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愛國世家
生於台灣省苗粟縣，可以說是出生在一個愛國世家，其先祖是為躲避戰亂而從中原南遷的“客家人”，因不願在入侵者面前苟且偷安而舉族南遷。在長期顛沛流離的徙居生活中，他們不得不與險惡的自然環境作鬥爭，養成了刻苦耐勞的習慣和勇於開拓進取的精神，並且後代子孫牢記一條遺訓：即先祖是因外族侵擾而輾轉南遷，所有後代子孫，不論落籍何處，都應勤耕苦讀，自立圖強。到丘逢甲的曾祖父丘仕俊時，因耕地狹小，無以為生，所以偕同一批客家人又漂洋過海，向台灣遷徙，這大概是清乾隆中葉時期。到丘逢甲這一代，丘家在台灣定居已有四代、近百年的歷史了。
1864年，丘逢甲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具有濃厚愛國愛鄉思想、生活上則保持清朴風尚的鄉村塾師的家庭里，自幼受清朴剛正家風的薰陶和艱苦生活的磨鍊，“幼負大志”，渴望報效國家民族。這一切對他日後的事業以及人生道路都產生了積極有益的影響。 丘逢甲自幼天資聰穎，讀書過目不忘，在其父的親自教授下，六七歲即能吟讀、屬對。14歲時赴台南應童子試，獲全台第一，受福建巡撫兼學台丁日昌注意，特贈“東寧才子”印一方，由此聞名全台。1888年參加鄉試，中試為舉人。
第二年春，赴京參加會試（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中進士，欽點工部虞衡司主事。此時丘逢甲年僅26歲，但他卻無意仕途，辭歸故鄉，專意養士講學，任台南崇文書院主講，同時兼任台灣府衡文書院及嘉義羅山書院主講。1892年，《台灣通志》總局正式開設，丘逢甲被聘為採訪師，負責採訪、補輯鄉土故實，因此有較多機會深入民間，了解社會民情。這時期，整箇中華民族正處在深刻的民族危機和社會矛盾之中，西方列強的殖民侵略使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威脅，這樣的社會現實不能不使丘逢甲感到鬱悶和隱憂，他慨嘆道：“風月有天難補恨，江山無地可埋愁。”“孤島十年民力盡，邊疆千里將材難。”他預感到一場大的動盪即將到來，自己雖隱身山林，專心教讀，但渴求報效國家之情卻熾熱而強烈。在他的書屋中，自書中堂“且看鷹翅出雲時”，以明心志，時刻準備報效國家。

台灣戰役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他預見到台灣前途危難，以“抗倭守土”為號召創辦義軍，自己帶頭變賣家產以充軍費，並動員親屬入伍。不久，160營（實際上經訓練的只有30餘營）義軍成立，丘逢甲擔任全台義軍統領（又稱義軍大將軍）。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國馬關春帆樓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丘逢甲悲憤交加，當即刺血上書，抗議李鴻章的賣國行徑。此後他多次聯合台灣紳士向朝廷發出呼籲電，要求廢約抗戰。清政府不但置台灣領土和幾百萬同胞於不顧，而且急詔撤回守土官兵。丘逢甲聯合一批愛國志士，與日軍展開抗戰。日本侵略軍進攻台灣後，台北、台南和台中的防務分別由唐景崧、劉永福和丘逢甲、林朝棟負責。由於唐平時放縱部下，紀律鬆散，無心抗戰，一與日軍交手，便節節敗退，不久基隆失守，唐化裝逃離台北，台北被日軍輕易占領。訊息傳來，丘逢甲急舉義軍赴台北增援，途中得知台北已淪陷，唐已內渡，氣憤至極。日軍沿鐵路南侵直達新竹，丘逢甲率義軍與日本侵略軍血戰20餘晝夜，進行了大小20多場戰鬥，給日軍以沉重打擊。終因“餉盡彈盡，死傷過重”而撤退。
1895年秋，失敗後離台內渡，定居鎮平，往來潮、汕、廣州之間，一度赴港、澳、南洋等地，曾與康有為、梁啓超會晤。後順應時代潮流，從贊同維新保皇逐漸傾向革命，掩護同盟會員的反清活動，致力於興辦學校，推行新學，培植人才。先後擔任兩廣學務處視學、廣東教育總會會長、廣東咨議局副議長等。民國成立，以廣東代表身份赴南京參加籌組臨時政府，被推舉為參議院議員。1912年初，扶病南歸，隨即病故。他臨終彌留之際，囑咐家人：“葬須南向，吾不忘台灣也！”

黃岡起義
1907年5月，第二次黃岡起義失敗後，何子淵等領導人隨即返回梅州。不久，蕭惠長、江柏堅、姚竹英、張花谷等人身份不幸暴露，被迫走避箭竹頂茶場達半年有餘。其中姚竹英等人在箭竹頂茶場住了半年多，蕭惠長、江柏堅住了四個多月，邱逢甲為了營救革命黨人及商量下一步行動方案，於1908年（戊申年）夏初，多次來到石馬“順裕廬”跟子淵先生商討對策，後遇險黨人卒在何子淵、邱逢甲的疏通、擔保之下得以脫險。
1904年，邱逢甲在箭竹頂茶場策劃“黃岡起義”行動計畫期間，為石馬私塾先生黃彩平題寫的屋名“遷善樓”墨寶，因刻石師父不小心泡了水，缺損了一角，這次子淵公又在箭竹頂茶園議事廳請邱逢甲即興揮毫重寫了一張。為此，黃彩平還特地減免了何家兩斗谷種的地租以表謝意。（遷善樓，光緒戊申夏月，邱逢甲書）
黃岡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給滿清王朝所造成的衝擊卻堪與廣州黃花崗起義相媲美。正如孫中山在他的《建國方略》中所言：“若無此次諸烈士轟轟烈烈足喪滿虜之膽之善因，怎有辛亥武昌之義師一舉而鄂督瑞澄入軍艦之美果？”。
1904年春節，邱逢甲在箭竹頂茶場一共住了兩晚，直至正月十八才下山。期間，特地以何子淵的字“東漢”為據，為子淵先生題下“光漢茶莊”和“淵廬”“順裕廬”等多幅墨寶。“光漢茶莊”坐落在石馬鎮石馬圩“光記”商店對面，營業面積約100多平方米，由何子淵的弟弟子韶負責經營，是箭竹頂茶在海內外的經銷母店，同時也是革命黨人的地下聯絡點。箭竹頂茶在清朝乾隆年間非常出名，行銷海外、南洋一帶。民國時期，淵公曾以此茶饋贈孫中山、胡漢民、廖仲愷、許崇智、陳濟棠、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張發奎等名人，均讚不絕口。“淵廬”坐落在“光記”旁邊，建築面積約50多平方米，專供何子淵在石馬上學的子孫寄宿及革命黨人臨時落腳之用。
不料，兩座極具歷史、文物價值的建築均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被“土改”名義沒收，房契、地契被強制燒毀。打到“四人幫”後，石馬公社革委會又以何子淵家沒有“台灣關係”為由拒絕歸還……
話說邱逢甲1904年正月十八回到興民學堂，不久便接到廣東省政府的調令，奉調廣東學務處任職。

詩歌成就

介紹

丘逢甲 (1864年—1912年)，又名倉海，字仙根，號仲閼，生於台灣苗栗縣銅鑼灣，祖籍粵東嘉應州鎮平(今梅州蕉嶺縣)人，光緒15年(1889)登進士，是清末著名詩人和愛國志士，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丘逢甲雖然在潮汕地區任教的時間不長，但他揚棄舊式以時務、策論、詩、古文辭課士，摒棄八股試帖，創辦當時粵東潮屬各縣獨一無二的新式學堂，開創了潮汕近代新學的先聲。

丘逢甲，台灣苗栗客家人，祖籍粵東嘉應州鎮平(今梅州蕉嶺縣)人。1895年甲午戰爭後(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台灣人民激憤，丘逢甲堅持反對並組織義軍反抗日軍。同年5月23日，唐景嵩發表宣言，宣稱“台灣同胞誓不服倭，與其事敵寧願戰死”。丘逢甲任義勇軍統領，隔日，國會議長林維源逃亡至福建省廈門。5月29日乙未戰爭掀起戰端，6月4日總統唐景嵩棄職逃亡福建廈門，鎮守北台灣的正規軍潰敗。其後丘逢甲見局勢不可為，攜帶家眷內渡廣東嘉應州。其後雖有名將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及吳湯興、姜紹祖、徐驤等人率領的諸多民間義勇軍奮起抗日，但由於裝備及訓練均遠不如日本，終究於10月21日被日軍攻入大本營台南，台灣淪陷。

丘逢甲內渡後先在家鄉和潮州、汕頭等地興辦教育，倡導新學，支持康梁維新變法；1903年，被辛亥革命元老中國現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淵等人創辦的興民學堂聘為首任校長；後利用擔任廣東教育總會會長、廣東咨議局副議長的職務之便，投身於孫中山的民主革命，與同盟會嘉應州主盟人何子淵等革命黨人參與籌劃潮州黃岡起義等革命活動。

中華民國建國後，丘逢甲被選為廣東省代表參加孫中山組織的臨時政府。民國元年（1912年）元旦因肺病復發，正月初八日(1912年2月25日）病逝於鎮平縣淡定村，終年48歲。台灣建有逢甲大學以示紀念。

評價

正面評價
丘逢甲少年得志，卻棄官返台從事教育工作；已未割台時，他首倡獨立抗日；內渡大陸後則獻身推廣新式教育，為國家培養元氣。終其一生始終對國家抱有高度的期望，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操。
丘逢甲的詩文曾獲得諸多學者高度的評價：錢仲聯曾評其《嶺雲海日樓詩鈔》曰“七律一種，開滿勁弓，吹裂鐵笛，真成義軍舊將之詩。”柳亞子謂“時流竟說黃公度，英氣終輸倉海君，戰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殘角海東雲。”梁啓超則譽為“詩界革命巨子”、“天下健者”。

負面評價
1895年反割台運動期間，丘逢甲雖首先刺血上書反對割台，爾後卻提前內渡，其前後言行不一，實際表現未盡理想，使後人稍有微詞。連雅堂在《台灣通史》便作總評為“成敗論人，吾所不喜，獨惜其為吳湯興、徐驤所笑爾。”丘氏內渡之際，有謂其挾帶巨額公款而，但因無實據，亦有持不同意見者迄今仍無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