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體

作者：趙蕤

譯文

[任何政治制度，從理論上來講，都是得到有賢德之人才就興盛，否則就失敗。所以我們首先簡要地討論了人才的品行道德。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論述政權的本體了。]

古代設立帝王的原因，不是為了滿足他們的貪慾，而是因為社會上的人總是強大的欺壓弱小的，狡詐的欺侮老實的，因此才設立大子來管理他們，好讓天下公平合理，萬眾一心。然而由於天子一人無論多么英明，也不能管到天下所有的地方，所以才設立三公九卿和各級官吏來輔佐他。因為風俗不同的偏遠之地感受不到天子的恩澤，所以設立諸候來治理、教化他們。所以這種用教化來統治的方法是由來已久的。為什麼這樣說呢？管仲說：“使國家處於不被傾覆的穩固狀態，是因為有了道德。”周武王問粥子：“我希望守住基業就一定成功，想獲得就一定到手，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粥子回答說：“攻與守的道理相同，和睦與嚴厲是基本手段。然而，守業可以依靠和睦但不可以依靠嚴厲，嚴厲不能象和睦那樣使國家穩固；和睦可以用來進取而嚴苛不能，用嚴厲的方法不如象和睦那樣容易獲得成功。諸侯發布政令，能對人民公正，是文政；對待士人，使用官吏都能做到恭敬有禮，是文禮；斷案用刑，以仁義待人，就是文誅。以這三種政策作為國策，並作為基本理論統一國民的思想，守業不存，進取不得，這樣的情況從古至今還未曾聽說過。”

戰國時的法家尸佼在其所著的《尸子》一書中說：“德，是天地萬物生生不息的象徵；義，是天地萬物和諧融洽的象徵；禮，是天地萬物井然有序的象徵。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使形式和本質相統一，就是最大的仁。”

文子說：“人無廉恥就無法管理，不懂禮義就不能實行法治。法律能殺人，但不能使人孝順父母，和睦兄弟；可以懲罰盜賊，但不能使人知廉恥。

明君在上，應將善惡美醜明明白白的顯示給人民大眾，用批評和表揚來引導人民，親近賢人並提拔他，蔑視小人並黜退他。不隨便動用刑法，同時要修明禮義，任用賢能。”又說：“仁義並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處，但只要使某一個人得到好處，人民大眾就會追隨跟從；殘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可是只要危害到某一個人，人民大眾就會有反心。所以任何政策法令的實施或者放棄，不能不反覆考慮，慎之又慎。”

要想使糧倉內的糧食儲蓄取之不盡，就必須重視發展農業生產。

[晁錯勸漢文帝說：“現在土地和人民不比古代少，而且沒有堯、湯時的水旱災害，可是糧食的積蓄卻不如過去多。什麼原因呢？因為土地沒被充分開發，民眾的勞力過剩，能生長莊稼的土地沒有得到開墾，山林湖海的資源也沒有全部利用，流民沒有全部回鄉務農。當務之急，在於重視糧食生產，其方法就是按照生產糧食的多少作為賞罰的標準。應當招募百姓到邊疆去從事農業生產。凡是能這樣做的，平民百姓可以讓他們升官，有罪判刑的可以免罪。這樣，富人有了爵位，農民有了錢，糧食有了富餘，國家就一定會財源富足。不過三年，邊疆的糧食一定會多起來。”

漢景帝下詔說：“製作只供玩賞、裝飾一類的東西，將損害農業生產；華麗的刺繡只能消耗絲線，將影響成衣製作。農業受到損害將導致饑荒，縫紉受到損害就要挨凍。饑寒交迫而不為非作歹，難啊。我要親自耕作，皇后要親自採桑養蠶，以供奉宗廟，來帶動大下民眾，希望天下百姓都從事農業生產，使絲綢和糧食都有積蓄，以備災荒。”

晁錯寫的《鹽鐵論》說：“國家有肥沃、富饒的田野而人民卻食物不足，是由於工商業發展了，而田野卻荒蕪了；有豐富的山林江海物產而人民卻資財不足，是由於不致力於生產百姓所需要的日常用品，卻過多地製作那些奢侈奇巧的東西。”]

要想使府庫里財富儲備永不柘竭，就必須大力種植桑麻，飼養六畜。

[漢景帝下詔說：“農業是天下的根本。黃金珠玉餓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要命令各郡縣和諸侯各國獎勵農業生產，種桑養蠶，多植樹造林，這樣就可以保證人民大眾的衣食日用。官吏有徵發、僱傭人開採黃金珠玉的，要按採集的數量多少與坐贓論罪；對盜竊千石以上的糧食而知情不報的要以與盜竊同罪論處。”]

荀悅所寫的《申鑒》中說：“不怕死的人用治罪來恐嚇他，是不會起作用的；不熱愛生命的人，無法用做好事來勉勵他。執政的必須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穩定人心。”

必須針對治亂之根源制定方針政策，以順應民心，方才有效。

曾與商鞅一同參與秦國變法的尉繚子說：“頒布法令是為使萬眾一心。

假如在其出台時不反覆審度，出台後又多次更改，那么法令即使頒布了，民眾也不相信。所以凡是頒布的法令，即便有所不足，也不要隨便更改。這樣，人民民眾就不會無所適從，三心二意，法令就會得以貫徹執行。”

戰國時的尹文在其所著的《尹文子》一書中說：“父親給兒子下的命令，有的會照辦，有的卻不會。比方說命令他：‘趕走尊貴的妻子，賣掉喜愛的小妾。’兒子肯定會照辦，因為他想再娶新歡；如果說：‘你不許有怨恨。

你不許有思想。’這肯定不聽。因為這無法做到。由此可知，作為最高決策者，對待法令的頒布一定要慎之又慎。”

文子說：“治理國家有其最基本的原則，那就是以有利於人民為出發點。

政治與教化有其最基本的規律，那就以令行禁止為最高原則。”]

使用官吏，必須選擇那些不爭權奪利的人，同時要使人民大眾各自做他們所擅長的事。

[荀子說：“察看地勢高低，安排播種五穀，讀書人不如農民；流通貨源，掌握行情，讀書人不如商人；搞技術設計，準備器材，讀書人不如工匠。至於評價一個人的品行以便恰當地任用他們，量能而安排官職，說話合情合理，做事能抓位要害，這卻是讀書人的特長。”

文子說：“對其所承擔的職責能勝任的就推薦他，因為這對他來說不會成為負擔；能專心致志去做的事就讓他去做，因為這對他來說不會成為困難。”]

明確告訴人民民眾死路是什麼，這是為了樹立國家法律之威嚴。

[孔子說：“當權的喪失道義卻殺部下，這是不符合禮義規範的。”所以三隊大敗，不斬將領；有法不依，不能動用刑罰。為什麼呢？因為當權者對人民沒有進行教育，責任不在民眾。蔑視法律而自取滅亡的是盜賊；橫徵暴斂的是暴君；不預先告戒民眾，卻責備求全的是民賊。政治制度沒有這三種弊端，然後才能實行法治。宣傳文明道德來使人民心悅誠服，這樣做行不通，那么就樹立有德行的人作為榜樣來教育人民；如果這樣還達不到目的，那就證明世風日下，仍然有不法之徒為非作歹，這就得用刑罰嚴勵制裁了。”

東漢袁安說：“仁、義、禮、智，是法律的基礎，法、令、刑、罰，是政治的延伸。沒有基礎，法治就無從建立，沒有派生的東西，政治制度就無法完成。為什麼這樣說呢？實施以文明道德為教化的政治制度的方法，必須以仁義禮儀教育人，然後以有教養的先進人物和事跡給以示範，使人遷惡向善，使人民民眾每日每時都體現在日常生活中，成為自覺的行動。儒家看到這種情況，於是說：治理國家不需要刑法。他們不明白對下面實施法治，仁義禮讓才會在上面形成。實施法治，是為了揚善抑惡，提倡文明，禁止荒淫。

這是治國原理的關鍵。法家如商鞅和韓非子等人看到這種情況，於是說：治理國家無須以仁義為本，只須推行法治即可。結果因只有刑法而沒有仁義，人民產生怨恨，有怨恨就要憤怒。有仁義而無刑法，人民就會輕慢，邪惡就會隨之產生。以仁義為根本，靠法令來實現，雙管齊下，二者並重，這才是治理國家的最高境界。”所以東漢未哲學家仲長統說：“從前秦國因商殃變法，張彌天之法網以便嚴密控制天下蒼生，然而陳勝在大澤鄉振臂一呼，天下雲從回響。舉國上下都不願為朝廷效力，這都是因為老百姓極度的怨恨鬱結於心的緣故。”

南北朝史學家桓范說：“夏桀、商紂使用刑罰，不是把人做成肉醬，就是剖人心腹；以至反叛的人越來越多，終於因此滅亡。就是因其不把仁義作為治國的根本。”所以說，法律是以仁的寬恕作為本體，以義作為斷案依據。

由此可以明白，孫子所說的“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得”，就是這個道理。]

要想向人民敞開有功必賞的大門，就必須賞罰有信。

[《呂氏春秋》說：“信用建立後，整個國家就會井然有序。懂得這個道理的國王，他的基業就能長久；懂得這個道理的臣子，就可以作帝王的輔佐。”

東漢哲學家、建安七子之一徐幹在《中論》里說：“上天孕育眾生，其情感是彼此相同的。身體受到傷害，人人都感厭惡；生前顯赫，死後留名，人人都很喜歡。可是有人受害，有人發達，這樣的事每天都在發生，然而人們依然不認真修養自身，這是什麼原因呢？就因為該賞的不賞，該罰的不罰，結果使想行善的人也失去了信心，不但怨恨暗生，而且對自己以前的善行產生了懷疑；而作惡之人則不但蔑視國法，而且對其惡行恬不知恥。倘若如此，即使每天在大街上砍頭示眾，犯罪的人還是層出不窮；每天都封官加祿，人們還是不做好事。”

蜀國的張裔對諸葛亮說：“先生賞賜不漏掉同自己關係疏遠的人，懲罰不偏袒自己親近的人。不讓無功之人得到官位，不因有權有勢就免去對他的懲罰。這就是無論賢愚都能捨生忘死的原因。”]

不做不可能成功的事，因為凡事都要量力而行。

[文子說：“債少容易償還，職務輕鬆容易完成，任務不重容易上進。最高統治者把握住簡明扼要的國策，臣民就容易建立功業。這樣一來，為君為臣就永遠不會互相討嫌。社會到了末世，其法律的特點是繁雜而苛刻，然而真正犯罪的人卻捉不住，可是動不動還要嚴懲重罰，於是罰不勝罰，嚴重危害社會的卻不敢殺。人民大眾為這三種重負所困擾，就變著法子來欺騙上級，雖然採用嚴酷的刑法，也不能禁止奸詐與邪惡。”

《新語》說：“秦始皇設立刑法，用車裂殺人，修築大城以防備江南吳楚一帶少數民族的入侵，舉措越多，國家越亂，法令越多，惡人越放縱。秦始皇不是不想治理好國家，然而他的一系列舉措恰恰失掉了天下，就是因為採取的措施太多、刑罰太嚴的緣故。”]

不追求得不到的東西，不勉強人做他們所厭惡的事。

[所謂“政治”，意思是要順應民心，政策法規才能得以貫徹執行，違背民心，政策法規就會被廢棄。人民厭惡愁苦、勞累，就設法使他們安逸、快樂；人民厭惡困苦、貧賤，就設法使他們富裕、尊貴；人民厭惡危難、動盪，就設法使他們安全、穩定；人民害怕絕後、死亡，就設法使他們生育、長壽。

能讓人民安樂的人，人民也會為他分憂，為他勞苦；能讓人民富貴的人，人民也會為他甘受貧賤；能讓人民安定的人，人民也會為他承受危難；能讓人民休養生息的人，人民也會為他經受死亡滅絕的考驗。只要滿足了人民的這四種欲望，遠方的人自然會來親近；相反，親近的人也會背叛。

晏子說：“依照正義來謀劃，定有所得；根據仁愛去做事，定能成功。

違背正義和仁愛去行動，沒聽說過有能成功的。”

《呂氏春秋》說：“樹木茂盛，禽獸才會來棲息；水流深沉，魚鱉才會來歸依；帝王賢明，豪傑才會追隨。”所以，聖明的國君不刻意要求歸依他的人，而是注重做好能使人才前來歸依的那些事情。強迫讓人笑，笑了也不快樂；強迫讓人哭，哭了也不悲哀。強硬地推行某種政策，只有小成而不會有大成。]

不要固守在不能久留的地方，不為一時方便而苟且敷衍。

[董仲舒說：只用漢朝與匈奴和親的策略來使邊境安定，又以匈奴單于的愛子作為人質，這是達不到目的的。班固曾經認為，匈奴人凶暴、倔強，每當有人投降漢朝，他們便扣留漢朝使者來報復，怎么能指望他們拿愛子作人質呢？孝文帝時，匈奴單于娶了漢家女子為妻，可是屢次違背和約。他們如此利令智昏，怎么能希望他們不為重利而寧肯犧牲人質呢？謀略大事，議制國策，不求長治久安，只圖一時的穩定。這樣的人不可以策劃長久大計。”

晁錯勸漢文帝發展農業生產，使之得以做官或贖罪，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

苟悅說：“聖人的工作，是致力於法令制度的制定和闡明道德和義理。

如果一切政策法規都要大家去評議，揣度它是否合乎時宜，迫不得已才採用它，若非有重大變故，不應當這樣做。]

懂得把握時機的人，可以任命他為行政長官。

[范蠡說：“節令未到，不可以勉強植物生長；形勢不允許，不應當勉強追求成功。”管仲說：“聖人只能捕捉時機，不能違背時機。”《論語》說：

“聖人把一切都準備好了後，只等時機的到來。”]

能審時度勢，對人才、資源的使用瞭然於胸，並能恰當地選用官吏的人，就可以推擁他為君王。

[荀子說：“盜竊了帝王的治國方法，要與能做帝王的人去實行它，那就可以稱王了；盜竊了稱霸者的治國方法，能與稱霸的人去實行它，那就可以稱霸了；盜竊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去實行它，自然會一同滅亡。與修積禮義的君子共事，可以稱王；與正直誠信的人共事，可以稱霸；與妄圖顛覆國家的人共事，只能自取滅亡。聖明的國君應該謹慎地對待、選擇這三種情況，這可以幫助他精明地使用人才。”

管仲說：“執政者不講仁義道德，不能把國家政權交給他；有了賢能的人不讓位，這樣的人不能讓他居於尊貴的地位；因為是自己的親戚，就不使用刑罰，這樣的人不能讓他掌管兵權；不喜歡從事農業生產，不能任命他做地方長官。”又說：“會讓有才能的人靠本事吃飯的人，就會使國君尊貴而崇榮；能讓勇士靠戰功而謀生的人，士兵就會為他賣命。如果這兩種政策一旦能在全國確立，天下就得到治理了。”

西晉哲學家傅玄說：“都市與郡縣考察官吏的有效途徑共有六種：第一，如以文明教化的情況來考察地方官吏的業績，官吏就會重視自身的道德；第二，如以清正廉明來考察官吏的本職工作，官吏就會對其言行謹慎；第三，如以才能來考察用人情況，官吏就會慎重地推薦人才；第四，如以租稅、服役來考察是否公平，官吏就會處事謹慎；第五，如以農業發展情況來考察官吏的水平，官吏就會致力於農業生產；第六，如以執法情況來考查訴訟，官吏就會認真審理案件。”這樣做，使用官吏的問題就可以得到較好的解決。]

綜上所述，戶籍管理清楚，村社組織建全，限定每人占有的田畝明確，懲罰與罪行相符，設立行政長官，加緊農桑的種植，抑制工商業，注重教育事業，考核士人的才藝，精簡政府機構，做好兵器的製作，嚴明法制，核實賞罰的信譽，禁止無益的遊戲，檢舉苛刻的官吏，這十五條，即使是聖人再世，也一定要這么說。

要想探討一個國家的統治時間為什麼有長有短，就應當把以上所闡述的為政之道作為基本的總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