了任氏手中。任氏因此發財致富。富人競相奢侈，而任氏卻不擺有錢人的架子儉樸度H，大力經營農田畜牧。人們爭購便宜貨，任氏卻偏愛買價貴質高的東西。他家富有延續了好幾代。但任氏主人公的家規規定：不是自家種田畜養得來的東西不吃，公事不完成不許飲酒吃肉。因此，任家成為鄉里的表率，所以他富有並得到皇上的尊重。

國家開拓邊塞地區時，衹有橋桃得以達到有馬千匹，牛兩千頭，羊萬隻，粟以萬鍾計算。

吳楚七國叛亂時，長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隨大軍出關作戰，向放債人家借高利貸錢以供旅途使用，高利貸者認為他們的食邑封國都在關東地區，關東的戰事勝負未定，都不肯借。惟有毋鹽氏拿出千金貸給他們，收取十倍的利息。遇了三個月，吳楚七國叛亂被平息。一年之中，毋鹽氏就獲得了十倍的利息，因此而成為關中的富豪。

關中地區的富豪大賈，大抵都是姓田的豪族，以田牆、田蘭最為富有。韋家栗氏和安陵杜氏也是家財萬貫。前面這些富有者衰落以後，從元帝、成帝到王莽年間，京師長安的豪富人家有杜陵縣的樊嘉、茂陵縣的摯綱、平陵縣的如氏、苴氏，長安縣賣丹的王君房、賣豆豉的樊少翁、王孫大卿，都是天下富有資財的人家。樊嘉有錢五千萬，其他人的財產都上萬萬。王孫卿拿錢財供養士人，與雄才俊傑交往，王莽任命他為京司市師，就是西漢的束市令。

上述這些人都是非常著名而特別突出的富翁。至於其他郡國的富人兼業專利，並通過賄賂而顯赫於鄉里的，多得不可勝數。因此，秦楊因為有大片田地而富甲一州；翁伯以販賣動物油而成為縣邑的首戶；張氏靠賣醬發財，生活奢侈，超過制度的規定；質氏靠磨刀發家，列鼎而食；濁氏靠賣肉干起家，侍從的車騎前呼後擁；張里憑藉醫馬致富，擊鐘而食；他們的生活都超越了等級制度的規定。但是他們通常還都是固守自己的事業，一點點地積累盈利，逐漸發家致富。至於蜀人卓氏、宛人孔氏、齊人刀閒，他們公然占有山川、銅鐵、魚鹽市場的收益，運籌謀劃，上同帝王爭利，對下專有平民的生業，他們都陷入了違法、奢侈、犯上的邪惡。更何況那些通過盜墓、賭博、搶劫、犯法奸詐而致富的人，如曲叔、稽發、雍樂成之流，他們依然和善良的人齊齒並列，不受懲罰，這是敗壞風俗，損傷教化，導致社會大亂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