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明雩篇

作者：王充

譯文

專門祈禱消除變異的人認為，雨下久了就成澇災，天晴久了就成旱災。

旱災是上天對君主驕橫的譴告，澇災是上天對君主迷戀酒色的譴告。有人詰難說：“一年之中，或十天下一次雨，或五天刮一次風。雨稍微下久一點，就是澇災的預兆；天晴久一點，就是旱災的苗頭。發生澇災的時候，君主未必就迷戀於酒色；發生旱災的時候君主未必就驕橫。君主施政，前後一致，然而無論澇災旱災，都是因為碰上了當時的災害之氣。”《范蠡·計然》上說：“太歲運行到北方，莊稼被毀壞；運行到西方，五穀豐登；運行到東方，發生饑荒；運行到南方，發生旱災。”這樣說來，水旱災害饑荒豐收是和太歲運轉相關聯的。太歲恰好運行到某一方位，災害之氣正好在世上出現，變復之家就針對這種情況編造出一套說法。君主採用他們的說法，找出自己的過錯加以改正。晴久了自然會下雨，雨下久了自然會天晴，變復之家於是就把晴雨的變化說成是他們的功勞，君主認為正確，於是就相信了他們的占術。假如讓君主安安靜靜地呆在那裡，不尋求自己過錯，上天仍然會下雨，雨後仍然會天晴。晴止雨止之時，君主並沒有做什麼特殊的事情，變復之家，仍然要自吹他們的占術。這樣說來，陰陽之氣的變化是以人決定的，而不是統屬於天的了。人不能用道德行為感動天，天也不會隨從人的道德行為來譴告人。

《春秋》記載魯國舉行雩祭，是天旱祈求下雨的祭祀。天旱了好長時間不下雨，禱告祭祀求天福佑，就像人生了疾病，祭祀神靈解除災禍一樣，這就是所謂的變復之道。《詩經》上說：“月亮靠近畢宿，馬上就有滂沱大雨。”《尚書》上說：“月亮靠近箕宿和畢宿，就會多風多雨。”如此說來，風和雨是隨著月亮靠近箕宿和畢宿而來的了。房星以四顆星為標誌構成三條通道，日月的運行，出入於此三道之間。出於北道就有雨，出於南道就有旱。或者說出於北道就有旱，出於南道就有雨，按照月亮靠近箕宿或畢宿這種自然現象被天下人用來預測風雨，月亮運行經過房宿北道或南道這種自然現象，被天下人用作觀測澇旱的事實，月亮經過房宿的南道或北道不光是為了魯國啊。孔子外出，讓子路攜帶雨具，一會兒，天果然下了大雨。子路問這又是什麼緣故，孔子說：“因為昨天晚上月亮靠近畢宿。”後來有一天，月亮又靠近畢宿。孔子外出，子路請求帶雨具，孔子不聽從，出去果然沒有下雨。子路問這是什麼緣故，孔子說：“那天，月亮靠近畢宿的北面，所以下雨；昨天晚上，月亮靠近畢宿的南面，所以不下雨。”這樣看來，魯國下雨本來是因為月亮靠近了畢宿，哪裡是由於政治的緣故呢？如果確實是由於政令的緣故，那么月亮靠近畢宿預示天要下雨，這是天下所共同的。魯國下雨，天下也都應該下雨。戰國時期，各國政冶不同，君主施政，賞罰不在一個時間，一定要把下雨說成是上天應和六國的政令，那么上天就要使月亮靠近畢宿六七次，然後才能滿足這種情況。

魯穆公在位的時候，有一年大旱。穆公問縣子：“天旱不下雨，我打算曬巫求雨，怎么樣？”縣子不贊成他的做法。穆公又說：“我打算遷移集市，怎么樣？”縣子回答說：“天子死，要在小巷裡集市七天；諸侯死，要在小巷裡集市五天。為了天旱而遷移集市，不也是可以的嗎？”考察縣子的這種說法，是為遷移集市而求雨。考察《詩經》、《尚書》上的記載，月亮靠近畢宿就會下雨。日月的運行，有一定的規律，能因為遷移集市的緣故，靠近畢宿的北面而使天下雨嗎？月亮靠近畢宿天下人用來預測澇旱，遷移魯國的集市，怎么能改變月亮運行的軌道呢？月亮在天空運行，三十日一個周天。一個月之中，有一次經過畢宿，靠近畢宿的南邊就天晴。假使以遷移集市的行為去感動天，能使月亮靠近畢宿的北面，那么在月亮已經靠近畢宿南面的時候遷移集市，能夠讓月亮再靠近畢宿的北面而求得下雨嗎？像縣子的這種說法，是不可採用的。

董仲舒向天求雨，是為了發揮《春秋》的大義，所以設立土壇進行祭祀。死去的父親不享用庶子所供的祭品，上天也不享用各諸侯國的祭品。諸侯各國雩禮所祭祀的，不知道是什麼神靈。如果說是祭祀天神，只有天子的祭品天神才肯享用。諸侯各國以及現在的地方長官的祭品，天神是不享用的。天神不享用他們的祭供，他們怎么能得到天神的恩惠呢？如果說是祭祀雲雨之氣的話，雲雨之氣用什麼來享用祭品呢？雲雨之氣沿著石縫蒸發出來，緊密地接合在一起，不到一早上的時間，普天下都下了雨，這是泰山上的雲雨之氣。泰山的雲雨之氣形成的雨，能夠遍及天下；小山形成的雨，只局限於一個地區。如此說來，大雩禮所祭祀的，豈不是祭泰山嗎？假使真的如此，也還是得不到雨的。用什麼來檢驗呢？水聚集在不同的河道里，高低相差在分寸之間，不挖開堤岸，水不會流出來，不開通河道，兩條河的水就不會匯合在一起。如果讓君主在河水旁邊禱告祭祀，能使相差分寸的水流匯合嗎？呈現在眼前的河水，高低相差不多，君主祈求它，終究不能流出。何況雨在降落之前無形無蹤，深藏在高山上，君主舉行雩祭，怎么能夠求得它呢？

雨水在天地之間，好比眼淚在人體中一樣。有人把酒食送到一個仁慈的人面前並提出請求，請求他哭出淚來，那位仁慈的人終究不會為他的請求而流淚的。眼淚不可以因請求而流出，雨怎么又可以因請求而得到呢？雍門子悲痛地哭泣，孟嘗君被感動得也哭了起來。蘇秦、張儀在深谷中悲哀地訴說，鬼谷先生眼淚流下沾濕了衣襟。有人如果能發出雍門子那樣的哭聲，說出蘇秦、張儀那樣的話來，也許因此就能感動上天了吧？再說天的耳目又高又遠，聲音氣息與人不相通。杞梁的妻子已經又悲哀地痛哭，天不下雨城牆反而倒塌，如果是這樣，究竟應當用什麼才能招來下雨呢？鼓吹雩祭的人，以什麼辦法來感動上天呢？考察月亮出入於房宿北道，靠近畢宿的北面，很少有不下雨的。因此說來，北道是畢宿所在的位置。北道畢宿肯因為雩祭的緣故而下雨嗎？孔子外出，讓子路帶雨具的時候。魯國未必舉行雩祭。沒有舉行雩祭，雨自己仍然下得很大；沒有祈求，天自己仍然很晴朗。如果是這樣，天的晴雨，自有一定的時候。一年之中，晴天雨天交替出現。當天下雨的時候，是誰求它下的呢？當天晴朗的時候，是誰禁止它不下雨的呢？君主聽從別人的請求，舉行雩祭來安撫人民施以恩惠，必定不是賢良的君主。天是極為賢良的了，這時不應當下雨，人為地請求它下雨，因此就隨便下起雨來，好比君主聽從別人的請求是同樣的。鼓吹變復之道的人，不用類推的辦法去驗證它，憑空吹噓法術，迷惑君主。或者這時不應當下雨，而賢良的君主祈求也不會下雨；或恰好上天正要下雨，兇惡的君主祈求它，正好碰上這個時候，這就使得賢良的君主受到枉然的責備，而兇惡的君主則獲得虛假的名聲。

世人都聲稱聖人純正而賢者不純正。純正則行為品德沒有過失，沒有過失則政治就不會失誤。然而世間上的聖明君主，沒有一個比得上唐堯和成湯的。唐堯執政時國家遭受洪水，成湯執政時國家遭受大旱。如果說是由於政治所帶來的，那么唐堯、成湯都是兇惡的君主了；如果不是政治帶來的，那就是運行的陰陽之氣引起的。運行的陰陽之氣出現有一定的時機，怎么可以由於祭祀禱告而出現呢？世上論說此事的人，仍然說唐堯、成湯時的洪水和大旱。洪水和大旱出現，是時節問題。那些小的旱澇災害，都是政治造成的，假如果真如此，那么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旱澇災害的呢？確實是由於政治的原因導致了災害，不去修正政治上造成的失誤，而只是舉行祭祀禱告，怎么能消除災害而恢復常態呢？世人確實認為唐堯、成湯時的洪水和大旱，是由於上天運行的陰陽之氣引起的，並不是由於政治失誤導致的。天上運行的陰陽之氣時機適當就自己形成，即使舉行雩禮祭祀禱告，終究毫無補益。世人又說成湯遭大旱時，他曾經找出自己的六種過錯在桑林祈禱，當時立即就獲得了雨。如果說旱澇是自然運行的陰陽之氣造成的，那么祈禱於桑林的說法就得排除；肯定祈禱於桑林的說法，那么自然運行的陰陽之氣造成旱澇的看法就得取消。世上論說這件事的人，究竟應當遵循哪一種說法呢？而救水旱災害的辦法，到底應當採用哪一種呢？

災變大致有兩種，有由於政治導致的災害，有意料不到的自然災害。政治導致的災害，應該進行祈禱。祈禱即使不能得到天的保佑，然而表示了君主對百姓的一種仁慈憐憫的恩典，不由得不那樣做的意思。慈父對於兒子，孝子對於雙親，知道有病必然祭祀神靈保佑，知道疾痛必然配藥醫治。即使知道是根本無法可治的病，治療也沒有什麼好處，然而終究不肯讓病人安坐家中等待死亡，還是要占卜求問是什麼鬼神在作怪，請來醫生配藥，憂傷悲痛情意懇切，希望醫治能有效果。親人已經死亡氣絕，無可奈何，還要爬上屋脊，搖動衣服招魂，悲哀悔恨思念不已，希望死者復活過來。雩祭者的用心，如同慈父孝子的用意一樣。意料不到的自然災害，老百姓不知道，必然怪罪於君主，執政的君主為了安撫民心，所以也心須舉行雩祭。

問：“政治失誤引起的災禍和意料不到的自然災害，用什麼來區別它們呢？”答：君主德行純厚政治得當，災害仍然出現，就是意料不到的自然災害；君主德行衰微政治失誤，災害應和這種狀況出現，就是政治引起的災害。如果是政治引起的災害，那就在外舉行雩祭而在內修改政治，用這種辦法來挽回它造成的虧損；如果是意料不到的自然災害，那就在內堅持原有的政治，在外舉行雩禮，用這種辦法來安撫民心。意料不到的自然災害，歷代不時出現，應當堅持本身一貫的做法，不應該改變政治。用什麼來驗證這一點呢？周公為周成王陳述治理國家的道理，說：“有時災禍會干擾政事，即使在一句話一個字上，我都沒有錯誤，只是用有才德的人，治理好我承天命所得的百姓。”周公在用人理政方面，可算是很得體的了。知道異常的災禍，不對百姓進行救濟就不會消除。因此告誡周成王從一句話一個字開始，政事上沒有過失，就不要輕易改變。然而異常的災禍，由於意料不到的陰陽之氣的干擾而出現。造成水災的陰陽之氣干擾唐堯，造成旱災的陰陽之氣干擾成湯。周宣王作為一位賢君，卻遭遇長時間的旱災。漢章帝建初元年，北面三州接連大旱，耕牛死亡人民貧乏，開放流民到谷價便宜的地方求生。聖主在朝廷寬厚英明，百官在地方忠於職守，就是太平盛世。政治上沒有細小的過失，旱災還有發生，是陰陽之氣干擾造成的。聖主知道這種情況，不改變政治德行，調運穀物救濟百姓，運送豐收地區的糧食去救濟災區。這種見解確實高明，救災的方法是非常得當的。魯文公在位時隔年一次大旱，臧文仲對魯文公建議：“修理外城城牆，減少吃食節省費用，致力農業，獎勵各人搞好本職工作。”臧文仲知道災禍不是由於政治失誤引起的，所以僅僅是加強預防措施，不改變政治。鼓吹變復之道的人，見到災變總是歸罪於政治原因，不考察政治上有沒有過失。見到怪異就驚懼疑惑，改變道德行為，把不應當改變的也改變了，結果只能是自取災禍！

為什麼說必定要舉行雩祭呢？《春秋》上有關於雩祭的記載，作“傳”

的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都對此沒有譏刺的說法，應當雩祭是很清楚的。曾皙對孔子談自己的志向說：“春末之時，春衣已經做好穿上，相約五六個成年人，六七個小孩子，在沂水裡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風，一路唱著歌走回來。”孔子說：“我贊同曾點的想法！”魯國設雩祭之所在沂水旁。“暮”，是晚的意思。“春，講的是四月。“春服既成”，講的是四月的衣服已經做好了。“冠者”、“童子”，指的是雩祭伴奏、跳舞的人。“浴乎沂”，講的是涉過沂水，象徵從水中出來的龍。“風乎舞雩”，“風”是講唱歌。“詠而饋”，是講唱著歌用酒食雩祭，歌唱詠誦而祭祀。解說《論語》的人，認為浴是在沂水中沐浴。風，是吹乾身上。周曆的四月，是夏曆的二月，天氣還在寒冷，怎么能沐浴後讓風吹乾身體呢？由此說來，是涉水而不是沐浴，雩祭是確實的了。《春秋左氏傳》上說：“驚蟄時要雩祭。”又說：“龍星出現要雩祭”，驚蟄與龍星出現，都在二月，春天二月雩祭，秋天八月也雩祭。春雩是為穀苗祈求雨水，秋雩是為谷穗祈求長得飽滿。現在祭祀靈星，就是過去秋天舉行的雩祭。春雩廢除了，秋雩還存在，所以現在對靈星的祭祀，就是每年的雩祭。孔子說：“我贊同曾點的想法。”這是稱讚曾點的說法，想用雩祭來調和陰陽之氣，所以贊同他的想法，假如雩祭不符合正道，曾點想那樣做，孔子應當反對，就不該贊同了。樊遲隨孔子出遊，對魯國的雩祭有所感觸而求問於孔子，這是批評魯國不崇尚德行而光知道一再搞雩祭。

雩祭，很古以前就有的。所以《禮記》上說：“雩祭，是祭祀解除水旱災害。”自古就有雩禮，所以孔子對此不譏刺，而董仲舒發揮了它的大義。如果是這樣，雩祭，是祭祀之禮。雩祭符合禮，發大水就擊鼓獻上牲畜祭祀土地神，這也是符合於古禮的。符合於禮就不會錯，這是應當舉行雩祭的第一條理由。按照禮的規定，祭祀土地神，報答它生長萬物的功德。土地寬廣遙遠，難得普遍祭祀到，因此建立一個社作為供奉土地神的場所，一心一意地供奉它。造成水旱災害的是陰陽之氣，它充滿天地之間，難得全部祭祀到，所以修建祭壇設立牌位，恭恭敬敬地祈求，仿效祭祀土地神的道理，這是消除災害，恢復正常狀況的辦法。把對待活人的辦法推行於事奉死人，把對待人的辦法推行於事奉鬼神。陰陽精氣，也許像活人一樣能飲食吧，所以供奉芳香的祭品，奉獻可口的祭品，誠心誠意，希望能對自己的供奉給予報答。從推行祭祀社神方面說來，這是應當舉行雩祭的第二條理由。一年中陰陽之氣調和，災害不發生，尚且還要舉行雩祭。現在祭祀靈星是依照古代的雩禮。何況一年中陰陽之氣發生了變化，水旱災害經常出現，君主的驚懼，必然是很痛切的。雖然有了對靈星祭祀，仍然要再舉行雩祭，唯恐只有前一項祭祀還不夠周到，這就是一祭再祭的含義了。期望消除災害帶來的損失，獲得莊稼豐收的報答，這是應當舉行雩祭的第三條理由。行禮的時候心是至誠的，樂曲的節奏是歡快的。至誠可以用玉器絲帛來表達心意，歡快可以用鐘鼓來檢驗誠意。雩祭禱告祈求，君主是極誠懇的。至誠的心意隱慝於內，無法表達出來，所以舉行雩祭以儘量表達自己恐懼不安的心情，把自己的誠心獻到雩祭台前。用玉帛鐘鼓來表達祭祀的誠意，這是應當舉行雩祭的第四條理由。大臣得罪了君主，兒子對父親犯了過錯，等到自己改正時，尚且應當對自己的罪過進行道歉。君主對旱災惶恐不安，如果旱災是由政治所引起的，就好比大臣得罪君主和兒子對父親犯了過錯一樣。不聲不響地改變政治，暗中改變道德行為，不顯露出來，上天的憤怒不會解除，所以必須舉行雩祭，為表達對旱災的惶恐不安的心意，這是應當舉行雩祭的第五條理由。

漢代設立博士這種官，老師學生互相責難，想要窮盡“道”的深奧，弄清是非的道理。不進行橫加責難，就得不到正確的看法。不進行一再的追問，就聽不到絕妙的回答。搖動簸箕選擇穀米，是想得到精米；用磨刀石磨刀，是想使刀刃鋒利。以上議論是為了推究《春秋》的原義，尋求關於雩祭的道理，證實孔子的想法，查考董仲舒的心思。孔子已經死了，董仲舒已經死了，世間上的論述者，又應當去問誰呢？唯有像孔子這樣的人，董仲舒這樣的人，才能去解釋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