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樞機之發，亹亹不窮，必有徐音足句，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雕牆，則且以不君為稱；欲雲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匈奴為偶人象郅都，今馳射莫能中，則雲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

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讓居本。至如偽會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案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易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元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為逆上，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為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雲不能絕乎？

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疏，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

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靡沮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雲“好尚淳樸，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余所說，多類如此。案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郯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其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虢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敻詩曰：“德星猶未動，直車詎肯來？”其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鹹宜取其指歸，何止采其四句而已？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百藥、德棻是也；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斯皆鑒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

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案《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為二叟立傳，全采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嘆，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

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於周，翦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