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傳·卷一百九十五
作者：脫脫、阿魯圖等
◎儒林六
○陳亮 鄭樵（林霆附） 李道傳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為上客。及葵為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
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於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
先是，亮嘗圜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
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系，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
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
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於殄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
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道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
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球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
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反，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
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
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回響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
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
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
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致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北征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仇，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仇，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徵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製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
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禘盡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岳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台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谷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眾，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
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荊、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為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
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荊、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
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啟陛下於是年，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不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
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謀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臨群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
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之，逾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己，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
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
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仇，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眾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回響之勢不得而成矣。
又上書曰：
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墮，不復知仇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仇，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
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群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
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
臣所以為大臣論者，其略如此。
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聞，孝宗知為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
居無何，亮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笞榜僮，死而復甦者數，不服。又囚亮父於州獄。而屬台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
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雲。
高宗崩，金遣使來吊，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
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
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
高宗與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
陛下倘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
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狂怪。
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台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眾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乾天和，下傷國脈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
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眾，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群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鏇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
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充迎拜於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於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為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諡文毅，更與一子官。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楊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為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
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為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為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學。請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秘書省翻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氵祭先生。
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學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
同郡林霆，字時隱，擢政和進士第，博學深象數，與樵為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為汝曹獲良產矣。"紹興中，為敕令所刪定官，力詆秦檜和議之非，即掛冠去，當世高之。
李道傳字貫之，隆州井研人。父舜臣，嘗為宗正寺主簿。道傳少莊重，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擢慶元二年進士第，調利州司戶參軍，徙蓬州教授。
開禧用兵，金人窺散關急，道傳以諸司檄計事，道聞吳曦反，痛憤見於形色。遣其客間道持書遺安撫使楊輔，論曦必敗，曰："彼素非雄才，犯順首亂，人心離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縛也。誠決此舉，不惟內變可定，抑使金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覬。正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以道傳抗節不撓，進官二等。
嘉定初，召為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國小教授。會沂府有母喪，遺表官吏例進秩，道傳曰："有襄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與？"於是皆辭不受。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匯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為要。至於人才盛衰，系學術之明晦，今學禁雖除，而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下明詔，崇尚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注》、《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惇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以語侵道傳，道傳不為動。兼權考功郎官，遷著作郎。
時薛拯、胡榘等皆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剝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郡，於是出知真州。城圮弗治，道傳甓之，築兩石壩以護並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為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即按部劾吏之貪縱者十餘人，胥吏為民害者，大黥小逐百餘人，釋獄之濫系者二百餘人，弛負錢一十餘萬緡。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仇；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剝，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振飢，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眾。攝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人蒙其利。
廣德守魏峴劾教官林庠委堂試而任荒政，挾漕臣以凌郡守，且言真德秀輕視朝廷，自專掠美，乞遠之。道傳上疏力辨，峴坐免。會胡榘為吏部侍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遂入對。上自宮掖，次及朝廷，以至侍從、台諫闕失，盡言無所諱，帝不以為忤。除兵部郎官，辭未就。監察御史李楠覘當路指意，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詔特轉一官致仕，諡文節。
道傳自蜀來東南，雖不及登朱熹之門，而訪求所嘗從學者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篤於踐履，氣節卓然。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謁告，真德秀造焉，臥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慎獨如此。居官以惠利為本，振荒遺愛江東，人久而思焉。
三子：達可、當可、獻可。獻可為心傳後。
部分譯文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陳亮出生時，目有光芒，成人後，才氣超凡。陳亮喜歡談論兵事，且思維敏捷，論議風生，數千言的文章可一揮而就。陳亮曾經用心考察古人用兵成敗之得失，並著有《酌古論》。郡守周葵讀此書後，主動與陳亮商討，從而發現了陳亮的才華，他預言不久的將來，陳亮定為國士，於是將陳亮請為府中上客。後來周葵擔任執政，凡遇朝士稟事，必令其拜會陳亮，陳亮因得結交一時之俊傑，並可以淋漓盡致地發表自己的議論。周葵還將《中庸》、《大學》薦與陳亮，說：“讀此書，可以精通有關性命之學說。”陳亮接受此書後，經過研究而達到極高的造詣。
隆興初年(1163)，宋與金議和，天下之人雖有悲傷之情，但也只好無奈地認可這個事實。然而，只有陳亮不以為然。他在獲鄉試第一名後，向朝廷上《中興五論》，未受重視，之後，陳亮退修於家，許多學士都聚其門下。他在家中講學著書達十年之久。
起初，陳亮曾環視錢塘江水，並發出感嘆“：城可灌也。”因為錢塘之地下水與西湖相連。淳熙五年(1178)，孝宗即位已有十七年之久，陳亮改名陳同，並赴朝廷上書曰：
“唯我中國，稟天地之正氣，為天命所鍾愛，為人心所嚮往，是衣冠禮樂之精萃所在，百代帝王相承之所。現在，其雖擁有衣冠禮樂之萃，卻不得不偏安一隅，雖天命人心未失，然豈能以此為可久安無事的保證呢？天地之正氣久已被蒙埋而不得馳張，勢必有所發泄，況且，天命人心並非偏安一隅而可以長久保持的。
“國家擁有二百年太平之基礎，這是三代所不及的，徽、欽二帝被俘之痛，也是漢、唐所不曾有的。遙想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皆痛心疾首同仇敵愾，誓不與金賊共存，因而能夠於奔敗之際而戰勝強悍之敵。至秦檜倡邪議以阻抗金行動，大批忠臣義士屈死南方，而天下之剛氣因此而怠惰了。三十多年來，雖然從西北、中原遷移東南的人們尚在苟且為生，但對君父之大仇也已淡忘了。自非金海陵送死淮南，也不知道兵戈為何等事物。更不談期望他們能憤故國之恥，而同心協力執戈放箭了。
“如果說靖康之恥業已久遠的話，那么，海陵之禍則發生在陛下即位前一年。只有陛下一個奮不自顧，發誓要重振國威，但天下之人安然自得，若無其事，且發一些奇談怪論，認為陛下好大喜功，不計後果。在這種情勢下，作為皇帝陛下也不能以崇高之勢去力挽狂瀾，只得隱忍於今，其間經歷了十七年。
“春秋時期，君臣父子之間有相互戕殺之禍，但整個社會尚為安定。但孔子獨以為，三綱既已不復存在，則人也異化而為禽獸了。孔子為此奔走呼號，卻始終找不到共鳴之聲，因而立志寫《春秋》，希望以此書扼制亂臣賊子。現今社會淡忘君父之仇，此非長治久安之道。應使學者學習孔子之道，陛下應有所作為，而不是苟安無為。南師之不出擊，於今有多年了，難道是沒有一位豪傑能勇於擔此重任嗎？不是的。因為豪傑要有所表現也必須選擇一定的時機。如果國家不能主動奮起抗敵，一旦時機成熟，必將由豪傑自覺起來抗敵。朝廷不可仗恃有衣冠禮樂之文明，祖宗積累之深基，就以為可以久賴天命人心而居安無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以來的聖人都非常清楚這個道理。
“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落了，而吳、越之國興於小邦，一度處於主宰其他諸侯的地位。黃池之會，孔子感到甚為痛心，因為它似乎表明中原國家無能人。這是現今儒者所不談的事情。現在金朝根基已固，我們不可能輕易將其消滅，而且國家也沒有在這方面做充分的準備，也不可輕率地大舉出擊。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機。臣以為，通和之約，造成上下之人的苟安心態，兩次割地之舉，也為人們所首肯。宋金和議，至今已有十多年，凡今日之籌劃方略者，他日因老邁只能運籌帷幄，而今日紈絝少年，他日將用以決戰疆場，府庫充盈，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假使發生戰爭，我方必敗無疑。為什麼呢？因為人才只有使用才知道是否有能力。坐談能力是不足以依恃的。軍備到用時才知夠不夠，平常裝滿府庫不足仗恃。陛下此時慶幸無事，庸俗吏員都可以當官號令，執行陛下使命，而陛下也認為這些人好使喚，致使許多有才之士不能施展其才能，隨著歲月流逝，他們就將老而無奈了。臣因此說：通和之約，造成上下之人的苟安心態，也使割地之舉變得順理成章。
“東晉百年之間，南北之間不曾通和議，所以其大臣將領能東西馳騁，湧現了許多可用之才。現在，如果不通和好，人們總有敵兵壓境的感覺，因而唯恐通和被破壞。即便是陛下，也不得不順應這種潮流。過去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使我方不知如何戒備。它可隨時出兵騷擾我方。現在情況不同了，金朝城郭宮室，政教號令皆同於中國，點兵聚糧，文書往返，動則需相當長的時間，若一方有警，也能引起三方騷動。這種狀況就制約它不能輕易出兵侵擾我方。然而，如果朝野之士真有敵兵壓境的警覺，這未嘗不是國家之福氣。朝廷應善於起用英雄，使之為國爭天下，而不應以通和怠惰其心志。
“晉、楚兩國交戰於必阝，欒書認為：‘楚國自從攻克庸以來，其國君時常訓戒國人說：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不可怠惰戒懼之心。國君還時常訓戒士兵說：勝利不可常保，紂王雖戰功卓著，但因其忘乎所以，最終也落得喪命無後的下場。’後來，晉、楚休戰於宋國，子罕認為‘：戰爭能威鎮邪惡而維護文德，聖人能很好地利用它，而亂臣總是因懼怕而廢棄它，這一興一廢之間，能展示出存亡昏明之心術。如一味捨棄戰爭，就是一種毀道和欺矇諸侯的行為。’人心是不能驕惰的，軍威是不可廢棄的，故雖成、康擁有太平之世，仍保留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這也就是李沆極力反對真宗與遼議和的原因所在。況且現今南北成抗衡之勢，如廢兵以惰人心，使人們安於忘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原大地於不顧，就只能投合昏庸之人的意願，執政者之失策將因此而更加嚴重。陛下為什麼不能倡明大義，而斷然與金決裂呢？
“貶損車駕，坐正殿，陛下當痛自悔責，發誓復仇，以此激勵群臣，振作天下之士氣，鼓舞中原之人心。如此一來，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自惰了；東征西討，就會湧現大批人才，盈虛相輔，軍糧就有了保證。那些狂妄之辭就會不攻自破，懦庸之人就會不斥而自退。有才之人紛紛而出，只待陛下起用。雲合回響之形勢，非安坐可以得來。臣請為陛下陳說國家立國之本末，且策劃今日大有為之方略，論述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提出今日大有為之機謀，願陛下細聽之。
“唐朝自肅宗、代宗之後，朝廷漸漸失去權柄，而藩鎮割據勢力大長，他們專有土地和人民，自用甲兵財賦。官爵由其自命，致使許多人才盡心為其效命，終於造成一種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亂。宋太祖當朝後，四方諸國被先後平定，節度使也自願接受朝廷統制。各州郡也直接受制於京師，以京官權知其事，且規定三年一換官，地方財稅，統收於漕司，而兵士各歸於郡縣。朝廷以一紙之令下於郡國，如臂之使指，莫敢有違。凡小官微職，概由朝廷任命，天下之勢遂歸一統。京師重地，以重兵把守，郡國也各有禁軍，此乃天子使其自守其地的方法。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攬，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士以標準錄取，官以資格晉升，不求意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奇功。天子晝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禮廉恥正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百姓之生，全天下皆處於規矩準繩之中，因而才奠定了二百年太平之基。
“然而契丹遂得以猖狂放肆，敢與中國抗衡，儼然是南北兩朝，而無主從之區別。小小澶淵一戰，中國之勢力被削弱，根本雖厚而不可穩立。因此，慶曆年間增加對契丹的歲幣一事，富弼認為是朝廷之奇恥大辱，因而終身不敢自論功勞。因為契丹下徵令，是主子的威風，天子供貢，乃臣下之禮節也。契丹之所以能取勝中國，是其力量長期積蓄的結果。它在立國之初，勢力的發展就顯現出徵兆。為此，我祖宗皇帝常嚴廟堂而尊重大臣，常寬郡縣而重信守令。在法度之內，不曾為難天下之富商大賈，在常規之外，大力褒獎天下之英俊豪傑，這些措施有助於造成立國之大勢，能夠防備內外憂患的出現。
“慶曆年間，諸大臣也曾憤中國之大勢不振，然而，其新政舉措使群臣爭相發表自己的觀點，法令也為之變易，這樣一來，朝廷就失去了威嚴；另外，加重按察使的權力，使之邀功生事，便又降減了郡縣的地位。雖然章得象、陳執中等人對之有所阻止，但因他們本身無所主張，無所建樹，也難免遭他人的排擠與彈劾。慶曆新政中，有關破除舊例、不拘一格選用人才、勸農桑、務寬大等措施有合理的因素，但其主要的改革思路和措施是錯誤的。這也就是它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枉費仁宗皇帝一片苦心的原因所在。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迎合聖意，但其變法的實質是要收天下之兵盡歸朝廷，另行教練以達強兵之目的；是要括郡縣之利盡入朝廷，別行度算以達富國之目的。其青苗之法，唯恐富民之不睏乏；均輸之法，唯恐商賈之不損折。罪無大小，動則興獄，士大夫因畏罪只好緘口不言；西北兩邊軍政皆委派其親信統轄，豪傑英偉因而恥於受其役使，王安石的聚斂措施使神宗皇帝誤以為兵財之數巨大，遂毅然決定南北征伐，結果不僅聖意不能實現，天下之勢也毫無振興。王安石的錯誤在於：他不知道朝廷之所以沒有立國之勢，癥結在於文法太密，事權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依恃，兵財太集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發。神宗誤用上述四點以助其勢，而王安石也竭之不遺餘力。所以說，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1086～1094)、紹聖(1094～1098)一反一復，正好為金人侵侮於我提供了幫助和機會，哪裡還能指望其能振興中國以威懾四方呢？
“南渡以來，朝廷大抵遵循祖宗之舊法和遺訓，雖小有因革增損，但無關舉足輕重，如趙鼎等人本來就不懂變通之理，秦檜更無恥事仇，矯飾太平，欺瞞君臣，其罪可殺。陛下憤王業之屈辱於東南一隅，厲志復仇，難免想憑藉天下之兵以為強盛，想搜括郡縣之利以達富裕。加惠百姓，而使富人無五年之積蓄，不重徵稅，而使大商無巨萬之家藏，國勢也日益困竭。臣擔心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危急之用。陛下日思夜想，期達中興日月之功，以純墨取士，以文法處事，聖斷裁製於朝野，而大臣空有其名，胥吏只知坐行條令，官僚機構相互推諉責任，致使人才變得日益卑微和卑鄙。臣以為靠文取士，依資格升官，不足以受重用。當初太祖制定天下之大政方針，到太宗時已不能全然套用。陛下如能依太祖之意行事，即可開社稷數百年之基礎，如果不是這樣，便難以維持社稷國家，臣擔心祖宗留下的積累也要失去了。陛下如聽臣之建議，則能知曉今日大有為的方略了。
“五代時的吳國與蜀國皆稟天地之偏氣，錢塘更為吳國之一角，唐朝衰落時，錢艫在此地潛心經略，終於建立了吳越國，因為他認為吳國較小，不可能完全獨立，所以常朝事於中原大國，宋朝建立後，其子錢亻叔以其家入開封，並主動獻出國土。因此，錢塘之地在五代時遭兵難最少，因而在宋立國後的二百年間，此地的人物日益繁盛，終於獨領東南之風騷。到了建炎(1127～1130)、紹興(1131～1162)年間，錢塘曾為六軍所駐之地。當時就有人認為錢塘之地不足以擴張形勢而圖恢復大業，而秦檜卻於此擴充官僚機構以展禮樂。其實，錢塘這個地方的風俗本來就崇尚華靡，加之士大夫再建園囿台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際，上下晏安，終使錢塘成為小小樂園。彈丸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坐鎮且五十年，所以錢塘的山川之氣業已消耗殆盡。其谷粟、桑麻絲之利，一年不如一年，禽獸、魚鱉、草木之生，一天不如一天，而上下之人皆不以為異。公卿將相大多為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也日益枯竭。官場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有成就也足以稱雄其間。陛下據錢塘已衰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想鼓動東南苟安脆弱之眾，向北恢復中原，這將是十分困難的事情。
“荊州、襄陽之地，在春秋時，楚國據此以虎視齊國和晉國，而齊、晉不能屈服。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國爭雄。其後三百年，光武帝興起於南陽，與之共事的大多為南陽故人。又過了二百多年，荊、襄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劉備，荊楚之士從者如雲，而劉備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等人皆以其地聞名。再過百餘年，晉氏南渡，荊、襄常雄於東南，而東南也往往倚之以為強，蕭梁竟以此地而替代齊國。待荊、襄之氣消耗無餘時，隋、唐以來它便成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荊、襄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二州，人煙稀少，土產卑薄，有名之人可謂寥若晨星。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其間，而橫遭踐踏，到如今，此地雖為宋、金分劃交據，但往往不被看重。因為糧食不能由此產生，軍隊也不可據此而推進，議者也許以此為憂，而不知其勢足可利用。臣以為，荊、襄之地雖為偏方，然而，沒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都不發泄的情況，何況其東通吳地，西連巴蜀，南及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用。現今如能開墾其地，洗新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了。荊、襄之地是形勢消長的關鍵所在。
“陛下應慨然移都建業，官僚機構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做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安居建業之意；平常以江、淮之軍防備金人入侵，而精心挑選一位有勇有謀、有膽有識之人，委以經略荊、襄之重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勵精圖治三、五年，則國家之勢有望形成。
“石晉喪失盧龍，釀成開運之禍，太祖皇帝起初從郭太祖征討，最終平定了天下。其後，契丹在甲辰(1004)敗於澶淵，而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真宗皇帝東封泰山，西祀汾陰，以告太平，為本朝極盛之時。又過六十年，神宗皇帝以丁未(1067)歲即位，國家之形勢開始改變，又過六十年，丙午、丁未(1026～1027)，遂為靖康之禍。也是在禍臨之年，天降大任於陛下，且啟發陛下北向復仇之志。今天距靖康之禍僅有十年。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當努力以應其變，不可苟安以磋砣歲月。
“臣非奸佞，從小有馳騁四方之志，曾多次到行都。行都雖有人物如林，但其議論皆不足以啟發人意，臣由此感到陛下有為之志無人理會。辛卯、壬辰之間(1169)，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源，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及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矣。開始覺悟到，今世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的儒士，實際上都是些風痹不知痛癢者，舉國上下安於君父之仇，而這些儒士還在那裡拱手作揖空談性命，真不知何者謂之性命。陛下容納他們但不任用他們，臣因此而佩服陛下之仁；今世自以為懂富國強兵之術的所謂才臣，實際都是些狂妄蠱惑之人，他們平時不講究立國之本末，而喜歡信口開河闊論富強，真不知何者謂之富強。陛下洞察他們而不盡用他們，臣因此而佩服陛下之明。陛下勵志復仇足以感天命，篤於仁愛足以收民心，而擁有仁明更足以照臨群臣偏極之論，此可謂百代之明君。然而到現在，皇帝陛下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拖延大有為之歲月，臣因此不勝憤懣，也就不顧卑賤而進獻愚策了。”
陳亮上奏後，孝宗皇帝赫然震動，打算將其奏章張貼於朝堂，以勵群臣，並仿用种放受召之舊事，召陳亮上殿，準備起用陳亮。左右大臣不知如何是好，唯曾覿理解陳亮，並想會見陳亮。因曾覿名聲不好，故陳亮恥於見他，最後越牆而逃。曾覿因陳亮拒見自己，顯得很不高興，其他大臣特別厭惡陳亮的直言不諱，因而交相沮抑陳亮，乃有都堂審查之命。宰相按皇上旨意，找陳亮詢問情況，因話不投機而產生隔閡。
陳亮待命十日，再次赴朝上書曰：
“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仇，不肯即安東南一隅，是有大功於國家的。然而，錢塘為浮華奢侈之角落，如欲據此以圖恢復中原是十分困難的，加之東南之民多安於現狀，如欲依靠他們以圖進取則更不容易。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由此而產生了拖延之計，陛下原有之宏略大志也變樣了。臣對此種狀況不勝憂憤，因而虔誠做書，獻於廟堂，希望能當面向皇帝陛下陳述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方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定大有為之機謀，力求符合太祖經略天下之本意。然而，臣待命八日，未得如願以償。臣擔心天下豪傑胡亂猜測陛下之意向，從而影響雲合回響之大勢的形成。”
陳亮又上書說：
“臣臆想國家維持之計，至今已日見困窮，而太祖皇帝所制定的大政方針，至今猶可恃以長久，如能依其本意變通行事，則恢復大業不足為奇。然而變通之道有三種：有可以拖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一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機。形勢明朗而效果非常，非陛下聰明超越百代不能達成。臣不敢泄機於大臣面前，然大臣們拱手稱旨求問，臣只好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徽、欽二帝被俘之痛，乃國家之奇恥大辱，曾引起天下之人的公憤。五十多年來，雖然天下之氣漸漸頹墮，不再牢記奇恥大辱，但陛下當與大臣共同振作其精神，以發泄其仇恨，使人人如報私仇，此乃《春秋》寫衛人殺州吁之用意所在。
“其二曰：國家之氣候，是使天下人循規蹈矩以行事，群臣只求無過，哪有心思施展才華求意外之功呢？
“其三曰：太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取重文輕武的策略，所以本朝是以儒立國，儒道之振興，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萎靡不振，實在令人厭惡，陛下當與大臣們反其道而教之，使其振作，一旦有急，便不至於缺乏人才，這樣做也不違背太祖之本意，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也不必專靠武臣了。
“臣所以為大臣論者，其意大致如此。”
陳亮上書後，皇帝打算起用他，但他笑著說：“我上書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而非為了博取一官半職。”遂很快渡江而歸。歸家後，陳亮整天落魄醉酒，與鄉邑之狂士長飲不止，醉酒後說些大話胡話，有犯上之嫌。有一士想陷害陳亮，將其醉酒之後所說的話密報刑部。刑部侍郎何澹曾為考官，沒有錄取陳亮，陳亮憤憤不平，所以多次罵過何澹，何澹因此懷恨在心，當他得到密報後，即立案審查。陳亮因而入獄，被打得體無完膚，落了個圖謀不軌的罪名。孝宗得知這一情況後，曾密遣左右查訪其事。及奏入取旨時，孝宗說：“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並拋其牘於地，陳亮遂得免罪。
陳亮住在家裡不多久，其家僮犯殺人之罪，恰巧被殺者曾經侮辱陳亮的父親陳次尹，因而懷疑為陳亮的指使。此事告於官府後，家僮被打得死去活來，反覆數次，仍不服。陳亮也被囚於州監獄。屬台官言陳亮罪情嚴重，移陳亮於大理寺。當時的丞相察覺皇帝有救亮之心，加之辛棄疾、羅點稱讚陳亮有才，所以竭力護佑陳亮，陳亮再次免於一死。
陳亮屢遭大獄後，歸家勵志讀書，所學十分廣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崇王通。他曾說：“研究義理之精微，以辨析古今之同異於分秒尺寸之間，推心論禮，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憔悴面容，彎腰駝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疚。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雷電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幻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以為尚欠火候。”陳亮之意大概是指朱熹、呂祖謙等雲。宋高宗駕崩後，金朝遣使前來弔唁，但金使態度傲慢，不以禮對宋。光宗由舊宅判臨安府，陳亮感孝宗之知遇，赴金陵視察形勢。之後，陳亮上疏說：
“有非常之人才，然後可以建立非常之功業。要建非常之功，而只用一般人才，擬平常之計畫，做平常之事情，是不能達到目的的。
“秦檜以通和於金而誤國二十餘年，天下之精氣已索然無餘。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已有二十餘年，天下之士始知奮鬥方向，其有功於社稷者，可謂數說不盡。高宗皇帝年邁時，陛下不想大舉北伐，以免驚動高宗慈顏，只能壓抑心思，俯首敬老。陛下孝道之盛，可謂史無前例。現在，高宗皇帝已經駕崩，天下之英雄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隱忍仇恨二十年，且積聚了天下之精氣，能夠在頃刻間消失嗎？
“天下是不可能坐著等來的，軍隊也不可能只勝不敗，馳騁奔戰不宜於年高德尊之人。太子居內為監國，行外曰撫軍，陛下為什麼不在此時冊命太子為撫軍大將軍呢？讓他巡視建業，兼統諸司，盡護諸將，設定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在宮廷操制人才，協調天下，以不變應萬變，這就是肅宗冊命廣平王之原因所在。
“高宗與金朝有父兄之仇，生時不能報仇，則死時必寄望於子孫。現在，宋對金禮義有加，且不斷奉送金帛寶貨；而金朝在高宗駕崩後，僅派一使前來弔唁，其使來後，態度傲慢，如臨小邦，所致之哀悼之辭也寥寥數語，且不恭不敬，仁人義士對此痛切心骨，豈能因陛下聖明智勇而咽下這口氣呢？
“陛下若以大義為正道，以撫軍之言為可行，就應當先經建設業，然後派太子親臨此地。今年底策劃北伐之謀，為了經營好建業，振作天下之士氣，陛下當與金決裂。如此一來，陛下的復仇之志將很快得以實現。希望陛下能聽一聽臣的意見，用其喜怒哀樂之權來鼓動天下。”
陳亮這篇奏疏的用意在於刺激孝宗恢覆信心，而此時孝宗將內禪光宗，陳亮的意見被擱置一旁，朝廷中許多人將陳亮視為狂怪。
先是，鄉人會宴，特置胡椒於陳亮面前的盤碗中，這是其對待怪異之人的一種方法。宴後，與陳亮同坐一起的人回家後突然暴死，人們懷疑死者是吃了有毒的食物，遂報官備案。當時，呂興、何念四毆打呂天濟將死。呂天濟恨曰“：陳亮指使他們殺我。”縣令王恬認為有此事，台官指使監司選酷吏刑訊逼供，但終無所獲，陳亮被移往大理寺，眾人都以為陳亮必死無疑。少卿鄭汝諧在看了陳亮的辯詞之後，驚奇地說：“陳亮乃天下奇才。國家如果殺無罪之士，就將上乾天和，下傷國脈。”並且極力陳說於光宗，在光宗的干預下，陳亮遂死裡逃生。
不久，光宗策考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義，陳亮以君道師道對答，說“：臣下以為陛下在孝宗皇帝當政的二十八年時間裡，無時不在為父皇分憂解難，而問安視寢之餘，察言觀色，了解到父皇的心思及抱負甚多，並將重大方針身體力行，哪裡僅僅是一周看望父皇四次做給京城人看的呢？”當時，光宗因不朝拜皇華宮，正受到群臣進諫，光宗十分反感。陳亮的答卷讓光宗喜不自禁，因為陳亮認為光宗是善處父子關係的。本來陳亮獲進士策考第三名，但光宗因偏愛這份答卷，將其擢升第一名，後來光宗得知第一名為陳亮，大喜曰：“朕之眼力果然不錯。”孝宗在南內，光宗在東宮，聞陳亮獲第一名，皆感歡喜，所以賜第告詞說“：你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後以論奏動聖上之聽，親閱答卷，嘉獎其一貫所為，擢置進士第一，此乃上天有意遺留於朕也。”之後，陳亮被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還未到任，即突然去世。
陳亮中進士第回家的時候，其弟陳充前來迎拜，兄弟倆相擁而泣。陳亮對弟說“：假如將來有一天我富貴了，當首先報恩於你，我死的時候也可使先人含笑九泉了。”聽者感到黯然神傷。陳亮一生志存經濟，講求信義，與人肝膽相見。與人交談，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為布衣，卻積極推薦人才。陳亮家境一般，但見奇人寒士就接濟衣食，一直堅持這樣做。他去世後，吏部侍郎葉適奏請朝廷，破例命補陳亮一子為官。端平初年(1234)，賜陳亮諡號曰“文毅”，又提拔其一子為官。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喜歡著書，不愛寫單篇文章。鄭樵頗為自負，認為自己不比漢代劉向、揚雄差。他常年居在夾氵祭山，過了三十年遠離社會人世的艱苦生活。後來，他開始遊歷名山大川，並著意蒐集奇風異俗的材料，考察古蹟歷史沿革。旅途中，凡是遇到藏書之家，必然會借宿於此家，直到把人家所藏的可讀之書讀完才離開。當時，包括宰相趙鼎、張浚在內的士大夫們都十分器重敬仰鄭樵。鄭樵對六經、諸子百家很感興趣。於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研究，他將自己研究所得撰成書稿，於宋高宗紹興十九年(1149)上呈朝廷，皇帝下詔將其書藏於秘書府，鄭樵因此更加奮發學習和研究，二百多人拜他為師，聽他講學。
由於侍講衛綸、賀允中的推薦，鄭樵被皇帝召見。他向皇帝陳述了自東漢班固以來歷代撰著史書的種種弊端。皇帝說“：朕早就聽說你的名字，你能夠潛心鑽研古學，且自成一家，值得稱道，為什麼與你相見這么晚呢？”遂授鄭樵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後為御史葉義問所彈劾，改監潭州南嶽廟。
紹興二十九年(1159)，鄭樵開始動筆寫《通志》，二年後完成，入為樞密院編修官，不久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請修金朝正隆官制，因要與宋朝官制相參照，所以請求進入秘書省查閱書籍，不久，又因言官議論獲罪，此事停罷。金軍入侵宋朝時，鄭樵說歲星分布在宋方，金朝皇帝將死，後果如其言。宋高宗巡幸建康，命鄭樵進呈所著之《通志》，鄭樵就在這個時候病故，終年五十九歲，學者將其稱為“夾氵祭先生”。
鄭樵喜歡從事分門別類的考證工作，所著的書雖然很宏富，但大多沒有多少創見。他一生不怕艱苦枯淡，樂於施予他人，但內心對入仕做官極有興趣，可以說孜孜以求。這一點曾招來不少微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