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未嘗一言及於政。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人告爾後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後之德”若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
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入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創作背景
《爭臣論》針對德宗時諫議大夫陽城,不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身為諫官卻不問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現,用問答的形式,對陽城的為人和行事進行直截了當的批評,指出為官者應當認真對待自己的官職。由於文章有的放矢,確實也使陽城改變了自己的作風,此乃後話。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稱“祖籍昌黎郡”,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秘書郎韓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軍司馬,從平“淮西之亂”。直言諫迎佛骨,貶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遷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諡號為“文”,故稱“韓文公”。元豐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並從祀孔廟。韓愈作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與柳宗元並稱“韓柳”,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並稱“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導“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寫作理論,對後人具有指導意義。著有《韓昌黎集》等。► 434篇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