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風格

閻爾梅作為一個反清復明的不屈士子，他的後半生一直漂泊於大江南北和中原腹地，為抗清鬥爭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直到康熙十八年，他含恨而終時，亦不忘記告誡家人絕不能用滿族的圓頂墓為之掩棺，而要以漢人明朝的方頂墓埋葬自己。

作為大明帝國的“最後一位遺民”，閻爾梅的曲折人生經歷絕對是一部小說題材，如果拍成電視連續劇，亦絕對是精彩絕倫的。且不說閻爾梅前半生的人生，就其21歲遊學江南，結交夏允彝等仁人志士的舉止，便可見出他的士子風骨來。崇禎三年(1630年)26歲的閻爾梅舉京兆試第二十四名。楊廷樞“特許其曠逸跌宕、有唾吐四海之氣”。本來，他的仕途遠大，可以飛黃騰達，但他偏偏又詆毀大權在握的魏忠賢閹黨之流，義無反顧地成為復社的骨幹，那只有被逐出仕者行列的份了。

在大明帝國面臨崩潰之際，閻爾梅在其家鄉組織了7000人的抗清隊伍，雖然閻爾梅白衣素冠拜見南明小朝廷的巡按王燮面陳抗清大計，想一展報國之一，卻始終不被昏官所採納。直到弘光元年(1645年)才接到史可法之聘，赴白洋河共商抗清大計。歷史往往是不能如人願的，倘使史可法當時接受了閻爾梅的三條忠告：即首先安撫興平伯舊部；再進攻占據軍事重鎮徐州；最後西征北進，控制魯、豫，與徐州形成鼎足之勢。如果採納這三條建議，恐怕苟延殘喘的大明帝國或許會獲得新的生機，歷史也將會重新改寫，史可法鎮守揚州的沉重悲劇歷史一幕也就不會拉開。可歷史偏偏會與人們開玩笑，它終以悲劇的帷幕送走了一個士子為之慟哭的時代。

儘管大明帝國對這些士子太薄，所欠的人情亦太多太多，然而，正直不阿的士子卻視社稷道德為立身立人之本，以十二分的關懷去呵護它。這就是士子的悲風，你說他愚忠也好，你說他迂腐也好，總之，這股凜然之氣是不可泄的。然而，能如閻爾梅這樣痴心不改，歷經數十年而終死不悔者卻是極少的，除了顧炎武，恐怕士子行列中的半生漂泊者是絕無僅有的。作為一個沒有“祖國”，沒有精神家園的流浪者，閻爾梅以其沉重的人生代價，書寫了一代大明遺士的慷慨悲歌。

古人云：識時務者為俊傑。在大明帝國無可奈何花落去之時，明朝故臣降的降、死的死、隱的隱。即使能夠抵抗者，亦經不住歷史時間的磨洗，漸漸消蝕了那份抵抗的性情，最終走向頹廢遁世的道路。而閻爾梅卻不同凡響，始終如一地反抗到底，可謂最後到了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地步，成為最後一個不識時務者。如果說南明小朝廷剛剛崩潰之時，遺老故臣們趁興憑一時的血勇之氣參與抗清活動還不足為奇的話，那么，隨著錢謙益，吳梅村、侯朝宗等名士的降清，晚明的知識分子思想便到了大崩潰的邊緣，脫胎換骨的蛻變促使知識分子尋找新的仕途和新的思想定位。而作為堅守人格氣節的閻爾梅、顧炎武們卻決不肯舉起思想的白幡，進行人格的自刎。

順治四年，閻爾梅與山東榆園軍合作，削髮為僧，自詡“蹈東和尚”，以河南少林寺為聯絡點，開始雲遊四方，積極組織反清復明鬥爭，雖屢屢失敗，亦百折不撓。順治九年，閻爾梅在再次失敗被捕後，準備以死報國，因而他在面見總督沈文奎時“瞪目直上視，不拜”，可見他逼視漢奸走狗時的憤懣與輕藐，在他眼中，所有的投降者均為精神的階下囚，是不能與之比肩的。所以他可以慷慨吟誦：“忠孝平常事，捐軀亦等閒”的浩然之歌。

整整兩年的牢獄生活，絲毫沒有改變一個囚徒的信仰，誰能想像閻爾梅身陷囹圄時所經受的肉體和精神的苦難呢?然而可以明證的是，閻爾梅反清復明的痴心不改，他所能思想的活力就在於此，他的精神支柱也在於此，因此順治十一年，他成功地逃離了關押他整整兩年的濟南監獄，潛回了老家沛縣。次年，清軍抄沒了閻家，其妻妾雙雙自殺，閻爾梅攜幼子逃往河南，從此開始了長達十八年的顛沛流離的漂泊生涯。
關於閻爾梅這個十八年的飄零生活，史書沒有詳細的記載，他靠什麼生活?每天何以度Ft?這似乎都成為一個謎。然而，我們可以從一些零星的記載中看到他那乖戾的性格和不屈的行狀。

直到康熙六年，流落北京的閻爾梅才與同樣流亡北京的顧炎武相遇，這對江南士子的偉大晤面，並無詳細的史料詩文記載，只有“竟El談”三個字可以證明這兩個明王朝的最後也是最著名、最堅定的遺民之間那同氣相投、行狀相類的靈魂撞擊是何等地融洽，何等地契合。也許這大江南北的故國遺民從此不再聚首，然而，他們的靈魂在同一信仰中得以重合，他們的人格在一片降幡和歌舞之中獨立特行。或許，士子文人之間的友誼可以在酒色之間，可以在詩文交往之間，亦可以在患難之中。然而，最偉大的友誼莫過於兩個最孤獨的靈魂能在茫茫的黑暗中撞擊出心心相印的耀眼人格火花。

同樣，如果是道不同，更確切地說是道德人格理想的分野，往往是真文人與假文人相惡的重要因素。錢謙益可謂明清之際的詩壇盟主，大學問家。然而他在閻爾梅這等一般詩人騷客面前卻顯得十分委瑣。康熙元年，閻爾梅見到了一直心虧而蟄居故里的錢牧齋，儘管錢牧齋有紅袖添香，有絕代佳人催發其詩興，然而在閻爾梅“大節當年輕錯過，閒中提起不勝悲”的指陳之下，錢牧齋亦只有羞赧而已：“古古善罵人，當世無所推許。”正因為閻爾梅心底的坦蕩，才敢於直陳當時的大詩豪。

作為明代知識分子，能夠矢志不移，不受任何壓力的驅使，始終如一者是鳳毛麟角的。任何時代的知識分子，能夠頂得住生與死考驗者，就不同凡響了。然而，能夠再頂得住高官厚祿、花翎頂戴，抑或恩情和相知的誘惑者，更是萬里挑一了。知識分子最大的弱點就在於太想侍奉當朝者，如果當朝者給點顏色，他就會肝腦塗地。尤其是那些在前朝並未人仕者，更是覓機會過一回官癮。而閻爾梅卻是個在前朝未得一官半職的白衣舉人，然而，他絕不受昔日親朋好友的勸誘，出仕新朝。據說清廷巡撫趙福星、吏部尚書陳名夏都想舉薦閻爾梅入仕清廷，均被其斷然回絕。在閻爾梅身上體現了一個剛直不阿知識分子的人格力量，他既能夠具備“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剛毅；又能夠葆有“落落生平恥受恩，甘為寡合住秋村”的堅韌。真可謂大道大德者。

或許閻爾梅的詩歌成就並不高，能夠載人史冊的也許不多，然而他的高風亮節卻是明清之際知識分子鮮見的楷模，他那“不為王侯生，甘為布衣死”的人生箴言是燭照知識分子靈魂的火炬，是促人猛省，反思其自身的文化批判意識何在的銅境。

據考，民初出版的六卷本《閻古古全集》收詩一千七百九十四首，可謂洋洋大觀。但有人以為千餘詩中只有“一二傳後”而已。這未免有點苛刻。但是，我以為，閻爾梅所留下來的詩歌無須我們從藝術和技巧的層面來觀賞，而我們需要的是從這些詩歌中尋覓到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的靈魂和人格氣魄，找到一個不屈的面影。

就其兩句“死將為厲鬼，生且做頑民”就足夠我們享用一輩子了。

康熙十八年冬，享年77歲的閻爾梅與世長辭。據《沛縣誌》載：“先生彌留之際，囑家人逝後按明俗築方墳葬之，以示死不降清”。閻爾梅墓坐落在沛縣劉河崖村，清光緒年間，知縣馬光勛題墓碑，並劃地300畝建陵，閻爾梅墓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生平

閻爾梅作為一個反清復明的不屈士子，他的後半生一直漂泊於大江南北和中原腹地，為抗清鬥爭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直到康熙十八年，他含恨而終時，亦不忘記告誡家人絕不能用滿族的圓頂墓為之掩棺，而要以漢人明朝的方頂墓埋葬自己。

作為大明帝國的“最後一位遺民”，閻爾梅的曲折人生經歷絕對是一部小說題材，如果拍成電視連續劇，亦絕對是精彩絕倫的。且不說閻爾梅前半生的人生，就其21歲遊學江南，結交夏允彝等仁人志士的舉止，便可見出他的士子風骨來。崇禎三年(1630年)26歲的閻爾梅舉京兆試第二十四名。楊廷樞“特許其曠逸跌宕、有唾吐四海之氣”。本來，他的仕途遠大，可以飛黃騰達，但他偏偏又詆毀大權在握的魏忠賢閹黨之流，義無反顧地成為復社的骨幹，那只有被逐出仕者行列的份了。

在大明帝國面臨崩潰之際，閻爾梅在其家鄉組織了7000人的抗清隊伍，雖然閻爾梅白衣素冠拜見南明小朝廷的巡按王燮面陳抗清大計，想一展報國之一，卻始終不被昏官所採納。直到弘光元年(1645年)才接到史可法之聘，赴白洋河共商抗清大計。歷史往往是不能如人願的，倘使史可法當時接受了閻爾梅的三條忠告：即首先安撫興平伯舊部；再進攻占據軍事重鎮徐州；最後西征北進，控制魯、豫，與徐州形成鼎足之勢。如果採納這三條建議，恐怕苟延殘喘的大明帝國或許會獲得新的生機，歷史也將會重新改寫，史可法鎮守揚州的沉重悲劇歷史一幕也就不會拉開。可歷史偏偏會與人們開玩笑，它終以悲劇的帷幕送走了一個士子為之慟哭的時代。

儘管大明帝國對這些士子太薄，所欠的人情亦太多太多，然而，正直不阿的士子卻視社稷道德為立身立人之本，以十二分的關懷去呵護它。這就是士子的悲風，你說他愚忠也好，你說他迂腐也好，總之，這股凜然之氣是不可泄的。然而，能如閻爾梅這樣痴心不改，歷經數十年而終死不悔者卻是極少的，除了顧炎武，恐怕士子行列中的半生漂泊者是絕無僅有的。作為一個沒有“祖國”，沒有精神家園的流浪者，閻爾梅以其沉重的人生代價，書寫了一代大明遺士的慷慨悲歌。

古人云：識時務者為俊傑。在大明帝國無可奈何花落去之時，明朝故臣降的降、死的死、隱的隱。即使能夠抵抗者，亦經不住歷史時間的磨洗，漸漸消蝕了那份抵抗的性情，最終走向頹廢遁世的道路。而閻爾梅卻不同凡響，始終如一地反抗到底，可謂最後到了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地步，成為最後一個不識時務者。如果說南明小朝廷剛剛崩潰之時，遺老故臣們趁興憑一時的血勇之氣參與抗清活動還不足為奇的話，那么，隨著錢謙益，吳梅村、侯朝宗等名士的降清，晚明的知識分子思想便到了大崩潰的邊緣，脫胎換骨的蛻變促使知識分子尋找新的仕途和新的思想定位。而作為堅守人格氣節的閻爾梅、顧炎武們卻決不肯舉起思想的白幡，進行人格的自刎。

順治四年，閻爾梅與山東榆園軍合作，削髮為僧，自詡“蹈東和尚”，以河南少林寺為聯絡點，開始雲遊四方，積極組織反清復明鬥爭，雖屢屢失敗，亦百折不撓。順治九年，閻爾梅在再次失敗被捕後，準備以死報國，因而他在面見總督沈文奎時“瞪目直上視，不拜”，可見他逼視漢奸走狗時的憤懣與輕藐，在他眼中，所有的投降者均為精神的階下囚，是不能與之比肩的。所以他可以慷慨吟誦：“忠孝平常事，捐軀亦等閒”的浩然之歌。

整整兩年的牢獄生活，絲毫沒有改變一個囚徒的信仰，誰能想像閻爾梅身陷囹圄時所經受的肉體和精神的苦難呢?然而可以明證的是，閻爾梅反清復明的痴心不改，他所能思想的活力就在於此，他的精神支柱也在於此，因此順治十一年，他成功地逃離了關押他整整兩年的濟南監獄，潛回了老家沛縣。次年，清軍抄沒了閻家，其妻妾雙雙自殺，閻爾梅攜幼子逃往河南，從此開始了長達十八年的顛沛流離的漂泊生涯。
關於閻爾梅這個十八年的飄零生活，史書沒有詳細的記載，他靠什麼生活?每天何以度Ft?這似乎都成為一個謎。然而，我們可以從一些零星的記載中看到他那乖戾的性格和不屈的行狀。

直到康熙六年，流落北京的閻爾梅才與同樣流亡北京的顧炎武相遇，這對江南士子的偉大晤面，並無詳細的史料詩文記載，只有“竟El談”三個字可以證明這兩個明王朝的最後也是最著名、最堅定的遺民之間那同氣相投、行狀相類的靈魂撞擊是何等地融洽，何等地契合。也許這大江南北的故國遺民從此不再聚首，然而，他們的靈魂在同一信仰中得以重合，他們的人格在一片降幡和歌舞之中獨立特行。或許，士子文人之間的友誼可以在酒色之間，可以在詩文交往之間，亦可以在患難之中。然而，最偉大的友誼莫過於兩個最孤獨的靈魂能在茫茫的黑暗中撞擊出心心相印的耀眼人格火花。

同樣，如果是道不同，更確切地說是道德人格理想的分野，往往是真文人與假文人相惡的重要因素。錢謙益可謂明清之際的詩壇盟主，大學問家。然而他在閻爾梅這等一般詩人騷客面前卻顯得十分委瑣。康熙元年，閻爾梅見到了一直心虧而蟄居故里的錢牧齋，儘管錢牧齋有紅袖添香，有絕代佳人催發其詩興，然而在閻爾梅“大節當年輕錯過，閒中提起不勝悲”的指陳之下，錢牧齋亦只有羞赧而已：“古古善罵人，當世無所推許。”正因為閻爾梅心底的坦蕩，才敢於直陳當時的大詩豪。

作為明代知識分子，能夠矢志不移，不受任何壓力的驅使，始終如一者是鳳毛麟角的。任何時代的知識分子，能夠頂得住生與死考驗者，就不同凡響了。然而，能夠再頂得住高官厚祿、花翎頂戴，抑或恩情和相知的誘惑者，更是萬里挑一了。知識分子最大的弱點就在於太想侍奉當朝者，如果當朝者給點顏色，他就會肝腦塗地。尤其是那些在前朝並未人仕者，更是覓機會過一回官癮。而閻爾梅卻是個在前朝未得一官半職的白衣舉人，然而，他絕不受昔日親朋好友的勸誘，出仕新朝。據說清廷巡撫趙福星、吏部尚書陳名夏都想舉薦閻爾梅入仕清廷，均被其斷然回絕。在閻爾梅身上體現了一個剛直不阿知識分子的人格力量，他既能夠具備“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剛毅；又能夠葆有“落落生平恥受恩，甘為寡合住秋村”的堅韌。真可謂大道大德者。

或許閻爾梅的詩歌成就並不高，能夠載人史冊的也許不多，然而他的高風亮節卻是明清之際知識分子鮮見的楷模，他那“不為王侯生，甘為布衣死”的人生箴言是燭照知識分子靈魂的火炬，是促人猛省，反思其自身的文化批判意識何在的銅境。

據考，民初出版的六卷本《閻古古全集》收詩一千七百九十四首，可謂洋洋大觀。但有人以為千餘詩中只有“一二傳後”而已。這未免有點苛刻。但是，我以為，閻爾梅所留下來的詩歌無須我們從藝術和技巧的層面來觀賞，而我們需要的是從這些詩歌中尋覓到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的靈魂和人格氣魄，找到一個不屈的面影。
就其兩句“死將為厲鬼，生且做頑民”就足夠我們享用一輩子了。

康熙十八年冬，享年77歲的閻爾梅與世長辭。據《沛縣誌》載：“先生彌留之際，囑家人逝後按明俗築方墳葬之，以示死不降清”。閻爾梅墓坐落在沛縣劉河崖村，清光緒年間，知縣馬光勛題墓碑，並劃地300畝建陵，閻爾梅墓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