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命

作者：趙蕤

譯文

［《易經》上說：“人的精神元氣是實有之物，所謂遊魂是精神的變現。”

人自受命為人，相貌各異，聲音不同，苦樂不均，愚智懸珠，或尊貴或卑賤，或長壽或短命。這都是三世所作之業決定的啊！]

天道、性、命等問題，孔子很少談論它們。孔子不是不明白這些道理，但他也很難說得清楚具體。然而考察古往今來錯綜複雜的記載，憑藉“三勢”，也可以獲知個大概。為什麼這樣說呢？東漢末史學家苟悅曾說：“凡日、月、星辰與精氣的變異，這都是陰陽之氣的精華。它的根原本是在地，向上生髮而達於天。國家政治有所缺失，就會在大地間顯現出異變，難道不是這樣嗎？

[周文王曾問姜太公：“君主做什麼事情，有災禍的應驗和鬼神的福佑嗎？”太公回答說：“有這種事。君主加重對人民的賦稅盤剝，為擴大宮殿而大興土木，那么就會有疾病流行，霜露就會凍死五穀；君主好大規模地狩獵，而且不管農時，那么這種年份就會多颳大風，莊稼籽粒就不飽滿；君主好破壞名山，堵塞大河，決通名水，那么這種年份就會有水災傷人，莊稼長不茂盛；君主好打仗，戰爭沒完沒了，就會出現日蝕、月蝕，金星運行也會失去軌度。”文王說：“的確是這樣啊。”］現在人們往往說到《尚書·洪範》篇，講到惡行之驗，就有帝堯和商湯時水旱之災。消災時卻又與此不同，周宣王祈求降雨，夜望銀河，慨嘆：“銀河聽不到我的禱告。”《易經》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可是孔子的弟子顏回、冉伯牛就短壽而死。善惡的報應千變萬化，無法用統一的規律去考察，所以無論是自己觀察和聽別人講的都感到迷惑不解。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人說天道不分親疏，總是保佑好人。孔子七十二弟子中，孔子單單推崇顏回好學。可是顏回多次陷入窮困境地，以至糟糠都填不飽肚子，而且早早就短命而死。天之回報好人又怎么樣呢？盜跖每天都濫殺無辜，甚至吃人肉，肆意暴虐，為所欲為，聚集同夥有幾千人，橫行天下，竟然高壽而死。這又是遵循的什麼規律呢？我真是糊塗了。］對此，我看是否可以這樣講：孔子曾說“死生有命”，還說“不得其死”，又說“可以僥倖獲免”。這是什麼意思呢？“死生有命”是正理；“不得其死”是本不該死卻死了；“僥倖獲免”是本該死卻沒有死，這都是性命的三種態勢。［過去虢太子死了，又被扁鵲救活了。扁鵲說：“我並不能把死人治活，我只能治活那些可以活的人。”然而假如虢太子不遇上扁鵲，也是治不活的。假如病人膏育，就是象醫和那樣的神醫也是治不活的。所以說，“死生有命”是正理。“不得其死”和“僥倖獲免”是偶然。這就是荀悅所說的性命的三種態勢的道理。楊雄在《法言》中說：有人問：“人的壽命可以延長嗎？”楊雄回答：“有道德的人，壽命可以延長。”又問：“顏回、冉伯牛的品德很高尚了，為什麼壽命不能延長呢？”楊雄回答說：“他們的品德生來如此。假若顏回不仁，冉伯牛不義，連那樣的歲數也活不到，又怎么能延長壽命呢？”又問：“可是不仁不義的人也有長壽的。”楊雄回答：“那是因為他們虛妄，可君子卻不會虛妄啊！”]

把這個道理，加以類推到教育導百姓的問題上，也是如此。人有不待教育化導而自然成為良善的人的；有必經教育化導才能成為良善之人的；也有雖經教育化導，卻最終不能成為良善之人的。所以孔子才說唯有上智和下愚兩種人是不能改變的，而普通人則是既可經教育化導而向善，也可能因化導的錯誤而向惡。[《左傳》上說：“能向善的人不斷積累，必然得到福佑；不能向善的必然走向敗亡而取禍。”這就是可以向上為善，也可向下為惡的意思。]把這個道理加以類推，引到天道的問題上，也同樣如此。

災害和吉祥的報應，是不應懷疑的。帝堯和商湯時的水旱災害，可以說是自然規律。[陰陽之氣影響天地的運動，在宇宙中運轉一周是三百六十度，這叫一周天。一周天中總會有災厄的。計算一周天時，以木星為準則，所以木星稱太歲。而由於每一周天都會遇到災厄，所以把它稱之為一元之災，太歲也就成了災星。其實它乃是必然的規律，無法改變的。所以稱作天數，即自然規律。《左傳》上說：“善也好，惡也好，吉祥也好，災厄也好，是周而復始的。”又說：“天災流行，無論哪個國家，哪個時代都是有的，是必然規律，所以才叫天數。”漢代公孫弘則不這樣認為。他說：“堯的時代遭受洪水，讓禹來治水，沒聽說禹為天子的時代有洪水。至於商湯時的旱災，乃是夏桀作惡的餘波。所以夏桀、商紂做惡多端，必然要受天道懲罰，夏禹和商湯積德行善，才得以統治天下。由此看來，天對人並無偏私，順應大意的天下便太平，逆天行事的就會天災流行，這就是天文、地理、人事之間的關係的根本。”考察公孫弘講的道理，是認為人的德行與水旱之災是天人感應的關係，並不是必然規律。這只是一家之言，不是正論。]

《洪範》所說的行惡必報之驗，指的是人事。[《左傳》說：“禍福沒有固定的走向。是禍是福，都是自己招來的。”也就是說，怎樣為人處事，也就會有怎樣的命運。所以說命運在於人事。］魯僖公時，陰雨連綿經祈禱而止，說明災害可救的得到了應驗；周宣王時的大旱祈禱無效，說明那災難本來是難以改變的。［孔子說：“祭祀神靈的時候，就好象神靈就在面前一樣。”是講祭祀的根本在於誠心誠意。古語說：“對天應該有誠實的態度，不應使用經過文飾的空話。”是說天不會被虛情假意所感動。《易經》上說：“善行不逐漸積累，不會成就你的好名聲。”

古語還說：“土能治水，但是用手捧起一把土，是不能堵住黃河的決口的；鐵能鋸斷樹木，可是用一寸之鐵卻無法毀滅森林。”《左傳》上說：“小恩小惠，不能取得人們的信任，神靈也不會降福給他。”這都是講善行太少，感動不了別人。現在祈禱雖然相同，得到的感應卻不同，原因就在於或是為仁很少可是希求神的降福卻太多；或是只講一些華麗好聽的空話而內心並不誠懇啊！

顏回、冉伯牛的短命，那是性命之理的根本所在。［過去秦王曾問士鞅：

“晉國的六家大夫哪一家會最先滅亡？”士鞅說：“那一定是欒氏要最先滅亡啦。”秦王說：“是不是因為欒氏太橫暴了？”士鞅說：“是的。欒厭橫暴得太過分了。但是他還可能僥倖逃過這一命運，要亡大約亡在他兒子欒盈的手裡。”秦王問：“此話怎講？”士鞅說：“欒武子的德政，對於晉國人民來說，就象周朝人懷念召公一樣。由於懷念召公，連召公拴過馬、乘過涼的棠樹都精心保護，何況是他的兒子呢！欒厭死後，他的兒子欒盈的善德並未能及於百姓，他祖父欒武子的恩德又早不存在了，可對他父親欒厭的怨恨卻一天比一大強烈，所以欒氏的滅亡將在這個時候吧。”在這次對話後九年，晉國滅掉了欒氏。由此看來，欒厭雖然橫暴，但他父親欒武子的恩德，老百姓還記在心裡，因而他身受其福。欒盈雖有賢德，但由於有欒厭這樣的父親，所以終於遇禍。可見，是禍是福不在自身是否有賢德或暴虐，還要看他的上一代行善還是作惡。

范曄曾說：“陳平多陰謀，自知後代必然被廢滅；邴吉多積陰德，夏候勝認為他的子孫必然有封侯的希望。果然到了他孫子陳掌，陳家失去了爵位；而邴吉家族到了邴昌這一代，卻被封為列侯。雖然報應也有不象這樣明顯的，但那就難以推究請楚了。大體說來，報應還在於有德與否。袁安處在外戚竇憲家族專權的時代，卻不依附竇氏，而是忠於皇室。引用道義，推求正理，可以稱得上是忠臣中名聲顯赫的人物了。他審理楚王劉英叛亂一案時，未曾嚴刑逼供，陷人以罪，而是設法鑑別無辜，平反冤案。他的仁愛之心足以延及他的後代。他的子孫興盛，不是應該的嗎？”

由此看來，陳平、邴吉以及袁安後代的興盛與衰敗，乃決定於祖先的德行如何。虞世南說：“佛教教義中有布施財物、遵守戒律。忍辱負重，勇往直前、坐禪守定、菩提智慧等六度菩薩行，這與儒學中的仁義禮智信有什麼不用呢？大略說來，是以修持為因，其果是回報人的修待。人在修持此六度菩薩行時，往往不能完滿。其中缺失一項，果報也隨之而消失。”所以，鬷明外貌醜陋但內心聰明，趙壹才能高而地位低，羅裒雖富但無義，原憲貧窮但有道德。他們的不同是如此懸殊。品行不完善，那么就不會有完全的福報。

說吉、凶、禍、福不能完滿。因此世上就有了操行不軌反而富貴的，有積累仁德、品質高潔反而短命的。現在有些識見不高的平庸之輩，看到比干被剖了心，就認為忠貞的事不值得去做。看到徐偃王亡了國，就認為仁義之道不值得去效法。這不太過分了嗎？］

《易經》上說：”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這是講道的不同。又說：

“兼天、地、人三道的規律，都是對立的兩方面。即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義。”這是講道的相通之處。如果根據道的不同性質而否定道的相通之處，那就是糊塗。如果固守道的相通之處而否定道的差別，那也是取其弊端。快慢、深淺種種變化錯綜複雜地存在於大道之中，所以表現為參差不齊，很難表現得那么均衡、那么明顯。天、地、人三道莫不如此。所以君子盡心盡力去積德行善，去追求獲取善命而已。

［荀子曾說：“天道運行有它固定的規律，這種規律，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用合理的行動去應合它，就會有吉祥出現，否則就會出現災荒。加強農業這個根本、節約用度，天也沒法使你貧窮。養生之道周備，凡有舉動都附合時宜，天也不能使你患病。遵循大道行事而不迷惑，天也不能加禍於你。

否則天也不能使你吉祥。所以明白天道和人道互不相干的道理，就可以稱得上聖人了。如果有星辰墜落，樹木無故發出可怕的聲音，天地出現異常變化，你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人間妖孽才是可怕的。為什麼呢？政治險惡，田園荒蕪，莊稼長得不好，米價暴漲，人們吃不飽肚子，路邊儘是餓死的貧民，這就是人間的妖孽。政令混亂，大的舉措如興土木、田獵、乃至戰爭都違背農時，對於國家根本的農業不予關心，這就是人間妖孽。不修禮義，使男女無別，荒淫無度，父子之間還互相猜疑，上下級之間離心離德，盜賊每天都來光顧，這就是人間妖孽。這三種情況錯雜交織，國家就不會安寧了。”

荀子的說法非常切近，這種災難確是太悲慘了。《左傳》上說：“萬物之精怪，聖人之書不予記載。對於沒有用的道理，不是急迫的學問，可以棄置一邊，不去研究它。”墨子說：“古代的聖王，把孝子推舉出來，是為了勉勵人們都孝敬父母；尊重賢良之人，是勉勵人們都去做善事。因而發布法令來教誨人民，明定賞罰以有助於這種勉勵的功效。象這樣，亂政可清，危國可安。過去被夏桀搞亂了的國家，不是被商湯治理好了嗎？被商紂搞亂了的國家，不是被周武王治理好了嗎？這就是時代若不發生變動，民俗也很難改變。

最高統治者轉向正道，人民也就容易教化的道理。所以國家的安危和治亂都取決於最高統治者所發布的政令啊，怎么能說有定命存在呢？”

從前梁惠王問尉繚：“我聽說黃帝由於有刑罰，有仁德，而百戰而勝，是這樣嗎？”尉繚回答說：“不是的。黃帝所制定的刑罰和仁德，是用刑罰來討伐不仁，用仁德來守衛天下。那並不是世俗所說的刑罰與仁德啊。世俗所說的刑罰、仁德，指的是天體上的日月星辰運行是否失序，以及陰陽向背等神秘之說。而黃帝的刑罰及仁德，都屬於人為而已。為什麼這樣說呢？假如現在有一座城池，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都攻不下來。這四個方向，難道都不能順應天時，憑藉地利嗎？然而仍然攻不下來是因為城牆太高，護城河太深，武器、戰法無一不備，以及守衛者的深謀遠慮。由此看來，天道的吉凶不如人的謀略啊。天官陣法中有一種背水陣，布出這種陣法會使全軍覆沒；有一種向扳陣，使用這種陣法的勞而無功。可是武王伐紂的時候，背靠漳河，面對山坡，既是背水陣，又是向坂陣，用一萬二千的軍隊去進攻商紂王的十八萬大軍。最後終於把商紂王的頭顱割了下來，懸掛在白旗上示眾。難道是商紂不懂天官陣法嗎？然而卻失敗了。這是為什麼呢？是由於不得人心的緣故。黃帝曾說：‘首先考慮自己是否有智謀的稱天子。’由此看來，決定運命的只能是人事啊。”

按照荀子、墨子、尉繚的說法，吉凶禍福全在於人。周公告誡周成王說：

“過去殷中宗治理天下，敬畏、戒懼，不敢荒廢國事，穩坐天下七十年。到了殷高宗，兢兢業業地治理殷國，附屬諸邦國，無論大小，從沒有對商表示怨恨的，安享天下五十九年。到了祖甲，能了解普通百姓衣食好壞，能使百姓懷念他的恩惠，不欺負鰥寡孤獨的老人，坐天下三十三年。自那時起，以後即位的君王，從出生就過著安逸的日子，所想的是怎樣盡情享樂，因而也沒有一個長壽的。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才三、四年就死了。可嘆啊！

繼而為王的人應引以為借鑑。”

《史記·陳世家》說：“陳國，是舜的後裔，周武王把他們封在陳地。

司馬遷說：舜的仁德，可以說元以復加了，後來傳給夏禹，後代都享受王者的祭祀。歷夏、商、周三代，直到被楚國滅掉。而田氏從齊國奪取政權，建立的國家傳了好多代。”《南越傳》上又說：“越國雖是不開化的國家，他們的祖先哪裡有大功於百姓呢？可是為什麼能傳國這樣久，經歷了數代人，都曾稱王，到了勾踐甚至爭得天下霸主的地位，這大約是大禹的餘烈吧？”

又說：“鄭桓公名鄭友，本是周厲王的小兒子，被幽王任命為司徒。鄭友問大史伯說：‘周王族多難多災，我哪裡逃得出滅亡的命運呢？我打算南遊長江，怎么樣？’太史伯回答說：‘過去祝融高辛氏，得火正，他的功德可大了，但在周代，後裔未有興盛的。楚國是他的後裔，周衰落之後，楚國必定興盛起來。楚國興盛，可對鄭國不利啊。’鄭桓公說：‘周衰之後，哪些國家會興盛呢？’太史伯回答：‘大約是齊、秦、晉、楚這幾個國家吧。齊國姓姜，本是伯夷的後代。伯夷曾輔佐帝堯治理天下。秦，贏氏，本是伯翳的後代。伯翳曾輔佐舜用文德化導萬民。以及楚國的先祖都曾對天下有大功。

周武王把幼弟虞叔封在唐地，這就是晉國。那裡地勢險要，以此延續至今。

如果周朝衰落，這四個國家必然一起興盛起來。’”

按周公、司馬遷、太史伯的說法，國家的興亡和國運的長短，必由其德決定。這是概括他講些根本道理，並未講得詳盡具體。我曾試加研究，認為所謂命，那是自然的賦與，而德是命的根本。偉大的祖先雖然暗中保佑後代，那也是暖味玄遠的。但國家興亡、國運長短以德為準是正確的。德在過去，命定於現在。所以現在的定命，都是由於過去之德。這還不是明明白白的道理嗎？命既然由德所決定，那么吉凶禍福就不在天而在人了。命定於現在，聖賢，鬼神也不能改變。所以君子只有盡心盡力修德，為求得到好的命運啊！

這就是關於命運的最深刻的理解。］

《易經》上說：“要窮究天下道理，儘自己之所能，來實現最好的命運。”

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啊。

［趙子評論說：吉凶由人自取，興亡由德而定。考察以上種種記載，命運由德行來決定是肯定無疑的。如今有些論者，由於堯舜的後代未能承繼帝業，便認為這是由命決定而不是由德決定，這就人錯特錯了。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堯舜身邊那些佐命功臣，必然會有興盛起來的。如果堯舜把帝位傳給兒子，那么功臣的德行便得不到回報。為什麼為樣說呢？過去鄭桓公問太史伯：“周朝衰落之後，哪個國家會興盛起來？”太史伯回答說：“過去祝融高辛氏，得火正，他的功德可大了，但在周代，後裔未有興盛的。楚國是他的後裔，周衰落之後，楚國必定興盛起來。楚國興盛，可對鄭國不利啊。’鄭桓公說：‘周衰之後，哪些國家會興盛呢？’太史伯回答：‘大約是齊、秦、晉、楚這幾個國家吧。齊國姓姜，本是伯夷的後代。伯夷曾輔佐帝堯治理天下。秦，嬴氏，本是伯翳的後代。伯翳曾輔佐舜用文德化導萬民。以及楚國的先祖都曾對天下有大功。周武王把幼弟虞叔封在唐地，這就是晉國。

那裡地勢險要，以此延續至今。如果周朝衰落，這四個國家必然一起興盛起來。”所以，范曄在《後漢書·班固傳·典引》中說：“帝堯（陶唐氏）不把帝位傳給兒子丹朱卻傳給了帝舜（有虞氏），帝舜不把帝位傳給兒子商均卻傳給了夏禹。周族的先祖稷和商族的先祖契也都是在任帝舜時的佐命功臣時發揚功業的，因此才奠定了後來商湯和周武王的基業。由於佐命功臣多，上天才把功業歸於元首，最終授與漢代劉氏。”由此說來，豈能說堯、舜有德無嗣呢？

范曄又說：“西楚項羽的軍隊屠殺漢軍士卒，屍體竟然塞滿了濉河，至使河水為之不流；秦將白起在長平坑殺趙國降卒四十萬，當時怨憤之聲驚天動地，即使有子游、子夏那樣的英才，或伊尹、顏淵那樣與聖人相差無幾的有德之士，又怎么能抗拒得了呢？”於是有人認為命運在於德行的說法有漏洞。

對於這一看法，可以這樣回答：宋景公的時候，火星迫近心宿，宋景公非常害怕，以為這是災禍降臨的徵兆。於是問子韋有何辦法攘除，子韋說：

“心宿是宋國的分野，災禍將降臨在國君身上。儘管如此，還是可以轉移給老百姓。”根據這種說法，國君有病，百姓遭殃，假如當各種厄運一起降臨的時候，百姓的災難就更加深重了。雖有伊尹、顏淵、子游、子夏那樣的聖賢，又怎么抗拒呢？所以莊子說：“在堯舜的時代，天下沒有不走運的人，並不是因為那時的人都聰明；在桀紂的時代，天下沒有幸運的人，也並不是那時的人都愚笨。這是時勢造成的。”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范曄還說：“北方戎狄民族，人面獸心，貪圖享樂，把殺人當作道德，把luàn倫當作仁義。當太白星運行失度，天下大亂時，便乘機入侵中原，毀滅了洛陽等五大城市。嗚呼，行善得福做惡招禍，只不過是一句空話罷了。”

根據這種說法，似乎認為狄戎內侵，便是由命不由德了。這些說法，都是由於人們不知什麼是真正的德啊！為什麼這樣說呢？過去秦穆公曾問戎狄賢者由余說：“中原國家，用詩、書，禮、樂等法度來治理天下，然而還是經常發生動亂，而如今戎狄並沒有這些典章制度，怎么能把國家治理好呢？”由余笑著回答：“這就是中原國家所以發生動亂的根本原因。自從上古黃帝制定禮樂法度，他自己身體力行，率先垂範，也僅僅獲得一時的安定。待到後世之君，一天比一天驕奢淫佚，依恃法律條文之多，來責備、督察百姓之過。

百姓困苦不堪，便以仁義的標準埋怨國君。這樣上下互相怨恨，互相殺戳、篡奪，甚至於夷滅宗族，根源就在這裡。戍狄則不然。君主用淳樸的道德來對待臣民，臣民則心懷忠誠信義來侍奉君主，這樣治理全國就象一個人治理自身那樣容易，可又不知道為什麼會治理得這樣好，這才是真正的聖人之治——戍狄的道德就是是這個樣子啊。”如今晉朝建國以後，嫡長子沒有兄弟們連城相助守衛，而兄弟之間的怨恨和爭鬥一大比一天厲害。卿宰沒有被眾人欽佩敬仰的高貴品德，可是百官倒台、黜降、殺戳、侮辱的災禍每天都有。

晉宣帝司馬懿、景帝司馬師正值多難之秋，專力討伐英雄，殺戳豪傑，以便傾覆曹魏政權。屠戳之慘，不是誅殺二字可以概括的。再後來，皇室風俗yín亂，把廉恥全部丟盡了。天還未黑，便開始了昏天黑地的yín亂生活。放縱自己的情慾，個個不以浮亂放逸為恥，不以妒忌為惡。當媳婦的忤逆公婆，做妻子的凌虐丈夫。有殺戳妾媵的，有狎戲長輩或晚輩的，那種yín亂、兇惡、忤逆豈止是luàn倫所能概括的。由此看來，晉朝之德行豈能勝過匈奴呢！如今看到匈奴、鮮卑等民族侵擾華夏，便認為決定於命不決定於德，這種說法是多么荒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