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林紓自幼嗜書如命，五歲時在私塾當一名旁聽生，受塾師薛則柯的影響，深愛中國傳統文學，從此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但由於家境貧寒、且遇亂世，他不得不為生計終日奔波。閒時他也不忘苦讀詩書，13歲至20歲期間校閱殘爛古籍不下兩千餘卷。

1882年對於林紓來說是關鍵而又具轉折性意義的一年——從一個窮秀才一躍成為江南赫赫有名的舉人。在擺脫貧困窘境的同時，他廣結師友、飽讀詩書。愛國心切的他，雖已過而立之年，卻不辭辛苦，七次上京參加禮部會試。原本一心報效祖國的林紓“七上春官，屢試屢敗”因而從此絕意於仕途，專心致志地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

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紓捧著《閩中新樂府》和讓洛陽“一時紙貴”的《巴黎茶花女遺事》譯本開始了他遲來且豐碩的著譯生涯。然而，林紓涉入譯界卻是極為偶然的事，他的譯作如此暢銷也在意料之外。當時恰逢林紓母親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魏翰、王壽昌等幾位好友為幫林紓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譯書。林紓起先再三推脫，最後才接受了這一請求。《巴黎茶花女遺事》得到國人相當的認可，從某種程度上激勵著林紓沿著翻譯文學作品的道路繼續走下去。

在之後短暫的27 年生命里，他不僅用一腔愛國熱血揮就了百餘篇針砭時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筆完成了《畏廬文集》、《諷喻新樂府》、《巾幗陽秋》等40餘部書，成功地勾勒了中國近代社會的人生百態；而且在不諳外文的特殊情況下，與魏翰、陳家麟等曾留學海外的才子們合作翻譯了180餘部西洋小說，其中有許多出自外國名家之手，如英國作家狄更斯著的《大衛·科波菲爾德》、英國哈葛德的《天女離魂記》，俄國托爾斯泰著的《恨縷情絲》，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魔俠傳》，法國森彼得的《離恨天》，英國司哥特著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笛符著的《魯濱遜漂流記》等。這些西洋小說向中國民眾展示了豐富的西方文化，開拓了人們的視野。它們牢固地確立了林紓作為中國新文化先驅及譯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紓被公認為中國近代文壇的開山祖師及譯界的泰斗，並留下了“譯才並世數嚴林”的佳話。

思想變化

戊戌維新前，林紓在福建每天和友人談新政，作《閩中新樂府》50首，反映了他當時的進步思想。像《村先生》、《興女學》等，主張改革兒童教育，興辦女子教育，宣傳愛國思想：“今日國讎似海深，復仇須鼓兒童心。”（《村先生》）這種宣傳愛國的精神，在甲午中日戰爭後更有發揚，像他所作《徐景顏傳》，就表揚海軍的為國犧牲。

林紓後來思想轉向保守，跟他始終主張維新、忠於清光緒帝的立場有關。辛亥革命後，他在《畏廬詩存·自序》里說，"革命軍起，皇帝讓政。聞聞見見，均弗適於余心”，“惟所戀戀者故君耳”。他雖然沒有在清朝做官，卻十謁光緒帝的陵墓。因此，入民國後，他和桐城馬其昶、姚永概相繼離開北京大學，並攻擊革命家章炳麟為"庸妄巨子，剽襲漢人余唾”，“意境義法,概置弗講”（《與姚永概書》）為桐城派張目。五四運動中，《新青年》雜誌提倡以白話代文言，發自北京大學。林紓寫信給北大校長蔡元培稱：“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答大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從保守轉到反對“五四”新文學運動。

學術主張

林紓少孤，自雲“四十五以內，匪書不觀”。十一歲從同里薛錫極問古文辭，讀杜詩、歐文務於精熟。自十三齡至於二十，“雜收斷簡零篇用自磨治”，校閱古籍不下二千餘卷。三十一歲結識李宗言，見其兄弟積書連楹，一一借讀且盡。非但經、子、史籍，凡唐宋小說家言也無不搜括。後由博覽轉為精讀。對生平所嗜書，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紓崇尚程、朱理學，讀程朱二氏之書“篤嗜如飫粱肉”，卻能揭露“宋儒嗜兩廡之冷肉，凝拘攣曲局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亦不敢少動”的虛偽性，嘲笑“理學之人宗程朱，堂堂氣節誅教徒。兵船一至理學懾，文移詞語多模糊”。他維護封建禮教，指責青年人“欲廢黜三綱，夷君臣，平父子，廣其自由之途轍”，還說“盪子人含禽獸性，吾曹豈可與同群”，又敢把與封建禮教不相容的《迦茵小傳》整部譯出。嚴復《甲辰出都呈同里諸公》詩云：

孤山處士音琅琅，皂袍演說常登堂。

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盪子腸。

林紓的古文論，以桐城派提倡的義法為核心，以左、馬、班、韓之文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為“取義於經，取材於史，多讀儒先之書，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滅之光氣”。同時林紓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種種弊病，反對墨守成規，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並提醒人們，“蓋姚文最嚴淨。吾人喜其嚴淨，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專於桐城派古文中揣摩聲調，“亦必無精氣神味”。他認為學桐城不如學左、莊、班、馬，韓、柳、歐、曾。並以為在學習中應知變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師法也；出者，變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