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及注釋

譯文
燕國太子喜歡收養門客，目的是對秦國報仇雪恨。
他到處招集有本領的人，這一年年底募得了荊卿。
君子重義氣為知己而死，荊軻仗劍就要辭別燕京。
白色駿馬在大路上鳴叫，眾人意氣激昂為他送行。
個個同仇敵愾怒髮衝冠，勇猛之氣似要衝斷帽纓。
易水邊擺下盛大的別宴，在座的都是人中的精英。
漸離擊築築聲慷慨悲壯，宋意唱歌歌聲響遏行雲。
座席中吹過蕭蕭的哀風，水面上漾起淡淡的波紋。
唱到商音聽者無不流淚，奏到羽音荊軻格外驚心。
他明知這一去不再回返，留下的姓名將萬古長存。
登車而去何曾有所眷顧，飛車直馳那秦國的官廷。
勇往直前行程超過萬里，曲折行進所經何止千城。
翻完地圖忽地現出匕首，秦王一見不由膽顫心驚。
可惜呀！只可惜劍術欠佳，奇功偉績終於未能完成。
荊軻其人雖然早已死去，他的精神永遠激勵後人。

注釋
荊軻：戰國時衛國人，為燕太子丹報仇，以送地圖為名，藏匕首刺秦王，不成被殺。
燕丹：戰國時燕王喜的太子，名丹。
強嬴：秦國。
荊卿：指荊軻。
漸離：高漸離，戰國時燕國人，與荊軻友善，善擊築(古時的一種樂器）。
宋意：燕國的勇士。
商音、羽奏：商聲和羽聲。商聲淒涼，羽聲較激昂。

簡析

此篇大約作於晉宋易代之後。詩人以極大的熱情歌詠荊軻刺秦王的壯舉，在對奇功不建的惋惜中，將自己對黑暗政治的憤慨之情，赫然托出。寫得筆墨淋漓，慷慨悲壯，在以平淡著稱的陶詩中另具特色。

詩歌按照事件的經過，描寫了出京、飲餞、登程、搏擊幾個場面，尤其著力於人物動作的刻畫，塑造了一個大義凜然的除暴英雄形象。比如，“提劍出燕京”，寫出了荊軻仗劍行俠的英姿；“雄發指危冠，猛氣充長纓”，更以誇張的筆法寫出荊軻義憤填膺、熱血沸騰的神態。而“登車何時顧”四句，排比而下，一氣貫注，更寫出了荊軻義無反顧、直蹈秦邦的勇猛氣概。詩中雖沒有正面寫刺秦王的場面，但從“豪主正怔營”一句，可以想見荊軻拔刀行刺之時那股令風雲變色的虎威。

這首詩還通過環境氣氛的渲染來烘托荊軻的精神面貌。最典型的是易水飲餞的場景。在蕭殺的秋風中、滔滔的易水上，迴蕩著激越悲壯的樂聲，“悲筑”、“高聲”、“哀風”、“寒波”相互激發，極其強烈地表達出“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英雄主題。朱熹說：“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這是頗具眼力的。

鑑賞

關於荊軻之事，《戰國策·燕策》與《史記·刺客列傳》都有記載，其基本情節是相似的。陶淵明的這首詩顯然是取材於上述史料，但並不是簡單地用詩的形式複述這一歷史故事。

詩的頭四句，從燕太子丹養士報秦(報，報復、報仇之意)，引出荊軻。不僅概括了荊軻入燕，燕丹謀於太傅鞫武，鞫武薦田光，田光薦荊軻，燕丹得識荊軻，奉為“上卿”等等經過，而且，一開始便將人物(荊軻)置於秦、燕矛盾之中，又因為這個人物是最出眾、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於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託。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負之重任，大體都已亮出，所以說這四句是“已將後事全攝”。正因為如此，矛盾的發展，人物的命運等等懸念，也就同時緊緊地系在讀者的心上。下面接著就寫荊軻出燕，在臨行前，史書中有荊軻等待與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遲之，疑其改悔”，引起荊軻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帶著並不中用的秦舞陽同行的記載。詩人略去這一重要情節，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這後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顯然是回護了燕丹的過失，但這樣寫卻與首句的“善養士”相呼應。既使得內容和諧統一，一氣貫注，也使得筆墨集中，結構渾成。易水餞行，《戰國策》與《史記》是這么寫的：“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緩而漸趨激昂。詩人則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素驥，白馬。馬猶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詩的情緒一下子就激發起來了。因而“雄發”二句的刻畫——頭髮直豎，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氣，衝動了系冠的絲繩——雖不無誇張，但卻由於情真意足而顯得極其自然。易水餞別，也正是在這種氣氛中醞釀和展開的激昂悲壯的一幕。高漸離、宋意……一時燕國的豪傑，都列坐在餞席之上。寒水哀風，擊築高歌，聲色俱現，情景相生，送者、行者，無不熱血沸騰，慷慨流涕。“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又一筆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決心，寫出了行者的氣概，而這也就是這幕戲的意圖與效果之所在。“登車”六句寫荊軻義無反顧，飛車入秦。使上述的決死之心與一往無前的氣概，從行動上再加以具體的表現。其中“凌厲”二句亦屬詩人的想像，它好似一連串快速閃過的鏡頭，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節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詩中以大量筆墨寫出燕入秦，鋪敘得排盪淋漓，而寫到行刺失敗的正面，卻是惜墨如金，只用了兩句話——“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前一句洗鍊地交代了荊軻與燕丹在地圖中藏著利刃以要劫、刺殺秦王的計謀，同時也宣布了高潮的到來，後一句只寫秦王慌張驚恐，從對面突出荊軻的果敢與威懾，而對荊軻被秦王左右擊殺等等，則隻字不提，其傾向之鮮明，愛憎之強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現了雄姿勃勃的荊軻形象，也表現了作者剪裁的功夫與創造的才能。詩的最後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評述，詩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猶在，在惋惜和讚嘆之中，使這個勇於犧牲、不畏強暴的形象，獲得了不滅的光輝、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詩人是以飽蘸感情的筆觸，寫下了這個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結尾。正如張玉谷說的：“既惜之，復慕之，結得摶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詩賞析》)。

發思古之幽情，是為了現實。不過這“現實”亦不宜說得過窄過死(如一些論者所言，這首詩是詩人出於“忠晉報宋”而作)，為什麼呢？首先，因為陶淵明反覆地說過：“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擬古》之八)；“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之五)。這使我們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著豪放、俠義的色彩。其次，詩人也曾出仕於晉，不過他說這是“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歸田園居五首》)，悔恨之情溢於言表，足見“晉”也並不是他的理想王國，當然“宋”亦如此。這些都是我們不必將《詠荊軻》的作意膠柱於“忠晉報宋”的理由。詩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惡除暴、捨身濟世之心常在，詩中的荊軻也正是這種精神和理想的藝術折光。說得簡單一點，便是借歷史之舊事，抒自己之愛憎，這樣看是比較接近詩人心跡的吧。是的，這首詩的影響也正在此，此亦有詩為證：“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龔自珍《己亥雜詩》)　(趙其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