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163年，李燔出生在建昌（江西永修縣）磨刀李，幼失父，依舅。在艾城西門外讀書，李燔成年後，取表字“敬子”。

1179年，17歲。當時朱熹擔任“知南康軍”，李燔曾受教於朱熹；

1180年，李燔18歲。51歲的朱熹上年請求減免南康錢糧獲準，辦‘社倉’。李燔繼續從學。

1190年（光宗紹熙元年），28歲，進士及第。授岳州教授。訪朱熹，朱熹勉勵他。在岳州文武兼教。後祖母去世，歸鄉，朝廷又任命他為“襄陽府教授”。李燔再赴建陽拜會朱熹，不久辭官隨朱熹講學，朱熹“凡諸生未達者皆先令訪學燔，有所發，再從熹學，諸生敬服。朱熹宣布李燔為衣缽傳人。

1192年，朱熹建‘考亭書院’，李燔從教。

1194年，朱熹做潭州太守，復嶽麓書院，李燔在嶽麓書院教學。

1196年，“慶元黨案”，朱熹學說被禁，學生遭迫害；李燔回地方教學。

1200年，朱熹逝世，李燔等頂住“學禁”，率領學子上千人共同辦喪。

1201年前後，回星子創辦“修江書院”、“白石書院”繼續教學。

1205年（寧宗開禧元年），詔訪遺逸，九江守推薦李燔，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在臨安收學生魏了翁；此後數年擔任過江西運司幹辦公事、以直秘閣主管慶元至道宮。行善政造福百姓。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西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皆辭，除大理司直，又辭。

1209年，受邀為福建延平書院做學規，後曾參加過教學。

1216年，黃乾訪南康李燔、胡泳諸同窗，陳宓任“知南康軍”。

1217年（寧宗嘉定10年），朱熹之子朱在以大理寺任“知南康軍”，興復書院，邀請李燔去白鹿洞。

1218年（寧宗嘉定11年）4-5月間，同學黃乾、胡泳等10多人來廬山交遊，建流芳橋，李燔與黃乾、陳宓一起講學《乾》、《坤》二卦，後郡守邀請李燔擔任白鹿洞書院堂長。

李燔擔任堂長後，白鹿洞書院達到鼎盛，各地學者雲集，“講學之盛，它郡無比”。

1224-1225年，曹彥約推薦李燔代替自己做‘潭州通判’，李燔又辭，不允。真德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鹹諮先生。不數月，辭歸。時史彌遠擅權，廢皇子竑立理宗皇帝。李燔痛心，發誓不再復出。

1225年後，李燔應邀，推薦了優秀人才崔與之、魏了翁、真德秀、陳宓、鄭寅、楊長孺、丁黼、棄宰、龔維藩、徐僑、劉宰、洪咨夔給中央政府。

1226年，李燔在‘知南康軍’曹豳的支持下擴建白石山房（白石書院）。

1232年（理宗紹定5年），理宗、李心傳論李燔，海內一人。幾個月後，李燔離開人世，年70歲。22年後李燔獲贈諡號“文定”，贈直華文閣，兒子李舉擔任下州文學的官職，孫子李鑣也高中進士。

人物成就

他打破官本位，為老師朱熹的理學哲學的傳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勤耕教壇，甘之如飴。

為了說明南宋講學的風潮興盛，首先我們來觀摩兩截講學畫面：

公元1167年農曆九月初八開始的兩個半月時間裡，朱熹來到潭州（長沙）嶽麓書院講學交流。在張栻的嶽麓書院裡，朱熹與張栻兩位大師以“會講”方式，當眾辯論《中庸》之義。講堂上並排擺著兩把太師椅，聽講的學子你贊成誰家的觀點，就站入哪位大師面前的陣營。隨著會講熱烈而睿智地展開，學子們左右逢源，茅塞頻開。兩位大師辯論到緊要處，曾連續三晝夜不輟。各地的學子們得到訊息，紛紛騎著快馬從四面八方趕來聽講。路上的人流絡繹不絕，講堂內圍得水泄不通，盛況空前，飲馬池的水一下就被馬喝光了。

公元1175年農曆六月初，以朱熹、陸九淵為首的理學兩大學派在江西鉛山的鵝湖寺舉行的一次規模盛大、最重要的學術大辯論。在整整3天中，學術氣氛相當緊張。爭論的焦點是關於認識論、世界觀問題。理學各派的弟子及閩、浙、贛學者多人齊聚鵝湖，上台辯論的雖然只有朱熹和陸九淵兄弟，但是辯論會如風雷鼓盪，台前台後兩派爭論十分激昂，最後誰也沒有把誰辯倒。五年之後，陸九淵回訪朱熹和他馳名全國的“白鹿洞書院”。朱熹特請陸九淵為書院師生講學。陸九淵精彩的講學，讓聽者無不動容，後來這個演講也被作為白鹿洞書院的一個講義。正是在這樣一種時代氛圍中，李燔中進士後，甚至放棄自己的官職，跟隨朱熹讀書和教學。1190年李燔在岳州教授上任之前之後，兩次拜會朱熹，朱熹勉勵他堅定求知。李燔到任岳州後，嚴格教育學生，文武兼修，教育文藝和弓馬，積極鼓勵學生努力學習，在他的影響教育和帶動下，學生非常勤奮有為。例如趙葵、趙范等人都成為一代卓越的將帥，更多的學生成為儒師。

1192年後的十幾年裡，他先後到朱熹開闢或恢復的“武夷精舍”、“嶽麓書院”、“考亭書院”教學，朱熹一生有511位學生。許多人有不懂的地方，朱熹一般都讓他們請李燔教習與啟發，學子非常敬服。朱熹多次宣示，李燔‘交友有益，進步可畏，處事一絲不苟，忠直樸實’，是自己學術的衣缽傳人。朱熹寫詩說：“吾道付滄州”，而李燔被黃宗羲、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列為南方理學耆老、滄州大儒第一。

朱熹去世後，李燔率領南康的學子，開闢“修江書院”、“白石書院”、“竹梧書院”，繼續傳播和研究儒家思想，可以說他從中進士以後的42年都是在教育與研究儒學中度過的。

1205年，李燔在中央政府任職，還收下魏了翁作為學生，這個魏了翁後來也成為一代儒學大師。4年後，福建興建了不少書院，延平書院是其中比較著名的學府，李燔為該學府制訂學規，長期參與教學，平江人引為自豪的‘平江九子’有幾個是他的學生。

1216年前後，李燔在家鄉南康傳播理學。不久朱在、陳宓又當了“知南康軍”，他應邀又回到白鹿洞書院主持書院活動，白鹿洞書院成為天下書院之首，與李燔的教育教學關係很大。當時學生曾達到上千人（這些學子應屬於學士以上級別），“講學之盛，他郡無比”。這個評價是《宋史》給出的，這是當時書院風潮中，教育界能夠達到的最高境界，永遠值得我們自豪。

南宋時期有書院442所，很有名的有265所（私塾級別的書院不算），與朱熹有關的有67所，而這些不少都留下了李燔教學的身影。

李燔把教育事業當作自己的首要責任，絲毫沒有醉心於官場，一再教育學生，“人生在世,不一定非得做了大官、擔任一定職務才算是建功立業,只要根據自己的能力大小,做一些實實在在有利於他人的事,就可以說是有了功業”，現在許多人都把這句話當作座右銘。他自己穿著樸素的衣服，全心投入教化與傳播真理。直到他實在推脫不了學生的推薦，才又擔任了一段時間官職，在任上，為百姓造福不已。

1225年以後，他生命的最後七年不再為官，潛心教學與儒家思想研究，推薦了一些思想端正的好官員給中央政府。

在現在南昌市進賢門和書院街上有三大書院遺址，這就是東湖書院、豫章書院、友教書院，這三大書院仍然供奉著李燔等大賢。據考證，李燔及學生饒魯在東湖書院（1211年建）、豫章書院有過教學活動，應該是因為他的盛名，應邀講學或者講堂指導。李燔還拜謁了太師祖羅從彥的南昌西山故居——退思樓，寫下這樣的感懷教育的詩歌：“……半窗明月半空字，一枕清風一枕瑟……閒來獨倚欄桿外，滿耳松聲韶護音。”

作家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中寫道：“教學，說到底，是人類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種文明層面上的代代傳遞”。李燔用一生實踐來傳遞這種精神與知識。由於李燔文章的散落，在《朱子語類》、《宋元學案》中，沒有收錄他的完整著作。我搜尋到他的部分文章片段和詩歌，文如其人，他的文字、詩歌很超脫、很吸引人，他有一篇《題竹齋指南詩》就很見水準，詩歌如下：

元量清標酷似僧，詩情書意兩相承。

於今自有高人處，不尚空窗尚巽升。

打破官本位

李燔和朱熹的很多學生，不求功名，放棄官爵，推崇‘格物致知’的書院精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溫總理非常推崇這幾個精神）。在他們影響帶動下，很多學子“不遠千里而聚首執簡”。李燔沒有許諾世俗的利益，依靠自己的人格感召力，凝聚同志，布衣粗食，朝乾夕惕，相互砥礪，探究學問。朱熹曾經勉勵李燔，要“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實現遠大理想需要勇敢，而肩負重任更可貴的是志向遠大啊），他於是自號“宏齋先生”。

李燔反對汲汲名利，寄心於下層人民。他提出：人生在世，不一定非得做了大官、擔任一定職務才算是建功立業，只要根據自己的能力大小，做一些實實在在有利於他人的事，就可以說是有了功業。又說：“就算是做官做到卿相的高位，也不可以失去寒微樸素的本色。不追求就無所得，讓困難磨滅自己的驕氣和奢心，不至於因環境和飲食改變自己的氣質與體質”。史臣李心傳對宋理宗談起當時高士累召不起的人，認為李燔是國內第一。大儒蔡念成也一再稱讚他‘心事如秋月’。所以李燔對貧賤患難不以為然，不為官位心動，穿著非常樸素的衣服，即便是做京官也沒有替換下來。1190年中進士後的四十二年里，前後只接受了七年的官職，真德秀、魏了翁等很多人推薦他當‘隆興府通判’、參議官、大理司直等官職，他都割捨不下教學，均予以推辭，低頭去從事教學去了，最後曹彥約向中央推薦李燔代替自己當潭州通判，李燔推辭再三，只得去長沙赴任。長沙帥真德秀大部分問題都來請教於他。他在長沙呆了幾個月，又回書院去了。其實當官的大門對他始終都是敞開的。

根據台灣吳萬居先生研究，朱熹逝世後，滄州考亭書院主要由李燔主持，學子逐步分布為42個書院繼續散播理學，其中以李燔在白鹿洞講學最成功，影響最興盛、廣泛和持久。

《宋史》高度評價李燔說：“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乾並稱“黃、李”。史臣李心傳讚譽李燔：“當今海內一人而已”。

造福百姓

李燔曾經擔任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大帥李珏等人交相推薦他。萬安的‘洞寇’作亂，官方想剿滅他們，李燔說：“他們難道不是百姓嗎？他們都是些官逼民反的人。讓我去安撫他們。”李燔在萬安駐紮兵力，守住險要地方，調換和處置那些胡作非為的官員，安排人去說服賊寇，‘洞寇’立刻順服。

南昌很多田地比較低矮，河堤毀壞，贛江容易發洪水，李燔請求修繕贛江河堤，從此田地成為沃壤。

1209年，江西當時的財政管理者因為國家發行‘第十四界會子’（紙幣），日益貶值，於是依據百姓收入和財產水平，攤派購買會子的任務，經常檢查，嚴厲推行，反而導致‘會子’不能賣出。李燔據理力爭無法說服管理者，最後寫文札去辯明，要求做好根本的農業增收，使物產增加，會子的價值就會升值，而不是強行攤派。於是這項攤派弊政被廢除了，主管者向李燔致謝。

李燔擔任地方官的時候，了解民情，很有政績。他接受朱熹思想，推行救濟性的‘社倉’制度，後來又發現設定的‘社倉’，只借貸給有田的人家，而佃農沒有得到實惠，於是改進社倉糧食的發放，讓所有農民都能得到好處。

梁庚堯在《南宋的農村經濟》第五章寫道：南宋社倉廣布於福建、兩浙、江東、湖南、湖北、淮南、廣南各地，可說是幾乎遍布南宋各區。而各社倉的倡辦人，如李燔、諸葛千能、張洽、趙師夏等都是朱熹的門人……

　　堅定正直

根據《續資治通鑑》記載，朱熹與學生時刻掛念國家強盛，探求世間真理。1196年，權臣韓侂胄、沈繼明、施康年污衊和禁止朱熹及門徒活動，要求殺害朱熹，他們加緊迫害理學黨人，歷史上稱為“慶元黨禁”。政治黑雲翻滾，一些學生被迫與朱熹劃清界限。施康年說：“朱熹在浙東，那么浙東就偽學興盛，在湖南則湖南偽學興盛……學生用各種方式紀念朱熹……”，朱熹逝世，他們下令禁止為朱熹送葬。可是黃乾、李燔、蔡沈頂住壓力，出面主持朱熹葬禮，參加葬禮者上千人。

朱熹去世後，李燔聯契約門，在白鹿洞依舊講學。嘉定九年（1216年）黃乾經過南康探訪同門諸友。黃乾後來感慨地寫道：“先生去世後，門徒失去了敬畏，講學幾乎斷絕。惟獨在南康，李燔和余宋傑、胡泳、蔡念成（德安人，前三人為永修籍），帶領自己最優秀的學生幾十個人繼續傳播老師的學問。相比之下這算是最興盛的了”。

根據《白鹿書院志書》和《同治南康府志》記載，1218年，李燔、胡泳等人會同‘知南康軍’陳宓一起，在白鹿洞講學，相互勉勵，唱和老師朱熹譜寫的歌曲，建立紀念碑和‘流芳橋’，不久復興白鹿洞書院，尤其是李燔所做學術貢獻最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