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01年，鄧中夏發蒙於族辦私塾增經門學。1911年，入宜章縣高等國小堂，後考入郴郡第七聯合中學（今郴州一中）。1915年春，考入長沙湖南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專修科。

北大學生

1917年，鄧中夏隨父進京，考入北京大學國文門（文學系）。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釗的引導和十月革命的鼓舞響下，鄧中夏開始研究馬列主義，並積極投入當時的反帝愛國鬥爭，成為學校中的積極分子。

1919年3月，鄧中夏等發起組織旨在“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帶領講演團的同志到街頭演講，使民眾懂得了許多反帝反封建的道理。5月4日，鄧中夏和北大同學一起，參加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反帝愛國運動。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鄧中夏被推為北京聯合會總務幹事。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領導下，鄧中夏、何孟雄、黃日葵、高尚德、羅章龍等秘密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0年5月18日，鄧中夏來到長沙，和老朋友毛澤東一起商量成立湖南學生聯合會，參加到全國學生聯合會。

工運領袖

1920年10月，鄧中夏參加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是共產主義小組的最早成員之一。

1920年11月，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鄧中夏成為這個組織的成員。1921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也在上海組成。根據臨時中央局的要求，於同年12月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鄧中夏當選為書記。

1921年初，鄧中夏創辦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11月出版進步刊物《勞動音》，在工人民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1年8月，作為中國共產黨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總機構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成立。鄧中夏擔任北方分部主任，負責領導北方工人運動。

1922年5月1日，鄧中夏被選為長辛店工人的代表，出席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當選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同年7月，他出席黨的二大，參與二大宣言和黨的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1923年2月鄧中夏參與發動和領導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並在全國發動了勞動立法運動。1923年4月，他受李大釗推薦參加創辦國民黨和共產黨合辦的上海大學，任總務長。在上海大學任職的二年中，他聘請了蔡和森、瞿秋白、惲代英、張太雷、任弼時、李達、肖楚女、李立三等一大批共產黨員到校任教，利用上海大學為黨培養人才。

1923年8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南京舉行。大會接受了共產黨所確定的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同意青年團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大會選舉7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鄧中夏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大會組織臨時中央局，鄧中夏被推選為委員長，主持團中央的工作。

1923年10月，參與創辦《中國青年》雜誌。

1924年11月，鄧中夏在《中國工人》第2期發表文章《我們的力量》，批評陳獨秀《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中所提出的中國工人階級在數量上、質量上都幼稚的論點。鄧中夏舉出事實：產業工人數已達189.5萬人，有組織工人已達27萬人。提出中國的無產階級是在本國的資產階級儘管幼稚，中國的無產階級卻能成長壯大。文章反對以心理解釋社會現象。指出：無產階級一面增強自己的力量，一面督促團結各階級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聯合成一個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國民革命及社會革命兩種偉大事業。1924年中國工人運動又掀起高潮，鄧中夏離開了青年團工作崗位，專心致力於上海工人運動。他在上海工作期間，撰寫了不少文章，對工人運動、青年運動、農民運動和士兵運動等方面的重要問題提出了不少卓越見解。

1925年4月，鄧中夏受黨的委派，離開上海，籌備並組織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任秘書長兼宣傳部長。為回響五卅運動的號召，他組織和領導了著名的省港大罷工。

黨務活動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後，鄧中夏堅決主張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並受中共中央派遣於1927年7月20日到九江，與李立三、譚平山、葉挺、聶榮臻等開會，分析形勢，提出建議。隨後，他又參加了中共中央為挽救革命而在漢口召開的“八七”會議，堅決擁護會議確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被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後任江蘇省書記併兼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編委，並曾兼任中央軍事部代部長。在大革命失敗後的嚴重白色恐怖中，他受中央派遣來到上海，恢復黨的組織，傳達八七會議精神，領導開展武裝鬥爭。

1928年2月，鄧中夏又被派往香港，任廣東省委代理書記。2月末，由於密探得到密報，鄧中夏在香港被捕入獄。1928年3月18日，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雖然鄧中夏沒有出席這次大會，但由於鄧中夏領導中國工人運動在國內和國際上的巨大影響，被選為赤色職工國際中央執行局委員。5月，經周恩來等組織營救，從香港出獄，回到上海，立刻得到前往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通知，前往蘇聯。到達莫斯科後，和周恩來、瞿秋白等，一起籌辦中共六大。6月18日，鄧中夏和周恩來、瞿秋白等一起，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1930年7月19日，鄧中夏從莫斯科回到上海。9月，在周恩來和瞿秋白同志的強力支持下，鄧中夏被黨中央派往蘇區，領導紅二軍團和湘鄂西蘇區革命根據地工作，堅決地停止了立三路線的執行。1931年1月，王明篡奪中共中央領導權後，鄧中夏被撤掉全部職務，於31年底，回到上海，等候中央的發落。1932年秋，黨組織委派鄧中夏擔任全國赤色互濟總會主任兼黨團書記，從事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工作。

被捕就義

1933年5月15日晚，鄧中夏在互濟總會援救長家研究和布置工作，被法國租界巡捕逮捕。鄧中夏化名施義，據理力爭，還請律師史良等人幫助自己辨護。任憑敵人嚴刑拷打，他始終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後因一同被捕的互濟總會援救部長林素琴經不起敵人的威逼利誘，供出了鄧中夏的真實身份。國民黨中央黨部立即收買了法租界巡捕房，鄧中夏被引渡解往南京，押往南京國民黨憲兵司令部監獄。在獄中，他以共產黨員的堅定信念和鋼鐵意志，挺住了敵人金錢厚祿的利誘和嚴刑拷打的摧殘。

1933年9月21日黎明，在雨花台下，鄧中夏高呼“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口號，為共產主義事業英勇地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的生命。犧牲時，年僅39歲。

軼事典故

工運實踐

在北京大學學到馬克思主義後，鄧中夏就決定從事工人解放運動的實踐。他到街上動員洋車夫集合攔路以要求增加待遇，但僅有少數人回響，警察來後砸了車，洋車夫們就扯住他索賠。鄧中夏拿出所有的錢還抵不上損失費。校內有人見面就諷刺：“工運搞得怎么樣了？”父親也因他參加“過激”活動中斷了接濟。鄧中夏並不氣餒，他總結教訓後感到：拉洋車的屬於比較散漫的個體勞動者，且受幫會影響，真正搞工人運動還應到有組織的產業工人中去。於是，他於1920年未到北京長辛店鐵路工廠辦勞動補習學校，中共開展的現代職工運動就從這裡開始。

教書育人

1921年3月，由於在青年中的知名度和威望，鄧中夏被河北保定“直隸省立高等師範學校”聘為新文學教授，講授了3個月的新文學課程；同年暑假，他應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陳愚生的邀請，去重慶夏令營講學會講學，並指導重慶女子第二師範學校的“擇師”運動取得成功；在此期間，他還一度成為長沙、宜章、廣州等地學生運動的精神指導。

雖然鄧中夏在保定開課第一天就聲明“我沒有教過課，更沒有經驗”，但其講課的情形，據他當時的學生王森然在《回憶保定“五四”和新文化運動》一文中所寫到的：

他的面貌白皙紅潤，眼睛光亮有神，在講堂上講課時聲音洪亮，談笑風生，旁徵博引。講到使人氣憤的時候，他潔白的牙齒便咬住下唇，握拳怒視。他右手持粉筆，挽著袖口，左手拿板擦，邊講邊寫，邊寫邊擦，一寫就是一大黑板。頭髮、衣襟、袖筒上落滿粉筆面，也不在意，時間久了，嗓音嘶啞，嘴角除了白沫，才喝一口白水，其實水裡早已落下一層粉筆面，他看都不看，便咽下去了。他的這種忘我精神，使我們非常感動。（《王森然研究資料》第1輯，34頁）

平民教育

在開展“平民教育”的旗號下，鄧中夏首先建立工人識字班。開始，有人認為乾苦活學文化沒用，“要是發窩頭我們才來上課”。鄧中夏耐心去講解――認字才能不受愚弄欺壓，終於使大批工人下班後自動來學。他在教文化的同時，啟發工人的階級覺悟，使大家團結起來成立了工人俱樂部。鄧中夏作為這個俱樂部的代表，為工人們操辦各種福利，同時也贏得了工人的信賴。1925年，他到廣東領導管港罷工，為了讓工人安心鬥爭，組織動員各界把多少萬人的吃住都安排妥當，被人稱為“工人政府的總理”。

由於他一口湘音，別人難懂，於是，他在北京就學北方話，在上海學上海話，到廣州學粵語。那些揪人心扉的演講，給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33年初，鄧中夏在上海擔負救援受難同志的工作，仍不顧過去長年曾公開活動容易暴露的危險，以化名到處奔走，甚至召集會議演講。上海的一些老工人聽後說：“您講得真好，我們聽後就想起了好多年前的鄧中夏。他就是長相比您年輕一點，口音也不大一樣。”

接受處分

1930年，鄧中夏從蘇聯回國，馬上被派到洪湖同賀龍一起工作。因他沒有搞過農民運動和軍事鬥爭，加上盲動路線指導，在指揮上犯過一些錯誤。翌年末，他被撤職調回上海。有“過左”思想的中央領導人竟然幾個月不安排他工作，也不發生活費。鄧中夏全靠妻子李夏明在紗廠當學徒一個月掙7塊錢艱難生活。其間，妻子因勞累過度導致小產。曾任全國工運最高領導人的鄧中夏仍對黨毫無怨言，對革命矢志不移。

視死如歸

1933年夏，鄧中夏不幸被捕，後來被押往南京。國民黨想挑撥他對共產黨不滿：“你是共產黨的老前輩，現在卻受莫斯科回來的那些小輩欺壓，連我們都為你感到不平！”鄧中夏輕蔑地回答：“這是我們黨內的事，你有什麼權利過問？一個患深度楊梅大瘡的人，有資格嘲笑偶爾傷風感冒的人嗎？”獄中秘密黨支部派人在放風時間：“大家想知道你的政治態度怎樣？”鄧中夏一聽連說：“問得好！請告訴同志們，我鄧中夏就是燒成灰，也是共產黨人！”

支部領導得知這話深為感動，馬上動員大家掏錢為鄧中夏買飯，並說：“他是我們黨的中央委員，不能讓他最後的日子那么苦。”難友們一聽鄧中夏的大名，紛紛捐錢，有的把衣物都賣掉，托看守到獄外餐館訂飯。鄧中夏每次端過碗來，都激動不已，因為這一盤炒菜凝聚著的是同志們對革命正氣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