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特色

尚簡
吳兢撰史，簡明扼要。他撰的史書今日所能見到只有一部《貞觀政要》。這部書分專題記述貞觀年間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制度、禮儀、教育……等方面狀況，有對話、詔誥、奏表，有事件描寫，有經驗總結，較系統反映了貞觀年間的施政方針和實踐效果，是歷史上對貞觀之治記載最為周詳扼要的著作，後人了解貞觀之治必須藉助此書。然而，這樣一部書僅八萬字左右。《舊唐書·吳兢傳》稱他“敘事簡要，人用稱之”。《新唐書·吳兢傳》稱他“敘事簡核，號良史”。可見，吳兢史筆簡明這個特點，是為當時人們所公認和讚賞的。

直筆
吳兢初入史館即憤憤然於武三思等的“苟飾虛詞，殊非直筆”之行徑，認為“國史之作，在乎善惡必書”。他私撰本朝國史，就是為保留歷史真相。他對玄宗說明自撰國史的特點也是“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可見，吳兢最為關注、突出強調的史學特質就是“直筆”二字。

鐵事典故

吳兢是在魏元忠、朱敬則雙雙為相時被薦舉為史官的，年紀三十左右。《唐會要·史館上·在外修史》中有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時吳兢在集賢院和史館修史的記載，這時他六十八歲。他擔任修史工作至少近四十年。吳兢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和主要精力都獻給了修史事業，可是在史館修史工作並不順利，史料記載中有他幾次請求調離史職的奏表。

劉知幾和吳兢所在的史館，已與唐太宗貞觀年間的史館大不相同。貞觀時史官位尊權重，甄選嚴格，通籍禁門，優禮有加，“得廁其流者，為一時之美事”。修史也具有相當高的效率。然而其後每況愈下。史館或因政爭而動盪，或因庸才充斥、監修弄權而混亂。劉知幾在闡述辭職理由時說：“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吳兢的辭職表中也有類似語言：“臣自掌史東觀十有七年，歲序徒淹，勤勞莫著，不能勒成大典，……乞罷今職。”此時史官俸祿的確不高。吳兢自父親退休之後，頓感經濟困窘，不得不提出了加俸的請求，“又兢父致仕已來，俸料斯絕，所冀祿秩稍厚，甘脆有資，烏鳥之誠，幸垂矜察”。

吳兢這一次請辭職是在任史官十七年後提出的，時間是開元初年，沒有被批准。後吳兢又以居喪為由，上三次表文，堅拒起復史職。但是，吳兢請求辭職並不說明他不重視或不熱愛史官工作。從他所上的三次表文中清楚看到，他對史官一職的宗旨及職能有相當透徹認識和高度推崇之情。他說：“史官之任，為代準的，……樹終古之風聲”，“定一代之是非，為百王之準的。”這可以看作是對史官修史根本宗旨的認識。正由於吳兢對於史官一職寄託厚望，所以也就愈不能容忍妨礙史館正常運作的種種不端現象。作為一種抗議，他才憤然提出辭去無比熱愛的史職。

吳兢的另一種抗議手段是自己編撰本朝國史。既然自己的史學主張無法在史館中實現，既然史館中所修國史有種種歪曲、不實之處，為保留一代信史，就必須自己動手別撰一套國史了。他在開元十四年（726）上奏唐玄宗，披露了自己從武后末期及唐中宗時開始私撰國史的經過。從奏表中可以了解有關此事與他的想法。

第一，二十幾年來，吳兢個人撰修國史兩種，已成128卷。《唐書》為紀傳體，《唐春秋》為編年體。吳兢在公餘時間，以個人之力撰寫，該要付出多么大的艱辛。

第二，吳兢對自撰國史的質量是較有自信心的，“皇家一代之典，盡在於斯矣”。此亦可佐證他辭史職時自述個人能力不足，是故意自貶。

第三，吳兢之所以披露私撰一事，首先是即將撰成，接近定稿，這就“不敢不奏”；其次是遇到繕寫困難，因卷帙較大，個人之能力、財力均不足以承擔，不得不請求官方幫助。

身處烏煙瘴氣的史館，吳兢除了辭職以抗議、私撰以抵制外，還盡最大可能保持自己的史學特色，為維護史學的優良傳統而進行不懈的努力。

生平

吳兢（670—749），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人。武周時入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唐中宗時，改右補闕，累遷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時，為諫議大夫，修文館學士，衛尉少卿兼修國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饒、蘄等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遷相州，封長垣縣子，後改鄴郡太守，回京又任恆王傅。與同時代其他官員相比，吳兢的仕途還是較為順暢的，沒有大起大落。居史館任職30餘年，以敘事簡練、奮筆直書見稱。曾認為粱、陳、齊、周、隋五代史繁雜；乃別撰《粱史》、《齊史》、《陳史》各10卷、《隋史》20卷。卒後。由其子呈上其未定稿《唐史》80餘卷，世稱“良史”。曾從事官府藏書的整理、國家書目的編制工作。開元中，詔馬懷素領校圖書，馬懷素奏用元行沖、齊翰、吳兢、韋述等26人同在秘閣詳錄四部書，開元九年（721）共同編成國家圖書總目《群書四部錄》200卷，由元行沖奏上。家收藏圖書甚富，編撰有《吳氏西齋書目》1卷，著錄圖書13 468卷，該書目影響頗大。所藏之書在他去世前後，贈送給外孫蔣乂。編著有《樂府古體要解》、《唐春秋》、《唐書備闕記》、《太宗勛史》、《睿宗實錄》、《中宗實錄》、《貞觀政要》、《則天實錄》、《唐高宗實錄》（與劉知己合撰）等，僅《貞觀政要》傳於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