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行

作者：趙蕤

譯文

當官的，如果能在天下大事還處在萌芽階段，沒有形成規模的時候，局勢的兆頭還沒有顯現的時候，就已經洞燭機先，獨具慧眼，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存亡、得失的關鍵都事先看得到，把握得住。在大大燃燒起來之前就能預先防止，使他的主子超然獨立，永遠站在光榮偉大的一面。能夠具有這種才具、境界的大臣，堪稱第一流的官吏，王者之師。這種大臣便是聖臣。

其次可稱作好官的是謙虛謹慎、盡心竭力為人主辦事，經常思索好的治國之道向人主建議，勉勵君王恪守禮儀、勤政愛民；勸說君王眼光遠大，胸懷大志，使其英明正確的地方更英明、更正確；對其不良的作風，有害的習慣千方百計加以糾正、挽救，能做到這些的，就是大臣。

能稱得上忠臣的，必須做到為國家辦事早起晚睡，廢寢忘食，同時要終生不懈地舉賢薦能，為國家推薦、選拔人才，還要博學多識，精通歷史，經常引證歷史經驗啟發激勵人主。能做到這些的才是忠臣。

[有人問魏明帝時的楚郡太守袁安：“已故的內務大臣楊阜，難道不是忠臣嗎？”袁安回答道：“象楊阜這樣的臣子只能稱‘直士’，算不得忠臣。

為什麼說他只是一‘直士’呢？因為作為臣子，如果發現人主的行為有不合規矩的地方，當著眾人的面指出他的錯誤，使君王的過失傳揚天下，只不過給自己撈了個梗直之士的名聲，但這不是忠臣的應有的做法。已故的司空陳群就不是這樣，他的學問、人品樣樣都好，他和中央機關的高級官員們在一起的時候，從來不講人主的錯誤，只是幾十次地送奏章給皇帝，指出哪些事做錯了，哪個缺點必須改，有批評，有建議，而同僚們卻都不知道他寫過奏摺。陳群向人主提了意見而不自我標榜，所以後世的人都尊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這才是真正的忠臣。”]

深謀遠慮，明察秋毫，清楚成功、失敗的機樞在哪裡，並能事先預防，採取補救的辦法，堵塞某一國策實施的漏洞，把可能導致失敗、動亂的因素提前消滅了，轉禍為福，轉危為安，使人主自始至終不必憂慮。能這樣做的是智臣。

奉公守法，以身作則，忠於職守，勇於負責，為民眾出了力、辦了事不接受賀禮，清正廉潔，勤儉樸素。能這樣做的是貞臣。

當皇帝昏庸、國家離亂的時候，對上不拍馬屁，不阿諛逢承，而且敢冒犯昏君的龍顏，在群臣唯唯喏喏的時候，敢當面指出昏君的過錯。能這樣做的，就叫做直臣。

這是六種類型的正面官員——“正臣”。

[南北朝的桓范在他寫的《世要論》中說：“有些官員不善言辭，說出來的話不好聽，而當領導的卻要注意，這個官吏雖然嘴笨，但他是個內秀的人，有一肚子錦囊妙計。如果當領導的只因他禿嘴笨舌，說話刺耳，就處處看不順眼，冷落疏遠他，他的才幹就得不到發揮了。對這樣的官吏，能不體察到他的心直口訥，而不加以寬容嗎？

“有的官員相貌憨厚土氣，說話吭吭巴巴，其貌不揚，不修邊幅，可是腦子好使得很，聰慧敏銳，能發現、想到被別人忽略的問題。對這樣的官員，當領導的不應當為了他本質上淳樸、聰敏的優點而寬容他外表鄙陋的不足嗎？

“有的官員是臨危授命，冒險犯難，是能擔當撥亂反正大任的天才，為了國家、民族的興旺發達，可以忍受一切誹謗屈辱。對於這樣的官員，當領導的不是應當為了他的忠心為國而信任、重用他，原諒他的小節嗎？

“有的官員公正廉明，為了長遠利益，為了國家大局與大多數人的意見、利益發生了衝突；或者為了捍衛法律的威嚴而大義滅親，犧牲個人和家族的利益。對於這樣的官員，當領導的應當看到其公而忘私、大公無私的可貴，給予支持保護。

“有的官員個性倔強，道德標準很高，要想讓他委屈求全，違反他的人格標準去迎合某一種意見，屈從某一種局勢，他死也不乾。可是在現實中，這種人往往被當作傻子。還有的官員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如果讓他阿諛世俗做一件事，個人可以名利雙收，但這件事將給社會帶來禍患，那他寧可不要這個名，也不做這種事，在現實生活中，這種人也往往被當作傻子。

對於這些高風亮節，品格高尚的官員，當領導的不是應當特別加以理解、重用嗎？

“有些官員在基層工作，地位不高，沒有名氣，路子也窄，但是愛動腦筋，有見地，能向上級領導提出很好的意見。雖然位卑人微，但敢越級反映情況，討論國事。對於這種官員，當領導的不是應當體察到他們忠心為國之難能可貴嗎？

“有的官員個性孤僻，作風特殊，但他保持著與眾不同、超然獨立的節操，這就很容易招來誹謗。當領導的應當明白這種人有著特殊的品操、才能，並加以原諒、寬容。

“這七種善於理解、體諒、保護官吏的做法，是當領導必須具備的，否則就得不到前面所說的六種好官員。”]

有的人當官只是為了拿薪水，對工作敷衍應付，不當回事，隨大流，跟著走，見風使航，八面滑溜，瞻前顧後，左顧右盼，就怕得罪人，就怕負責任，這種當官的，可名之曰“具臣”——濫竽充數而已。

只要是領導講的，就說“講得好，非常正確，非常重要”；只要是領導做的，就說“做得對，帶了個好頭”。嘴上這么說，肚子裡卻在暗暗揣摸主子的愛好，凡有所愛就投其所好，及時上貢，來滿足主子的聲色之樂，把主子巴結得渾身通泰。漸漸的，當領導的不把這類專事拍馬屁的官員當外人了，互相包庇縱容，一起吃喝玩樂，不計後果，不考慮影響。這種官員就叫做“諛臣”。

內心陰險奸詐，外貌謙恭謹慎，能說會道，討人喜歡，實際上嫉賢妒能，想提拔誰，就在上級領導面前盡說他的好話，隱瞞他的缺點；對真正的人才，就在上峰面前誇大、突出他的過失，隱瞞他的優點，結果使上級賞罰不當，號令不行，政策、法規不能貫徹，這類官吏就是“奸臣”。

有才智，有學識，乾起壞事來更有能耐。掩飾他的過錯道理講的振振有詞，叫人們聽了不由得不信服；辯論起來足以形成一家學說，小則可以挑撥離間父子兄弟反目成仇，大則可以在中央政府煽風點火，製造混亂。這種官員就是“讒臣”。

篡奪權力，造成自己的勢力，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整倒別人，排斥異己，培植私人勢力結成死黨，形成自己的社會勢力；假傳聖旨，到處以全權代表的身份出現，使自己顯得無比尊貴。這類官吏就是“賊臣”。

在人主面前阿諛奉承，鼓動、促使國王往邪路上走，背後又把錯誤都推到國王一個人身上；結黨營私，互相包庇，欺上瞞下，不讓領導人了解真實情況，使上上下下黑白不分，是非不辯；暗地裡宣揚領導人的過失，使全國老百姓都罵國家領導人，鬧得國際上都知道。這種官吏就是‘亡國之臣”。

這是六種類型的反面官員——“邪臣”。

當官的既然有六種類型的“邪臣”——不正派的官員，那么有什麼辦法可以防止他們混入各級機關呢？這就要講究防邪之道。

[桓范說：“有的官員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幹得不錯，但其險惡用心在於一旦手握大權，以便實現他的大野心，達到大不忠的目的；有的在小事上，在平時很講信用，但其目的是為了沽名釣譽，在大事上搞陰謀詭計，達到反叛的目的。對這類官員不是應該預防其欺詐嗎？

“有的官員表面上很有魄力，幹勁沖天，實際上沒有真膽識；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義，可在實際行動上卻與仁義相違背。這就要考慮，這些官員是不是在弄虛作假？

“有的官員專搞打擊同事、貶低同僚的小動作，以達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達，上面的計畫、政令也不能向下傳達。對這類官員，當領導的就要考慮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有的官員發表似是而非的意見，雖然很中聽，但是中了他的邪說就會亂了真理；或者發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見，一旦實行，就會傷害真正的賢能之士。對於這類官員，當領導的就要考慮他是不是在進讒言？

“有些官員手中有一定的權力，就用不公正的賞賜鼓勵自己滿意的部下，儘管這些人沒有什麼業績；或者用獎賞的辦法收買人心，預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處罰對待自己不喜歡的屬下，以此樹立權威，儘管這些人有能力、有業績。對出於私心擅自賞罰的負責人，當領導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奸佞之人？

“有的官員居心不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採用明場上抬舉他，說好話，而暗地裡卻用陰謀詭計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謀略什麼事情，總是冠冕堂皇地打著公事公辦、一心為公的旗號，實際上暗中卻塞進了私貨，假公濟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跡。當領導的，就要警覺這類官員是不是欺世盜名、欺君罔上之輩？

“有的官員專走上層路線，結交領導人左右的辦事人員，從而找機會向執政者說項推薦，以達到進身的目的；或者藉助領導人重用的、言聽計從的人，巴吉他們，依靠他們，以此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當領導的就應當考慮，這類官員是不是有作偽的動機？

“有的官員永遠隨聲附和，八面玲瓏，有時甚至違心地苟合別人，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順利地往上爬。對這類官員，當領導的就要考慮將來的禍患：關鍵時刻，利害關頭，他是不是也會這樣呢？

“有的官員一門心思順著上級領導的意志，專做上面喜歡搞的事，專說上面喜歡聽的話，為的是求得上級的歡心，取得上級的親信，而這些事、這些話對老百姓、對社會是好是壞，他一概不去多想。這種官員，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

春秋時鄭穆公的女兒夏姬，後世稱她為“一代妖姬”，是當時的名女人，陳、鄭等好幾個國家都亡在她手裡。據說她好幾十歲了還不顯老，許多諸候都被她迷住了。最初她嫁給陳國的大夫御叔，丈夫死後，她和陳靈公及朝中大夫孔寧、儀行父私通，搞得朝廷烏煙瘴氣。陳國的大夫泄冶看不下去，就向他們提出規諫。陳靈公自知理虧，無顏面對泄冶，就買通一個刺客，把泄冶殺了。就這件事子貢問孔子：“陳靈公君臣與夏姬yín亂朝綱，泄冶規勸，招來殺身之禍。泄冶的行為與紂王時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說泄冶的做法合乎仁道呢？”

孔子說：“不能這樣說，因為比干之於紂王，從私人關係方面講，他們是皇親，比干是紂王的叔父；從公的方面講，比於是皇帝的老師。比於是為保住殷商的宗廟社稷，所以他下決心犧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紂王悔悟，所以比干當時的心理狀態，是真正的仁愛之心。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陳靈公的部屬，地位不過是個下大夫，並沒有血緣上的親密關係，在陳國這樣一個政亂君昏的國家，正人君子本應掛冠而去，可是泄冶沒有這樣做。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想用區區一身，糾正國家領導人的yín亂昏庸，死了也是白死，一點用處都沒有。象他這種作法，愛國之心還是有的，至於說到忠、仁，卻毫不相干。《詩經》中有兩句話：‘民之多僻，無自立辟。’意思是說，尋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邪路上去的時候，是沒有辦法把他們拉回來的。泄冶就是這種人。”

有人問：“叔孫通順著秦二世的心事拍馬屁，這是應該的嗎？”

司馬遷回答道：“叔孫通先生考較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決定自己的進退，這個原則是前代哲人所認可的。他為了繼承文化道統，期待著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時代一來，好做一番事業，制定富有文化精神的體制。進退韜諱，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那個時代，他沒有辦法，只好遷就當時的時代環境。他非常懂得適應時代的變化，以最強的應變能力達到最終目的，最後終於成了漢王朝的儒學宗師，開創了幾千年的儒家禮儀制度。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樹，所有的樹都被彎曲折斷的時候，只有它還直立著，但是太挺拔了也很危險，容易折斷，所以雖然直立，卻很柔韌。保全自身以後，在那樣的亂世是很難生存的，不來點隨波逐流，就顯得與眾不同，太特別了也要吃虧，只好遷就世俗。但完全同流合污也不行，必須‘曲而不撓’，心中始終堅持一貫的思想原則。所以在亂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種‘大直若詘’的樣子，看上去好象不會說話，畏畏縮縮的，曲里拐彎的，但最終的目的是要實現自己的理想。這就是叔孫通的處世哲學。”

有這樣一個觀點：司馬遷在談到官員的標準時說：“在朝為官而不給領導提意見，這種官員要不的。”比如朱雲和張禹的事吧，這兩個人都是漢成帝的老師，當時正是王莽家族用權的時候，民間怨恨到了極點，各地的奏章報到中央，都被張禹壓下來不給皇帝看。朱雲當著皇帝的面詰問張禹：“下面那么多奏章你不讓聖上看，象死人一樣占著一塊地方，只想保住自己的烏紗帽，什麼都不乾，使上下的意見、訊息無法勾通，該殺！”

班固對此發表意見說：“為人處世太難了，跟著時代、世俗走吧，就違背了倫理道德，違背了思想信仰；可是如果超凡脫俗，逆潮流而行，人生就馬上變的舉步維艱，危機四伏，至少這輩子沒有飯吃，會把自己給餓死。因此古代的人給官也不做。為什麼不願做官？為什麼要清高？因為他既然出來做官，就想對國家對社會有所貢獻。可是如果估量一下當時的局勢，當官後不但一無所為，甚至還有危險，那又何必出來？這樣一想，就不輕易接收招聘了。”由這個道理看起來，推論下去，一旦面臨生存還是死亡的抉擇，有時候連命也得搭上，這生與死的取捨，該怎么講呢？

范曄對這一重大問題的回答是：“一個人一天到晚，專門講文化道德、義理之學，那么就連飯也吃不上，連謀生的辦法都沒有了；但是如果只講求生，為掙錢，為當官，連命都不要，倫理道德的貫徹就被堵死了。古人在生與義發生衝突時，取捨的標準是這樣：假如死了比活著更有價值，就捨生取義；假如生存下來可以扭轉局面，乾一番更大的事業，雖然是苟且偷生，但比死更有價值，那就舍義求生。否則，只能殉難以全節了。”

如果有人問：“如此說來，後漢的竇武、陳蕃，與把持朝政的竇後及其親信宦官曹節、王甫抗衡鬥爭，最終還是死在這班外戚、宦官手裡，難道他們做錯了嗎？”

《後漢書》的作者范曄對這段歷史是這樣議論的：“漢桓帝、漢靈帝兩朝，象陳蕃這樣的人，都是能夠建樹時代風尚，對當時渾渾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風氣發出抗議的人。以他的人品學問，道德情操，在最腐敗的社會風氣中，猶如駿馬馳騁在坎坷崎嶇的險途中一樣，敢和那些權勢薰天的宦官抗爭，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以他的聰明才智，並不是做不到潔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於這樣做

罷了。因為他堅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標準，悲憫當時世俗庸人，象一些知識分子那樣，看到世風日下，儘管反感極了，也只求遠離五濁惡世，自以為清高，然而這樣一來，人世間就連一些互相同情、憐惜的人情味都沒有了。

所以他反對那些退隱避世的人，認為退隱不合人生的真義，而他自己好幾次有機會退隱避禍，可就是不走，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以仁義之心為已任，明知任重道遠，意志更加堅定、激昂。等到政治形勢一有施展才智的機會，就協同竇武掃除宦官勢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這樣的死，以歷史的眼光看，把時間拉長、空間放大了，是把千秋萬代的事業放在一個暫短的時空內做了。他這生命的價值，在於精神的不死，千秋萬代都要受人景仰。雖然他失敗了，然而他的精神、正義卻世世代代作為信念的支柱在引導、支持著世道人心。”

這就是前面所講的義重於生、捨生取義的道理。]

[三國交戰的時候，廣陵（今江蘇揚州一帶）的太守張超把地方政務委託給臧洪去代理，後來袁紹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縣）

包圍了張超，臧洪聞訊後，光著腳哭著到處替張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張超，因與袁紹是朋友，又向袁紹求援，可是袁紹沒答應。雍丘被曹操攻破後，張超全家被殺。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紹，就和他絕交了。朋友反目成仇後，袁紹舉兵圍攻臧洪，城破之後，臧洪也被袁紹殺了。

後來人們在談論起這件往事時，不但不同情臧洪，反面認為他頭腦不清，稀里胡塗。三國交戰的那個時代，正象春秋戰國縱橫錯節的時代一樣，是個沒有道理好講的時代，說不上哪一方是仁義之師。臧洪昏頭昏腦，對時代環境看不清，身家性命都保不住，還妄想像在和平安居時那樣講道義，講友情，豈不可笑！所以說，身處亂世還想像臧洪那樣去立功立業，救苦救難，只能自取滅亡。]

也許有人會問：“臧洪雖然不明智，但他為救朋友張超而死，總還夠得上講義氣吧？”

對此范曄也有他的看法。他說：“曹操兵圍雍丘，張超處境危急，臧洪為救朋友到處求救，當時就臧洪個人感情之悲憤、慷慨來說，是一種壯烈的情操。看他那副光著腳奔走呼號、帶兵赴難的樣子，確實值得同情。可是話說回來，英雄豪傑在某種特定的情勢下，對於是非善惡的取捨，與普通人的信守節義，在心態上是否不一樣呢？‘大行不辭小讓’，成大功，立大業，辦大事的人，是顧不到那么多枝節瑣事的，甚至挨罵都在所不惜。至於象三國時期，袁紹、曹操、張超這一幫人，和一切亂世中擁兵割據的草頭王一樣，有時候結盟訂約，聯合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實際上都在打自己的算盤，聯合有利就聯合，開戰有利就汗戰，根本沒有什麼信義可講，唯一的出發點是形勢的需要，利害的衡量。在這種局勢下，看不透這一點，而去和人講道義，只有送命了。更何況三國時，在軍閥割劇的戰亂局面下，雍丘是個非常危險的偏城，臧洪出於一時憤慨，只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曹操包圍了，心想袁紹也是朋友，就去請袁出兵，卻不知曹、袁當時出於利害關係的考慮，剛剛講和，正是友好相處的時候。臧洪昏昏然想借袁紹的兵打敗曹操，來解救朋友的危難，即便成功了也是前門驅狼後門進虎的做法，是很危險的。再說，按兵法來講，逞一時義憤，率忿恨之師，是兵家之大忌。臧洪‘徒跣且號，束甲請兵’，和楚國的申包胥因楚國被吳國打敗，到秦國請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樣，在個人的情感上無可指責，但是對解決問題而言，一點用也沒有。

藉助外力解決本國的危難，只會落個把國家拱手讓給他人的下場，從來沒有聽說這樣能復國圖存的。”

有人問：“天下聞名的遊俠季布，當年曾是項羽麾下戰將，一次追擊劉邦，差點殺了劉邦。後來劉邦得了天下，最恨的就是季布，懸重賞全國通緝他，同時下令，誰敢藏匿他就誅滅九族。弄得季布無處藏身，剃成了光頭，毀了容，東躲西藏，四處流竄。一個真正的英雄壯士，窮途末路，一死了之算了。象季布這樣的壯士，一反昔日剛勇豪邁的氣概，去做窩囊的亡命徒。

這樣對嗎？”

司馬遷在談到季布的行為時說：“在劉、項爭雄的時候，以西楚霸王項羽那樣‘力拔山兮’的氣概，季布仍然能在楚軍中以武勇揚名楚國，每次戰役都身先士卒，率領部隊衝鋒陷陣，多少次沖入敵軍奪旗斬將，稱得上是真正的壯士。可是等到項羽失敗，劉邦下令通緝他，要抓他殺他的時候，他又甘心為奴而不自殺，又顯得多么下賤，一點志氣都沒有。季布為什麼要這么做呢？他肯定是堅信自己是個了不起的人才，只是投錯了胎，走錯了路，所以受盡了屈辱但不以為恥，盼望有機會能施展自己還沒有充分發揮的潛能，所以最終還是成了漢代的名將。由他的所作所為，可以窺測出他的志氣、抱負，他覺得為項羽而死太不值得，因此才那樣忍厚負重，委屈求全。由此看來，一個有見識、有素養、有氣魄的賢者，固然把死看的很重，可並不象愚夫愚婦一樣，心胸狹隘，為了一點兒小事，就氣得尋死上吊，這並不是有勇氣的表現，而是計窮力竭，覺得沒有辦法挽回局面，走到絕路上了，所以才去自殺。而胸懷大志的人，雖然不怕死，但要看值不值得去死，只要還有一線東山再起的希望，是絕不會輕生的。”

[對生與義的衝突和取捨，司馬遷還有一種說法：“在楚漢相爭的時候，魏豹和彭越這兩個人，有自己的軍隊，能征慣戰，都是一方的霸主，他們投靠哪一方，對局勢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這兩個人雖然出身卑賤，一個是亡命徒，一個是打魚的，然而亂世英雄起四方，一旦聚眾呼嘯，攻城略地，席捲千里，就有了稱王稱霸的資本，殺人 放火，氣焰囂張，天天都是他們得意的時候。這種土匪、流氓出身的投機分子，心懷叛逆，唯恐天下不亂，因為在亂世他們才有機可乘，有油水可撈，一旦社會安定，就沒他們的立足之地了。這種人失敗了是不會自殺的，他們寧願被俘虜，受盡凌辱而死，而且至死也不甘心，這是什麼道理呢？”

司馬遷說：“象這樣的行徑，就是中等水平以上的人，也會覺得羞恥，更何況具有帝王之才的人呢？如項羽失敗了，都因元顏面對江東父老而自殺了。但這些人失敗之後，寧可被俘也不願自行了斷，落到坐大獄、受刑戮的地步，這是為什麼呢？沒有別的緣故，只因為他們的智慧、謀略超人，唯一憂懼的是此身不保，只要‘留得青山在’，一旦抓到哪怕是不大的一點權力，就想實現他的理想，讓天下來個天翻地覆，所以他們寧願做囚犯也不想死。”

這些縱橫之士，只想如何建功立業，為此受什麼委屈都在所不惜。

司馬遷在《藺相如列傳》之後，讚頌藺相如時說過：“一個人明知乾一件事非死不可，還要決心去做，這是需要大勇的。死並不是一件難事，難的是如何處理。決定死還是生，這不但要有大勇，還要有大智。當藺相如捧著和氏壁，眼睛看著柱子，準備人玉俱毀的時候，回過頭來怒斥秦王及其左右，藺相如已經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以一文弱書生，當面折辱威加四海的秦王，多不過被砍頭而已。可是在那種情況下，能做出這一決定是最難的，就連當時在場的文武百宮，都嚇得戰戰兢兢，大氣都不敢出，然而藺相如卻能氣勢奪人，反而鎮住了秦國上下。後來他回到趙國，因此舉功勞太大，位比廉頗，老將軍心有不服，處處和他過不去，然而藺相如總是百般謙讓，後來廉頗負荊請罪，將相和好，名重泰山，千古流芳。象藺相如這樣處理生與死、榮與辱的，才算是智勇雙全啊！”

這就是忠貞之士的典型，真正懂的何時、何地、何事上不伯死，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又不輕言犧牲，是具有大智慧、大勇氣的英雄。

齊桓公的名相管仲說：“人們認為我被齊桓公俘虜後，關在牢里委屈求全是可恥的，可我認為有志之士可恥的不是一時身陷囹圄，而是不能對國家、社會做貢獻；人們認為我所追隨、擁戴的公子糾死了，我也應該跟著死，不死就是可恥，可我認為可恥的是有大才而不能讓一個國家稱雄天下。”

管仲的這番話表明，有經世治國之才的人由於對自己的才能充滿信心，以改天換地作為人生之目標，所以決不會把生死看得太重。季布也罷，管仲也罷，這些有才有識之士，對自己一生的行為，乃至死與不死，都有很明確的價值觀念和衡量標準。]

[我們再提出一個問題來討論一下。

魏晉南北朝末，在劉裕建立的宋朝（公元420～502 年），有一個叫宗愨的落魄書生，他的同鄉庾業很瞧不起他。庾業有錢有勢，豪闊得很，宴請客人，一上幾十道菜，酒桌都有一丈見方，可是招待宗愨的飯菜卻只有用稗子等雜糧煮的粗飯，宗愨照樣坦然地吃。等到後來宗愨發達了，做了豫州太守，生殺之權集於一身，不但不記庾業輕辱他的舊恨，反而請庾業來做他的秘書長。]對宗愨這種不記恨過去折辱他的人，反而以德報怨的度量該如何理解、評價呢？

斐子野在談到幾個類似的歷史人物時說：“一個人在窮困時不悲不愁，在微賤時不氣餒不苦悶，淡泊於天命和平凡，窮就窮，很坦然，可是絕不放棄偉大的理想。這樣的素養、器度和品德只有象曾子、原憲這兩位孔子的學生才具有；還有一種人，倒霉的時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標準，低頭認命，甚至人格被辱也能忍得下，低眉順目，鞠躬屈膝，屈居庸庸碌碌、無賴潑皮之下，忍受胯下之辱也不反抗，一旦得勢了，就在英雄頭上跑馬。韓信、黥布就是這種人。“這兩種人，卑賤的時候被人輕蔑、侮辱的情況是相同的，可是其心態卻截然不同。一種是英雄情操，得志就氣象非凡，不得志就忍辱負重；另一種是道德、人格的榜樣，認為人生本來平淡，從不侈求榮華富貴，淡泊中養其清泰天和。

“至於象宗愨這樣的人，卻兼有這兩種情操、氣度的長處。當年庾業在高朋滿座的情況下冷落他，小瞧他，他不覺得慚愧，因為他有理想，有大志，這一點和韓信、黥布相象；在他得志以後，還請庾業做部下，不把過去的舊惡放在心上，這種崇高的寬厚的長者之風又和曾子、原憲一樣。確實是了不起啊！”

後世的人在談到西漢時的酈寄把朋友呂祿騙到效外遊玩，給了周勃他們推翻呂后政權的機會這件事時，認為從個人道義上講，酈寄出賣了朋友，是不光彩的。這個道理該怎么講呢？

班固的看法是：“所謂出賣朋友，是指那種為了富貴榮華而忘了朋友的情義，把朋友作為換取個人利益的犧牲品，才是賣友行為。至於酈寄，其父酈食其幫漢高祖打了天下，是開國元勛，而呂氏家族陰謀篡奪了政權，他在這場劫難中，雖然用欺騙手段把呂祿騙出去，摧毀他的衛戌部隊，推毀呂氏家族，目的是安定國家，為了天下蒼生。這不是出賣朋友，是為了拯救國難、捍衛父輩君臣開創的大業而不得己採取的一種手段。”

[曹操帶兵征討冀州的時候，命令大夫程昱留守後方重鎮甄城。就在這期間，曹操手下的將領張邈叛變。這時曹操只好親自迎戰呂布。當時的戰爭局勢是如果呂布把范城拿下來，就可以消滅曹操，所以呂布使計把范城的守將靳允的母親捉去，想脅迫靳允為救母親歸順。曹操聞訊，趕緊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遊說靳允，要靳允不必考慮母親的安危，固守范城。結果靳允被說服，感激流涕地表示：“一定守城，決無二心。”]

於是有人問：“靳允這樣做，於母不孝，於曹操算不算是忠？”

徐眾的觀點是：“當程昱去遊說的時候，靳允與曹操之間，還沒有形成君臣關係，而母親是至親骨肉。所以於情於理，靳允都應該為母親的安危而去，不該為曹操守城。

“昔日劉邦的大將王陵的母親被項羽抓了起來，以此威迫王陵歸順他。

王陵的母親看出劉邦肯定會得天下，項羽必定要失敗。自己被軟禁後，知道王陵有孝心，怕兒子為救自己而玷辱一世英名，因此自殺，把遺書教人偷偷送給王陵，教他好好幫助漢高祖打天下。她用這種絕決的辦法讓王陵心無牽掛，一心一意去盡忠盡節，至死無悔。

“另一樁歷史故事卻大異其趣。戰國時衛國的公子叫開方的在齊國做官，十年沒有請假回國看望父母。有人說開方這樣忠於職守，忠於齊國，可以提拔他為相，可是齊國的宰相管仲卻把他開除了。理由是說象開方這種人，連父母都不愛，怎么會愛君王，怎能為相。

“從以上兩個事例再來看靳允，就應當明白對父母孝敬愛戴的人，才會對社會、對國家有感情，才有可能做忠臣，所以靳允應該先去救母親。

“徐庶的母親被曹操抓起來後，徐庶進退兩難。劉備得知這一情況後，就對徐庶說，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幫忙，可是我不能做違背情理的事。你若留在我身邊，曹操肯定會殺你母親，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譴責。你還是去吧。”

魏文帝曹丕問他的大臣王朗等一班人：“根據史籍記載，春秋戰國的時候，鄭國的大臣子產，部下和老百姓不能騙他；孔子的學生子賤治理單父的時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人們不忍心騙他；西門豹治理鄴都的時候，人們不敢騙他。這三個人能做到不能騙、不忍騙、不敢騙，你認為哪一種更好？與你的才能相比又如何？”

王朗回答說：“上面的領導人，本身德高望重，能夠真愛人、真幹事，老百姓和部下都感念他的恩義，就不忍心騙他了，就象單父的老百姓對待子賤那樣；如果上面的領導人什麼事都看得很清楚，下邊的各級官員怕被覺察，就不能欺騙了，象子產那樣；如果上面用嚴刑重法治理一區一國，老百姓和部下怕犯法、怕刑罰，就不敢欺騙了。這三種不欺的效果相同，但是其出發點卻大不相同。要求臣民忠心，但盡忠不是單方面的事情，如果執政者多行不義，臣民就不可能忠心。當領導的按仁義道德行事，臣民自然感恩戴德，這就合乎孔子所說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仁愛道德管理大眾，使全國人民都有文明教養，即便有人做了不體面的事也好糾正），可以達到文治的最高政治目的；如果靠明察秋毫、嚴刑重法來治理，老百姓提心弔膽過日子，或者有人在法網的漏洞中為非作歹，幹了壞事還能逃過法律的追究，自認為高明，還恬不知恥，就和孔子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靠政治法令來治理因家，用刑罰來管理人民，有人幹了壞事能逃過法律的制裁也不覺得羞恥）一樣了。這兩種情況，好壞的差別很大，關鍵在於領導人能權衡利弊，一文一武把握平衡，而不應斤斤計較，因小失大。”

有人問：“季文子、公孫弘這兩個人，身處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尊榮顯赫，卻能放下架子，吃穿非常儉樸，然而在當時以至後世，對這兩個人的評價一毀一譽，截然不同，這是什麼道理？”

范曄說：“人對待仁的立場、動機各各不同，有的人看上去做人、做事都有利於仁，可也說不定是拿‘仁’做幌子，以‘仁’為手段，為在政治上達到個人目的，最終還是為了私利！有的人看上去在身體力行地行義舉，處處講究應不應該，合不合理，可是並不一定希望做得真正合乎義的真諦。

“季文子身為宰相，他的小老婆卻從不穿綾羅綢緞，魯國人談起來，都認為是自己國家的光榮。漢武帝的宰相公孫弘一輩子穿布衣，與他同朝的監察御史汲黯當著漢武帝的面就指責他假裝簡樸。季文子和公孫弘的行為是一樣的，可是在歷史上季文子受到讚譽，公孫弘在當時就受到了詆毀，這是為什麼呢？是不是行義舉和弘揚仁德的目的不同呢？

“古聖人（指孔子）說過，仁義的人自己就是仁義的化身，智慧的人一言一行都有利於仁義的教化。害怕觸犯法規的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勉強去做合乎仁義的事。二者比較起來，為仁為義的行為表面上看去雖然一樣，但仔細考較，就不難發現，各自的心態就截然不同了。天生仁義的人，本性就很善良；言行自覺合乎仁義的人，努力用仁義的標準要求自己，並能身體力行；勉強去行仁義的，是不得已而為之。‘安仁’、‘利仁’、‘強仁’這三者相比，當然是第一種人最好。”

[聖人是天生的道德全備，器識、才具、學問、見地、品操，沒有一樣不完美的。聖人以下，中等稟賦的人，就不是德才兼備了，而是各有所長，各有所好，品德、才學都有長有短。孔子批評他的學生時說：柴的缺點是愚笨，參的缺點是魯莽，師不誠實，由太粗俗。由此看來，德才兼備有如聖者那樣的人，實在太少了！既然全德全才的人是少數，一個人要想達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只能靠後天的努力，克服糾正自己的缺點、錯誤和壞習慣，由好的行為習慣慢慢影響心理素質。但是世人又討厭做作，喜歡坦率。不過一個貪愚的人就很坦率，貪得直爽，愚得可愛，可是能因此而聽之任之嗎？能因此而信任他，把責任交給他，認為他是好的嗎？

啊，道理可不能這么講。人是依照天地的法則、形象生出來的，本身就具備陰陽之性。雖然生下來後有清秀、混濁、賢惠、愚蠢的不同，個性也各各不同，但是追求嗜欲，要吃好的，穿好的，希望榮華富貴，美貌動人..

這種種欲望原則上是相同的。所以男男女女都愛修飾打扮自己，美容化妝，護膚駐顏；大人小孩都想坐高級車，乘駿馬，覺得這樣才風光氣派。與此相反，苦其心志，甘願清貧，在滾滾紅塵中潔身自好，堅守節操，在世道人情上都覺得十分困難。處處為公，大公無私，真要人人做到這一點，是很痛苦的。在理論上是不錯，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個人要做到歷史上所標榜的忠臣孝子，必須按學問道德的標準刻苦修練自己。大多數人並非生來就德才兼備，本性仁慈，假如不在後天用仁、義、禮、智、信教育節制，克服自己的不足，任由人的天性自由發展，就會象流水一樣飄蕩、放浪，怎么可能吃苦耐勞，安於淡泊，做到忠貞高潔，一心為公，見財不起意，動靜合規矩呢？所以《禮記》上說：“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古人說得好，清正廉潔的官員、名人不是不愛財，而是“君子愛財，取之以道”。

經》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叫人用後天努力的慢功，象玉匠琢磨寶石那樣，雕鑿自己，打磨自己，把自己不完善的偽劣的地方去掉，這樣才能成為珍寶。假如任其痴愚之態放肆，隨其鄙劣之情泛濫，還美其名曰“順其自然”而自視其高，認為不用理性加以規範才是不矯情，不虛偽，那么，古代明君先哲就成了文化罪人了。

因此，我認為用後天的教育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雖然一開始不習慣，不自然，但是通過漸進的矯正改變人性的弱點，這就是禮義的開始，而放任自流，順其天性的結果，人就會被貪婪卑劣所主宰。即使用強制手段讓國民行仁義之道，又怎么可以稀里胡塗地否定呢？]

有人問：“長平一戰，白起活埋了趙國的降兵四十萬，算得上是歷史上的奇將了吧？”

何晏說：“白起活埋趙國的四十萬大軍是個大騙局。他當初答應投降了沒事，結果人家投降了，他又全部活埋，這不單是個殘暴的問題！從此以後，白起再也難以得意了，也增加了秦國統一六國的困難。假如趙軍在投降之前就知道被活埋，這四十萬人就是沒有武器，赤手空拳抵抗到底，也是很可怕的，更何況這四十萬大軍都是全副武裝呢？普天之下都看見投降秦國的將領被砍下的頭顱堆成山，歸順秦國的士兵屍骨積為丘，從此以後，如果再與秦國交戰，要死就死，反正投降是死，戰死也是死，誰還肯再投降，哪座城還肯歸順！所以白起雖然能一夜之間坑殺四十萬生靈，但是這等於告訴天下人，你們必須決一死戰，絕不可投降。白起為爭一時之功，結果更加堅定了六國保家衛國的決心。從戰略上講，這種做法是在進攻的時候削弱自己的優勢，在軍事上表面勝利了，在政治上、國際上卻破壞了自己的整體計畫。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趙國雖然戰敗了，但並沒有亡國，假如趙國萬眾一心動員起來再戰，趙國的大元帥再出來一個馬服君趙奢那樣的將領，那么下一次的大戰一起，秦國就不是前一次的對手了。況且從今以後，白起使各國都對秦國同仇敵汽了。後來秦國之所以始終不敢再出兵攻打趙國的邯鄲，並不是因為趙國經此一敗而由平原君趙勝出來當統帥，而是因為秦國害怕各國諸侯聯合起來救趙。秦國知道這個道理，只是因忌諱不說罷了。

“再說長平之戰在開戰之前，秦國的兵源不足，重新變更法令，規定凡年滿十五歲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都要拿起武器上前線和趙作戰。以秦國那樣強大的國家，一仗打下來，十五歲以上的軍士死傷過半，因此從長遠來看，長平之戰打敗趙國的功小，秦國大傷元氣損失更大。象白起這種不懂戰略、不懂政治、不懂國家長遠利益的將領，怎么能稱得上是奇將呢？”

[我認為，黃石公所言“柔能制剛、弱能制強”的道理很對。這裡的所謂柔，是指道德上的感化；所謂剛，是指竊賊似的強硬。柔弱的人一般總會得到別人的扶助，而太霸道的人怨恨就會集中到他身上。正是由於這樣的道理，紂王當年百戰百勝，最後還是被周武王徹底消滅了；項羽每次都打勝仗，和劉邦大大小小打了七十二仗，七十一次都勝利了，最後一次卻全軍覆沒，落了個烏江自刎的下場。所以漢代的學者隨何說：“全國各路諸侯，都不希望項羽打勝仗。項羽打了勝仗，所有的諸侯都有危機、恐懼感，就彼此結盟，互相援救，所以楚國越強，對劉邦越有利。楚國項羽強大了，只會把全國的軍事力量吸引過來與自己作對。”從這個道理看來，假若天下已定，前面只有一個敵人，只要一戰就能解決問題，那么使用詐術一舉獲勝是可以的；倘若亂世英雄起四方，鹿死誰手還未定論，就不能目光短淺，急功近利。這個時候，要想獲得徹底的成功，就必須取信於人，真誠相待，否則最後一定要失敗、滅亡。根據這個原則，回過頭來再看長平之戰，當時正是七雄爭霸之際，秦國統一天下的實力還不夠，六國諸侯的力量還相當強大，白起一下坑了趙國四十萬降卒，嚇壞了各路諸侯，趕緊按照張儀的合縱之計組織聯合戰線同心協力抗秦。這樣一來，對秦國非常不利。白起貪求奇功，自以為得計，實為秦國的一次大失敗。因此何晏的觀點是正確的。]

公元前285 年，燕國上將軍樂毅聯合趙、楚、韓、魏，合五國之兵攻打齊國。齊軍全線崩潰，最後只剩下莒城（今山東莒縣）、即墨（今山東平度東南）未克。樂毅如果乘勝近擊，攻克這二座城池完全是可能的，但他沒有這樣做，於是有人問：“樂毅不破莒城、即墨，結果喪失了開創大業的最後機會。這是不是他的過錯？”

夏侯玄說：“閱讀樂毅的《與惠王書》，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差不多已經參透了符合大道之玄機、能按禮義善始善終處理大事的人。大凡一個人如果立志要最大限度地貫徹道德原則，把兼濟天下作為理想的時候，怎么會迷惑於眼前的形勢，僅僅把兼併敵國、稱霸諸侯當做目標呢？樂毅一方面沒有把兼併其它國家看在眼裡，另一方面，他也不想為使燕國強大而不講道義。

蔑視眼前的利益，不貪求渺小的成就，這表明他的志向是要統一天下。一連攻克齊國七十餘城，是為了運用他的機謀，使四海為之震動；圍攻二座殘城而不傷害百姓，就可以使他的仁善的心胸遠近聞名。通過廣布恩德來影響其它幾個國家，就差不多類似成湯和周武王的做法了。樂毅宏揚他的遠大戰略，用對二城圍而不殲的辦法，以期得到百姓的信任，然後使齊國的殘兵敗將做出什麼錯事，使即墨、莒城的民眾怨恨他們，這樣就可以再放一條寬大的道路等待齊將田單等人歸順了。這時候，他就將用寬容和善的政策，也為齊國上層人物提供施展抱負的機會，在東海之濱做出榜樣，在華夏大地收到效果，使我的恩澤有如春風、春雨一樣和煦，讓普天下的人民象春草一樣受到滋潤。

天下老百姓感激燕王的恩德，這二座城他就會聞風而降。這樣一來，帝王之業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樂毅雖然為了這二個城池遲疑滯留五年之久，目的卻是想儘快取得天下。至於後來情況發生了意外變化，燕昭王一死，繼位的燕惠王中了田單的反間計，奪了樂毅的兵權，讓騎劫代替他，這都是無法事先預料的。樂毅在即將成功的時候失敗了，完全是時勢變化造成的啊！如果他不這樣做，而是以狂暴的大軍進逼，用凌厲的攻勢洗劫，屠殺二城的居民，把自己的殘暴不仁暴露於天下，雖然二城也能攻取，但是那樣一來，稱王圖霸的事業就全完了。樂毅怎么會不知道莒城、即墨可以速戰速決呢？可是他顧忌的是城雖可撥，千秋大業卻被破壞了；怎么會不知道遲疑不決最後可能有不察風雲呢？

只是因為速戰速決與時局變化，其結果是一樣的啊！

“這樣看來，樂毅不屠滅莒城、即墨，他的心理是不可以用常規去衡量的。”

[有人說：“樂毅輔佐弱小的燕國，打敗了強大的齊國，因為齊國過去曾趁燕國內亂侵犯過燕國，燕昭王為此恨極了齊閔王，決心出這口惡氣。樂毅聯合五國的兵力攻齊，想雪洗燕王的恥辱，在攻取了齊國七十餘城後，包圍了莒城、即墨卻不急於奪取，意欲讓其走投無路之後起義投誠。這樣看來，樂毅所率領的是仁者之師。後人都認為樂毅是有戰略遠見的將才。可是能夠認為他比諸葛亮在謀略上更高明嗎？”

張輔對此的看法是：“聯合五個國家的軍事力量攻擊一個齊國，不能算是強大；在濟水西岸混戰一場，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不能說是仁義。而孔明呢，文武之德兼而有之，仰天長嘯，待時而發。劉備因有知人之明，三顧茅廬，諮詢濟世創業的謀略，孔明奇妙高超的策略有如泉涌，天下形勢被他分析得清清楚楚，因此劉備拜他為軍師，接著到東吳說服了孫權，聯合抵抗曹操，抓住赤壁之戰的大好形勢，輔助劉備奪取了四川。到劉備臨終之際，把軍政大權委託給了他。孔明在戰亂不息、天下紛擾的局勢下，扶助幼主劉禪即位，統籌建立政府機構，配備各級官員，調整安置各種人才，在國內使用仁德的教化，運用軍事謀略和武裝力量保衛國防，然後廣施仁政，使全國老百姓都受到實惠。諸葛亮行軍打仗的時候，路不拾遺，不拿民眾一針一線，可惜就在他大功告成之際不幸謝世。閱讀他的遺文《出師表》，就可以明白他的志向、謀略是多么宏偉遠大了。他立身處世的原則，總是有功勞計在下屬身上，部下有失誤就引躬自責，看到別人有長處就服從，聽了正確的意見就改正，所以他的聲譽才會那么有力量，不論遠近，他的影響都那么強烈、久遠。孟子說過：‘懂得了伯夷的氣節，貪婪的人應當自覺地變得廉潔。’我覺得了解了孔明之忠烈，奸臣也應當立刻變得有氣節。孔明幾乎是可以和伊尹、呂望一爭高下的名臣，怎么能和樂毅相提並論呢！”

商鞅原是魏國旁支的後代，因不被魏惠王重用，他便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千里迢迢去遊說秦孝公，準備了帝術、王術、霸術三種方法和吞併六國的縱橫捭闔策略，終於使秦成就了霸業。他能算作霸者的良師嗎？

劉向認為：商鞅為使秦國富強，在內政方面抓緊發展農業，在軍事方面重視讓有戰功的人受賞進爵以鼓勵將士。在執行新法的過程中，對朝廷里的權貴寵臣不留情面，對普通百姓不分親疏遠近。《尚書》所說的“沒有偏心，不結私黨”，《詩經》所說的“周朝的治國之道象盤石一樣公平坦白，象箭一樣正直無私”，就是象齊景公時的名將司馬穰苴那樣善於激勵將士，象周朝的創始人后稷那么善於發展農業，對商君制定的一系列新法也不能再改變了。這一切，都為秦國後來兼併六國奠定了基礎。所以荀子說：“秦國四代人都有超過別國的地方，不是靠幸運，是治理得法的必然結果。”譬如曾稱霸一時的齊桓公能信守諾言，歸還了占領的魯國土地，自柯邑會盟之後，各同諸侯無不佩服桓公的信義；晉文公在圍攻原邑的時候，與城中居民約定，三日城不下，就領兵而去，決不為奪城池殺傷居民，後來果然如期退兵。文公的這種作法，取得了各國諸侯的信任，所以贏得了盟主地位。桓公、文公所以能受諸侯擁護，應當歸功於桓公的謀臣管仲和文公的謀臣咎犯（即狐偃，文公重耳的舅父）的智謀。

可是商君變法成功以後，在攻打魏國的時候，魏使公子卬領兵迎敵，兩軍對峙，還沒有交鋒，商鞅投書給魏公子，大談昔日在魏時的友情，並約定兩人會面暢飲後，各自罷兵。結果商鞅不守信義，在會談時埋伏武士俘虜了公子卬，襲擊了魏軍。各國諸侯因此畏懼秦國的強暴無信，誰都不敢與之建立友好關係。假如秦孝公遇到的對手是齊桓公、晉文公，這樣的霸主聯合各路諸侯的將領，統帥天下的軍隊討伐秦國，秦國滅亡定了。只因為當時天下已經再沒有齊桓、晉文那樣的國君，所以才使秦國逐一兼併各國諸侯。商鞅自以為懂得王霸的道理，實際上就他所做的事來看，完全是南轅北轍。

從前周朝的召公實施仁善的政治，死了以後，後世的人們思念他的恩德，做了《蔽芾甘棠》的詩來歌頌他。曾經在甘棠樹下住的人，因懷念他的賢德都不忍心伐樹，更不用說會傷害召公本人了。晉文公因管仲有大功於國，把伯氏的駢邑三百戶賞給了管仲，伯氏毫無怨言。如今商鞅對內實行嚴酷無情的殺人、斷趾等刑法，對外窮兵贖武，東征西伐，而他自己從被封於商、於之地後，儼然一國之君，被朝中貴族和曾被他的新法處罰過的權貴聯合誣陷，最後車裂身死。這樣看來，他離做霸者的良相還差得遠呢！

不過秦孝公殺他也不對。他應當在重用商鞅的同時，施行寬容平和的法律，再配合使用恩德，處處能證明一切措施都言而有信。這才差不多是真正輔佐君王成就霸業的作法。

[歷史上還有一種不同的看法是：商君起先通過秦廷姓景的太監見到了秦孝公，給他講述帝王之道，孝公聽不進去，不時打瞌睡。最後一次與商鞅交談，商鞅給他談霸王之道，他越聽越感興趣，兩膝不知不覺往前移，乃至跑到了坐席下面。退出後，景監問商鞅：“你是用什麼辦法打動大王的，大王興奮極了！”商鞅說：“第一次我對他講帝王之道，大王說：‘這太遙遠了，哪能悶悶不樂的等上幾百年，慢騰騰的打基礎，讓子孫後代去成就事業呢？’我又向他講做諸侯盟主的謀略，大王也想這么做，可是做不到。最後我給他講富國強兵、統一天下的權術，他非常高興，打定主意就這么幹了。但是他要達到殷商、周武那樣的德行，很難啊。”

從前齊桓公與魯莊公會盟於柯邑，莊公手下的曹沫用匕首逼迫桓公歸還被齊國侵占的土地，桓公當時答應了，過後又反悔，不但不想歸還瀋陽等地，而且要殺曹沫。管仲勸他說：“這樣做在各路諸侯面前失去了信譽，以後誰都不會再幫助我們。千萬做不得。”於是桓公把魯國三次打了敗仗失去的土地悉數歸還。訊息傳到各國諸侯那裡，對齊國產生了信賴，都想依附了。

齊桓公在位的時候，燕國受到山戌的侵犯，燕莊公向齊國求援。桓公幫燕國打退了山戌，領兵歸國時，燕莊公因對桓公感激之至，送桓公到了國境，仍然戀戀不捨，不知不覺進入了齊國領地離國界五十里的地方。桓公說：“按禮儀來說，如果不是送天子，送諸侯不該出國境。你今天把我送到這裡，我不能對燕國不講禮節，那么從今以後就從這裡算做咱們兩國的國界吧。”於是以燕莊公送他所到之地為界，把齊國北邊五十里以外的領土都給了燕國。

又因燕國是周召公的後代，桓公囑咐燕莊公復興召公的政治，向當時在位的周平王進貢稱臣，有如周成王、康王時那樣。諸侯聽到這件事後，紛紛追隨齊桓公，桓公從此建立了霸業。

從這些歷史經驗來看商鞅，他對內立法嚴酷苛刻，對外背信棄義，算不上霸主的良相是很明顯的。不過話說回來，秦孝公急功近利，只求速成，因而使商鞅的帝王之道不能實行，商鞅是屈從於當時的形勢和當權者的主觀願望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劉向認為商君不懂真正的霸術是錯侯的。]

諸葛亮因馬謖失守街亭，按軍法論斬。事後蔣琬對諸葛亮說：“戰國時楚晉交戰，楚國因元師得臣兵敗被逼自刎，晉文公得信後很是高興。可見往事不可不引以為戒。現在天下未定，處死馬謖這樣有智謀的大將，豈不可惜？”諸葛亮淚流滿面說：“孫武所以能克敵制勝，是因為軍法嚴明，也正因為此，晉悼公伐鄭戰於虎牢時，楊幹仗著是悼公的弟弟，不聽軍令，被司馬魏絳以軍法論處。如今四海分裂，戰爭剛剛開始，如果廢止了刑法，還怎么討伐賊寇呢？”

晉代史學家習鑿齒說：“諸葛亮不能兼併魏國，不是理所當然的嗎？昔日晉文公在城濮之戰中，看到荀林父沒有及時過河，文公沒有按軍法處置他，結果取得了成功；楚成王不理解得臣是為了他才失敗的，殺了得臣後導致了更大的失敗。當時蜀國的疆域狹窄荒僻，人才比不上魏圖興旺，再把馬謖這樣的俊傑殺了，無可奈何收羅起用才德都較差的人，很明顯是把法律看得比人才更重要。這種不記取三次北伐失敗之教訓的做法，還想成就大業，不是勉為其難嗎？”

[還有一件戰國時的故事可以作為這一觀點的參考。

公元前597 年，晉景公命令荀林父（即桓子）率軍與楚國在邲地（今河南滎陽東北）打了一仗，晉軍大敗。荀林父回國後請求處死自己。晉景公想答應他，士貞子勸阻說：“不可以。晉楚城濮之戰時，晉軍取勝之後，占領了楚軍大寨，寨中屯積著大量的糧草，晉軍整整吃了三天。晉文公仍舊神色憂鬱。左右隨從說：“有喜事還憂慮，如果有了憂愁還能高興嗎？”文公說：

‘楚國的元師得臣還活著，總是憂心忡忡，高興不起來。困獸猶鬥，何況是一位國相呢！’等到楚國殺了子玉（即得臣），晉文公喜形於色，說：‘這是晉國的再一次勝利，楚國的又一次失敗呀！’從那以後，楚國有兩代之久國力衰弱。現在上天或許是要給晉國一個嚴重警告吧！再把林父處死，讓楚國得到雙重的勝利，晉國從此以後大概再不會有與其它國家抗衡的力量了吧？荀林父事奉你大王，處理國務的時候竭盡忠誠，回家休息的時候想著稱補過失。他是國家的楝梁啊！這樣的忠臣，為什麼要殺他呢？他這次失敗，如同日月有日蝕、月蝕，怎能損害其光明呢？”晉景公聽從了這一意見，恢復了荀林父的職權。]

漢代的周勃在漢高祖死後，平定了呂后亂政，恢復了劉家的天下，歷來被人們認為功勞很大，霍光比起他來怎么樣？

對這兩個人應當這樣看。

周勃是劉邦的老鄉，在劉邦南征北戰打天下的時候，就是劉邦的功臣，眾望所歸，很受民眾擁護。後來他官居太尉，手握軍權，統率著百萬大軍，既有陳平、王陵這樣的謀士幫助他，又有朱虛侯劉章等王子的援助，再加上酈寄在呂氏權臣的圈子裡周鏇遊說，搞些陰謀詭計為他通訊息，放煙霧，由於朝野上下人心所向，所以很容易成功。

可是霍光呢，是在漢武帝突然病重，事出倉促，將輔助八歲幼主漢昭帝的重任託付給他的。在他獨攬朝政，輔佐幼主期間，整個國家被治理得很好，全國一片安定繁榮的景象。後來發生了燕王劉旦的叛亂，他將一幫參與策劃叛亂的人全部處死滅族，肅清了朝廷里的反對勢力。

昌邑哀王劉賀，是武帝的孫子，漢昭帝在位十三年去世後，因無親生兒子繼位，就推擁劉賀當了皇帝。可是這位公子一進長安，登上寶座後就yín亂昏憒，令人不堪。霍光與朝中文武百官商量後，廢掉了劉賀，迎立流落民間的皇曾孫劉洵為漢宣帝。霍光肩負著漢家劉氏的重任，執掌大權先後二十年，威震朝野，名滿天下，使漢朝中道興隆，皇權延續，名聲與伊尹、周公不相上下。作為漢代有賢名的輔相，從他對當時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強盛所做的貢獻看，與周勃相比，其優劣是很明顯的。

[關於對周勃的評價，袁盎和漢文帝有這樣一段對話。袁盎問漢文帝：“陛下認為絳侯周勃是怎樣的一個人？”文帝說：“是社稷之臣。”袁盎說：“可以說是功臣，還算不上社稷之臣。能稱得上社稷之臣的，應當做到與主同在，與主同亡。在呂后篡權的時候，劉氏的子孫還很多，當時周勃身為大尉，握有兵權，可他採取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不去制止。等到呂后死了以後，文武大臣一致要求誅滅呂氏家族，太尉又擁有兵權，正碰上這種機會，所以才能大功告成。因此說他是功臣，不是社稷之臣。”]

後漢的太尉陳蕃向漢桓帝推徐稚、袁閎、韋著。桓帝問他：“這三個人誰更好一些？”陳蕃說：“袁閎出身於權貴大家，通曉了安身立命之道後，潔身修行，品操越來越合乎聖人遺訓；韋著很適於做京官，為人處事很有禮義，這種修養仿佛已經變成了他的生活習慣，他是那種人們常說的‘不扶自直，不鏤自雕’的人；至於徐稚，他是南昌人氏，家境清貧，持身恭儉，卓然不群，在當地很有名聲，應當說數他最為傑出。”

東晉時的謝安（字安石）作為晉孝武帝的宰相，可以和誰相比？

虞世南說：“從前東吳的宰相顧雍受封為侯的那一天，連家屬都不讓知道，前代的人們說起來都稱讚他質樸穩重，無人能及。在東晉那種整個社會混亂衰敗的時代，王朝日漸沒落，全國戰火四起，百姓常年驚恐不安。公元383 年，曾經消滅了前涼、前燕等六個少數民族國家的前秦皇帝符堅（字永固）親自統帥百萬大軍，又有符融這樣英姿勃發的丞相指揮精銳部隊為前鋒，一百萬由青壯年組成的大軍水陸並進，如狼似虎，浩浩蕩蕩，直逼江南。符堅自恃兵強將猛，還未開戰，就在淝水西岸修建了一處賓館，準備安頓被俘的晉朝皇帝。就當時秦、晉兩國的軍事實力的強弱而論，用鴻毛與秦山來比喻也不過分。而謝安能在這大軍壓境、旦夕即亡的關頭，依舊泰然自若，悠閒自得，下圍棋，賭別墅。五州都督桓沖提出派三千鐵騎支援他，他堅決拒絕；他的侄子謝玄擬定了一份詳盡的作戰方案給他，他閱後不置可否，圍棋如故。他的這些行為許多人都不能理解。實際上對於如何破敵，如何取勝的整體構思，這時他早已成竹在胸了。象謝安這樣的人才，怎么會因為一個小小的萬戶侯的封誥，就能讓方寸大亂呢？就其度量之大、安如秦山的素養而論，自古以來，還沒有哪個人能比得上他。”

隋煬帝在東宮做太子時，有一次問將軍賀若粥：“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都被譽為良將，該怎么評價他們的優劣？”

賀若粥回答說：“楊素是猛將，不是謀將[膽量過人，果斷勇敢是猛將；精通兵法，胸有謀略的才是謀將]。韓擒虎是斗將，不是領將[鬥志沖天，行動敏捷，矯健驟悍的是斗將；統帥軍隊紀律嚴明，軍容整齊，雄壯肅穆的才是領將]。史萬歲是騎將，不是大將[只能率領一支部隊，作戰所向無敵的是騎將；能聚集英雄豪傑，並使之人盡其才的才是大將。]

隋煬帝心懷叵測地回答道：“說得好！”後來他一即位，對賀若粥非常猜忌，就藉故把他殺了。

我們從六種“正臣”研究到隋煬帝的“問將”，目的在於總結當官的人品、業績對國家興衰之影響的經驗。古人說：“大禹使夏朝興旺，桀王卻使之滅亡。成湯使商朝興旺，紂王卻使之滅亡。”闔廬使吳國戰無不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卻被越王勾踐俘虜，國破人亡。秦穆公使秦國顯赫於諸侯，得到了周王的封疆，秦二世卻遭受了怨聲載道的難民的洗劫。當皇帝的，名號、權勢雖然相同，然而功過、成敗卻各各不同，根本原因就在於用的人各各不同。正因為此，周成王即位時雖然還不過是一個襁褓中的孩子，由於有周公的輔佐，各國諸侯照樣要朝拜他；趙武靈王在五十歲上被公子成、太傅李兌圍困在沙丘宮，活活餓死，就是由於任用了李兌這樣的人；魏國因為有了公子魏無忌，被侵削的國土才一一收復；趙惠文王因為任命藺相如出使秦國，才使秦國不敢再出兵攻打趙國；楚國因為有了申包胥去秦國哭了七天七夜，求到了救兵，才使被吳國打敗流亡他國的楚昭王回國復位；齊國因為有了田單用火牛陣打敗了燕國，才使齊襄王得到王位。

總結這些歷史的經驗，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得到了國家權力的君王，如果不能領導國家移風易俗，搞好思想道德的建設，網羅、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才，辨別正義和邪惡的得失，綜合吸取霸業和王業的經驗教訓，而能使國家長治久安，功成名就，永垂青史的，在歷史上還從未聽說有過這種先例。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根據一個人的才能授於他能勝任的職權，是治理國家的最高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