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崇儒學
作者：吳兢
太宗初踐阼，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學士，給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詔勛賢三品以上子孫為弘文學生。
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兩邊俎豆乾戚之容，始備於茲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令詣京師，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眾。學生通一大經以上，鹹得署吏。國學增築學舍四百餘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眾藝。太宗又數幸國學，令祭酒、司業、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學。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幾至萬人，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
貞觀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講疏，宜加優賞，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錄姓名奏聞。”二十一年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尼父廟堂。”其尊儒重道如此。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有人詐稱衛太子，聚觀者數萬人，眾皆致惑。雋不疑斷以蒯聵之事。昭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上曰：“信如卿言。”
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蜂起。而師古輒引晉、宋以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嘆服。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騎常侍，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太宗又以文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
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稟定性，必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人性含靈，待學成而為美。是以蘇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藝，則其名不立。”文本對曰：“夫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飭情，以成其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
譯文
唐太宗剛剛即位不久，就在正殿左側設定了弘文館，精心挑選天下通曉儒學的人士，保留他們現任的官職，併兼任弘文館學士，供給他們五品官員才能享用的精美的膳食，排定當值的日子，並讓他們在宮內歇息留宿。唐太宗在上朝聽政的間隙時間，就把他們引進內殿，討論古代典籍，商議謀劃政事，有時到半夜才停歇。後來，他又下詔讓三品以上的皇親貴族、賢臣良將的子孫充任弘文館學生。
貞觀二年，唐太宗下令停止尊崇周公為先聖，在國子監里建立孔子廟堂，查考典籍並依照過去的規定，尊崇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在孔子廟堂里，供台兩邊祭祀用的俎豆、乾戚等禮具和樂舞之具也開始齊備。這一年，唐太宗還招納大批天下儒士，賞賜給他們布帛，供給車馬食宿，下令他們都集聚到京師。這些儒生大都被破格提升為大小不等的官，在朝廷上任官的很多。太學生如果讀通一大經以上的經書，就可以入仕做官。在這之後，國子監增益學舍四百多間，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廣文館也增加了學生的名額。另外，書學、算學分別設定了博士和學生，使國學的各種技藝都設定齊備了。唐太宗還幾次親臨國子監，叫祭酒、司業、博士講說經術，講畢，每人賜給帛一束。儒學之盛，致使全國各地的儒生紛紛攜經書前往京城，人數達數千之多。不久，吐蕃和高昌、高麗、新羅等族的首領，也派子弟到長安求學。於是，國子監之內，帶著書箱和登上講席的，幾乎有上萬人，如此大興儒學，在古代還不曾有過。
貞觀十四年，唐太宗下詔說：“梁代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陳代的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代的何妥、劉炫，都是前代的著名儒生，他們精通經術，廣收門徒，對經書有許多繼承和發展，應該對他們加以賞賜，以鼓勵後學之士，還應當尋訪他們的後人。請有關部門把他們的姓名記錄下來，上奏朝廷。”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又下詔說：“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等二十一人，他們註解經書的著作都被採用，教育太學裡的學生，既然遵循他們的學說，理應給予褒揚和尊崇。從現在起，太學裡凡舉行祭祀之典時，可使他們配享孔子廟堂。”太宗就是這樣尊儒重道的。
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治國的關鍵，在於使用合適的人才；用人不當，就必然難以治理好國家。如今，任用人才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諫議大夫王珪說：“臣子如果沒有學問，不能記住前人的言行，怎能擔當大任呢？漢昭帝時，有人冒充衛太子，圍觀的人達到好幾萬，大家都不知道該怎么辦。後來，大臣雋不疑用古代蒯聵的先例來處理，將那個人逮捕。對此，漢昭帝說：‘公卿大臣，應當由通曉經術、懂得古義的人來擔任，這本不是俗吏之輩所能相比的。’”太宗說：“確實像你所說的那樣。”
貞觀四年，唐太宗認為古代聖人的時代離現在很遠，聖人的經典在後世流傳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多文字訛誤，難以考證。於是，唐太宗下令前中書侍郎顏師古在秘書省考訂《五經》。考訂完畢之後，又下令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召集許多儒生再次詳細討論、審定。當時，這些儒生拘泥於舊說，而這些舊說錯亂訛誤相傳已久，他們都不同意顏師古的考訂，一時之間，各種異說蜂起。但是，顏師古引用晉、宋以來古本，對他們提出的疑義一一引經據典，詳細地加以說明，使得這些儒生無不嘆服。唐太宗對顏師古的學識也大為稱讚，賞賜給他帛五百匹，加授他為通直散騎常侍，還將他考訂的經書頒行天下，讓讀書人都來學習。後來，唐太宗又因為經術師承不同，解釋各異，下令顏師古和國子祭酒孔穎達等大儒，撰寫《五經》的疏義，共一百八十卷，名為《五經正義》，交付國子監作教材使用。
唐太宗曾對中書令岑文本說：“人雖然秉有一定的天性，但必須博學才能有所成就。就好比蜃的本性含有水，要見到月光才能吐水；木的本性含有火，但要燧石敲打才能發火。人的本性含有靈氣，可是要通過學習，才能美好完善。所以歷史上有蘇秦刺股讀書，董仲舒放下帷帳講學的美談。不勤奮於道藝，功名是不會樹立的。”岑文本回答說：“人的本性都很相近，情趣卻有所差別，必須用學習來修養情趣，使本性完善。《禮記》說：‘玉石不經雕琢就不會成為器具，人不學習就不會懂得道理。’所以古人以勤於學習為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