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家境貧寒

紹興二十年（1150年）五月初九（5月26日），葉適生於溫州瑞安縣城南門望江橋一帶，葉氏祖籍處州（今麗水地區）龍泉縣，在葉適曾祖葉公濟時方徙居瑞安。

葉適的少年時代，家境貧困。“自處州龍泉徙於瑞安，貧蕢三世矣”。其父葉光祖，字顯之，性情開朗，有大志而未入仕途，以教書為業。母親杜氏嫁到葉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災，家中器物被大水沖盡，自此更為艱難，居無定址，先後遷過二十一處，“窮居如是二十餘年”。杜氏是一位勤勞賢慧的農家婦女，她生於瑞安，善於教子，給童年時代的葉適影響很大。

少年求學

11歲時，名儒陳傅良在縣城林元章家執教，葉適經常在林家嬉戲，他得到機會從陳傅良學習。據他自己的回憶，從此受教、請益於陳傅良的時間，前後有40年之久。後又在永嘉楠溪從劉愈學習，並與當時名流戴溪、王楠、陳武、劉鳳、劉朔等結識交遊、問學。

13歲時，葉適隨父從瑞安遷到永嘉（今浙江溫州），時浙南水災頻發，葉家遭災。少年葉適無定居，飄泊於瑞安。

15歲時，葉適學詩及時文，這些對他一生學術深有影響。

16歲時，葉適在溫州樂清白石北山國小講舍講習，為稻粱謀，這樣的生活一直維持到乾道三年（1167年）。其間從學與結交的師友，除陳傅良外，還有王十朋的門人葉士寧與林鼐、林鼒兄弟等。乾道五年（1169 年），葉適於金華向訪薛季宣，向其問學，此後書信往來頻繁。

從19歲開始，一直到28歲的十年間，葉適主要活動是在婺州地區遊學，曾從學於鄭伯熊，因家貧無以為養，於乾道九年（1173年）奉母命赴臨安（今杭州）謀生，就學於太學。

上疏朝廷

淳熙元年（1174年），葉適上書籤書樞密院事葉衡，在這封《上西府院書》中，縱論天下大勢，指出天下之患在於“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論，輕仁義之學，則相與擯賢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執能夠酌古今之變，權利害之實，以先定國是於天下。具體地說，一是政治上的有為：收召廢棄有名之士，斥去大言無驗之臣，辟和同之論，息朋黨之說。重台諫而任刺史，崇館閣以親講讀。二是經濟上的措施：據歲入之常以制國用，罷太甚之求，以紓民力。三是軍事上的廣武舉之路，委諸路以擇材，鼓舞士卒之勇氣，不用增兵而加緊訓練，屯田耕種以代軍輸。四分上流之地，積極準備北伐。

葉適提出中興的“大略”，進一步指出關鍵在於為政要“誠”、“賞”與“罰”。誠，是指發號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計，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賞，是指愛人之功，求人之善，舉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賤之醜。罰，是懲人之過，明人之惡，加之竄殛之戮而遺其貴近之厚。以後，葉適多次上書朝廷，其要點多是這些內容。

這一年葉適才25歲，這次上書沒有得到應有的反響，他很失望。

淳熙二年（1175年），葉適赴武義招明山訪呂祖謙，與陳亮、呂祖謙相聚，其後又結識了周必大。

淳熙三年（1176年） ，葉適教諸生於樂清。

踏入仕途

淳熙四年（1177年），葉適娶永嘉人高子莫之女為妻。同年，葉適得周必大的保薦，漕試合格，中舉人。

淳熙五年（1178年）春，中進士第二名（榜眼）。葉適在廷對中，對孝宗和宰執提出了批評。雖然孝宗也力圖精實求治，但十多年過去了，卻沒有尺寸之效。王業偏安於一隅，庶政積廢於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舊，要革去弊政，收復失地。

同年，授文林郎、平江府（今蘇州）觀察推官。閏六月二十三日，母杜氏病逝，丁母憂家居。

淳熙七年（1179年）秋七月，陳亮應徐誼邀請，由永康到永嘉，與葉適、陳傅良等諸子相聚論學。

滓熙八年（1181年），葉適守制已滿，改任武昌軍節度推官，到鄂州（今屬湖北）赴任。同年秋，獲少師史浩薦，孝宗命其赴都堂審察。葉適具狀申省並致書宰相趙雄，力辭不就。

淳熙十年（1182年），葉適以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出任平江府。吳、越等地之士慕名前往問學者甚多。在蘇州葑門講學授徒，培養了滕朗、周南、厲仲方、薛仲庚等一批學者，並遊覽許多名勝古蹟，寫下《虎丘》，《齊雲樓》、《靈岩》、《葑門》等詩篇。

輪對薦賢

淳熙十二年（1185年），葉適被召自蘇州入都（臨安）。以宰相王淮、參知政事龔茂良薦，改京官，授太學正，改太學博士。撰奏稿凡四十餘篇，以應召對。

淳熙十四年（1187年），葉適上殿輪對，進《上殿札子》，在奏對中，論說國事之中有四難、五不可。四難是：國是、議論、人才與法度方面的四難；現實是：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葉適向孝宗說：“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孝宗早年的銳意恢復的精神此時已沒有了，對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無可如何，說自己的眼病很重，這樣的志向已經沒有了。誰能擔當此任的，你就同他說去吧。葉適再次進言，孝宗“慘然久之”。同年，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上書丞相周必大，薦舉陳傅良、劉清之，陸九淵、鄭伯英、呂祖儉、徐誼、楊簡、戴溪等三十四人。這些人“後皆召用，時稱得人”。葉適上書、薦士的舉動，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反響強烈。朱熹在致陳亮的信中十分讚賞葉適。葉適在任滿改官的過程中，同陳亮，朱熹都有書信往來。

淳熙十五年（1188年），林栗發起對朱熹的攻擊，葉適上《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狀》，為朱熹伸張，說從鄭丙、陳賈到林栗，以道學之名指斥朱熹，是沒有道理的，是小人殘害忠良的慣用的手法。

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孝宗禪位，太子趙惇即位，是為光宗。葉適作為太常博士，對儀禮頗預討論。五月，葉適任秘書郎，仍兼實錄院檢討官。作《上光宗皇帝札子》，言國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國勢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財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葉適說：“不先明治國之意，使此六者本傷而末壞，心蠹而枝披，支離而渙散，而臣之議論無所復用矣。”可是仍然毫無反應。後自求外調，由秘書郎出知蘄州（今湖北蘄春），六月離永嘉赴任，陳亮送至甌江邊，作詞《祝英台近·六月十一日送葉正則如江陵》。到任後，朝廷又命葉適兼提舉淮西鐵冶司。

紹熙內禪

紹熙三年（1192年），葉適由蘄州入都，任尚書左選郎。

當時光宗許久不朝孝宗，群臣為促請光宗朝重華宮的太上皇，可說是費盡心機，陳傅良痛哭於庭，甚而引裾求光宗朝重華宮；太學生也上書。紹熙三年（1192年）十一月，葉適等上疏，請光宗朝重華宮，光宗不從。

紹熙五年（1194年）六月，太上皇孝宗在孤寂中病逝，光宗竟稱疾不執喪事，又引發出朝政危機。趙汝愚及葉適等人，通過外戚韓侂胄請宋高宗皇后吳氏垂簾，尊光宗為太上皇，立嘉王趙擴即帝位，是為寧宗，葉適因功遷為國子司業。

慶元黨禁

寧宗即位後，朝中又展開新的鬥爭。趙汝愚為相，韓侂胄自恃立寧宗有功，為自己僅遷樞密院承旨，很不滿意。葉適勸趙汝愚滿足韓侂胄求節鉞之望，趙汝愚不從。葉適於是力求補外，以太府卿出為總領淮東軍馬錢糧。九月，應召赴臨安，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十月到職。閏十月，寧宗御批除葉適宮觀職，於是離開臨安。

此後，韓、趙的鬥爭不斷激化，韓侂胄及其周圍一批人，排斥打擊趙汝愚、朱熹、葉適等。趙汝愚被貶死於衡陽，葉適也受到牽連。韓侂胄說朱熹提倡的學術是“偽學”。由“偽學”之禁，演變成反對“逆黨”所謂的“慶元黨禁”。

慶元三年（1197年），葉適為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後罷職，主管沖佑觀，差知衢州，葉適推辭，由鎮江歸永嘉。十二月，朝廷立《偽學逆黨籍》，名單上共有59人，葉適在其中。

慶元五年（1199年）夏，葉適得異疾。

慶元六年（1200年），葉適在永嘉。四月，岳父高子莫病逝於永嘉，葉適因病不能執喪。

嘉泰元年（1201年），葉適起為湖南轉運判官，帶病赴任。

嘉泰二年（1202年），弛偽學、偽黨禁。葉適改知泉州（屬福建）。

嘉泰三年（1203年），葉適赴任。同年九月，應召入對，對寧宗說：“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此言為寧宗所稱許。授權兵部侍郎，薦樓鑰、丘崈、黃度三人。皆為郡守。十一月十一日，其父葉光祖病逝，葉適回永嘉守制。

嘉泰四年（1204年），葉適在永嘉編定《外稿》凡六卷。

制置江淮

開禧元年（1205年），韓侂胄加平章軍國事，下令各軍密作準備，即將北伐金國。

開禧二年（1206年），葉適守制期滿，召至臨安，對北伐提出異議，韓侂胄不聽。上書寧宗，提出“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改授葉適為權工部侍郎。韓侂胄部署北伐大軍已定。改任葉適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葉適力辭兼職，不肯草詔。

五月，下詔北伐。葉適建議防江，韓侂胄又不聽。

同年，四路北伐大軍皆敗，只有鎮江副都統制畢再遇連戰皆捷，但也無法轉變敗局。葉適乞節制江北，朝廷在六月以葉適為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兼節制江北諸州。

十月，金兵分九路南下，大將仆散揆率主力長驅直入，至長江邊，與葉適對峙。在和州、滁州等地戰鬥中，他用劫砦等靈活的戰術，給金人以重創。年底，金兵大部退出兩淮，留一軍駐濠州（今安徽鳳陽附近）。

開禧三年（1209年）二月，朝廷進葉適為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葉適在長江以北屯田，並在江北建定山、瓜步、石跋三大堡塢，安集流民，建立以江北守江的防禦體系，一面屯墾，一面積極備戰。當時朝廷與金議和，葉適認為不必。

奪職奉祠

開禧三年（1209年）十月，禮部侍郎史彌遠及楊後謀殺韓侂胄，取其首級，以向金人求和。之前諂事韓侂胄的許及之及御史中丞雷孝友彈劾葉適，罪名是“附韓侂胄用兵”，葉適因此被奪職奉祠，回到永嘉。

潛居水心

嘉定元年（1208年），葉適定居水心，杜門家居，悉心講學十六年，著《習學記言序目》五十卷。學生中有宰相王淮之侄王植和黃岩人柯大春等。問學者有著名人物如永嘉四靈、永嘉薛師石、瑞安曹豳，還有台州、餘姚、福建等地來受業的學者。南宋學者劉宰記述葉適講學情況，稱“葉水心在永嘉，戶外之履常滿，蓋其師友相從，亦徘徊而不忍去”。

嘉定四年（1211年），轉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獲祠祿，其後奉祠凡13年。十二月，夫人高氏病逝，終年五十二歲。

嘉定五年（1212年），葉適再提守淮之議。

嘉定八年（1215年），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

嘉定十年（1217年），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嘉定十一年（1218年），轉中大夫。奉祠居家，著述講學。

嘉定十三年（1219年），請求致仕，亦未準許。

嘉定十三年（1220年），《習學記言序目》大致成書。

嘉定十四年（1221年），轉大中大夫，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辭，未準。

嘉定十五年（1222年），轉通議大夫。仍奉祠居家，著述講學。

嘉定十六年（1223年），除敷文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乞致仕，除寶文閣學士，轉正議大夫。正月二十日（2月21日），葉適於永嘉辭世，終年七十四歲，獲贈光祿大夫，諡號“文定”（一作忠定）。

主要成就

學術思想

在宋代學術史上，葉適有重要的地位，他在學術上的貢獻，全祖望認為“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學，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間，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於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這段話說明了水心之學的幾個方面。

一是水心之學在永嘉之學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學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許景衡等所謂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學派中實際包括兩個學系，一是“二程”的洛學，一是張載的關學。這就是全祖望說的：“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傳洛學中尤以周行已為重要，“永嘉諸先生從伊川者，其學多無傳，獨先生尚有緒言”。南宋永嘉學人在傳洛學方面，應當提到鄭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陳傅良等。葉適與薛季宣、陳傅良的關係密切，特別是與陳傅良的關係。葉適14歲結識陳傅良並從學，此後交遊40年。南宋的永嘉之學始是“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

所以永嘉之學到了水心，才“一洗之”，這句話可以商榷，但也點出葉適在永嘉學派上的地位。葉適提倡功利，但把講功利與講義理結合起來，反對空談性命，講求學統，說：“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水心文集·贈薛子長》）。葉適雖對理學家有所批判，但他並不是不重視學統，雖然他的道統與程朱的道統觀又有差異。葉適完成了薛季宣、陳傅良對永嘉學的構建。葉適寫《習學紀言序目》時，已經是晚年，對歷代儒家經籍和道統都有批判。

葉適的經制之學重典章、重經濟、重致用，倡改革，又講義理。永康的事功之學專言事功，主張“義理之學不必深窮”。水心同這些有差異。

二是水心之學的學風。“水心工於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這是說葉適與永嘉諸子的不同之處。從另一角度來看，也反映了葉適在理論上的深度不足。《四庫全書總目》對《習學紀言》有一段評論，說這本書斥漢人言《洪範》五行災異之非，確能有所見，“足與其雄辯之才相副”；但指出葉適在論太極生兩儀的論述，是“文淺義陋”。《四庫全書總目》引陳振孫的話，說《習學紀言》“其文刻峭精工，而義理未得為純明正大”。

至於說葉適的門人多流於辭章，那是學風的影響所及。但《宋元學案》又說水心門人也有差別：“水心之門，有為性命之學者，有為經制之學者，有為文字之學者。”還有王大受（拙齋）這樣“欲以事功見其門庭”的學者。

三是水心之學的影響。南宋乾道、淳熙之際，宋代文化又出現了一個高潮。最初有朱熹的朱學、呂祖謙的呂學以及陸九淵的陸學。所謂的朱學、呂學、陸學，鼎足而三。或謂是朱學與呂學和張栻的湖湘之學，是南宋的三大學派。而張栻死於淳熙七年（1180），次年呂祖謙也逝世。從此是朱陸兩分天下，葉適的崛起，成為一大宗，遂與朱、陸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學無法與朱、陸相抗衡。南宋後期，朱學地位在提高，朱、陸合流、相互出入，成為一種文化潮流。朱熹指責陸學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學是大不成學問。這種學術上黨同伐異，不足取。應該說，水心之學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辯理學家說《易》及解《中庸》、《大學》之非，以為“舍孔子而宗孟軻，則於本統離矣”。諸多論斷顯現思想批判的光華，雖然仍是本《六經》之根本。

葉適講究“功利之學”，認為“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主張“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學習紀言》），反對傳統的“重本抑末”即只重農業、輕視工商的政策。強調“道”存在於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則在焉”。物由氣構成，五行八卦都是氣的變化形態。提出“一物為兩”、“一而不同”的關於事物對立統一的命題，認為事物對立面處於依存、轉化之中，但強調“止於中庸”。認識上主張“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對事物作實際考察來確定義理。反對當時性理空談，對於理學家們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進行了大膽的批判。認定《十翼》非孔子作，指出理學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無極”、“太極”等學說的謬論。在哲學、史學、文學以及政論等方面都有貢獻。

詩文創作

在詩文創作上，繼承韓愈“務去陳言”、“詞必己出”的傳統，從觀點到文字均力求新穎脫俗，提倡獨創精神，主張“片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仿眾作”（《歸愚翁文集序》）。其文雄贍，才氣奔逸，尤以碑版之作簡質厚重而著名當世。他不滿江西詩派奇拗生硬和“資書以為詩”的詩風，而傾向於晚唐，尤其尊崇姚合、賈島的流利清淡。與“永嘉四靈”（徐照、徐璣、趙師秀、翁卷）等人友善，曾刊印他們的詩集，並極力推崇，如在《徐文淵墓志銘》中說“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復行矣”。他的詩“用工苦而造境生”、“艷出於冷，故不膩，淡生於煉，故不枯”（《宋詩鈔·水心詩鈔》）。所作不限於五律，多五七言古，題材大於“四靈”。

重教興學

葉適一生重教興學，以培養人為己任。少年時期，他邊讀書邊講學。中年時期，在求學之間，從政之暇均設熟授徒。葉適罷職還鄉後，嘗寓居台州、黃岩、溫嶺一帶辦學授業，培養出陳耆卿、吳子良、丁希亮等許多名士，對台州當時學術界影響頗大。後入在台州路橋羅洋街葉適講學處建毓英廟紀念。

為政舉措

葉適於“開禧北伐”之前，即極力諫止，曉以利害。在戰爭中，特別是他節制江北的過程中，解和州之圍，實施以江北守江的戰略，收到了成效。

後世遺蹟

葉適墓

葉適墓位於浙江溫州海壇山南麓慈山，墓早年被盜，出土有青瓷墓誌1方（現藏溫州博物館）。1952年曾重修，1966年被毀。今墓為1981年在原址東30米外重修。面積104平方米，坐北朝南。墓前有上下兩層平台。墓丘呈圓形，直徑2.80米，四周用方形塊石砌築而成。墓前立青石墓碑一通，正面篆書陰刻“宋葉文定公之墓”七字，高1.4米。

葉適祠

葉文定公祠在今鹿城金鎖匙巷19號，為紀念葉適而建。原在松台山麓。清康熙九年（1670年）重建今址，光緒八年（1882年）重建。民居式平方兩進三間，坐南朝北，磚木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