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皋陶之謨，《洛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二代，鬱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楊乾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涌，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睢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

逮漢、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之小辯，曾何足雲。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以下，無足觀焉。

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何以核諸？至如討“鶉賁”、“鴝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土，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氓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摸《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然自鹹、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

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於斯時也，先王桑梓，翦為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郯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偽國諸史，收、弘撰《魏》、《周》二書，必諱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

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鑒者見嫫姆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

又世之議者，鹹以北朝眾作，《周史》為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是則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敦煌張太素、中山郎余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今語，皆依仿舊辭。若選言可以效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

蓋江羋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嘆衛價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記言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互兩儀而並存，經千載其如一，奚驗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

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粗，鹹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