軼事典故

清朝時《臨海縣誌》記載：張伯端“……性嗜魚，在官辦事，家送膳至，眾以其所嗜魚戲匿之梁間。……疑其婢所竊，歸撲其婢，婢自經死。一日，蟲自梁間下；驗之，魚爛蟲出也。……乃喟然嘆曰：‘積牘盈箱，其中類竊魚事不知凡幾’。因賦詩曰：‘刀筆隨身四十年，是非非是萬千千。一家溫飽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衍。紫綬金章今已矣，芒鞋竹杖經悠然。有人問我蓬萊路，雲在青山月在天’。賦畢，縱火將所署案卷悉焚之，因按火燒文書律遣戍”。事實是不是如此所說，讓我們穿過時間的隧道，重回到張伯端的生活年代去看一看吧。
宋臨海人陳耆卿（1180~1237年）在其所著的《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五中稱：張伯端郡人，字平叔”。大家都知道，宋代時，設府於州，“郡”即州府所在地。臨海是台州的所在地，故“郡人”的意味自是不言而喻。而後，言稱張伯端為“天台瓔珞街人”或“瓔珞街人”，還有玉樞子王建章的《歷代仙史》及《張真人本末》與清康熙《臨海縣誌》等。按戚學標《台州外書》，瓔珞街在臨海“府治東北，有宋真人張伯端故宅，即今紫陽樓是也”。陳耆卿本為臨海人，其生活年代與張伯端僅相差百餘年，有關張伯端生平活動的口碑和史實，他應該是比較清楚的。陳耆卿受學於葉適，文章法度，具有師承。他所著的《嘉定赤城志》為台州總志，以所屬臨海、黃岩、天台、仙居、寧海五縣，條分件系，分十五門。宋世犖贊其志“積十數年參考之功，創千百載遺缺之跡，詞旨博贍，筆法精嚴，稱傑構焉”。因此，陳耆卿的記載應該是可靠的，即張伯端為臨海人。

清雍正皇帝在其御書的《道觀碑文》中講得更明白了：“紫陽生於台州，城中有紫陽樓，乃其故居”。尤其重要的是，齊召南在清乾隆三十二年所撰的《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卷七中，清清楚楚的有張伯端“臨海人，字平叔”之記載。齊召南（1703~1768年），字次風，號瓊台，晚號息園，天台城關人。自幼聰穎，有“神童”之譽。後累官內閣學士、上書房行走、禮部侍郎等職。曾得到乾隆皇帝“不愧是博學鴻詞“的讚美。作為一個天台人，早在清乾隆時就以科學的態度，來認識張伯端的籍貫問題，足見其治學的嚴謹。再則，臨海歷代《縣誌》均記載有張伯端及其生平，而天台沒有；臨海城內有紫陽故居、紫陽道觀，天台也沒有。這些於陳耆卿的記載相印證，足以證明張伯端為臨海人，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張伯端年輕時聰明好學，《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中云：“張伯端，天台人也。少無所不學，浪跡雲水。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遍歷四方。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陸龍圖公詵，鎮益都，乃依以游蜀，遂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修煉功成，作《悟真篇》行於世。

嘗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為得最上乘禪旨，能入定出神，數百裡間，頃刻輒到。一日，與紫陽相遇，雅志契合。紫陽曰：“禪師今日能與同游遠方乎？”僧曰：“可也。”紫陽曰：“唯命是聽。”僧曰：“願同往楊州觀瓊花。”紫陽曰：“諾。”於是，紫陽與僧處一淨室，相對瞑目趺坐，皆出神遊。紫陽才至其地，僧已先至。繞花三匝，紫陽曰：“今日與禪師至此，各折一花為記。”僧與紫陽各折一花歸。少頃，紫陽與僧欠伸而覺。紫陽云：“禪師瓊花何在？”僧袖手皆空。紫陽於手中拈出瓊花，與僧笑玩，紫陽曰：“今世人學禪學仙，如吾二人者，亦間見矣。”紫陽遂與僧為莫逆之交。後弟子問紫陽曰：“彼禪師者，與吾師同此神遊，何以有折花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人見無復形影，謂之陰神。”弟子曰：“唯。”

紫陽常云：“道家以命宗立教，故祥言命，而略言性。釋氏以性宗立教，故祥言性而略言命。性命本不相離，道釋本無二致。彼釋迦生於西土，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為最上乘法，故號曰金仙。傳大士詩云：‘六年雪嶺為何因，只為調和氣與神。一百刻中為一息，方知大道是全身。’鍾離正陽亦云：達摩面壁九年，方超內院；世尊冥心六載，始出凡龍。以此知，釋迦性命兼修分曉。其定中出陰神，乃二乘坐禪之法，奈何其神屬陰，宅舍難固，不免常用遷徙。一念差誤，則透靈別殼異胎，安能成佛？是即我教第五等鬼仙也。其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陰中超脫，神像不明，鬼關無姓，三山無名，雖不入輪迴，又難返蓬瀛，終無所歸止，於投胎奪舍而已。其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而欲於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識內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陰神，乃清靈之鬼，非純陽之仙。以其一志，陰靈不散，故曰鬼仙。雖曰仙，其實鬼也。故神仙不取。釋迦亦云：‘惟以佛乘得滅度，無有餘乘。’又曰：‘世間無有二乘得滅度，惟一佛乘得滅度爾。’釋迦之不取二乘，即我教之不取鬼仙也。奈何人之根器、分量不同，所以釋氏說‘三乘之法’；道家分‘五等仙’、三千六百旁門法也。鍾離真人云：‘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為根。豈知些子神仙訣，不在三千六百門。’此正釋迦所謂‘惟一佛乘得滅度’之意也。”

張伯端坐累謫嶺南兵籍後，由於官場無望，遂在“晚年浪跡雲水（今廣東樂昌縣），訪求大道”。治平年間（1064~1067年），適逢餘杭陸介夫知桂州，得以“引置帳下，典機要”。熙寧二年（1069年），陸介夫改知成都，張伯端隨同前往，在成都天回寺遇異人，“以夙志不回，初成愈格，遂感真人授金丹藥物火候之訣”。陸介夫死後，張伯端失去依託，遂“自成都歸於故山”。回臨海後，“築室于山青水綠之中，乃揚罄然而怡怡然，若有所得。客傳於市曰：遭貶張平叔歸於山矣”。其後，張伯端再次出山，“轉秦隴”。並遵陸介夫遺囑，往荊南（今湖北江陵）得轉運使馬處厚資助，“擇興安之漢陰山中（今陝西紫陽縣紫陽洞）修煉”。最後，張伯端回到臨海隱居，往來於燈壇、蓋竹、龍顧及天台的桐柏、赤城之間。
元豐五年（1082年），張伯端在百步（今臨海百步）“天炎浴水中”，趺坐而化。所留《屍解頌》云：“四大欲散，浮雲已空。一靈妙有，法界圓通”。弟子“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實，色皆紺碧”。張伯端死後，百步鄉里在其羽蛻之地立“紫陽化身處”紀念碑。南宋慶元三年（1197年），台州郡守葉築改城內黃牛坊橋為“悟真”橋，以示對張伯端的紀念。後又有悟真坊、悟真廟等紀念性的街區和建築出現。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台州府推官張滂在百步修建紫陽庵，並重修碑石，題曰：“重修紫陽題詩碑記”。清雍正十年（1732年），世宗皇帝敕封張伯端“大慈圓通禪仙紫陽真人”號。並親撰《道觀碑文》，命工部主事劉長源來臨海，於其故居瓔珞街和羽化地百步，及天台山桐柏宮，各建“紫陽道觀”一所，用以祀祠張伯端。

張伯端的出名，是因為其所著的《悟真篇》。《悟真篇》體現了張伯端煉養思想的總成，是南宗的代表著作。張伯端在書中力主內丹，“要得穀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真精既返黃金屋，一顆明珠永不離“。主張按照萬物化生的法則，反其道而修煉自己的精、氣、神。書中還吸取了老子的哲學思想，利用它來說明內丹的修煉方術，並加以深化和發展，使之成為自己內丹學說的理論基礎。

《悟真篇》成書於臨海，熙寧三年（1070年），張伯端“丹成返台州，傳道授徒”。因丹法“三傳非人，三遭禍患”，學者多為“逐名利”。遂萌發著書之意，於熙寧八年（1076年）在臨海著成是書，使有緣者能“尋文解義”。有所心得。故陳耆卿《嘉定赤城志》亦載其自成都得“金丹術歸，以所得萃成秘訣八十一首，號《悟真篇》”。

張伯端著成《悟真篇》後，再次離開臨海，一度寓居於常州紅梅閣（今江蘇常州市紅梅公園東南隅）。在紅梅閣，他又成《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煉丹訣》三卷和《金丹四百字》一卷。及後，張伯端在陝西的鳳州（今陝西鳳縣）、階州（今甘肅武都）傳道時，因得罪鳳州太守而“按以事坐黥竄”，被判流放，解送邊塞。至邠州境內，會大雪阻於鄉村酒肆，巧遇石泰。石泰見張伯端被解差押送，乃詢問其來歷，張伯端據實相告。石泰便與解差相商，引伯端前往邠州衙門，經與太守交涉，終於作出了免於流放的判決。張伯端獲釋後，始憶其師曾云：“異日有與汝解韁脫鎖者，當宜授之”語(54)。遂將《悟真篇》及心要傾囊相授於石泰，使之成為嫡系傳人。離開石泰後，張伯端“事扶風馬默處厚於河東”，並又將《悟真篇》“授之”。

《悟真篇》一書在《宋史·藝文志》、宋馬端臨《文獻通考》、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清《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及明清《道藏》中皆有著錄。其傳世本很多，作注者不乏其人。最早的注本應為南宋葉士表的《悟真篇注》，葉士表，字文叔，臨海人。其於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為《悟真篇》作注，元人戴起宗在其《〈悟真篇注〉辨》一文中說：“前乎文叔，未有注《悟真篇》者”。葉士表與張伯端同為臨海人，且生活年代不遠，故葉士表所注之《悟真篇》，當為張伯端《悟真篇》之舊本。另有最早的注本為薛道光的《悟真篇注》之說，但此注在元至元元年（1335）已為戴起宗否定。戴起宗為此注作疏，闡發未盡之義。復撰《金丹法象》一篇，解釋有關金丹術語，並著文辨明所謂薛注，實際上是翁葆光所注，乃是坊家為擴大影響假名於薛。另原題為翁葆光所述的經書還有《紫陽真人悟真直指詳說三乘秘要》一卷、《紫陽真人悟真篇拾遺》一卷。此外，宋代為《悟真篇》作注的還有袁公輔、陸子野數家。元代為《悟真篇》作注的有上陽子陳致虛，其文題為《注悟真篇序》，由張士弘編集在《紫陽真人悟真篇三注》一書中。張士弘在書中另有《紫陽真人悟真篇筌蹄》，又書中編首所錄薛道光《悟真篇記》一文，為宋人陸彥孚所撰。空玄子戴起宗則作有《悟真篇註疏》和《〈悟真篇注〉辨》。明代作注的有潛虛子陸西星、一壑子彭好古、晦卿李文燭等；作異注的為九映道人甄淑。清代會稽存存子陶素 作有《悟真篇脈望》，朱元育有《悟真篇闡幽》，劉一明有《悟真篇直指》，董德寧有《悟真篇正義》，傅金銓輯有《悟真篇四注》等。

如今，古老的瓔珞街還長在。無論是漫步於此逶迤，思緒有如穿越八百年的時空。《悟真篇》也還長在，它帶來了南宗的成功。那偉大的張伯端更應該長在。

個人成就

1、創作道家養生功法《悟真篇》，總結北宋之前的道家內丹思想，為丹道集大成之作；後信奉佛法的雍正將其所撰的《悟真篇》後篇改編編入《御選語錄》中。自北宋以來，《悟真篇》歷受學者推重。但佛者、近佛者，多加曲解，甚至臆改本文，以致各本真偽並存， 文字頗多出入。
（此書序各本均有同異。宋夏宗禹《講義》本，翁象川淵明無名子《註解》本，清朱元育《闡幽》本，明陸西星《外史》本，均未收此序；清董元真《正義》本有刪節，自注云 “稍節從陶氏本”；《十書》、《註疏》、《三注》、《直指》、等則收全部序文，但亦互有出入。清末劉師培《讀道藏記》曰：“張氏自序舊本，僅七律十六、五 言一、絕句六十四，詞十二，別無他篇附入，與夏宗禹《講義》本相同。”書中八十一首詩詞，象九九之數，則為純道教理論。但注家對此序眾論紛歧，疑是參半。即以十種版本而論，有五種無此序，包括《道樞》，有一種有大刪節。《直指》《三注》《註疏》內容相同，均載參考《傳燈錄》及 “擊竹而悟”之事，《十書》則未錄此段。此種不同之處，蓋因注者觀點不同，近佛者錄佛經；近道近儒者刪禪語（如董德寧底本等）；純道者則不錄；調和者錄象徵性數句（如十書，似皆以己意增減，皆非原有之句。）至於全刪此序，則實際對其真偽懷疑。如翁葆光、陳致虛、陸西星等，因序文內容和《參同契》、《悟真篇》等純道家義理與道家文化本位立場相違，所以不加採錄。朱元育為龍門正宗，對其真偽也似加懷疑，所以《道藏輯要》亦無此序。

大部分教內人士與學者認為此書序與部分為偽或在宋金元道教虛弱時與其他道教資料一同被修改竄入，如古靈寶經本有極為鮮明的“文化本位立場”。然這些典型材料的絕大部分早在南北朝到元初佛道論戰中，尤其是在元代佛教徒挑唆元朝統治者燒毀《道藏》即已被刪改殆盡，致使早期靈寶派這一立場和思想長期隱晦不彰，直到敦煌道藏被發現才得已重現。但如果把《悟真篇》改的面目全非譬如修命的部分被改成佛教的，那後世重修道藏的時候一定會發現修改。故把部分換詞，如道、仙被換成佛；真人被換成如來；道性被換成佛性、禪性；丹被換成禪等等流傳於世。《嘉泰普燈錄》中“呂洞賓參黃龍”“張伯瑞參佛經”故事的編撰具有相當的技術含量：此故事雖寓有“佛高於道”之意，但對此故事情節的虛構卻並非完全空穴來風，而是在專門研究了道教內丹學的基礎上精心編撰而成，因此對包括一些道教徒在內的讀者均具有較大的迷惑性，不少道教徒都信以為真，呂洞賓參黃龍、張伯瑞參佛經竟被流傳了下來，以至“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被視作呂洞賓名言而在道教界廣為傳播，如《道緣匯錄》、《呂祖全書》、《西遊真詮》等明清道教典籍均載有此事。而被篡改的悟真篇序與雜詞則被載人《道藏》。可見其故事的影響力廣泛受到當時宗教界的承認，很多道教徒都信以為真，不知察覺而潛移默化的維護傳播此說；元代廢道 ，道經損失嚴重 ，粗略統計，共闕794種2500卷，相當於半部明《正統道藏》被燒毀。明代重修《道藏》時，向各地區徵集經書 ，編纂者把被修改的部分誤以為是三教合一之作而載入道藏，也是情有可原。）

2、《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煉丹訣》、《張紫陽八脈經》、（《長生要義》已佚）

其中《青華秘文》是後來的乩筆，與《悟真篇》作用不同，不能算為其本人著作。

其中，於北宋熙寧八年（公元 1075年）撰寫的《悟真篇》，以《陰符經》、《道德經》為兩大理論依據，“略仿《參同契》”（清·朱元育的《悟真篇闡幽》），全書宗承傳統內丹學說，說明內丹煉養的根本原理就是歸根返本，逆煉歸元，並描繪內丹修煉的全過程及闡發丹經要點、修煉內丹的方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是書專明金丹之要，與魏伯陽《參同契》，道家並推為正宗”。《道臧精華錄》謂：“是書辭旨暢達，義理淵深，乃修丹之金科，為養生之玉律”。

該書是最重要的煉丹理論及實踐著作著作之一。與之前的道教經典《周易參同契》齊名，同被尊為道教的“丹經之祖”。全書由詩 詞歌曲等體裁寫成。其中七言律詩一十六首，七言絕句六十四首，五言四韻一首；《西江月》詞十二首（又一首）、和七言絕句五首，以及歌頌詩曲雜言三十多首。有前、後二序。歷代都有大量的註疏本，仁智自見。（後世佛教徒謗呂祖參黃龍、張祖參佛書，請點擊呂祖參黃龍可見。）

人物影響

張伯端在世時並沒有親自創建學派或教派（一般認為，白玉蟾為南宗實際建立者），但在其身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宗派。

按張伯端傳石泰、石泰傳薛道光、薛道光傳陳楠、陳楠傳白玉蟾。輾轉授受至白玉蟾，漸壯大為以《悟真篇》為理論經典的重要內丹流派。稱為“金丹南宗”，由於張伯端號“紫陽”，故南宗也稱為“紫陽派”，與全真道並列金丹南北宗（後合而為一）。張伯端、石泰、薛道光、陳楠、白玉蟾，也被尊為“南宗五祖”。

以上南宗嫡派都主張“一己清修”。另據《中國道教史》（任繼愈主編）：還有自稱出於張伯端之傳的一派，主張“男女雙修”，該派始於兩宋間的劉永年，劉曾於紹興壬申（公元1152年）刊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劉永年傳象川無名子翁葆光及寺簿盧公， 翁葆光撰有《悟真篇注》等，其徒若一子門人某跋《金液還丹印證圖》，稱劉永年於紹興戊午“遇悟真得其道”。然紹興戊午（公元1138年）張伯端已卒五十多年，當為依附之說。《混元列仙圖》亦未列雙修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