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許南英號蘊白或允白，又號窺園主人、留髮頭陀、龍馬書生、昆舍耶客、春江冷宦。

許南英是台灣著名詩人，與當時丘逢甲齊名，清光緒五年（1879）中秀才，光緒十一年（1885）中舉人，十

六年（1890）中恩科進士，分簽兵部主事。

1855年10月5日生於台南西定坊武館街。祖籍廣東揭陽，明朝嘉靖中其七世祖許超因避重賦移居台灣赤嵌(即台南)。到詩人的時代，許氏在台灣居住已有四百年。其父許廷璋以教書為業，叔伯或務農或經商。幼年的詩人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普通的小康之家。詩人六歲時搬遷至台南延平郡王祠(紀念民族英雄鄭成功的廟宇)旁的馬公商住宅。青年時代的詩人讀書刻苦、學業大進，品格優異，因此受到昊樵山等台灣著名’鄉紳的推許和器重。二十四歲時他作了塾師，並在窺園(其宅後家園名，取董仲舒專心讀書三年不窺園之.意)建聞擇學舍，開館授徒，並廣為交遊，經常與吳樵山、丘逢甲、陳卜五、王永翔、施雲舫等名士和學人往來。

詩人對於當時內憂外困、危機叢生的政治局面深有感觸。1886年和1889年兩次到北京會試，均因在試卷中陳述國家危機、評論政治得失而未被錄取。一年以後，中恩科會魁，授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詩人不願作官，未就任，於年底回台灣，願為家鄉做些事情，便參加墾土“化番”的事務。詩人祖上世代生活於台灣，他又在台灣成長，所以對於台灣的歷史變遷、風土人JIk和地理沿革都了如指掌。1894年春天，甲午戰爭前夕，台灣巡撫唐景裕聘詩人為台灣通志局協修，負責編撰台灣通志中的台南部分。

1895年日本帝國主義進犯台灣時，詩人任台南籌防局統領，帶領兩營兵，在“台灣民主國”幫辦軍務劉永福指揮下積極發展抗日活動。5月基隆失陷，台北告急，詩人率兵前往支援，行至阿里時，聽到台北已失守，於是中途折回，固守台南。在“民主國”名存實亡、大勢已去，日寇直逼城下的情勢下，詩人一直堅持到九早二日(日寇占領台南的前一天)才由部下護送出城。臨行前考慮到晌金被劉永福提去，便將個人私蓄現金散發部下。對於產台灣民主國”的領導不能堅持抗戰，而他個人又無力挽救危局，致使國土喪失、父老淪為奴隸，詩人是抱有終生的憤恨與遺憾的。

日本侵略軍占領台南以後，鑒於詩人在地方上的威望和辦事能力，曾致信要詩人為其效勞。敵人的拉攏未能得逞，便動用武力懸像搜捕詩人。九月五日詩人在鄉人的幫助下在安平港乘竹筏上船出離台灣。

詩人被迫離台以後，先在廈門小住，後轉到廣東汕頭投奔宗人子榮、子明，住在魷浦附近的桃都。國破家亡，詩人十分悲憤鬱悶。子榮兄弟便勸詩人到南洋去換一換心境。。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許南英臨危受命，擔任台灣籌防局統領。他率眾奮起反抗日軍的入侵，日寇占領台灣後，遂將全家遷回大陸，落戶福建龍溪。

1895年至1897年詩人在新加坡、泰國等地漫遊，受到那裡的同宗和親友的盛情款待。在新加坡期間，詩人與新加坡著名的文化人、華僑邱寂園往來密切，並相互唱和。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他被委任為廣東徐聞縣知縣。據《雷州府志》中徐聞縣城地形圖記載，清代徐聞縣的考棚（考試場）的遺址剛好就在今天署前街的徐聞縣法院宿舍後巷。這一年，許地山剛好八歲，便隨父親許南英前往徐聞生活，也因此留下了生活遺址，為後人研究他的事跡留下了寶貴的物證。

歸國後到辛亥革命以前，詩人先後在廣州、佛山、汾水、徐聞、陽春、陽江、三水諸縣任稅關總辦、鄉試閱卷官、知縣等職。詩人在任上嚴於克己，作風清廉，頗有作為。在徐聞時他將貴生書院改為徐聞國小堂，並於每旬.三、六、九日到校講課。他對學生多所鼓勵，教育他們樹立理想，努力成才，有所作為。在陽江任上，他不顧封建勢力的反對和阻攔，敢於接受新事物和新J恩想，推行新政、派學生到東洋留學，培養專門人才，同時改舊式書院為新式學校，並將鐮溪書院改為陽江師範傳習所，專門為各鄉培養國小教師，為地方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三水的官僚地蘭世世代代蓄養奴隸、買賣人口，從中漁利，詩人到任後宣布解放奴隸，禁止買賣人只。廣東人民拍手稱快，詩人因此得罪了那些官紳，他們處處與他為難。那裡的豪族大姓常常聚眾械鬥，規模很大，死傷很多，詩人不避邪惡勢力，秉公處理。械鬥雙方都向他行賄，要求偏袒自己，他不但拒絕受賄，而且嚴辦了行賄者。這件事給地方上很大震動。

辛亥革命爆發，詩人積極擁護，贊成廢除帝制，實行共和。經友人推薦到福建龍溪縣任知事。那裡的舊勢力根深蒂固，土豪劣紳肆意橫行，他們挑動私鬥，並種植鴉片販毒。詩人到任後不久，即嚴令禁止私鬥和勒令拔除鴉片煙苗。土豪劣紳的利益受到觸犯，便尋機報復。他們誣告詩人侵吞公款。詩人請上司調查，結果證明純系誣告。土豪劣紳犯了誣告罪，紛紛請求詩人免予追究。詩人沒有訴訟，事情就此平息。通過這件事詩人深感政界的險惡和黑暗，’決心不再從政。

許南英離開徐聞後，曾遺有詩集《窺園留草》和詞集《窺園詞》，其間文辭皆為清末徐聞社會的生動寫照，還抒發了自己眷戀徐聞的幽幽之情。其中《徐聞雜詠》中寫有：訟庭春草萌層層，官長真如退陀僧。十吏三班都肅靜，清時便是一條冰。還作有《留別徐聞諸父老鄉親》詩四首。其中“別後還期書附鶴，尊前不覺淚沾衣”一句尤其被後人所推崇。

在這個時期，詩人於1912年和1916年分別兩次到台灣省親訪友。在台灣他拒絕了為日本當局供職的建議，還有人勸他或他的子女回台定居入日籍，這樣可以領回他在台灣的土地和財產。詩人也沒有同意。就這樣，他放棄了部分財產，其餘的分給台灣族人。自己分文未取，以此表示他絕不向日本占領者妥協的決心。

辭職以後，詩人沒有經濟收入，生活相當拮据。1915年林叔藏為組織詩社，聘詩人為社友，生活上有些津貼，但家境仍很困難，無奈，詩人經林叔藏推薦，應蘇門答拉棉蘭市華僑市長張鴻南之聘，到那裡為他編輯生平事略。於是，詩人以六十二歲高齡，孤身一人飄洋就任。詩人在那裡舉目無親，時常思念鄉里，心情愁悶，常以詩酒自遣。這樣過了一年，詩人扶病急將《張君事略》編就，希望帶些酬金早些百回國。這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航船無定期；詩人候船，寂寞無聊，精神大為沮喪。後因患痢疾於1917年農曆11月11日深夜去世，年六十三歲。逝世時身邊無親人，由林健人等友人將詩入遺骸安葬於棉蘭市外。

自甲午戰爭詩人四十一歲起，詩人即被迫離鄉，長期以來，故鄉已非己有，有家不得回歸，四處飄泊，行蹤無定，詩人的處境是十分淒涼和悲慘的。後於者老之年，為生活所迫，流落海外。孑然一身，形影相弔，滿懷著對祖國和故鄉的熱愛之情和羈旅鄉思之恨，客死於異國他鄉。這個海外赤子的遭遇，實在催人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