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卷九
作者：蕭子顯
禮上
禮儀繁博，與天地而為量。紀國立君，人倫攸始。三代遺文，略在經誥，蓋秦余所亡逸也。漢初叔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及至東京，太尉胡廣撰《舊儀》，左中郎蔡邕造《獨斷》，應劭、蔡質鹹綴識時事，而司馬彪之書不取。魏氏籍漢末大亂，舊章殄滅，侍中王粲、尚書衛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並未詳也。吳則太史令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眾典。晉初司空荀摐因魏代前事，撰為《晉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傅鹹纘續此制，未及成功，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是遺事也。江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修輯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系群儒，其前史所詳，並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禮樂。於是詔尚書令王儉制定新禮，立治禮樂學士及職局，置舊學四人，新學六人，正書令史各一人，乾一人，秘書省差能書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文多不載。若郊廟庠序之儀，冠婚喪紀之節，事有變革，宜錄時事者，備今志。其輿輅旗常，與往代同異者，更立別篇。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復以何祖配郊？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關博士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逷議：“今年七月宜殷祠，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並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
右僕射王儉議：“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為嫌。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跡，是故杜林議雲‘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雲‘漢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為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即為前式。又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為明堂即文廟邪？’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太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雲趙綰、王臧欲立明堂，於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畤，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義為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鹹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為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雲，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遍’。《尚書·洛誥》‘鹹秩無文’。《詩》雲‘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國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雲‘辛之為言自新絜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為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據，辛日為允。《郊特牲》又雲，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據《祭法》，雲天地絺犢，周家所尚；魏以建醜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雲，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歷，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
詔：“可。明堂可更詳”。
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為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為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為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雲‘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既聖旨惟疑，群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更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王儉議：“案秦為諸侯，雜祀諸畤，始皇並天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畤而起北畤，始畤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於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製。檢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鹹安二年南郊，其年
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謂明年正月宜饗祀二郊，虞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間歲。”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並同儉議。詔“可”。
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書令王儉啟：“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啟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天於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谷。’《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雲‘啟蟄而郊，則祈谷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並二郊，即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谷，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啟蟄？史官唯見《傳》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復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為礙者，則晉成帝鹹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內合朔，此即前準。若聖心過恭，寧在嚴潔，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於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則列於省前。望實為允，謂無煩遷日。”從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準。”
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
兼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並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醜。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於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
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雲‘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雲‘大饗，遍祭五帝’。又雲‘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啟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暗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於時定製，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
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雲丁巳用牲於郊。先儒以為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理應郊堂。”
司徒西閣祭酒梁王議：“《孝經》鄭玄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準。”
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為一日再黷之謂，無俟釐革。”
尚書陸澄議：“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於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雲‘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間三兆，禋天饗帝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詳。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後。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應大駕。”
尚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徂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為弘。《春秋感精符》雲‘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遂。鹹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常顧和秉議親奉。康皇之世，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親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祀明堂，御並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為法駕。袞冕之服，諸祠鹹用。”詔“可”。
建武二年，通直散騎常侍庾曇隆啟：“伏見南郊壇員兆外內，永明中起瓦屋，形制宏壯。檢案經史，無所準據。尋《周禮》，祭天於圜丘，取其因高之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旁流氣物。自秦、漢以來，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間，並無更立宮室。其意何也？政是質誠尊天，不自崇樹，兼事通曠，必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時權作小陳帳以為退息，泰始薄加修廣，永明初彌漸高麗，往年工匠遂啟立瓦屋。前代帝皇，豈於上天之祀而昧營構，所不為者，深有情意。《記》稱‘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無文’，‘以素為貴’。竊謂郊事宜擬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允太靈，俯愜群望。”詔“付外詳”。
國子助教徐景嵩議：“伏尋《三禮》，天地兩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犧牲，器用陶匏，不載人君偃處之儀。今棟瓦之構雖殊，俱非千載成例，宜務因循。”太學博士賀翽議：“《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氈案，以氈為床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兼左丞王摛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築室之議。並同曇隆。
驍騎將軍虞炎議，以為“誠愨所施，止在一壇。漢之郊祀，饗帝甘泉，天子自竹宮望拜，息殿去壇場既遠，郊奉禮畢，鏇幸於此。瓦殿之與帷宮，謂無簡格”。祠部郎李捴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屍次’。屍則有幄。仲師雲‘屍次，祭祀之屍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屍之言，理應關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省。宗廟旅幕，可變為棟宇；郊祀氈案，何為不轉制檐甍？”曇隆議不行。
建武二年旱，有司議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雲‘旱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眾云：‘求雨以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谷實。’鄭玄云：‘陽氣盛而恆旱。山川百原，能興雲致雨者也。眾水所出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鼙至柷敔為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謂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
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雩義也。’晉永和中，中丞啟，雩制在國之南為壇，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於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自討尋。《月令》雲‘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雲‘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唯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鄭玄說，宜配食於庭也。鄭玄雲‘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方郊壇為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營域之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員。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覲禮》設方明之祀，為壇高四尺，用圭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諸侯親禮，為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謂今築壇宜崇四尺，其廣輪仍以四為度，徑四丈，周員十二丈而四階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儀。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饗於雩壇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為者一。禮唯有冬至報天，初無得雨賽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有賽答之事也。禮祀帝於郊，則所尚省費，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也。武皇遏密未終，自可不奏盛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吁嗟之義，既非存歡樂，謂此不涉嫌。其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已。禮舞雩乃使無闕，今之女巫，並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依晉朝之議，使童子，或時取捨之宜也。司馬彪《禮儀志》雲雩祀著皂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差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勒主者申攝備辨。”從之。
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鹹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玄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逡之謂宜以世宗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於尊祖，亦義章於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為“若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郊邪？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
至永元二年，佟之又建議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雲‘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祀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眾’。王肅雲‘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立堯、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於文祖，尊新廟為高宗，並世祖而泛配，以申聖主嚴父之義。先皇於武皇，倫則第為季，義則經為臣，設配饗之坐，應在世祖之下，並列，俱西向。”
國子博士王摛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雲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競》雲‘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
佟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為宗，《祭法》以文王為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為嚴祖，何得雲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如摛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為何所歌？又《國語》雲‘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雲‘周公時，以文王為宗，其後更以文王為祖，武王為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為祖，武王以武定而為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鄭注《祭法》雲‘祖宗通言耳’。是以《詩》雲‘昊天有成命，二後受之’。注云‘二後，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雲‘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為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參議以佟之為允。詔“可”。
太祖為齊王，依舊立五廟。即位，立七廟，廣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陰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為七廟。建元二年，太祖親祀太廟六室，如儀，拜伏竟，次至昭後室前，儀注應倚立，上以為疑，欲使廟僚行事，又欲以諸王代祝令於昭後室前執爵。以問彭城丞劉瓛。瓛對謂：“若都不至昭後坐前，竊以為薄。廟僚即是代上執爵饋奠耳，祝令位卑，恐諸王無容代之。舊廟儀諸王得兼三公親事，謂此為便。”從之。及太子穆妃薨，卒哭，祔於太廟陰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卒哭，祔於太廟陰室。太祖崩，毀廣陵府君。鬱林即位追尊文帝，又毀太中主，止淮陰府君。明帝立，復舊。及崩，祔廟，與世祖為兄弟，不為世數。
史臣曰：先儒說宗廟之義，據高祖已下五世親盡，故親廟有四。周以后稷始祖，文、武二祧，所以雲王立七廟也。禹無始祖，湯不先契，夏五殷六，其數如之。漢立宗廟，違經背古。匡衡、貢禹、蔡邕之徒，空有遷毀之議，亘年四百，竟無成典。魏氏之初，親廟止乎四葉，吳、蜀享祭，失禮已多。晉用王肅之談，以文、景為共世，上至征西，其實六也。尋其此意，非以兄弟為後，當以立主之義，可相容於七室。及楊元後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後為世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江左賀循立議以後，弟不繼兄，故世必限七，主無定數。宋台初立五廟，以臧後為世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義反會鄭，非謂從王。自此以來，因仍舊制。夫妻道合，非世葉相承，譬由下祭殤嫡，無關廟數，同之祖曾，義未可了。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世，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玄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且閟宮之德，周七非數，楊元之祀，晉八無傷。今謂之七廟，而上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謂太祖未登，則昭穆之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
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議：“權制：諒闇之內，不親奉四時祠。”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采晉中朝《諒暗議》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間，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唯宴樂為譏。《春秋》之義，嗣君逾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雲‘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又雲‘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暗之內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搜，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鑑戒。自斯而談，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搜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於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先儒雲‘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主於寢，不同於吉。蒸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群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群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著在經誥，昭乎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蒸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即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衰襲袞，孝享宜申；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並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暗之典；至於四時蒸嘗，蓋以哀疾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又且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扆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簨泬充庭，情深於恆哀，而跡降於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蒸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典衷。謂宜依舊親奉。”從之。
永明九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宣帝面起餅、鴨；孝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俎羹；昭皇后茗、粣、炙魚：皆所嗜也。先是世祖夢太祖曰：“宋氏諸帝嘗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祠。”上乃敕豫章王妃庾氏四時還青溪宮舊宅，處內合堂，奉祠二帝二後，牲牢服章，用家人禮。
史臣曰：漢氏之廟，遍在郡國，求祀已瀆，緣情又疏。重檐閟寢，不可兼建，故前儒抗議，謂之遷毀。光武入纂，南頓君已上四世，別祠舂陵。建武三年幸舂陵園廟是也。張衡《南都賦》曰“清廟肅以微微”。明帝至於章、和，每幸章陵，輒祠舊宅。建安末，魏氏立宗廟，皆在鄴都。魏文黃初二年，洛廟未成，親祠武帝於建始殿，用家人禮。世祖發漢明之夢，肇祀故宮，孝享既申，義合前典，亦一時之盛也。
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議：“今祭有生魚一頭，乾魚五頭。《少牢饋食禮》雲‘司士升魚臘膚魚，用鮒十有五’。上既雲‘臘’，下必是‘鮮’，其數宜同。稱‘膚’足知鱗革無毀。《記》雲‘槁魚曰商祭，鮮曰脡祭’。鄭注‘商，量；脡，直也’。尋‘商’旨裁截，‘脡’義在全。賀循《祭義》猶用魚十五頭。今鮮頓刪約，槁皆全用。謂宜鮮、槁各二頭，槁微斷首尾，示存古義。”國子助教桑惠度議：“《記》稱尚玄酒而俎腥魚。玄酒不容多，鮮魚理宜約。乾魚五頭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於五味，以象酒之五齊也。今欲鮮、槁各雙，義無所法。”諲之議不行。
十年，詔故太宰褚淵、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故驃騎大將軍王敬則、故鎮東大將軍陳顯達、故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饗太祖廟庭。祠部郎何諲之議：“功臣配饗，累行宋世，檢其遺事，題列坐位，具書贈官爵謚及名，文不稱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雲‘祭之有主，孝子以繫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廟廷，不容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復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召板，為得其衷。”有司攝太廟舊人亦云見宋功臣配饗坐板，與尚書召板相似，事見《儀注》。
十一年，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侍中何胤奏：“故太子祔太廟，既無先準。檢宋元後故事，太尉行禮，太子拜伏與太尉俱。臣等參議，依擬前典。太常主廟位，太尉執禮祔，太孫拜伏，皆與之俱。正禮既畢，陰室之祭，太孫宜親自進奠。”詔“可”。
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後遷登新廟車服之儀。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王之六服，大裘為上，袞冕次之。五車，玉輅為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禕衣為上，褕翟次之。首飾有三，副為上，編次之。五車，重翟為上，厭翟次之。上公有大裘玉輅，而上公夫人有副及禕衣，是以《祭統》雲‘夫人副禕立於東房’也。又鄭雲‘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禕衣’。《詩》雲‘翟茀以朝’。鄭以翟茀為厭翟，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禕既同，則重翟或不殊矣。況景皇懿後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無五牛旗為異。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棨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並置百官，擬於天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崩，則是禮加於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儀，則侍衛陪乘並不得異，後乘重翟，亦謂非疑也。尋齊初移廟，宣皇神主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所宜依準也。”從之。
永泰元年，有司議應廟見不。尚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丞蕭琛議：“竊聞祗見厥祖，義著《商書》，朝於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於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矣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並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議者乃雲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即親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別謁之禮。竊以為不然。儲後在宮，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兼後敬，開元之始，則無假復有配天之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為廟見者，自漢及晉，支庶嗣位，並皆謁廟，既同有蒸嘗，何為獨修繁禮？且晉成帝鹹和元年改號以謁廟，鹹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況位隔君臣，而追返以一謁兼敬。宜遠纂周、漢之盛范，近黜晉、宋之乖義，展誠一廟，駿奔萬國。”奏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祠無疑不？曹檢未有前準。”尚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禮之祭，簠簋既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初平四年，士孫瑞議以日蝕廢冠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親地，郊社不殊，此則前準，謂不宜廢。”詔“可”。
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議：“案《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鄭玄雲‘答猶對也’。‘北墉，社內北牆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答之為言是相對之稱。’知古祭社，北向設位，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並東向，而齋官位在帝社壇北，西向，於神背後行禮；又名稷為稷社，甚乖禮意。乃未知失在何時，原此理當未久。竊以皇齊改物，禮樂惟新，中國之神，莫貴於社，若遂仍前謬，懼虧盛典。謂二社，語其義則殊，論其神則一，位並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穀之總神，非陰氣之主，宜依先東向。齋官立社壇東北，南向立，東為上，諸執事西向立，南為上。稷依禮無兼稱，今若欲尊崇，正可名為太稷耳，豈得謂為稷社邪？臘祠太社日近，案奏事御，改定儀注。”
儀曹稱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又雲‘君之南向，答陽也，臣之北向，答君也。’若以陽氣在南，則位應向北，陰氣在北，則位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瓚階東西向，故知壇墠無繫於陰陽，設位寧拘於南北？群神小祠，類皆限南面，薦饗之時，北向行禮，蓋欲申靈祇之尊，表求幽之義。魏世秦靜使社稷別營，稱自漢以來，相承南向。漢之於周，世代未遠，鄗上頹基，商丘余樹，猶應尚存，迷方失位，未至於此，通儒達識，不以為非。庾蔚之昔已有此議，後徐爰、周景遠並不同，仍舊不改。”
佟之議：“來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為言，為是相對？為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來議。《郊特牲》雲‘臣之北向答君’，復是君背臣。今言君南臣北，向相稱答，則君南不得稱答矣。《記》何得雲祭社君南向以答陰邪？社果同向，則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則不然，《記》雲，君之南向答陽，此明朝會之時，盛陽在南，故君南向對之，猶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之義耳，寧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瓚階東西向者，斯蓋始入之別位，非接對之時也。案《記》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雲‘社祭土而主陰氣’。又雲‘不用命，戮於社’。孔安國雲‘社主陰，陰主殺’。《傳》曰‘日蝕，伐鼓於社’。杜預雲‘責群陰也’。社主陰氣之盛，故北向設位，以本其義耳。余祀雖亦地祇之貴，而不主此義，故位向不同。不得見余陰祀不北向，便謂社應南向也。案《周禮》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記》雲君南向，答陰之義，求幽之論不乖歟？魏權漢社，社稷同營共門，稷壇在社壇北，皆非古制。後移宮南，自當如禮。如靜此言，乃是顯漢社失周法，見漢世舊事。爾時祭社南向，未審出何史籍。就如議者，靜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漢舊法，漢又襲周成規，因而不改者，則社稷三座，並應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並東向邪？”
治禮又難佟之，凡三往反。至建武二年，有司議：“治禮無的然顯據。”佟之議乃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奏：“案《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鄭玄又雲‘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知禮天圜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黃牲矣。《牧人》雲‘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玄雲‘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雲‘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雲‘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廟、社稷俱用赤，有違昔典。又鄭玄雲‘祭五帝於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晉以來，並圜丘於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闕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祗，而設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懼虧盛則。”
前軍長史劉繪議：“《語》雲‘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為陰祀不？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
佟之又議：“《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祀，山川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參議為允。從之。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議曰：“蓋聞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雲‘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禮·典瑞》雲‘王搢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雲‘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盧植雲‘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鄭玄雲‘端當為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雲‘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為冕也。《禮記·保傅》雲‘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雲用二分之時，盧植雲用立春之日。佟之以為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玄之言得其義矣。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覲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群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然旦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采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今正殿即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秘書監薛循請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雲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駁之，引《禮記》雲‘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佟之案《禮器》雲‘為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雲‘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雲‘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雲‘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為疑邪？佟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棄圜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竊惟皇齊應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謂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莫不欣欣而頌美。旒藻之飾，蓋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袞十二旒，極文章之美，則是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既服宜有異，頃世天子小朝會，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袞冕者也。竊謂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佟之任非禮局，輕奏大典，實為侵官，伏追慚震。”從之。
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即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為亥日藉田，經記無文，通下詳議。
兼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谷，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注曰吉亥。又據五行之說，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
太常丞何諲之議：“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鹹存灑潤。五行說十二辰為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
國子助教桑惠度議：“尋鄭玄以亥為吉辰者，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為生物，亥又為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
助教周山文議：“盧植雲‘元，善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雲‘日，乾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
助教何佟之議：“《少牢饋食禮》雲‘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鄭又雲‘必用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
殿中郎顧暠之議：“鄭玄稱先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為辰，亦無常辰之證。漢世躬藉，肇發漢文，詔雲‘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斯乃草創之令，末睹親載之吉也。昭帝癸亥耕於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不系一辰，徵於兩代矣。推晉之革魏，宋之因晉，政是服膺康成，非有異見者也。班固序亥位雲‘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且亥既水辰，含育為性，播厥取吉，其在茲乎？固序醜位雲‘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序未位雲‘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室所遷，酌舊用醜，實兼有據。”參議奏用丁亥。詔“可”。
建元四年正月，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其有位樂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還，取王公已下至三將、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領護諸府司馬諮議經除敕者、諸州別駕治中等見居官及罷散者子孫。悉取家去都二千里為限。太祖崩，乃止。
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雲‘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雲‘始入學，必祭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禮則重。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寧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喻希雲‘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所況非備’。尋其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舞六佾，以郊樂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講《孝經》，親臨釋奠，車駕幸聽。
建武四年正月，詔立學。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尚書符依永明舊事廢學。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國君民者，必教學為先，將以節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習與性成也。是以忠孝篤焉，信義成焉，禮讓行焉，尊教宗學，其致一也。是以成均煥於古典，虎門炳於前經。陛下體睿淳神，纘承鴻業，今制書既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者，有以擬議也。若以國諱故宜廢，昔漢成立學，爰洎元始，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有國諱也。且晉武之崩，又其學猶存，斯皆先代不以國諱而廢學之明文也。永明以無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也。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治也，天子於以諮謀焉，於以行禮焉。《記》雲‘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奠於學’。又雲‘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酳，以教諸侯悌也’。於斯學，是天子有國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學事也，今引太學不非證也。據臣所見，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晉初太學生三千人，既多猥雜，惠帝時欲辯其涇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天子去太學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去太學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世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成，故國學太學兩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系廢興於太子者，此永明之鉅失也。漢崇儒雅，幾致刑厝，而猶道謝三、五者，以其致教之術未篤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諷誦相摩。今學非唯不宜廢而已，乃宜更崇尚其道，望古作規，使郡縣有學，饗閭立教。請付尚書及二學詳議。”有司奏。從之。學竟不立。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業冠，求儀注未有前準。”尚書令王儉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無嫡孫，然而地居正體，下及五世。今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裔，元服之典，宜異列蕃。案《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賓加其冠，贊者結纓’。鄭玄雲‘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父不為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雲公冠自為主，四加玄冕，以卿為賓。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雲‘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於阼，庶子冠於房’。《記》又雲‘古者重冠，故行之於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鄭注《儀禮》相會。是故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祿贊冠。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同於儲皇則重，依於諸王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庶之列，宜稟天朝之命，微申冠阼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謂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於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節加冠，大鴻臚為贊；醮酒之儀，亦歸二卿；祝醮之辭，附準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常體。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集賀，並詣東宮南門通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賀，如上台之儀。既冠之後，克日謁廟，以弘尊祖之義。此既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並下二學詳議。”僕射王奐等十四人議並同，並撰立贊冠、醮酒二辭。詔“可”。祝辭曰：“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基加南郡王冠。”祝曰：“筮日筮賓，肇加元服。棄爾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隆景福。”醮酒辭曰：“旨酒既清，嘉薦既盈。兄弟具在，淑慎儀形。永屆眉壽，於穆斯寧。”
永明中，世祖以婚禮奢費，敕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止棗栗腶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遺舅姑也。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議曰：“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歡兩姓。年代污隆，古今殊則，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廢於士庶，六禮限於天朝，雖因習未久，事難頓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損益。案《士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唯一而已，故醴辭無二。若不醴，則每加輒醮以酒，故醮辭有三。王肅雲‘醴本古味，其禮重；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或醴或醮，二三之義，詳記於經文。今皇王冠畢，一酌而已，即可擬古設醴；而猶用醮辭，實為乖衷。尋婚禮實篚以四爵，加以合卺，既崇尚質之理，又象泮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酳用卺。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然後用卺合。儀注先酳卺，以再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共牢之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樏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卺以鎖，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采飾，亦虧曩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沿襲之規，有切治要，嘉禮實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已下冠畢一酌醴，以遵古之義。醴即用舊文，於事為允。婚亦依古，以卺酌終酳之酒，並除金銀連鎖，自余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鸑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庶斫雕可期，移俗有漸。”參議並同。奏可。
晉武太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禮，內諱不出宮，近代諱之也。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諱訓。僕射王儉議曰：“後諱依舊不立訓。禮，天子諸侯諱群祖，臣隸既有從敬之義，宜為太常府君諱。至於朝堂榜題，本施至極，既追尊所不及，禮降於在三，晉之京兆，宋之東安，不列榜題。孫毓議稱京兆列在正廟，臣下應諱，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宜上榜，何承天執不同，即為明據。”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後諱者，皆改。宣帝諱同。二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門為北掖，以榜有“之”字與“承”並。東宮承華門亦改為宣華雲。
漢末，蔡邕立漢《朝會志》，竟不就。秦人以十月旦為歲首，漢初習以大饗會，後用夏正，饗會猶未廢十月旦會也。東京以後，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鳴鐘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張衡賦雲“皇輿夙駕，登天光於扶桑”。然則雖雲夙駕，必辨色而行事矣。魏武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後魏文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氈殿，青帷以為門，設樂饗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晉武帝初，更定朝會儀，夜漏未盡十刻，庭燎起火，群臣集。傅玄《朝會賦》雲“華燈若乎火樹，熾百枝之煌煌”。此則因魏儀與庭燎並設也。漏未盡七刻，群臣入白賀，未盡五刻，就本位，至漏盡，皇帝出前殿，百官上賀，如漢儀。禮畢罷入，群臣坐，謂之辰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大饗作樂，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宋世至十刻乃受賀。其餘升降拜伏之儀，及置立后妃王公已下祠祀夕牲拜授弔祭，皆有儀注，文多不載。
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漢《禮儀志》雲“季春月上巳，官民皆潔濯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疾為大潔”。不見東流為何水也。晉中朝雲，卿已下至於庶民，皆禊洛水之側，事見諸《禊賦》及《夏仲御傳》也。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淵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淵池賦詩。陸機雲“天淵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禊堂。跨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今相承為百戲之具，雕弄技巧，增損無常。
史臣曰：案禊與曲水，其義參差。舊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姑洗潔之也。巳者祉也，言祈介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應劭云：“禊者，潔也，言自潔濯也。或雲漢世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一女，二日中頻生皆死，時俗以為大忌，民人每至其日，皆適東流水祈祓自潔濯，浮酌清流，後遂為曲水。”案高后祓霸上，馬融《梁冀西第賦》雲“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蟆吐寫，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也。今據禊為曲水事，應在永壽之前已有，祓除則不容在高后之後。祈農之說，於事為當。
九月九日馬射。或說雲，秋金之節，講武習射，像漢立秋之禮。
史臣曰：案晉中朝元會，設臥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此亦角牴雜戲之流也。宋武為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台，至今相承，以為舊準。
譯文
禮儀繁雜廣博，可與天地等量齊觀，治理國家設立國君，是人倫之始。三代遣留的文字，在經典誥命中很簡略，大概是秦末亡佚了。漢初叔孫通制訂漢禮，然而班固《漢書》的《禮樂志》沒有記載。等到束漢洛陽時期，太尉胡廣撰寫《舊儀》，左中郎蔡邕著作《獨斷》，應劭、蔡質也都連綴記載時事，然而司馬彪的《禮書》沒有採用。曹魏繼漠末大亂之後，舊的典章盡數毀滅，侍中王粲、尚書衛覬匯集創作朝廷禮儀，然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的著作都沒有詳細記載。吳國是太史令丁孚修補漢代舊典，蜀國是孟光、許慈草創各類典制。晉初司空荀頡依照曹魏故事，撰寫《晉禮》，參考古今，代之以節制修飾，羊祜、任愷、庾峻、應貞都參予刪改匯集，編成一百六十五篇。後來摯虞、傅鹹繼承此種創製，但還未完成，中原就淪陷了，現在摯虞的《決疑注》，是一項未完成的事業。束晉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充輯錄舊的文字，光祿大夫蔡謨又續修編輯朝廷舊事。宋初因循舊禮又加以改革，把事情委託給諸位儒生，那些過去史書詳細記載的，都不再重複記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要求制定禮樂，於是詔令尚書令王儉制定新的禮儀，設立研究禮樂的學士及任所，設定舊學四人，新學六人，正書令史各一人，乾一人，秘書省派擅長書寫的弟子二人。於是匯集前代禮儀，撰寫研究五禮，即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因為內容太多，不再記載。比如郊祭、廟祭、學校的儀式，冠禮、婚禮、喪禮記載的禮節，事情有演變沿革，應當著錄現代之事的，詳細記載在現在的禮志中。至於車輿旗幟，和過去的同異，另立篇目。
建元元年七月，主管官吏上奏說：“郊祭、殷祭的禮制，不清楚郊祭應在哪年?又用哪些祖先配祀郊祭?殷祭又在什麼時候?沒有郊祭之前能夠先舉行殷祭嗎?明堂也應該與郊同年祭祀不如果應當祭祀，又有沒有配祀者?如果不祭祀，殿堂及任職僚屬的毀棄設定如何規定?”八座、丞郎、通關博士商討。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遏議論說：“今年七月應當舉行殷祭，明年正月應當舉行南郊、明堂祭禮，都是祭祀沒有配祀。”殿中郎司馬憲議論說：“南郊祭禮沒有配祀，饗祠與過去相同；明堂祭禮沒有配祀，應當廢除祭祀。至於殷祀可同在今年十月舉行。”右僕射王儉議論說：依據《禮記。王制》，天子先舉行夾祭後舉行四時祭祀，諸侯先四時祭祀後夾祭。《春秋》載魯僖公二年夾祭，第二年春擁祭，從此以後，五年殷祭一次。《禮緯．稽命征》說：“三年一次夾祭，五年一次椅祭。”《春秋經》、《禮記》所論述的諦祭、拾祭和四時祭祀，說得很詳細，早先並不以先殷祭後郊祭為嫌忌。至於郊祭配祀的重要，事情要根據王者創業的功績，因此杜林議論說“漢代帝業的崛起，並非得自堯，應當用高帝配祀天帝”。魏高堂隆建議用舜配祀天帝。蔣濟說“漢代時的奏議，說堯已經把帝位禪讓給舜，不能作為漠的祖先，舜也已經把帝位憚讓給禹，不能作為魏的祖先。現在應當用武皇帝配祀天帝”。晉、宋沿襲的即是前面的格式。另查考《禮》以及《孝經．援神契》都說“明堂有五個房間，天子每月在某個房間聽朝治事，施行教化，祭祀五帝的神靈，用有功德的君主配祀”。《大戴禮記》說“明堂，是明確諸侯尊卑的”。許慎《五經異義》說“施布政教的宮室，所以叫做明堂。明堂，是興盛的樣子”。《周官。匠人職》說明堂有五個房間。鄭玄說“周人的明堂五個房間，帝是一個房間”。早先沒聽說有文王的寢廟。《鄭志》載趙商問道“有人說天子廟的樣式像明堂，這是說明堂就是文廟嗎”?鄭玄回答說“明堂主要祭祀上帝，用文王配祀罷了，好比是郊祭天用后稷配祀”。袁孝尼說“明堂是效法上天的宮室，本是祭祀天帝，而用文王配祀，用其父配祀天是可以的，扯著天帝遷就人鬼，就是不義”。太元三年，孫耆之建議說“郊祭用來祀天，所以用后稷配祀；明堂用來祀帝，所以用文王配祀。由此而言，郊祭的是皇天神位，明堂即是上帝的神廟”。徐邈說“既然說到配祀。就一定要有神主；郊祭是天壇，但明堂不是文廟”。《史記》說趟綰、王臧想建立明堂。在當時也沒有郊祭配祀。漢又在汾陰設五處祭壇祭祀，就是五帝的祭祀，也沒有郊祭的配祀。
議論者有人說舉行南郊祭禮的當天，已經祭上帝，如果又因為沒有配祀而特別在明堂祭祀，就是一天兩次祭祀，逭對道義是個玷污。查考古代郊祭本不在同一天。蔡邕《獨斷》說“先在南郊祭祀，祭祀完畢，接著到北郊祭祀，再接著祭祀明堂、高廟、世主困，叫做五供”。馬融說“郊祭天帝的祭祀，都在夏曆正月，五氣行事，有的休止有的興旺，各在相應的時節，舉行四六郊祭，四季合成一年，功績勞作助以形成，也在這月一起總祭明堂”。這就是南郊祭祀、明堂祭祀不在一天的證明。近代予以簡省，所以明堂與郊祭同在一天，還沒有繁雜玷污的嫌疑。為什麼呢?因為它們作為祭祀雖然相同，祭祀的對象卻不同。孔晁有言，說五帝輔佐天帝化育萬物，所以有配祀的禮儀，就是祭上帝。至於四郊和明堂，則是原本的祭祀場所，譬如功臣隨從帝王享祀，豈能就廢棄他們的私廟。況且明堂有配祀的時候，南郊也祭上帝，這就沒有顧慮在同一天，現在為什麼嫌棄在同時呢。另外《禮記》載“天子祭祀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在一年之中祭祀一遍”。《尚書．堯典》說“都是有秩序而不紊亂”。《詩經》說“尊顯恭奉上帝，懷有求多福之義”。根據這些意思，四方、山川之神，還是必須享祀，五帝作為大神，在道義上是不能省略的。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祭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用武皇帝配祀天，文皇帝配祀上帝，可見黃初年間的南郊明堂祭祀，都沒有配祀。另外郊祭的日期及犧牲的毛色，意見也多有不同。《郊特牲》說“郊祭用辛日，是從周開始的”。盧植說“辛的意思是使自己清新潔淨”。鄭玄說“採用辛曰，是人應當齋戒使自己清新潔淨”。漢魏以來，有時採用丁曰有時採用己日，然而採用辛日較多。查考典籍，辛日是恰當的。《郊特牲》又說，郊祭的犧牲繒帛應當採用正色。繆襲根據《祭法》，說祭天地用紅色小牛，是周王室所崇尚的，魏把丑月作為正月，犧牲應是崇尚白色。《白虎通》說，三王祭天，一律用夏曆，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夏曆得到上天的運數。魏採用不同的曆法，所以犧牲的顏色不同。現在大齊受命於天，採用以寅月為正月的曆法，郊祭宗廟祭祀採用的犧牲，一律依照晉、宋。認為應在今年十月殷祀宗廟。從此以後，五年殷祀一次。明年正月上辛曰，舉行南郊祭祀。應該在同一天，回去祭祀明堂。另外利用第二個辛曰，饗祀北郊。都沒有配祀。犧牲的顏色，一律依照舊的典章。
詔令說“可以。明堂可另外詳議”。
主管官吏又上奏說：“明堂在禮中找不出明文規定，衹是以《孝經》為準。私下探尋設立祭祀的本意，大蓋是文王作為配祀時就祭祀，不作為配祀就不祭。我們認為既然配祀上帝，就要以帝作為神主。現在雖然沒有配祀，也不應不祭祀。徐邈是近代大儒，對禮儀每每有所折衷，他說‘郊祭是天壇，那么明堂就不是文王廟，，這確實是明顯的證據。內外百官已經議定，如另加諮詢查訪，終究不會有不同說法。依據儒家和史籍，盡其一管之見。既然聖上旨意猶豫，諸位下臣不敢詳言，應當廢除還是設定，仰仗聖上裁定。”下韶說“依照舊制”。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這年秋天，主管官吏上奏說：“查考從前各代繼承帝位，有的仍舊因循前代的郊祭年次，有的另外開始，晉、宋以來，沒有統一的做法。今年正月已舉行過郊祭，不清楚明年應舉行南北郊祭和明堂祭祀不?”依舊交由通關八座丞郎博士商議。尚書令王儉建議：查考秦作為諸侯時，雜亂地祭祀各方天帝，秦始皇統一天下，也沒有確定的祠祀。漢高祖秉受天命，沿襲雍地的四峙又建造了北時，開始祠祀五帝，但沒有確定郊祭壇。文帝六年，根據新垣平提議初建渭陽五帝廟。武帝最初到雍地郊祭五時，後來經常三年到雍地郊祭一次。元鼎四年，才在汾陰設立后土祠，第二年，在甘泉設立太一祠，從此以後，兩年郊祭一次，與雍地分別祭祀。成帝剛即位，丞相匡衡在長安確定南北郊祭地點。哀帝、平帝之際，又恢復在甘泉、汾陰祠祀。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請依照匡衡的建議，恢復在長安南北郊祭。光武帝建武二年，確定郊祭的地址在洛陽。魏、晉沿襲，全都依據漠代典制，雖然在時間上有所差別，但大多隔年舉行一次。至於繼承帝位的國君，參差不統一。應該有確定的制度。查晉明帝太寧三年舉行南郊祭祀，這年九月駕崩，成帝即位，第二年改年號就郊祭；簡文帝鹹安二年舉行南郊祭祀，這年七月駕崩，孝武帝即位，第二年改年號也郊祭；宋元嘉三十年正月舉行南郊祭祀，這年二月駕崩，孝武帝繼承帝位，第二年改年號郊祭。這是晉、宋兩代明確的例證，勉強可依照。認為明年正月應當享祀南北二郊，恭敬地祭祀明堂，自此以後，仍舊隔年祭祀。
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都贊同王儉的意見。下詔說“可以”。
永明元年應當舉行南郊祭祀，可是立春在郊祭曰之後，世祖想更改郊祭期。尚書令王儉陳述：查考《禮記。郊特牲》說“郊祭是迎著冬至的來臨，隆重地報答天的恩賜，而以冬至日作為主體”。《易說》“三王的郊祭日期，一律用夏曆”。盧植說“夏曆是在冬至後，《傳》說驚蟄舉行郊祭，就是這個意思”。那么就是圜丘祭祀與郊祭各自舉行，互不妨礙。鄭玄說“以寅月為正月，晝夜的劃分開始白晝變長”。王肅說“周於冬至曰在圜丘祭天，在正月又祭天祈求穀物豐收”。《祭法》稱“燔柴於太壇”，就是圜丘祭。《春秋傳》說“驚蟄郊祭”，則是祈求穀物豐收。謹查檢《禮記》《春秋傳》二書的文字，各有自己的意思，盧植、王肅二人的說法，就好像是符信相合。中朝減省圜丘、祈谷之禮併入南北郊祭，即是現在的郊祭禮，用意在於報答天的恩賜，兼有祈求穀物豐收的意義，既然不全是為了祈求農業豐收，何必非等到驚蟄。史官衹看到了《春秋傳》的意思，沒有懂得《禮記》的含意。另外查檢景平元年正月三辛丑舉行南郊祭祀，同月十一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舉行南郊祭祀，同月八日立春，這些都是近代明確的例證，並不以先郊祭後立春為嫌。如果有人認為正月初一這一時間有所不便，那么晉成帝鹹康元年正月初一加冕，初二親自主持南郊祭祀，加冕典禮重要，百官都要列席，雖然是在潔身清心的致齋之中，照樣舉行不會有疑慮。現在齋戒期內遇到初一，這就要遵照前面的例子。如果聖上之心恭敬有加，務求嚴格整潔，初天，可讓散官預設防備，凡是不參預致齋禮的，在止車門外另立幃帳作為官署，假如天色有異常，就排列在宮署之前，希望上天根據實際情況予以允許，我認為沒有必要麻煩更換日期。聽從了這個意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提議：“郊祭與明堂祭祀，本來不應在同一天。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祭禮完畢，依次祭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稱為五供。蔡邕所依據的也是如此。近代減省，所以郊祭與明堂祭祀同在一天。明年郊祭，應該有個定準。”
太學博士王佑建議：“明年正月的第一個辛，應當祭祀南郊，第二個辛曰，舉行明堂祭祀，第三個辛，饗祀北郊。”
兼博士劉蔓建議：“漢元鼎五年，在辛巳舉行祭禮，此後郊祭的期，沒有一點不同。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泰山封憚，連帶祭祀明堂。元封五年甲子，用高祖配祀上天。漢王朝的郊祭，不全是在國都舉行，所以祭祀的月份，因事而不同。後漠永乾以後，明堂建於國都南郊，而郊祭在第一個丁，因此供奉三祀，得以都在正月。雖然郊祭有確定的日期，明堂卻還沒有一定的時曰。為什麼呢?郊祭在丁曰，社神祭祀在甲，有定說就會遵從，如果經禮沒有文字記載，就難以臆造，因此一定要算出吉，不在寅丑日祭祀。而且禮規定的祭獻，沒有共同享用的，衹有漠代把朝拜太陽與報答上天恩賜合在一起。如果依照《漢書》的五供，就應當先祭北郊，然後祭明堂。這就成了地在天之前享用奉獻，是不可以的．”兼人常丞蔡仲熊建議：《鄭志》說“正月第一個辛日，在南郊祭祀後歷，回到明堂祭祀，用文王配祀”。所以塞伐創建明堂，郊祭回來後就祭，這是採用《鄭志》的說法。這大概是作《鄭志》的人的錯誤，不是鄭玄的本意。鄭玄的話是說“不清楚周代明堂在哪月祭祀，《月令》中是在季秋”。查鄭玄注釋《月令》季秋大饗帝說“大饗，全面祭祀五帝”。又說“在明堂的大饗，用文王、武王配祀”。當時是在秋天，離驚蟄還早。另外《周禮．大司樂》記載“凡是舉行大的祭祀活動，都在當地住宿”。查檢在當地住宿的意思，是因為日出舉行祭祀的緣故；如果天黑之後舉行祭祀，就無須預先在當地住宿。如果是日出舉行祭祀，怎么會要等到郊祭回來。束京《禮儀志》中沒有記載祭祀的時間日期，可是《鄭志》說“郊祭天帝供奉犧牲的夜晚，夜漏沒有流到八刻進獻熟品；祭祀明堂供奉犧牲的夜晚，夜漏沒有流到七刻進獻熟品”。查考明堂祭祀在郊祭的前一刻，可是進獻奏樂。要等到郊祭回來。魏高堂隆上表建議“九日祭南郊，十曰祭北郊，十一日祭明堂，十二日祭宗廟”。查考高堂隆這話，是仔細研究時序而確定的制度，因此《周禮》、兩漢及魏，都不在同一天。《禮記》在辛日郊祭，《尚書》在丁曰祭祀，辛日丁曰都合適，應該臨時謹慎選擇。
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建議：“《春秋傳》在正月第一個辛日郊祭，《禮記》也說在辛日郊祭，惟獨《尚書》說丁巳日郊祭供獻犧牲。先儒認為早於甲曰三天的辛，晚於甲日三天的丁曰，是可以迎接供奉天神的日子。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在明堂宗奉祭祀光武皇帝。辛日既然是常規的郊祭之曰，郊祭又在明堂祭祀之前，不容許不郊祭而祭祀明堂，理應是郊祭明堂祭祀都舉行。”
司徒西合祭酒梁王建議：“《孝經》鄭玄注說‘上帝也就是天的別名’。根據鄭玄的意思，帝和天說起來沒有什麼區別。近代同時祭祀，也是很有根據的。毯左扣元年正月丁未，郊祭時用武皇壺配祀天，在明堂宗奉祭祀文皇帝來配祀上帝，這就是遵照從前的規則行事了。”
驍騎將軍江淹建議：“郊祭上天，明堂祭祀五帝，不是說一天兩次祭祀就玷污了神靈，無須改正。”
尚書陸澄建議：前人遺留的文字事實，存在於舊的書籍之中，郊祭宗祀地點相近，論情勢可同在一天。不能同在一天，說明意義必定不同。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祭時用高皇帝配祀天，二十二日丁亥，在明堂宗祀孝文帝配祀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在明堂宗祀五帝，用光武皇帝配祀。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燒柴祭祀，第二天，在明堂祠祀五帝。柴祭山祠祀地，還不在同一天，郊祭與明堂祭祀應當不在同一天，例證就更明確了。陳忠《奏事》說‘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祭南郊，十四日祭北郊，十五日祭明堂，十六日祭宗廟，十七日祭世祖廟’。仲遠的五祀，紹統的五供，和陳忠的這項奏議，都相符合。高堂隆上表，南、北郊祭及明堂祭祀、宗廟祭祀各在一天，摯虞《新禮》建議明堂與南郊祭壇相隔三處壇場，是里祭天饗祀帝同在一天的例證。另外上帝不是天，過去的人說得已經很詳細。現在祭明堂採用的日期，應當依照古制在北郊祭祀之後。漢代衹有南郊祭祀配備大駕，自北郊祭祀以下，皇上車駕省去十分之二，現在祠祀明堂，不應配備大駕。
尚書令王儉建議：西漢郊祭明堂祭祀各在不同的日期，東漢也不在同一天，魏、晉沿襲舊制，沒有分辨異同，宋代設立明堂，衹是依據從郊祭到明堂祭祀的意思，沒有通曉祭祀天地的宗旨．為什麼呢?郊祭壇祭天，始自清晨，回到明堂祭祀，便在太陽偏西，雖然奉祀有所根據，然而煩瑣簡慢的很，不在同一天祭祀的建議，在情理上更有說服力。《春秋感稍符》說“王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這樣北郊祭祀應在明堂祭祀前。漢、魏時北郊祭祀，也都是皇帝親自主持，晉泰寧年間有詔書，但未來得及遵行。鹹和八年，北郊祭壇才得以建設，太常顧和執意由皇帝親自祭祀。康皇年間，已經遵照採納。宋代沿襲，沒有來得及改革。現在應該皇上親自祭祀地，明年正月第一個辛祭祀皇天，第二個辛曰祭祀后土，最後一個辛祭祀明堂。皇上都是親自主持。車騎服用的儀制，一律遵照選制。南郊用大駕、北郊明堂降為法駕。袞衣冠冕等禮服，各祭祀都用。詔令說“可以”。建逮二年，通直散騎常侍座曇隆啟奏說：我看見南郊祭壇場地周圍，永明年間建造了瓦房，式樣宏偉壯麗。查考經史，無所依據。翻檢《周禮》。祭天在圜丘，取其就高之義，在南郊建祭壇，是就著陽位。所以要高大寬敞，貴在昭顯上天光明，四周流通氣物。自秦、漢以來，雖然郊祭多有不同，但祭壇場地中間，並沒有另外建宮室。其中用意何在呢?治理國家是質樸虔誠尊奉上天．不樹立抬高自己，處事要兼通曠達，務求開明長遠。宋元嘉年間南郊祭祀，到時臨時設定小的幃帳作為退下來休息的地方，泰始年間稍加修繕擴大，永明初年越加高大壯麗，前些年工匠終於建起了瓦屋。前代的帝王，哪會在祭祀上天時昧心興建土木，之所以不做，是含有很深的情意。《記》說 “掃地祭祀，在於它的質樸；祭器用陶器匏，是天地的本性”。所以“最高的恭敬沒有任何修飾”，“以樸素為貴”。我私下認為郊祭應當初步停建土木，不需要高大，以明確謙恭肅敬為宗旨。或許上可以得到上天神靈的準允，下可以滿足眾人的期望。下詔說“交付外官詳議”。國子助教徐景嵩建議：“我翻檢《三禮》，天地祠祀，南北郊祭，衹是明確祭祀選取的犧牲，祭器所用的陶器匏，沒有記載國君休息之處的儀制。現在幃帳與瓦房的結構雖然不同，但都不是千年的成例，應力求沿襲。”太學博士賀踢建議：“《周禮》‘王祭上帝，擺放氈案，設定皇邸，。國家有變故而舉行祭祀，也叫旅祭。氈案，是在幃帳中用氈作床，沒聽說在郊祭壇場設定宮室。”兼左丞王撞建議，掃地郊祭上天，認為郊祭壇場沒有建築房屋。都與曇隆意見相同。
驍騎將軍虞炎的建議，認為“所施予的誠樸，衹是在一個祭壇，漢代的郊祭，是在甘泉享祀帝，天子從竹宮望拜，休息的殿堂離壇場既然很遠，郊祭典禮完畢，鏇即駕臨此處。瓦房與幃帳，無所謂簡慢”。祠部郎李揭建議：“《周禮》載‘凡是祭祀都要張開旅祭帳幕，陳設屍次’。有屍次就要有幃帳。仲師說‘屍次，是祭祀的屍所居住的更衣幃帳，。凡是有關祭祀的文字，既然不衹是在郊祭方面，設立屍次的言論，理應與宗廟相關。古代就撐開帳幕，現在非要省去房屋。宗廟的旅祭帳幕，既然可以改為房屋；郊祭的氈案，為什麼不能轉變成房檐屋脊?”曇隆的建議沒能實行。
建武二年天旱，主管官吏建議雩祭依照明堂禮制。祠部郎何佟之建議說：《周禮．司巫》說“如果國家大旱，就率領巫師歌舞求雨”。鄭玄說“雩，是天早時的祭祀。天子對上帝，諸侯以下對上公的神靈”。另外《女巫》說“乾旱就歌舞求雨”。鄭玄說“讓女巫在乾旱時的祭禮上跳舞，是崇拜女陰”。鄭眾說“用女巫求雨”。《禮記。月令》說“命令主管官吏為百姓向山川百源祈求祭祀，於是大肆雩祭天帝，用盛大的樂舞。於是命令各地雩祭諸侯、卿、士中有益於百姓者的神靈，祈求穀物豐收”。鄭玄說 “陽氣興盛就會長期乾旱。山川百源，是能夠產生雲雨的地方。眾多水流產生的地方是百源，一定要先祭祀最根本的。雩，是感嘆求雨的祭祀。雩祭上帝，說是在南郊祭壇的旁邊，祭祀五精之帝，用先帝配祀。從靴鞟到祝敔類樂器是演奏盛大的音樂祭祀，其他的雩祭衹用歌舞。諸侯、卿、士，古代的上公以下，指的是勾龍、后稷之類。《春秋傳》說龍出現時舉行雩祭，最正式的雩祭應當在四月”。王肅說“大雩，是求雨的祭祀。《春秋傳》說龍出現時舉行雩祭，指的是四月。如果五月六月大旱，也用雩祭，《禮》是在五月裹寫明雩祭的意思”。晉永和年間，中丞啟奏，雩祭禮制足在國都南郊建壇，祈求上帝諸侯神靈，用八列六十四個童子跳舞，歌唱《雲漢》詩，都是在孟夏。得到雨水，用太牢回報。當時博士建議，說原來有祭壇，漢、魏卻另加探討。《月令》說“命令主管官吏祈求祭祀山川百源，就是大雩”。又說“於是命令各地雩祭諸侯、卿、士的神靈”。那么大雩所祭祀的，衹應當是五精之帝罷了。勾芒等五位神靈，既然是五帝的助手，依據鄭玄的說法，應當在庭中配祀。鄭玄說“雩祭壇在南郊祭壇的旁邊”，而沒分辨東西。據查有關地的法則是崇尚右，雩祭壇較郊祭壇地位要低，理應在左邊。應當在郊祭壇的東面，壇場的外邊建築雩祭壇。既然是祭祀五帝，那么雩祭壇的形狀應當是圓的。查考雩祭壇的高度廣度，《禮記》、《春秋傳》沒有明文，依據《覲禮》設定上下四方神明祭祀，築祭壇高四尺，使用珪璋等六種玉器，禮拜天地四方神明，帝王率領諸侯親自禮拜，為的是教人崇敬至尊。雩祭五帝，大體上可以仿照。就是說現在修築祭壇應當高四尺，其廣度應以四圈為限，直徑四丈，周長十二丈，分四層。陳列五帝的神主，各依照其方位，就像在明堂的禮儀。皇查用世擔在明堂配祀五帝，現在也應當在雩祭壇配祀。古代初春時舉行郊祭祈求穀物長勢旺盛，初夏時舉行雩祭祈求雨水好，兩種祭祀雖然不同，可目的是一樣的。禮制中衹有冬至曰回報上天，起初沒有得到雨水後酬謝帝。現在雖然缺少冬至目的祭祀，然而南郊祭祀兼有祈求報答的禮儀，按理不容許另外有酬謝報答之類活動。禮祀郊祭天帝。所崇尚的是節省費用，周祭祀靈威仰像后稷一樣，各用一頭牲畜，現在祭祀五帝、世祖，也應當各用一頭牛犢，此外完全依照南郊祭祀的禮儀。逮皇童時喪期未完，自然可以不演奏盛大的音樂。至於天旱時歌舞雩祭，大概是表達感嘆之意，既然不是存心歡樂，這就不算是涉嫌。其他如祝史宣讀祭辭，衹是祈求上天神靈恩澤罷了。禮制中雩祭歌舞是不能缺少的，現在的女巫，都不練習歌舞，臨時演練，恐怕無法儘快熟悉。依照晉朝的意見，使用童子，或許是一種適當的選擇。司馬彪《禮儀志》說雩祭穿黑衣，大概是崇尚陰的意思。現在祭服都是黑色，差不多沒有什麼改變。祭祀中歌唱的詩，以及各種供品，就讓主持者搜求置辦。皇上聽從了這個意見。
隆昌元年，主管官吏上奏，眾人商議明堂祭祀，都主張用世祖配祀。國子助教謝曇濟建議：“依照《祭法》郊祭和祖宗祭祀，都是莊嚴的祭祀。鄭玄注的意思，也是根據二者共享奉祀。應當用祖和宗兩人配祀，讓文、武雙雙受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逡之認為應當用世宗文皇帝配祀。祠部郎何佟之建議：“周代的文王、武王還推讓后稷配祀上天，認為文皇帝應當推讓世祖配祀帝。雖然是讓尊祖去配祀了，但對聖上父親也是個榮耀。”左僕射王晏的建議，認為“如果採用鄭玄的祖宗是通稱，那么生前建立功德，死後留下尊稱，歷代配祀帝的，何止兩位?現在祖宗配祀上帝，應準許用世祖，如果百代不改，明堂豈不變成了文廟!”下韶說“可以”。到永元二年，何佟之又建議說：根據《祭法》“有虞氏諦祭黃帝郊祭學，以顓頊為祖，以堯為宗”。“周人檣祀學而郊祭稷，以文王為祖，以武王為宗”。鄭玄說 “碲、郊、祖宗，是說祭祀時配祀。這柿是指在圜丘祭祀吳天。在南郊祭祀上帝叫郊，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叫祖宗”。“郊祭是祭一個上帝，而明堂祭祀五帝，德行小者配少的，德行大者配多的”。王肅說“有祖宗之名的廟不毀棄”。如果真像王肅說的，殷商有三祖三宗，都不應該毀棄，為什麼衹稱盪、契況且帝王的後人還在，舜會寧願為堯、題垣立廟，可世間相沿祭祀他們了嗎?連主查用直擔配祀叄歧，到漢武帝設立明堂，又用高祖配祀，一個人兼做兩處配祀，有違於聖典。自漢明帝以來，沒有再造樣做。所以明堂沒有兼做配祀的。我私下認為先帝應將二帝列為祖宗，為高宗建新廟，與世回一起作為一般配祀，以此申明聖主尊父之義。先帝相對於逮皇童，論倫常次第是弟弟，論道義尊卑是臣下，設配祀的位置，應該在世擔下面，二人並列，都面朝西。
國子博士王搞建議：“《孝經》‘周公郊祭用后稷配祀天，在明堂宗祭文王配祀上帝’。沒說武王。另外《周頌》‘《思文》，是用后稷配祀天，。‘《我將》，是在明堂祭祀文王’。有關武王的內容，祇有《執競》說‘祭祀武王’。由此周代宗廟祭祀武王詩，更知道明堂沒有武王配祀。”何佟之又建議：《孝經》記的是周公攝政時的禮儀，《祭法》記的是成王歸位後所實行的禮儀。所以《孝經》以文王為宗，《祭法》以文王為祖。另外孝順沒有比用尊敬的父親配祀天更大的了，這說的就是周公自己，查考此中旨意，難道能相對於成王說嗎?如果《孝經》所說的，的確是成王所實行的，那就是尊敬祖，怎能說尊敬的父親呢?而且《思文》是周公用后稷配祀天的樂歌，《我將》是文王配祀明堂的樂歌。如果按照王搞的說法，那么這
二篇，都應該在成王歸位之後。請問周公祭祀后稷、文王，用什麼樂歌?另外《國語》說“周人諦祭學郊祭后稷，把文王作為祖，把婁工作為宗”。童周說“因公時，把塞工作為宗，其後改為把文王作為祖，把武王作為宗”。查考文王是因為文治而被奉為祖，逮王因為武功而被奉為宗，想表明文王也有大德，武王也有大功，所以鄭玄注釋《祭法》說“祖、宗說起來是相通的”。因此《詩經》說“吳天已有旨命，二後承受它”。注說“二後，是文王、武王”。而且明堂的配祀，有單個的也有一起的。所以鄭玄說“四季在國都郊外迎候上天之氣，祭祀一帝，回到明堂，順便祭祀一帝，則是用文王配祀”。表明一位賓客不容有兩位主人。“在明堂享祀五帝，一般就用文王、武王配祀”。“泛”的意思，是指沒有具體對象。既然禮儀盛大，所以祖、宗都配祀。
眾人商量以何佟之的意見為準。下韶說“可以”。
太祖做齊王，依據舊制設立五座宗廟。即位之後，設立七座宗廟。廣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陰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共是七廟。建元二年，太祖親自祭祀太廟六房，遵照禮儀，叩拜完畢，接著到昭後廟室前，根據禮數應當倚門而立，皇上內心猶疑，想讓廟裹的執事去做，又想讓諸王代替祝令在昭後廟室前執爵主持。向彭城丞劉織問這事。劃職回答說：“如果都不到昭後的神座前，我認為太薄情。廟裹的執事就是代替皇上執爵祭奠，可祝令地位卑下，恐怕諸王不會願意代替他們。舊的廟祭儀式中諸王可以兼任三公親自主持，我認為這樣比較合適。”皇上聽從了。
等到太子穆妃去世，哭祭完畢，拊祭於太廟陰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去世，哭祭完畢，拊祭於太廟陰室。太祖崩，毀掉廣陵府君神主。鬱林王即位，追尊文帝，又毀掉太中府君神主，停止祭祀淮陰府君。明帝即位，恢復原狀。等到明帝崩，咐祭於太廟，因為和世祖是兄弟，所以不區分世次．
史臣曰：先儒解釋宗廟的含義，根據高祖以下五代後親情斷絕，所以與自己有親情的祖廟有四輩。周代把后稷作為始祖，文王、武王作為遠祖，所以說周王立七個廟。夏禹沒有始祖，商湯不把契作為先祖，夏立五廟殷立六廟，其數字與此相符。漢代設立宗廟，違背經典古制。匡衡、責魚、墓邕等人，空有遷移毀棄的議論，長達四百年，竟然沒有完善的制度。魏代初年，宗親之廟衹有四代，吳國、蜀國的宗廟祭祀，失禮的地方已經很多。晉採用王肅的意見，把文帝、景帝作為一代，向上到征西，實際是六個廟。查考其用意，不區分兄弟長幼，應當是為君主立廟，所以同輩可以在七廟相容。等到楊元後崩，征西的廟沒有毀掉，就知道沒把楊元後列入世次。宗廟有七座廟室，可神主之數滿八個。江左賀循提議以後，弟弟不繼承哥哥的帝位，所以宗廟的世次必定限制在七輩，神主則沒有一定的數字。宋代中央最初設立五廟，把臧後列入宗廟。依據禮義要求，宗親的廟也就是四個。在禮義上反而與鄭玄的意思相合，不是說按照王肅的意見。白此以後，就沿襲舊的制度。夫妻是半道結合，不是在宗族中世代延續的，好比是對下祭祀夭折的嫡子，與宗廟的數量無關，如果都到祖廟，禮義上沒法解釋。如果照伊尹的話，一定要到七代，那么兒子為昭孫子為穆，不列入婦人。如果依鄭玄的說法，宗廟有親人的稱謂，妻的意思是齊，豈能說是胡亂的祭祀。況且照閎宮的品德，周代七廟沒有列入並不就是定數，楊元後享祀，晉代成為八廟也沒什麼損害。現在說的七廟，實際祇有六代神主享祀，致使承受天命的國君，造福後世的制度不能完善。如果說太祖沒有列入，那昭穆的數字如何維繼，因此禮官應該謹慎。
末泰豫元年，明帝去世，博士周洽建議：“暫行制度：居喪期間，帝王不親自主持四季的祭祀。”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根據晉中朝《諒閻議》陳述說：暫行法典實行之後，喪禮就被取代了，事情興於漢代，可是起源很早。殷商王室居喪，沒有喪服之名，周王除去喪服，衹要舉行宴飲娛樂就會被譏笑。《春秋》的禮義，繼位的國君過年後即位，預告就要朝見天子聘問進獻，《左傳》說“凡是國君即位，卿要出訪各國，重申舊的友好關係”。又說 “諸侯即位，小國要前來訪問，繼續結好示信，謀劃事情彌補缺漏，這是禮重要的內容”。至於居喪期間謀劃婚事，三年喪期未完就舉行諦祭，齊歸居喪期間仍舊打獵，杞公居喪不終止奏樂，都導致譏諷批評，應作為明鏡引以為戒。從這些記載來說，朝見、聘問、祭祀等典禮，哭完了之後就要準備舉行，婚姻、諦祭、打獵、奏樂等事情，三年之後再舉辦，通暢堵塞，興盛廢弛，各有緣由。又據《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都稱武王去世，成王繼位，第二年六月安葬之後，周公為成王加冕而且朝拜祖宗，會見諸侯，命令祝雍創作頌詞。襄王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去世”，十六年正月“安葬晉悼公”．平公即位之後，“更換喪服儆戒百官，祭於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說，天子去世，國君去世，就要祝告移取各廟的神主藏到祖廟中，這是禮。終止哭泣事情完畢後，各位神主仍遷回自己的廟”。《春秋左氏傳)“凡是國君哭泣完畢就要拊祭祖廟，拊祭祖廟之後要特別對其神主祭祀，在祖廟中蒸祭、嘗祭、棉祭”。先儒說“特別向其神主祭祀，是指在廟寢中單獨用喪禮奉祀新去世的國君神主，不同於吉禮。在祖廟內蒸祭、嘗祭、稀祭，是終止哭泣事情完畢，各廟的神主，各遷回自己的廟中。而一年四季的祭祀，就都是吉禮。三年喪期完畢，在祖廟中舉行吉禮的碲祭，升入諸位神主之列，確定新的神主之位”。凡是這些意見，都寫在經典誥命，史冊中很清楚，所以晉、宋沿襲，都遵照從前的制度，終止哭泣，因身負國家重任除去喪服，親自主持祭奠，一切按照禮義，內心和洽。及至泰豫元年，禮官提議，皇上不應親自主持祭奠，就引用了“居喪三年的制度從天子以下都是通行的”。又依據《王制》聲稱“三年喪期內不祭祀，衹有祭祀天地社稷，可以破例舉行”。豈不知所謂從天子以下通行，本來就存有至情，安葬之後脫掉喪服，因為事情要權宜處理，放棄喪服穿上皇袍，奉祀盡孝應加以申明，“越紼”的意旨，是指事情在未安葬前施行，哭泣終止之後，還有什麼“紼”可越?再依照范宣問難杜預，譙周論士人祭禮的意見，都不再是明確的根據。晉武帝服喪，每每存有平息悲哀的想法，不完全依照服喪禮制，至於一年四季的祭祀，大都以哀痛不能承受為由，沒有馬上改變舊的制度。南遷江左以來，通儒碩學經歷得多了，但都謹守舊制不加改革，禮義豈不是空有其名。再就心情來說，公卿大夫，要親臨官署處理政事，新年伊始，要會見各國使節，雖然樂器停止演奏，可是懸掛樂器的木架仍充斥庭院，用情比恆久的悲哀要深，可是行跡被凡俗的禮制所貶抑，怎能說他們的內心能平靜，是為了國家的緣故。宗廟祭祀，首先是孝敬，怎能容許其他祭事都籌備舉行，惟獨這一典禮廢棄呢?就是必須要廢棄祭祀，那應該三年一直空缺，然後恢復舊制，可是主管官吏整頓禮制，進退不一，更加違背典制初衷。我認為應該依舊山皇上親自奉祀。皇上聽從了這個意見。
永明九年正月，詔令太廟四季的祭祀，進獻宣帝面起餅、鴨腔，孝皇后筍、鴨蛋、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肉膾、菹羹，昭皇后茗、柵、炙魚，都是他們喜歡吃的。起先是世祖蘿見太祖說：“宋代的各位帝王曾在太廟裹向我要吃的，可另為我建祠廟。”皇上於是敕令豫章王妃庾氏四季定時回青溪宮舊宅，宅內合為一堂，供奉二帝二後，犧牲服制，採用家人的禮儀。
史臣曰：漢代的宗廟，分布在郡國，有所求才祭祀已經褻瀆了神靈，依據情分又疏遠了。雙層房檐的祠堂陵寢，不可建在一起，所以先儒抗議，認為這是遷移毀棄。光武帝承繼漢王朝，南蛆晝以上四代，另外在壹陸祠祀。建武三年幸臨疊醫園廟就是證明。張沖《南都賦》說“宗廟肅穆幽靜”。從明帝到章帝、和帝，每次幸臨章陵，就到舊宅祭祀。建安末年，曹魏設立宗廟，都在翅都。魏文帝姜翅二年，這屋宗廟沒有建成，親自在建始殿祭祀鴦童，採用家人的禮儀。世祖生髮漢明帝一樣的夢，開始在舊的宮殿祭祀，既表明了孝敬奉祀，在禮義上也與從前的制度相合，也是一時的盛事。
丞塱六年，太常丞坷迺之建議：“現在祭祀有生魚一條，乾魚五條。《少牢顱食禮》說‘主祭者獻上魚、臘、膚，用十五條鮒魚’。上邊既然說‘臘，，下邊必然是‘鮮’。其數宇應該相同。稱‘膚，足以知道鱗皮沒有毀壞。《禮記》說‘用乾負祭祀叫商祭，用鮮魚祭祀叫艇祭，。鄭玄注‘商，量；艇，直，。查考‘商’的意思是裁割，‘艇’的意思表現在完整。賀循《祭義》還是用魚十五條。現在鮮的就減省了，乾的全部用。我認為應該乾、鮮各兩條幹的稍微切斷頭尾，表示保存古義。”國子助教粟惠度建議：“《禮記》稱崇尚玄酒加工腥魚。玄酒不能多，鮮魚照理應節省。乾魚五條，是因為其加入了人工，可以效法五味，象徵五種等級的酒。現在要乾、鮮魚各兩條，禮義上沒有依據。”何謹之的建議未能施行。
永明十年，韶令已故太宰褚淵、已故太尉王儉、已故司空柳世隆、驃騎大將軍王敬則、鎮束大將軍陳顯達、已故鎮束將軍李安民六人，配祀太祖廟庭。祠部郎何謹之建議“功臣配祀，宋代屢次實行，查檢其中遣事，題名列位，都寫明封蹭的官爵、謐號及名字，文中不稱神主，衹是設一個板。《白虎通》說‘祭祀有神主，孝子用它系住自己的心’。據此而言，升入廟堂配祀，不容許有神主。宋時板的尺度，已不復存在。現在所製作的，大小厚薄像尚書召板，是為了符合其本意”。主管官吏召集的太廟舊人也說見到的宋優功臣配祀座位板，與尚書召板相似，事情見於《儀注》。
永明十一年，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題、侍中坦胤陳述：“已故太子拊祭太廟，既然從前沒有標準。查檢宋元後舊例，太尉行禮，太子與太尉一起跪拜。臣等商議，擬依照從前的制度。太常主持太廟神位，太尉主持拊祭禮，太孫跪拜，都與他一起，正式典禮完畢之後，在陰室的祭祀，太孫應該親自進奠。”皇上下詔說“可以”。
建武二年，主管官吏上奏景懿後遷入新廟的車服儀制。祠部郎何佟之建議說：《周禮》中王的六等服裝，大裘等級最高，袞冕其次。五等車，玉輅等級最高，金輅其次。皇后的六等服裝，樺衣等級最高，褕翟其次。首飾有三等，副等級最高，編其次。五等車，重翟等級最高，厭翟其次。上公沒有大裘、玉輅，可上公夫人有副以及諱衣，因此《祭統》說“夫人穿戴副及諱衣站在束房”。另外鄭玄說“皇后有六等服裝，衹是上公夫人也有諱衣”。《詩經》說“乘坐翟弗上朝”。鄭玄認為翟蕘即厭翟，是侯伯夫人入廟乘坐的。現在上公夫人的副及褲衣既然與皇后相同，那么乘坐的重翟或許沒有不同。況且景皇懿後在禮儀上處九等官爵中最高之位。而且晉朝太妃服飾的禮制，和太后相同，宋代皇太妃衹是沒有五牛旗這點是不同的，她們的外侍官有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別跟隨在前部後部，與王相同；內官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儀仗與太后相同。另外魏朝的晉王，晉朝的宋王，都設定百官，仿效天子朝廷。至於晉文王去世還稱薨，太上皇稱崩，那是禮儀超出了王。所以前面商議景皇后完全依照近代皇太妃的儀制，那么侍衛隨從車駕都不能不同，皇后乘坐重翟，也是無可置疑的。查檢齊初神主遷廟，宣皇神主乘坐金轄，皇帝親自奉祀，也乘坐金格，先去舉行完典禮，仍舊陪從神主到新廟，現在應當依照。採納了這個建議。
丞台元年，主管官吏商議是否應到宗廟參拜祖先。尚書令徐孝嗣建議：“繼承帝位的君主即位，都沒有到宗廟參拜祖先的記載，宗族繁衍繼承祖業，才有虔誠地謁見宗廟祖廟之禮。”左丞蕭琛建議：我聽說恭敬地拜謁自己的祖先，這一禮義明白地寫在《商書》中，朝拜武宮，事情光大於晉朝史冊。哪有登臨尊崇的帝位，承受天命繼承王業，卻不虔誠覲見祖宗，來到太廟。《毛詩．周頌》篇說“《烈文》，是成王即位管理國家，諸侯協同祭祖”。鄭玄注說 “新王即位，一定要用朝拜享祀之禮祭祀祖宗，秉告繼承帝位”。另外一篇說“《閔予小子》，是繼位國君朝拜宗廟”。鄭玄注說“繼位國君是指成王。除去為武王服的喪服，將要開始即位管理國家，朝拜宗廟”。如此看來隆盛周代法典，嚴明綱紀，身為嫡子居於帝位，沒有比得上成王的。另外兩漠由太子繼承帝位者，西京七位，束都四位，其中昭、成、哀、和、從五帝，都拜謁宗廟，有關內容載於漢代史書，其他惠、景、武、元、明、章六帝，前代史書沒有記載他們拜謁宗廟的事，或許是史書偶爾有闕文，道理上沒有其他解釋。議論者說皇上早在束宮做太子時，已經向祖先表示了敬意，終止哭泣之後，當即親自主持正常的祭祀，造就是在宗廟拜見祖先了，所以沒有另外拜謁的禮制。我認為不是這樣。作為太子在束宮時，也隨從參加郊祭，如果說以前的虔誠可以代替後來的恭敬，新朝代創始，就無須再有配祀上天的祭禮了。如果認為親自主持正常祭祀後，再到宗廟拜見是重複，可是從漠到置，庶子繼位，都到宗廟拜謁，既然同是有了祭禮，為何衹有庶子繼位舉行繁雜的禮儀?而且晉成帝鹹和元年改年號後，拜謁宗廟，鹹康元年加冕，又重新拜謁。時間上沒有換君主，還不懷疑兩禮重複，何況地位上隔為君臣，卻衹用一次拜謁追祭禮敬。應當繼承遙遠的周、漢的盛大儀范，黜棄近代置、塞的乖異禮儀，朝拜一次宗廟表現的誠信，會迅速傳遍萬國。奏議被許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主管官吏上奏：“本月三，臘祭太社稷。一日日月相會，在齋戒期內發生了食，不知道對社祭有沒有妨礙?官署沒有先例依照。”尚書令王儉建議：“《禮記．曾子問》‘天子舉行嘗諦郊社等五禮範圍的祭祀，籃簋等祭器已經擺好’，衹有遇到天子或皇后的喪事才廢止。到正當祭祀的那天，發生火災以及Et食就停止。查考擊鼓獻祭，由來久遠，可是籃簋等祭器剛擺好，沒有問到。據此來說，齋戒第一天，趕上輕微的日食，就不應當廢止祭祀。另外初平四年，士孫瑞建議因食廢止冠禮而不廢止郊祭，朝廷的議論採納了這一建議。王把天地作為父母，郊祭社祭沒有不同，造就是先例，我認為不應廢止。”下詔說“可以”。
丞塱十一年，兼祠部郎包工駐建議：據《禮記．郊特牲》“社祭祭土而以陰氣為主，國君面向南立在社壇北牆下，其意是對著陰面”。鄭玄說“答好比是相對”。“北墉，是社祠內的北牆”。王肅說：“陰氣向北，所以國君面向南與之相對。答之就是與之相對的意思。”由此可知古代祭社，面向北設定神位，齋官面向南，是很清楚的。近代沿襲，帝社朝南，太社及稷壇都朝東，齋官的位置在帝社壇北，面向西，在神位背後行禮。又稱稷為稷社，非常違背禮的本意。卻不知在何時弄錯，追溯其中道理應當不久。我認為皇齊改變前朝文物制度，禮樂都應更新，中原的神靈，沒有比社神更尊貴的，如果仍舊沿襲前代的錯誤，恐怕有損盛大的典禮。認為二社，說起其字義是不同，若論其神靈則是相同的，神位都應朝北。稷神如果朝北，就變成了相互背離。稷是百穀的總神，不是陰氣之主，應依照先前朝束。齋官站在社壇東北，面向南站立，束是上位；各位執事面向西站立，南是上位。稷依據禮沒有異名，現在如果要尊崇，正可以命名為太稷，怎能說是稷社呢?臘祭太社日期臨近，可依照所奏請的事情處理，改定禮儀制度。
儀曹稱治禮學士的意見是：《郊特牲》又說“國君面向南，是與陽相對；大臣面向北，是與國君相對”。如果認為陽氣在南，那么神位應朝北；陰氣在北，那么神位應朝南。現在南北郊祭，一律限定朝南，皇帝持黑瓚站在台階東部面向西，由此知道祭壇與陰陽無關，設定神位又怎能拘限於南北。眾位神靈小的祭祀，大都限定面向南，供奉的時候，面向北行禮大概是想申明神靈的尊貴，表示追求陰幽的含義。魏秦靜讓另外建設社稷，說自漢代以來，相沿朝南。漢離周年代隔得不遠，鄗城荒廢的房基，商丘殘餘的樹，應還有遣存，迷失祭壇方位，沒到現在這樣，博學的儒者知識通達，不認為是錯誤。庾蔚之從前已有這種意見，後來徐爰、周景遠都有不同意見，仍舊沒有改變。
何佟之建議：提出的辯駁引述國君面向南與陽相對，臣下面向北與國君相對。敢問“答”的意思，是相對?還是相背?如果相背則在社神位面向南，國君也面向南，可以同提出的辯駁相符。《郊特牲》說“臣下面朝北與國君相對”。又成了國君與臣下相背。現在說國君朝南臣下朝北，如照前面解釋“答”的意思，那么國君朝南就不能稱為“答”，《禮記》怎能說祭社時國君朝南“答”陰面呢?社神如果朝同一方向，那么國君也應當面向西，為什麼在社祭時面向南?在效祭時面向西呢?我的解釋不是如此，《禮記》說，國君面向南與陽相對，這是表明朝廷集會的時候，昌盛的陽氣在南，所以國君面向南與之相對，猶如聖人面向南聽政，向著光明治理國家的意思，怎能是祈求祭祀天地的太陽呢?由此可知祭社時神位朝北，國君與之相對所以朝南；祭天時神位朝南，國君與之相對應當朝北。現在皇帝持黑瓚站在台階東面向西，這大概是進入祭場的另外一個位置，不是應接相對時的位置。據《禮記》說“社祭為的是神化地”。又說“社祭祭祀地而主陰氣”。又說“不聽從命令，在社壇處死”。孔安國說“社祭主陰氣，陰氣主肅殺”。《傳》說：“日食，在社祠擊鼓”。杜預說“是譴責各陰氣”。社祭執掌陰氣的強盛，所以朝北設定神位，以照其本意。其他的祭祀雖然也與土地祭祀同樣尊貴，可是不具這種意義，所以神位的朝向不同。不能看到其他的陰祀神位不朝北，便說社祭神位應當朝南。據《周禮》祭社時神位朝南，國君追求陰幽，應當面向北，可是《禮記》說國君面向南，這與相對陰氣的意思，追求陰幽的言論不違背嗎?魏臨時用漢的社壇，社壇、稷壇同在一處，共用一個門口，稷壇在社壇北面，都不是古制。後遷到皇宮南面，自當是遵照禮制。如果像秦靜說的這樣，就是顯示漠代的社祭失去了周代的法度，可以看到漠代的舊事。當時祭社神位朝南，不知出自什麼史籍。就是依照議論者提出的秦靜所說的祭社位置朝向仍依漢代舊的法度，漢代又是沿襲周代的成規，因而不用更改，那么社稷三座祭壇，都應當朝南，現在為什麼改帝社朝南，泰社及稷都朝東呢?
治禮學士又向何佟之問難，總共往返了三次。到建武二年，主管官吏提出：“治禮學士沒有明確的根據。”何佟之的建議才實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上奏說：據《周禮．大宗伯》“用蒼璧祭天，黃琮祭地”．鄭玄又說“都有犧牲繒帛，各依照祭器的顏色”。此可知在圓丘祭天用黑牛犢，在方澤祭地用黃牲畜。《牧人》說“凡是陽祀都用臍牲畜，陰祀都用黝牲畜”。鄭玄說“醉，赤色；黝，黑色。陽祀，指南郊祭天以及宗廟祭祀。陰祀，指北效祭地以及社稷祭祀”。《祭法》說“在泰壇焚燒木柴，是祭天；在泰折挖坑掩埋祭品，是祭地。用赤色牛犢”。鄭玄說“祭地是陰祀，用黑色牲畜，與祭天一樣都用牛犢，所以連在一起說了”．由此可知這裡祭祀天地就是南北郊祭。現在南北郊祭都用玄色牲畜，另外明堂、宗廟、社稷祭祀都用赤色，輿從前的禮制不符。另外鄭玄說“在明堂祭祀五帝，勾芒等配祀”。自晉以後，把圜丘併入南郊，因此郊祭壇陳列五帝及勾芒等的神位。現在明堂祭祀五方之神，更是缺少五神的神位，北郊祭祀地祇，卻設定重黎的神位，乖舛不一，恐怕有損盛大的禮典。
前軍長史劉繪議論說：“《論語》說‘牛犢是赤色而且長著整齊的角，即便不想用於祭祀，山川之神難道會捨棄它嗎，不知道山川之神應當是陰祀不?如果屬於陰祀，那就輿用黑色不符了。”
何佟之又發表議論：“《周禮》以祭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祀，祭山川為小祀。周人崇尚赤色，自四望以上用的牲畜，各依照其所處方位，因為這些祭祀很重大，應當遵從本色。祭山以下的祭祀，沒有記載牲畜的顏色，因為這些祭祀規模小，依照它們崇尚的顏色。這樣《論語》、《禮記》的兩種說法，怎么不相符?”眾人商量認為合適。採納了這一意見。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提議說：聽說凡是聖明帝王治理天下，沒有不尊奉天地，崇敬月的，所以冬至日在圓丘祭祀天，夏至在方澤祭祀地，春分祭，秋分日拜月，為的是教誨目姓事奉國君的道理，教化下尊敬上的道義．所以《禮》說“王一定要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為兄。以月為姊”。《周禮．典瑞》說“王腰插大圭，手持鎮圭，用五色絲繩繞五圈裝飾朝拜曰”。屋邈說“天子在春分曰祭，秋分曰拜月”。《覲禮》“天子出束門之外拜曰”。盧植“朝拜曰是在立春”。鄭玄說“端應當作冕，朝拜是春分的時候”。《禮記。朝事議》說“天子頭戴禮帽，手持的鎮圭，有一尺二寸，率領諸侯到柬郊朝拜，為的是教導國民尊奉天尊”。所以鄭玄知道在這裹端是作冕。《禮記．保傅》說“三代的禮制，天子春天早晨祭，秋天傍晚拜月，為的是表明有所尊敬”。而沒有說明所用的確切時辰。馬融、翅玄說是用春分、秋分，盧植說是用立春。我認為日是太陽的精靈，月是太陰的精靈。春分時陽氣剛在上升，秋分時陰氣正向上長。天地是至尊，要在節氣開始時祭祀，所以在冬至、夏至祭祀；曰月在禮儀等級上次於天地，所以在春分、秋分朝拜。有一定的道理和根據，這樣馬融、鄭玄的話就符合其本意。漢代是清晨祭，傍晚拜月。魏文帝下詔說“《覲禮》中天子在東門外朝拜，返回後祭祀上下四方神明。《朝事議》說天子頭戴禮帽，手持鎮圭，率領諸侯到束郊朝拜日。由此而言，大概在諸侯朝覲時，天子祭祀上下四方神明，因而率領諸侯朝拜曰。漢改變了周的法度，各地王公不再進京朝覲，所以不再到東郊朝拜日，這是符合禮的變化。然而早晚常在宮殿下向東朝拜曰，其禮儀太煩瑣。現在採用周代春分祭的禮儀，減除漢代每朝拜的儀式，又沒有諸侯朝覲的事，不去束郊祭祀，現在正殿就是舉行朝會儀式的場所，宜每每在春分之於正殿祭曰。至於祭月，其文不明。這事大家還沒有商議提出意見”。魏秘書監薛循請求發表意見說“過去朝拜在春分，祭拜月在秋分。根據《周禮》朝拜沒有固定的期，鄭玄說要用春分、秋分，所以就施行了。秋分的傍晚，月多潛藏在東方天際，卻向西方祭拜，背離實際太遠了。我認為朝拜應該在仲春的朔日，祭拜月應該在仲秋的朔”。淳于睿反駁他，引用《禮記》的話“在東方祭曰，在西方祭月，端正它們的位置”。《周禮》中在秋分閂拜月，一直在歷代實行。向西拜月，雖然似乎背離實際情況，但也好比月掛中天卻在坑穴祭祀，不再說是背離月亮。據《禮器》記載“劃分早晚必須依照月的運行”。鄭玄說“出東方，月出西方”。又記載“大明生在東方，月生在西方，這是陰陽的區別，夫婦的分位”。鄭玄說“大明，就是曰”．由此可知朝拜向東，祭拜月向西，這大概是各依據自己的方位所在。好比天子東西巡遊，可是朝廷的百官以及被授予宮職的人，還是向北朝拜，怎么能因為背離實際就懷疑呢?我認為魏代所實行的制度，非常符合禮義增刪的本意。晉代初年毀棄圓丘方澤，停止了冬至夏至祭祀天地的禮儀，春分秋分朝拜曰月的儀式，也被替代失去了本意。江左南朝草創，舊的典章制度大多未能健全，宋代沿襲前朝，沒能恢復古制。我們皇齊承受天命統治天下，禮典教化都要更新，我認為應該讓盛大的禮典在昌盛的時代施行，春分曰在宮殿庭院的西部，面向東朝拜，秋分日在宮殿庭院的東部，面向西祭拜月，這就是所謂必須依照曰月的運行端正方位的意思。使各地前來觀摩教化的人，沒有不高興而且讚美的。天子祭天的禮服不裝飾旒藻，大概是依據上天極端質樸的本質，朝拜日不能像祭祀吳天一樣用質樸的禮儀，所以戴玄色禮帽裝飾三條旒。近代祭祀天，穿袞衣禮帽裝飾十二旒，極盡花紋色彩的美麗，造就是古今禮制的變化了。祭祀天與朝拜曰，既然禮服應有所不同，近來天子在小型的朝見中，穿戴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這是本朝等級低於袞冕的禮服，我認為應當穿戴這套禮服祭拜日月，它非常適合祭祀等級的依次降低．我不在禮局任職，輕率地上奏盛大的禮典，確實是越權，低頭追想起來極端慚愧。皇上聽從了這一建議。
永明三年，主管官吏陳奏：“明年正月二十五丁亥，可以祭祀先農，當天御駕親自耕田。”宋元嘉、大明以後，都是在立春後的亥曰舉行，尚書令王儉認為在亥日舉行籍田禮，經傳中沒有文字記載，交給下面詳細商議。
兼太學博士劉蔓建議：“《禮》記載，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在這月的吉舉行祈谷禮，又選擇吉利的時曰由皇帝親自主持籍田禮。盧植說禮中的辰、日是相通的，曰，是從甲至癸；辰，是從子至亥。郊祭天是陽祀，所以用日。籍田禮是陰祀，所以用辰。陰祀禮卑下靠後，一定是居於末位，亥是辰的最末位，所以<禮記》稱元辰，注說吉亥。另外根據五行學說，木生在亥，在亥曰祭祀先農，也符合其意。”
太常丞何謹之建議：“鄭玄注說‘吉利的時日，大概就是郊祭之後吉利的亥曰’。亥，是辰中的水位，凡是農墾種植，都存有濕潤之意。五行學說認為十二辰組成六個相合，寅與亥相合，正月在束郊耕田，是取月建與日辰相合。”
國子助教桑惠度建議：“查考鄭玄把亥日作為吉利時曰，陽生在子曰，吉利起源於亥日，選取屬陽的吉曰創造萬物，亥又屬水，代表十月，五穀依賴其滋潤而成熟。”
助教周山文建議：“盧植說‘元，即吉利。郊祭天是陽祀，所以用曰。籍田禮是陰祀，所以用辰’．蔡邕《月令章句》解釋元辰說‘曰是乾，辰是支，祭祀天用曰，祭祀地用辰。”
助教何佟之建議：“《少牢鎮食禮》說‘孝孫某某，明日丁亥，用年節禮祭祀皇祖伯某某’。注說‘未必衹有丁亥日，衹是舉一天來說明罷了。祭祀太廟的典禮在丁亥日，如果不用丁亥日，就用己亥、辛亥曰，衹要有亥就可以，。鄭玄又說‘必須用丁、己，是取其美名。選用的是叮囑、改變的意思，都是表示尊敬’。如果這樣，丁亥衹是祭祀的日期，不足祭祀先農的專門日期。漢文帝在這天舉行籍田禮祭祀先農，所以後世的帝王相沿採用，沒有別的意思。”
殿中郎顧馬之建議：鄭玄稱是先舉行郊祭後的吉利時曰，可沒有說必須是亥曰的理由。盧植清楚子到亥是叫辰，但也沒有固定用辰的證據。漢代皇帝親自主持籍田禮，始自漢文帝，他的詔書說“農業是天下的根本，農事活動開始於籍田禮”。這衹是草就的詔令，沒有發現皇帝親自主持籍田的吉日。昭帝癸亥日在鉤盾管轄的皇家遊樂場地耕田，明帝癸亥日在下邳耕田，章帝乙亥曰在定陶耕田，另外辛丑日在壞耕田，魏的至巡照實寫明在辛未，不定在一辰，這是兩代的證明。推究晉的改變魏，塞的沿襲置，正是信服鄭玄的意見，沒有不同看法。班固排列亥位說“陰氣對應仲秋之月就應該收藏萬物，然而如雜有陽氣就會阻礙播種”。而且亥既然是屬水的辰，天性化育，播種要選取吉曰，就是這個意思圭匡厘排列醜位說“陰祀五帝輔助仲冬之月渲泄氣息萌生萬物。”排列未位說“陰氣受命，輔助君主在五月播種萬物，使它們長大茂盛”。因此還伐更選，重螻改用，參酌從前的用醜，確實都有依據。相互商議奏請用丁亥曰。下詔說“可以”。
建元四年正月，下詔建立國學，配置一百五十位學生。其中有爵位樂於入學的有五十人。學生十五歲上學，二十歲回家，收取王公以下包括三將、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領護諸府司馬諮議經除敕者、諸州別駕治中等、現在職以及罷職散官的子孫。選取的學生家離國都都不超過二千里。太祖去世，才停止。
永明三年正月，下詔建立學校，創建學堂，招收公卿子弟及員外郎的後代，總共配置學生二百人。當年秋季中期全都聚齊。主管官吏上奏：“宋元嘉年問的舊制，學生到校，先用釋奠禮祭祀先聖先師，另外有釋萊禮，不知道現在應當舉行什麼禮?用什麼樂和禮器?”尚書令王儉建議：《周禮》“春天入學，舉行釋菜禮，伴以樂舞”。《禮記》說“學校開學頭戴皮弁舉行釋菜禮，表示敬奉道學”。又說“剛入學，一定要祭祀先聖先師”。中朝以後，釋菜禮被廢，現在所實行的，衹是釋奠禮。使用的樂器禮器，都沒有明文記載。如仿效七廟祭禮就輕了，比照五禮就重了。陸納、車胤認為宣尼廟應依照亭侯爵位的禮儀；范寧要依照旦公廟，用王的禮儀；莖宣認為應當把他作為先師，而不要作為臣下，舉行釋奠禮那天，配備帝王專用的音樂。如此車、陸的主張就失之過輕，二范的主張又失之太重。喻希說“如果達到王的等級自己陳設禮樂，就是在最尊敬的場所濫行獎賞；如果要嘉獎、讚美先師，就是比附得不完備”。查考這一說法，符合情理。皇朝屈尊弘揚教化，用先師之位相待，如同上公，就事而言是恰當的。元嘉時建立學校典禮，裴松之提議應跳六佾舞，因為郊祭的樂舞尚未齊備，所以權且演奏登歌。如今樂器已經齊備，應該三面懸掛樂器演奏，跳六佾舞，犧牲物品及器具，全部依照上公。
這年冬天，皇太子宣講《孝經》，親臨釋奠典禮，御駕也親臨傾聽。
建武四年正月，下詔建立學校。永泰元年，束昏侯即位，尚書台依照丞塱年間舊事廢除學校。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說：古代建立國家統治百姓的帝王，必定把教學放在首位，用來節制邪惡的情感，禁絕世俗的欲望，所以能教化百姓裁製風俗，養成良好習性。因此忠孝純一，信義形成，禮讓實行，尊重學校教育，其目標是相同的。因此成均鮮明地記載在古代典籍，虎門顯赫地記載在前代經典。陛下聖明敦厚，承繼大業，現在皇命已下，廢除學校的訊息早就傳聞，恐怕觀覽國家盛德光輝的人，會有所議論。如果因為國喪的緣故應當廢除，當年漢成帝設立學校，白元始年間，一百多年中，未曾有短暫的廢除，其間也有國喪。而且晉逮童去世時，他設立的學校還是保存著，這些都是前代不因為國喪廢除學校的明確記載。丞塱年間因為沒有太子的緣故，廢除學校，這不是古制。查考國家設立學校，本意是興起教化導致國家太平，天子到學校諮詢商議，舉行祭禮。《禮記》說：“天子出征，接受祖先的旨命，接受學校擬訂的謀略。抓獲有罪的人回來，在學校舉行釋奠禮。”又說：“在太學設定三老五更之位贍養老人。天子袒露身體宰割牲畜，持爵獻酒，教育諸侯孝悌。”這學校是天子擁有國家的根基，或用其教化天下。所說的都是太學的事。現在所引用的太學並不是相反的證據。據我所見，現在的國學，就是古代的太學。晉代初年太學生有三乾人，多了之後就會雜濫，惠查時想分辨清楚，所以元康三年才設立國子學，第五等官品以上的人能進入國學。天於離大學到國學，是為了舉行典禮。太子離太學入國學，是為了以年齡大小相讓。分設太學與國學，這是晉代區別士庶，劃分貴賤罷了。然而貴賤士庶，都需要教育化成，所以國學大學兩者共存，不是因為有太子所以設立。因此把學校的興廢系在太子身上，這是丞塱時的重大失誤。巡崇尚儒雅，幾次廢置刑法，可是還道謝居三老五更位的老人，是因為進行教育的手段沒有精深。古代的教育，家庭有私塾，黨有庠，術有序，國家有太學，用諷誦相互切磋。現在的學校非但不應廢除，還應更加崇尚教化之道，依據古代制度，讓郡縣有學校，鄉間實施教化。請交予尚書台及太學、國學詳加審議。
主管官吏陳述。聽從了這一建議。學校最終沒有能夠設立。
丞塱五年十月，主管官吏上奏：“南郡王蕭旦皚舉行加冠禮，禮制中找不到從前的標準。”尚書令王儉建議：皇孫加冠的事，歷代都沒有規定，禮典中雖然有嫡子但沒有嫡孫，可是帝王位居正統，向下延及五代。如今南郡王是皇太子所生，確實是國家的後裔，加冕典禮，應該不同於各位藩王。據《士冠禮》，‘主人穿戴黑禮帽朝會禮服，主賓為成年者戴上帽子，贊禮者為其繫上帽帶，。鄭玄說‘主人，是被加冠者的父兄’。查考這裹說父親及哥哥，就是表明祖宗的存在，父親不是作為君主。《大戴禮記．公冠篇》說公舉行加冠禮自己作主人，四次加戴黑色禮帽，把卿作為賓客。這是表明繼位的國君以及帝王的庶子不能稱是繼位者。《小戴禮記。冠義》說‘在主人位上行加冠禮，是顯示被加冠者是傳宗接代的人。又在客位上行醮禮，三次加戴禮帽更顯示出尊貴，是勉勵其今後有所成就’。注說 ‘嫡子在束階主人位舉行加冠禮，庶子在房內舉行加冠禮’。《禮記》又說‘古代重視加冠禮，所以在宗廟舉行，為的是卑下自己尊奉祖先，。根據如上記載來說，更和鄭玄注釋《儀禮》的意思相合。因此中朝以來，太子行加冠禮皇帝親臨，由司徒為他加戴禮帽，由光祿贊禮。諸王行加冠禮，則是由郎中加戴禮帽，由中尉贊禮。現在如果和太子的加冠禮相同，就太重了；如果依照諸王的加冠禮，就太輕了。另外《春秋》的意思，‘不因父親的命令推辭君主的命令。《禮》載‘父親在此是兒子，君主在此就是臣下’。皇太子居於臣下、兒子之位，沒有專擅禮儀的道理。南郡雖然處於藩國之位，但不同於其他庶子的封地，應該讓其稟承朝廷的旨命，略微表示在束階主位舉行加冠的禮儀。晉武帝下詔說選、毯派遣使臣給諸王加戴禮帽，不是正規的古制。這大概說的是庶子、封王，應當依照公舉行加冠禮自己作主人的意思，至於國君的長孫，派遣使臣是可以的。應當派太常持節前往為其加戴禮帽，大鴻臚作為贊禮人，醮酒的禮儀，也由二入主持，祝酒、醮酒的文辭，按照經書《禮記》，另外撰寫，不依照藩國的常規禮儀。朝廷官員陪席拜賀，自然依照舊的制度。舉行典禮那天，朝廷內外二品以上的清官，都集中到止婁慶賀，並且到束宮南門遞送賀辭。另外一天送禮，宮中大臣也要登門道賀，如同進獻台省的禮儀。舉行加冠禮之後，限期拜謁宗廟，弘揚尊奉祖先的意義。這既然是大典，應該由通關八座丞郎並交給太學、國學詳細計議。
僕射王魚等十四人的建議都相同，並且撰寫了贊冠、醮酒兩種文辭。下詔說“可以”。祝辭說：“皇帝派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基為南遜王加戴禮帽。”祝文說：“占卜選擇期、賓客，舉行加冠典禮。拋棄你年幼時的心志，從此成就德業。親近賢者任用能人，隆盛大的福惠。”醮酒辭說：“美酒已清，嘉肴已滿。兄弟都在，親善恭謹，做出表率。永遠長壽，和睦安寧。”
丞塱年間，世擔因為婚禮奢侈浪費，命令諸王納妃妾，包括皇上的御妻和六宮妃嬪，依照禮制衹陪送棗、栗、股脩，加上香澤花粉，其餘的衣物之類都停送。即便公主出嫁，也衹是送禮給對方父母。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建議說：作為人倫的開始，沒有比冠禮、婚禮更重要的了，它們可以使儀表尊貴德業有成，締結兩姓歡好。世風因時代而興衰，古今有不同的準則，禮儀的繁簡，根據時代而有所不同。三次加戴禮帽的冠禮在士人庶民中已經廢棄，婚姻的六禮也衹局限在宮廷使用，雖然因襲不久，事情恐怕也難以馬上改變，可是大型禮典的關鍵之處，就是應繁簡適當。據《士冠禮》，三次加戴禮帽完畢，就要用醴酒寬待主持冠禮的人，寬待醴酒儀式衹有一次，所以醴酒文辭沒有二份。如果不寬待醴酒，那么每加戴一次禮帽就要有醮酒儀式，所以醮酒文辭有三份。王肅說“寬待醴酒本是古制，這是很重的禮節，用時鮮的酒，這禮節就輕了，所以如此”。或是醴酒或是醮酒，意思不一致，這些都詳細記載在經書之中。如今君王加冠禮結束，祇是酌酒一次，可立即依照古制設醴酒禮。還用醮酒文辭，確實是違背禮的本意。查考婚禮是在篚裹裝上四個爵，加上兩個剖闕的瓢，既有崇尚質樸的含意，又象徵離合的意思。所以用手抓三口飯就不再吃，接下來夫妻各用瓠瓜剖成的瓢飲酒漱口。先儒認為婚禮是成就合好，事不過三，然後合用瓠瓜剖成的瓢飲酒。禮制先用瓠瓜剖成的瓢飲酒漱口，作為第二第三，有違本意。另外<郊特牲》說 “三王用陶器瓠瓜裝牲物”。說的是遠古時候，沒有夫妻共吃一盆牲物的禮儀，三王創造了它，用遠古的器具，是重視夫婦的初始。現在雖然用方標表示節儉，可是更加背離古代典制。另外用鎖把兩個瓢連在一起，大概是出自近代的習俗。又另設花燭，費力雕飾，也有損從前制度。當今聖明政治日益隆盛，聲名教化務求整肅，那么古代淳樸的世風，保留祭祀宗廟的生羊而愛惜禮義，歷代沿襲的制度，關係到治理國家的根本，嘉禮實在重要，應該完備舊的制度。我認為自現在的王侯以下，加冠禮完畢，舉行一次醴酒儀式，以此遵行古代的禮義。醴酒儀式就根據舊的記載，對事情是恰當的。婚禮也依照古制，用瓠瓜剖成的瓢盛最後用來漱口的酒，並且除去金銀鎖鏈，其餘的各種器物，都用陶器。殿堂人役手持燭火，完全可供燃燒之用，花燭奢華，也應當停止節省。或許去除浮華雕飾可以預期，風俗也會慢慢改變。商量的意見一致。上奏被許叮。
晉武帝太始二年，主管官吏陳奏，從前的事例是皇后的避諱與皇帝的避諱一起下達。韶令說，禮規定皇后的名諱不出宮內，是近代才避諱的。建元元年，太常上奏議事朝堂的避諱原則。僕射王儉建議說：“皇后的名諱依據舊的制度不確定避諱原則。禮規定天子諸侯避各位祖先的諱，臣僕既然有隨從致敬的意思，應當為太常府君避諱。至於朝堂的題名榜，本來衹適用於天子，既然夠不上追念尊奉，而禮衹施於三代，所以晉代的京兆，宋代的束安，都沒有列入題名榜。孫毓的建議稱京兆位列正廟，臣下應當為他避諱，可是沒有上題名榜。宋初博士司馬道敬建議束安府君的名諱應該上題名榜，何承天持不同意見，就是明證。”凡是有人名、地名觸犯太常府君以及皇帝、皇后名諱的，都要改。對宣帝的避諱相同。人名、地名不衹避諱一字，所以改承明門為北掖，因為題名榜上有“之”字與“承”字並行避諱，東宮承華門也改為宣華。
漢代末年，蔡邕編撰漢《朝會志》，最終沒有完成。秦代人把十月初一作為歲首，漢代初年相沿襲大宴賓客，後採用夏曆，但仍沒有廢除十月初一的宴會．東漢以後，正月初一夜漏還剩七刻，鳴鐘接受拜賀，公侯以下拿著禮物來到庭院，俸祿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員進殿呼喊萬歲，然後奏樂宴飲。張衡賦說“皇帝車輿清晨起駕，日光升上扶桑”。可是雖說清晨起駕，也必須辨明天色後才好進行活動。魏武帝建都鄴，正月的宴會在文昌殿舉行，用漢代禮儀，又擺列百華燈。後來魏文帝因修建洛陽宮室，權且建都許呂，宮殿狹小，正月初一在城南設立氈帳宮殿，用青色帷幕作門，演奏音樂大宴賓客。後來還都洛陽，依照漢代舊制。晉武帝初年，重新制訂朝廷宴會禮儀，夜漏還剩十刻，在庭院點起火炬照明，群臣會集。傅玄《朝會賦》說“華燈猶如火樹，百枝熾烈輝煌”。這是因為把魏代禮儀與庭院點火照明同時舉行。夜漏還剩七刻，群臣入殿道賀，還剩五刻，各就各位，等到夜漏流盡，皇帝出前殿，百官進賀，如同漢代禮儀。儀禮結束停止進入，群臣就座，稱為辰賀。晝漏上到三刻皇帝再出來，百官奉獻壽酒，大宴賓客，演奏音樂，稱為晝會。另外在黃帳外排列三十位女樂手，演奏《房中之歌》。江南多有憂患，不再舉行晨賀，夜漏還剩十刻，打開宣陽門，到天亮才打開殿門，晝漏上到五刻，皇帝才出來接受拜賀。宋代到十刻才接受拜賀。其他升降跪拜禮儀，以及設立后妃、分封王公以下官爵、祠祀、夕牲、拜官授官、弔唁、祭祀，都有儀制，內容太多不再記載．
三月三日的曲水流觴之會，就是古代的楔祭。選《禮儀志》說“三月上巳曰，官民都到束流的水邊洗濯乾淨，清洗自己消除舊病，是一次大的清潔”。沒有記載東流的是什麼河。晉中朝載，卿以下至於庶民，都到洛水邊行楔禮，事情見於各《楔賦》以及《夏仲御傳》。趙王倫篡位，三日，在天淵池集會殺掉張林。懷帝也在天溫迤集會賦詩。陸卷說“玉邐迤南的石溝，引御溝的水，池西堆石成為楔堂，橫跨水上，流杯飲酒”。也沒有說曲水。元帝又下詔廢除三月三日的遊戲用具。現在相沿成為各種遊戲用具，雕琢玩弄技巧，歷代增減沒有常規。
史臣曰：考察禊和曲水，意思有矛盾。過去說陽氣播布流暢，萬物萌發，姑且洗潔自己。“巳”就是“祉”，意思是祈求福惠。另外一說，三月三日，清明節，將在水邊舉行儀式，祭祀祈禱豐年。應劭說：“‘楔，就是‘潔’，意思是自我清潔。有人說漠代有個叫郭虞的人，在三月上辰日生了兩個女兒，上巳日又生了一個女兒，兩天中接連生的女兒都死了，當時的習俗認為是大忌，百姓每到這天，都到束流的水邊祈福清潔自己，在清流中流杯飲酒，後來就形成曲水之會。”據考高后祈福霸上，馬融《梁冀西第賦》說“西北戌亥之位，磁石顯示墜落。蝦蟆吐瀉，庚辛地域”。就是曲水之會的象徵。現在根據楔禮就是曲水會的事，應該在永壽之前已經有了，祈福消災就不可能在高后之後，祈求農業豐收的說法，對事情是適當的。
九月九舉行馬射。有種說法，金秋時節，講演武藝，練習射箭，像漢代立秋的禮儀。
史臣曰：考察晉代中朝時元旦朝見群臣，設臥騎、倒騎、顛騎等項目，從束華門往神虎門賓士，這也是角牴之流的雜技遊戲。宋武帝為宋公時，在彭城，九月九日出行到項羽戲馬台，至今沿襲，作為舊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