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論杜讒邪
作者：吳兢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蟊賊也。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故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齊朝良將，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斫汾河冰，慮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征讒構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意。高熲有經國大才，為隋文帝贊成霸業，知國政者二十餘載，天下賴以安寧。文帝惟婦言是聽，特令擯斥。及為煬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間，固亦早有定分。楊素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於天性，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文既混淆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尋亦覆敗。古人云‘世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微杜漸，用絕讒構之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直臣立朝廷，奸邪為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群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雲‘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又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慎之！”
貞觀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盛飾廨宇，修營樓雉以求媚；又潛飼羊百餘口、魚數千頭，將饋貴戚。太宗知，召而數之曰：“朕巡省河、洛，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卿為飼羊養魚，雕飾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復行。當識朕心，改舊態也。”以元楷在隋邪佞，故太宗發此言以戒之。元楷慚懼，數日不食而卒。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太子保傅，古難其選。成王幼小，以周、召為保傅，左右皆賢，足以長仁，致理太平，稱為聖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鏇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交遊，惟柴紹、竇誕等，為人既非三益，及朕居茲寶位，經理天下，雖不及堯、舜之明，庶免乎孫皓、高緯之暴。以此而言，復不由染，何也？”魏徵曰：“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亂，救萬民之命，理致昇平，豈紹、誕之徒能累聖德？但經云：‘放鄭聲，遠佞人。’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曰：“善。”
尚書左僕射杜如晦奏言：“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知數職，以論臣等。”太宗謂戴胄曰：“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齡、如晦，非為勛舊，以其有才行也。此人妄事毀謗，止欲離間我君臣。昔蜀後主昏弱，齊文宣狂悖，然國稱治者，以任諸葛亮、楊遵彥不猜之故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復如法。”於是，流陳師合於嶺外。
貞觀中，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朕聞自古帝王上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朕比開直言之路者，庶知冤屈，欲聞諫諍。所有上封事人，多告訐百官，細無可采。朕歷選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則下不能上達，欲求盡忠極慮，何可得哉？而無識之人，務行讒毀，交亂君臣，殊非益國。自今以後，有上書訐人小惡者，當以讒人之罪罪之。”
魏徵為秘書監，有告征謀反者。太宗曰：“魏徵，昔吾之讎，只以忠於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讒構？”竟不問征，遽斬所告者。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比來記我行事善惡？”遂良曰：“史官之設，君舉必書。善既必書，過亦無隱。”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鑒前代成敗事，以為元龜；二則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群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終不轉也。”
譯文
貞觀初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我考察前代的歷史，發現凡是阿諛逢迎，搬弄是非的人，都是危害國家的敗類。他們巧言令色，私結朋黨。如果君主昏庸無能，就會被他們蒙蔽，忠義之臣就會受到排擠打擊，蒙受不白之冤。所以蘭花雖繁茂，卻被秋風摧折；國君希望英明，卻被獻媚的小人迷惑。這樣的事情在史書中不勝枚舉。現在，我把在齊代、隋代年間我所知道的小人的奸邪行徑，簡略地說給你們聽聽。斛律明月，是齊朝的良將，他的聲威令敵國聞風喪膽，周朝的人每年都要斫碎汾河上的冰，因為害怕齊朝的兵馬西渡過來，把他們滅掉。後來斛律明月被孝徵用讒言加害致死，周朝的人於是產生了吞齊的想法。隋代的高熲有治國的雄才大略，輔佐隋文帝成就了帝業，他參與朝政二十多年，天下得以安寧。後來隋文帝聽信婦人的讒言，摒棄冷落他，最後，他被隋煬帝殺害，隋朝的國政也就開始衰敗了。另外，隋太子楊勇指揮兵士，治理國家，達二十年之久，他早已是當仁不讓的太子。可是，楊素欺騙君主，殘害忠良，他到處散布謠言，說太子沒有才能，於是隋文帝廢掉了太子，隋朝滅亡的禍根也由此埋下。隋文帝混淆了嫡出與庶出，結果殃及了自身，江山社稷不久便拱手讓人。古人說：‘世道混亂，那么讒言就會大行其道。’這話的確中肯。我常常想，應該防微杜漸，杜絕讒言的根源，只恐怕心有餘而力不足，或者自己不能覺悟。史書說：‘猛獸在山林中出沒，野草不會被人採摘；忠正的臣子處於朝廷之中，奸邪小人只有偷偷謀劃他們的詭計。’這句話其實就是我對你們的期望啊。”魏徵說：“《禮記》上寫道：‘對自己不能親見的事情要謹慎，對自己不能耳聞的事情要警覺。’《詩經》說：‘要憎惡小人搬弄是非的嘴，那會攪亂四方鄰邦。’另外孔子說，‘邪惡善辯的口才會使國家覆滅’，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啊。我發現，自古以來的帝王，如果被讒言蒙蔽，枉殺忠良，就必定國破家亡。因此，希望陛下要謹慎啊。”
貞觀七年，唐太宗巡幸蒲州。蒲州刺史趙元楷督促當地百姓一律穿上黃紗單衣，在路邊迎接拜謁，並大肆裝飾官署，建設城樓雉堞用來獻媚討好。又偷偷地飼養了幾百頭羊、幾千條魚，準備饋送朝廷貴戚。唐太宗知道這事後，把他召來訓斥道：“我巡察黃河，洛水一帶，歷經數州，大凡有什麼需要，都由官府供給。但你卻為此養羊養魚，雕飾院宇，這是過去隋朝的壞習慣，如今不能再這么做了。你應該體會我的心意，把這套壞的作風改掉。”趙元楷過去在隋朝時就是個奸邪諂佞的官吏，所以唐太宗就講這一番話來警戒他。趙元楷聽後既羞愧又害怕，幾天吃不下東西，很快就死了。
貞觀十年，唐太宗對侍臣說：“太子的老師，自古以來就很難選擇。周成王年幼時，以周公、召公為老師，他們都很賢明，使周成王成為一代仁君，天下獲得太平。秦代的皇子胡亥，秦始皇很愛他，讓趙高做他的師父，教授他刑法。胡亥篡位後，誅殺功臣，殺害親戚，極其殘暴，不久就敗亡了。由此看來，一個人是善是惡，的確與他所處的環境、所受的影響有關。我二十左右就開始結交名士，可是交往深的，只有柴紹、竇誕等人，但是他們不具有孔子所說益友的三個條件：正直、寬厚、見多識廣。我繼位以來，治理國家雖然不及堯、舜聖明，但也不像三國吳主孫皓，北齊後主高緯那樣的暴政。我沒有受到親近的人的影響，這是為什麼呢？”魏徵回答說：“智慧中等的人可以做善事，也可以做惡事，然而擁有上等智慧型的人是不會受到外界影響的。陛下順應天意，平定戰亂，救萬民於水火之中，使天下太平，柴紹、竇誕這些人怎么能夠損害陛下的聖德呢？但是經書上說得好：‘拒絕鄭國的靡靡之音，遠離挑撥是非的奸邪小人。’這些外在的影響，也不可不謹慎啊。”聽後，唐太宗點頭稱是。
尚書左僕射杜如晦上奏說：“監察御史陳師合上奏《拔士論》，說一個人的思考能力有限，不可以身兼數職。我認為，這是在議論我們這些大臣啊。”看過奏書，唐太宗對戴胄說：“我推行公正的治國原則，現在我重用房玄齡、杜如晦，並非考慮到他們是舊時的功臣，而是因為他們德才兼備的緣故。陳師合這個人胡亂議論朝政，其目的是想離間我們君臣之間的關係。過去，蜀國後主劉禪昏庸孱弱，齊文宣王狂妄無理，然而國家卻治理得井然有序，就是因為他們毫無疑心地任用了諸葛亮、楊遵彥這些良才的緣故。我現在任用杜如晦等大臣，也基於此。”於是，把陳師合流放到邊遠的地區。
貞觀年間，唐太宗對房玄齡、杜如晦說：“我聽說，自古以來的帝王，能夠順從天意，使天下獲得太平，都必須依賴於大臣的輔佐。我希望眾大臣廣開言路，申明冤情，讓我聽到諍言。現在，所有上書提意見的人，大都是告發百官，意見非常繁多，讓人無法定奪。我發現，歷朝歷代只要君王懷疑臣下，那么下面的意見就不會傳達到朝廷上面，想要臣民們盡職盡忠，是不可能的。而無恥小人，專以誹謗他人為能事，破壞君臣之間的關係，這對國家是非常不利的。從今以後，凡有人上書揭發別人的小過失，應當以誹謗之罪論處。”
魏徵做秘書監的時候，有人告發他謀反。唐太宗非常氣憤地說：“魏徵過去是我的敵人，但因為他對自己的職責盡心盡力，於是我就提拔任用他，現在怎么會傳出他謀反的讒言呢？”結果唐太宗不詢問魏徵，反而把告發者處以斬首之刑。
貞觀十六年，唐太宗對諫議大夫褚遂良說：“你負責撰寫起居注的工作，近來你們記錄我所做的事情是善還是惡呢？”褚遂良說：“朝廷專門設定了史官，君主一舉一動都得記錄下來。善的既然必須記，過失也一定不加隱瞞。”唐太宗說：“我現在正在認真做三件事，也是希望史官沒有我的過失可寫。一是對照前代成功、失敗的事實，作為鑑戒；二是任用品德良好的人，共同辦好政事；三是斥退小人，不聽信讒言。這三點我會堅持下去，始終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