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問孔篇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
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為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為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皋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
孔子笑子游之弦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弦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
凡學問之法，不為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追〕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是非。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為嫌於毋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雲“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才敕，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敕；懿子小才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俱孟氏子也，權尊鈞同，敕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
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為奸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為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強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恆人見枉，眾多非一，必以非辜為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冤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雲，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
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為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
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為，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己上，己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已。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於予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
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冤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
《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
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臥，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雕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敕而已，無為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概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眾，不知如此，安得為仁？
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為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匹非夫婦也。
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令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命〕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雲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並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並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
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之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並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為短也。不攻，何哉？
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鄙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為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
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為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牆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牆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為天所厭邪？案諸臥厭不悟者，未皆為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
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夭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為子路言：夫子惟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尚書》曰：“毋若丹硃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敕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硃以敕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己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為子路所疑，不引行事，效己不鄙，而雲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王也。己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
問曰：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為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為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矣。
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己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己遂不用矣。
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為陋乎？
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修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也？如修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裸國，裸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裸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為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
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偽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 “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欲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
夫人富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為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得富得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智窮策困，還定《詩》、《書》，望絕無翼，稱“已矣夫”自知無貴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己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曉其故。
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廢，天奪其佑。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天喪予”。
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命自為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不死，孔子雖王，猶不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為輔也。夫賢者未必為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為帝有不聖，為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顏淵生未必為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孔子脫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為？” 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眾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為之槨，孔子不予，為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吊舊館，脫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為禮之意。
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
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為士，後為大夫哉？如前為士，士乘二馬；如為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為槨，乘其一乎？為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於〕親子也。然則孔子不粥車以為鯉槨，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雲“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
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稟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飢餓，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飢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飢餓棄信，以子為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為信，信不立矣。
子適衛，冉子仆，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 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語冉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為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為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
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為”，問所治為，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為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之乎？其非乎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雲“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為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
或曰：“《春秋》之義也，為賢者諱。蘧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為賢者諱，亦貶纖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為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也？”
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曰〕：佛肸未為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污邪，何以獨不入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污，不以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佛肸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畔之祿，所謂“浮雲”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即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雲“行道”，不〔當〕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系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為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系而不食，亦系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 “吾豈匏瓜也哉，系而不仕也”？今吾“系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為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為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為欲也，禮義之言，為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未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為東周乎。”
為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不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召〕，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甚惡之狀也。
譯文
社會上的儒生學者，喜歡迷信老師，崇拜古人，認為聖賢說的都沒有錯，專心致志地講述和學習，不知道進行反駁和質問。聖賢下筆寫文章，儘管構思周密，還不能說完全正確，何況是匆忙中說的話，怎么能都對呢？不能全對，當時的人卻不懂得反駁；有的雖正確，但意思隱晦，難得明白，當時的人也不曉得去追問。考察起來，聖賢的說法，前後有很多自相違背：他們的文章，上下有很多互相矛盾，當今的學者，卻不知道這一點。
一般評論者都說：“孔子門下的學生，七十個弟子的才能，都勝過今天的儒生。”這個說法很荒謬。他們看見孔子當這些人的老師，就認為聖人傳授學說一定要授給有特殊才能的人，所以說這些人與眾不同。其實，古人的才能，跟今人的才能一樣，今天稱為“英傑”的，古人認為是“聖神”，所以說七十弟子是歷代少有的。假使現在有孔子這樣的老師，那么當代的學者都是顏回、閔損之類人物；假使當時沒有孔子，那么七十弟子這些人，也跟今天的儒生一樣。拿什麼來證明呢？用他們向孔子學習，不能追根問底這一點就可以證明。聖人的話，不能完全理解；陳述的道理，不能立即領會透徹。不能立即領會透徹。就應該追問下去搞清楚；不能完全理解，就應該提出疑問來徹底弄通它。當年皋陶在舜的面前陳述治國的道理，說得膚淺粗略而不透徹。經過禹的追問和責難，原來膚淺的話又深入了一步，粗略的意思才又更清楚了。大概由於這樣追問和責難，才使皋陶的話因受激發而說得更深刻，被觸動而講得更明白了。
孔子譏笑子游彈琴唱歌，子游引用孔子以前說過的話來反駁他。直到現在考察《論語》的原文，孔子的言論中還有很多類似譏笑彈琴唱歌的文句，但他的弟子中卻很少有像子游那樣敢辯駁的，所以孔子的話，始終有些像死結一樣無法解開。由於七十弟子不敢辯駁，現在的儒生，就不能切實講清孔子言論的是非了。
凡做學問的方法，不在於有無才能，難就難在敢於反問老師核實道理，確定是非。問難的方法，不一定對面對聖人，趕在他活著的時候。現在解說聖人的道理來教人的人，不一定要聖人教過的話才敢說。如果有不理解的問題，追問責難孔子，對道理有什麼損害呢？果真有傳授聖人學業的才智，反駁孔子的說法，又有什麼不合理呢？追問孔子的言論，反問不理解的詞句，世上如果有才高智深的人出現，而他們又是能回答問題解釋疑難的人，一定會肯定我通過責難追問講清是非的做法。
孟懿子向孔子問孝，孔子說：“不要違背。”樊遲駕著車，孔子告訴他說：“孟懿子向我問孝，我對他說：‘不要違背’。”樊遲問：“這話怎么說呢？”孔子說：“父母活著的時候，要按照周禮的規定侍奉他們；死了，要按周禮的規定埋葬他們，要按周禮的規定祭祀他們。”
請問：孔子說“不要違背”，是指不要違背周禮。那么孝子應當事先體會父母的心意，順從他們的願望，而不該違背他們的願望。孔子說“不要違背”，而不說“不要違背周禮”，孟懿子聽孔子的話，難道不會誤解為不要違背父母的願望嗎？樊遲問這話怎么說，孔子才說“父母活著的時候，要按照周禮的規定侍奉他們；死了，要按照周禮的規定埋葬他們，要按照周禮的規定祭祀他們”。如果樊遲不追問，“不要違背”說法的含義，始終不可能知道。孟懿子的才幹，不會超過樊遲，所以《論語》中看不到有關他的言行記錄，樊遲都不理解，孟懿子就一定能理解嗎？
孟武伯向孔子問孝，孔子說：“對父母，只在他們病的時候才憂慮。”
因為孟武伯總愛為他父母擔憂，所以孔子說“只在父母生病時才擔憂”。孟武伯處處為雙親擔憂，而孟懿子侍奉父母卻違背周禮。如果是針對他們的短處，那么應該回答武伯說：“對父母，只在他們生病時才擔憂”，對懿子也應該說“只有遇到水災火災時才能違背周禮”。周公告誡才能小的人說得詳盡，對才能大的人說得簡略。樊遲是大才，孔子告訴得詳盡；孟懿子是小才，告誡得反而簡略，這違背了周公的用意。想針對懿子的短處，卻不符合道理，而弟子又不責難，這是為什麼呢？如果因為孟懿子有權勢地位尊貴，不敢說透徹，那么孔子對孟武伯也只能說“不要擔憂”就行了。他們都是孟孫氏家的後代，權力和地位都一樣，對武伯說得詳盡而對懿子說得簡略，不知道其中是什麼緣故。即使孔子對懿子說穿“不要違背周禮”，又有什麼危害呢？壟斷魯國大權莫過於季孫氏，孔子譏刺他在家中庭院裡以“八佾”表演舞蹈，譏刺他在泰山舉行旅祭，而不懼怕季孫氏憎惡不為他隱瞞過錯帶來的禍害，卻偏偏害怕回答孟懿子時把話說穿的罪過，這是為什麼呢？況且向孔子問孝的不止一個人，每次都有趕車的人在場，不把回答的話都對他們講一篇，而對懿子的回答，不但心滿意足，而且還要故意告訴樊遲。
孔子說：“發財與做官，是人人想往的，不以正當途徑得到它，君子是不接受的；貧窮與卑賤，是人人厭惡的，但是富貴不從正當途徑得到它，君子寧可不擺脫它。”這是說人們應當通過正道取得富貴，不應該用不正當手段得到它；應當保持節操，安於貧賤，不應該不擇手段地擺脫它。
說“不以正道取得富貴就不接受”，可以；富貴不以正道取得寧可不擺脫貧困和卑賤，這是什麼意思？富貴固然可以擺脫，擺脫貧困和卑賤又到哪裡去呢？擺脫了貧賤，就得到了富貴，沒有得到富貴，就沒有擺脫貧賤。如果說取得富貴不用正道，就寧可不擺脫貧賤？那么所謂“得”是指得到富貴，不是指得到貧賤了。這樣，貧賤為什麼能說“得到”呢？本來該說“貧困和卑賤，是人人厭惡的，不以正道擺脫它，就寧可不擺脫它”。應當說“擺脫”，不應該說“得到”。“得”字是用在得到什麼東西上的。現在說擺脫貧賤，怎么能說得到呢？只有富貴才該說得到。為什麼呢？因為得到富貴，才能擺脫貧賤。那么怎么才能以正道擺脫貧賤呢？要修身行道，通過做官才能得到爵位、俸祿、榮華富貴。得到爵位、俸祿、榮華富貴，就擺脫貧困和卑賤。不以正道擺脫貧賤會怎樣呢？由於痛恨貧賤，就會起來做盜賊，積累錢財，擅自互相封官許願，這就是不按正道擺脫貧賤。（這話）七十弟子當時既然不向孔子提問，今天的學者也不知道提出質疑。如果這話的意思無法理解而文字又不分明，這說明孔子不會說話；如果這話的含意糾纏不清而文字又不好理解，這是孔子向人表示得不明白不詳盡。學生不提問，世人不提出質疑，這是為什麼呢？
孔子說：“公冶長這個人，可以把女兒嫁給他，雖然還在監獄中，但不是他的罪過。”於是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
請問：孔子把女兒嫁給公冶長，是根據什麼，見到了什麼呢？是根據他年三十可以把女兒嫁給他呢？還是看見品行好可以把女兒嫁給他呢？如果是根據年三十了，不該說他“在監獄”；如果是看見他品行好，也不該說他“在監獄”。為什麼呢？因為凡在孔子門下的，都有好的德行，所以才稱得上具備了當學生的條件。在學生中公冶長沒有妻子，那把女兒嫁給他好了，不必要稱讚他。如果學生中有很多人沒有妻子，而公冶長特別好，所以只把女兒嫁給他，那么稱讚他就應該列出他的好品行，而不該說他監獄裡。為什麼呢？因為社會上無辜被強迫受懲罰的人很多，他們未必都是賢人。一般人被冤枉的多得很不只一個，如果一定要因為他無辜被拘禁，孔子就把女兒嫁給他，那么就是孔子不把女兒嫁給賢人，而是嫁給受冤枉的人。認真考查一下，孔子稱讚公冶長，有無辜的說法，卻沒有關於他品行才能方面的言詞。如果公冶長確實不好，孔子把女兒嫁給他，就不對；要是確實很好，孔子稱讚他不全面，也不對。如果孔子像把侄女嫁給南容時說的那樣：“國家有道的時候，他能做官；國家無道的時候，能免遭刑罰。”這就是全面稱讚了。
孔子對子貢說：“你跟顏回哪個強些？”子貢回答說：“我怎么敢和顏回比呢？顏回聽到一件事就能推知十件事，我聽到一件事只能推知二件事。”孔子說：“不如他，我和你都不如他。”這是孔子認為顏淵賢能，以此來試探子貢的。
請問：孔子用來教導學生的是禮讓。子路有志於“用禮讓來治理國家，由於他說話不謙虛”，孔子就認為不對。假使子貢確實強過顏淵，孔子問他，他還得說不如；假使實在不及顏淵，也要說不如。這並不是胡亂回答來欺騙老師，而是按禮讓的說法應該謙虛。如今孔子說那番話，想達到什麼目的呢？假使孔子知道顏淵強過子貢，那就不必問子貢。假使孔子確實不知道而問子貢，子貢一謙虛，也不可能知道。假使孔子只是想表揚讚美一下顏淵，稱讚顏淵賢能，沒有學生趕得上他，那名目多得很，何必去問子貢呢？孔子就說過：“賢能啊，顏回！”又說過：“我整天跟顏回講學，他從來不反問，好像很笨。”還說過：“顏回這個人，他的思想能長期不違反仁。”這三章中都是直接稱讚，沒有通過旁人來抬高他，但到這一章，偏偏要用子貢來抬高他，是為什麼呢？
有人說：“是想壓抑子貢。因為當時，子貢的名聲在顏淵之上，孔子擔心子貢驕傲自滿，故意壓壓他的。”名聲在顏淵之上，是當時的人造成的，並不是子貢自己要勝過他。實際上子貢自知得怎么樣呢？假使顏淵才能在自己之上，自己自然佩服他，就用不著壓抑；假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即使說了，他將會認為孔子只想壓抑自己。由此說來，問與不問，都不能起到壓抑或表揚的作用。
宰我白天睡覺。孔子說：“腐朽的木頭是不能雕刻的，糞土樣的牆壁是無法粉刷的，對於宰予這樣的人，我還責備他乾什麼呢？”這是在厭惡宰予白天睡覺。
請問：白天睡覺的過錯，是小缺點；朽木和糞土，是腐敗毀壞得不能再恢復的東西，是大罪惡。用指責大罪惡的話來責備小過錯，怎么能服人呢？假使宰予本性不好，像朽木糞土一樣，就不該入到孔子的門下，排在四科之列；假使他本性是好的，而孔子厭惡他，也太厭惡得過分了。“對人的不仁行為，痛恨得過分，就會出亂子。”孔子痛恨宰予，可以說過分了！即使是一個很蠢的人犯了輕罪，而司法官吏下令處死他，他一定會感到冤枉、怨恨，怎肯服罪而自責呢？即使宰予很愚蠢，那跟犯輕罪的人想法相同。假使宰予賢明，知道孔子責備他，只要稍微暗示就會自己改正。或是用明白的話使他知道，或是傳話責備他，只要用話給點啟示他本人就會自覺改正。自覺改正不在話輕話重，而在宰予能改不能改。
《春秋》的原則，是對細小的好事都要稱讚，對細微的壞事都要指責。
現在是用分量很重的話來表揚毫毛大的好事，用分量極重的話來指責纖介小的過錯，按照《春秋》的原則，能認為這是對的嗎？要是不對，那么宰予就會不接受；不接受，那么孔子的話就白費。聖人說的跟寫的應該互相一致，話從口中說出，文章在簡策上寫著，都發自內心，實質是一樣的。孔子寫《春秋》，不用重話來指責小過，但他指責宰予時，卻用指責罪大惡極的話來指責小過，寫的與說的互相矛盾，怎么能服人呢？
孔子說：“起初我對於人，是聽了他的話，就相信他做的事；今天我對於人，是聽了他的話，還要觀察他做的事。從宰予身上，我改變了原先對人的態度。”這是孔子從宰予白天睡覺開始，改變了了解人的方法。
請問：人白天睡覺，怎么能夠就敗壞品行呢？品行敗壞的人，白天晚上都不睡覺，怎么又能夠成為好人呢？憑白天睡覺來觀察人的好壞，能符合他的實際情況嗎？據考查，宰予在孔子門徒中，在“四科”順序里，列在子貢之上。如果性情懶惰，不能造就，怎么能達到這地步呢？假使宰我由於白天睡覺能自然達到這地步，那么他的才能更是遠遠超過其他人！如果他沒有成就，就自認為已經滿足了，不能自知，只是沒有自知之明罷了，並不是品行惡劣。這樣，向他說明告誡就行了，用不著為此改變了解人的方法。如果是他自己知道不足，只因疲倦到極點才在白天睡覺，這是由於精神耗盡的緣故。精神耗盡會導致死亡，那豈只是白天睡覺的問題呢！
況且評定人的方法，要是他行為可取就不必管他的言語，要是他的言語可取就不必管他的行為。如今宰予雖然沒有努力去行動，但有言語方面的成就。憑他言語的成就，即使行為有缺陷，也算有一方面長處。現在孔子從宰予白天睡覺這事開始，不僅要聽人說的，還要看人做的，要說的與做的互相一致，才認為是賢人，這是孔子求全責備選擇人。那么周公“對人不要求全責備”的道理又運用到哪兒去了呢？
子張問孔子：“令尹子文多次做楚國的令尹，沒有高興的樣子；多次被罷官，也沒有怨恨的樣子。每次交接時，總要把自己原來做令尹時的政務，都告訴給新的令尹。這人怎么樣？”孔子說：“忠臣！”子張又問：“算得上仁嗎？”孔子說：“沒有智，怎么算得上仁呢？”這是指子文曾舉薦楚子玉接替自己的職位去討伐宋國，結果用一百輛戰車的兵力被打敗，而且喪了他的全部人馬，不智到這種地步，怎么算得上是仁呢？
請問：子文舉薦子玉，是不了解人的問題。智與仁，是不相干的。人有不了解人的缺點，怎么會妨害他具有仁的品行呢？五種道德規範，是仁、義、禮、智、信。這五種道德各不相同，不必相互依賴才能具備某種道德，所以有的人智，有的人仁，有的人禮，有的人義。有信的未必智，有智的未必仁，有仁的未必禮，有禮的未必義。子文的智慧在識別子玉上有所不足，這對他的仁有什麼損害呢？說他仁，怎么不可以呢？況且，忠就是厚。待人厚道，就是仁。孔子說過：“考察一個人犯的過錯，就知道他仁不仁了。”可見，子文是有仁的事實。孔子說忠不是仁，這等於說父母不是雙親，配偶不是夫妻一樣。
魯哀公問孔子：“你弟子中誰是最好學的？”孔子回答說：“有個顏回好學，他從不把怒氣發泄到別人身上，從不犯同樣的過錯，不幸短命死了。現在沒有這樣的人了，再也沒有聽說有像他這樣好學的人了。”
顏淵早死的原因，到底是由於什麼呢？假使由於生來就短命，就像伯牛得惡疾一樣。要是人生下來稟受的命，都該健全美好，現在伯牛得了惡疾，所以說他“沒有這樣的命”。人生下來都應該承受天賦予的長命，現在顏淵得了短命，也應該說他“沒有這樣的命”。如果命有長命有短命，那么也該有善命有惡命。說顏淵“短命”，也該說伯牛“惡命”；說伯牛“無命”，也該說顏淵“無命”。一個死了，一個病了，都沉痛地談到“命”，其實他們稟受的命沒有什麼差異，而孔子用的言辭卻不同，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
魯哀公問孔子他的弟子中誰最好學，孔子回答：“有顏回最好學，現在則沒有了。他不遷怒於人，不犯相同的過錯。”為什麼要這樣回答呢？有人說：“這樣可以一併指責魯哀公性情愛遷怒於人、愛犯相同錯誤的緣故。這樣一來，順著他的發問就一併給予回答，既順便指責了魯哀公的缺點，而又不冒犯他受到他的責罰。
請問：季康子也問過孔子他弟子中誰最好學，孔子也以顏淵回答他。季康子也有短處，為什麼又不一併以回答來指責季康子呢？季康子不是聖人，操行還有不夠的地方。如已有的事例：季康子擔憂魯國盜賊多，孔子回答說：“假使你不貪財，即使獎勵盜竊也不會有人來偷。”由此說來，季康子的短處是貪財，那么，孔子不乘機一起指責他，是為什麼呢？
孔子去見南子，子路不高興。孔子說：“我如果有卑鄙行為，天塌下來壓死我！天塌下來壓死我！”南子，就是衛靈公夫人，她聘請孔子，子路不高興，認為孔子有淫亂行為。孔子辯解說：“我如果幹了卑鄙的事，天塌下來壓死我！”以極真誠的態度自己發誓，不欺騙子路。
請問：孔子自己辯解，怎么能辯解得了呢？假使社會上有人有卑鄙行為，天曾經塌下來壓死過他，那才可以引用來發誓，子路聽了，才會相信而解除懷疑。直到現在還未曾有過被天塌下來壓死的人，就說“天塌下來壓死我”，子路肯相信嗎？已有的事例是：“雷打死人，水淹死人，火燒死人，牆壁和房屋倒塌壓死人。如果說“雷打死我”，“水淹死我，火燒死我”，“牆壁和房屋倒下來壓死我”，子路還可能相信。如今引用未曾有過的災禍，用它來為自己對子路發誓，子路怎么會消除懷疑而相信孔子呢？已有的事例是：碰巧有睡覺做惡夢驚叫死去的人，能說這是被天塌下來壓死的嗎？考察起來，凡是睡覺做惡夢死去的人，未必都幹了卑鄙的事。子路學問即使淺薄，還能知道事情的實際情況。事情不符合實際情況，孔子用它來發誓，子路肯定不會消除懷疑的。
孔子稱說：“生死有命安排，富貴由天決定。”像這樣，人的生死本來有長命的有短命的，而不由操行的好壞來決定。已有的事例是：顏淵早死，孔子說他“短命”。由此知道短命早死的人，未必有邪惡的品行。子路學問即使淺薄，聽了孔子的教導，還是曉得生死的真實道理。孔子用“我如果有卑鄙行為，天塌下來壓死我”來發誓，難道不怕被子路反問：“夫子你的命不該死，天怎么會塌下來壓死你呢？”像這樣，用“天塌下來壓死我”來對子路發誓，始終是不會被子路相信的。不被子路相信，那么孔子自我辯解，也始終不能消除子路的懷疑。
《尚書·益稷》說：“不要像丹朱那樣傲慢，只喜歡遊手好閒。”這是說舜告誡禹不要溺愛沒出息的兒子。舜尊重天命，擔心禹偏愛自己的兒子，所以引用丹朱的事來告誡他。禹說：“我娶妻的那個時候，才過了辛、壬、癸、甲四天就離開了，從啟呱呱落地起，我就沒有溺愛過他。”這是禹陳述自己做過的事，想根據過去推論將來，用現在出現的事來推斷尚未發生的事，以此來證明自己不敢偏愛沒出息的兒子，但他不說：“如果我偏愛兒子天就塌下來壓死我”，因為他知道一般人喜歡用天來發誓，孔子被子路懷疑，他不用過去的事來證明自己不會幹卑鄙的事，而說：“天塌下來壓死我”，這跟庸俗的人為解脫嫌疑，而指天發誓、賭咒，有什麼兩樣呢？
孔子說：“鳳凰不飛來，黃河中沒有圖出現，我的一生已經完了！”這是孔子自己悲傷沒有當王。他認為自己當了王，能使天下太平；天下太平，那么鳳凰就會飛來，黃河中就會有圖出現。如今沒有能當上王，所以吉祥的徵兆不出現，自己感到悲痛傷感，因此說“我的一生已經完了”！
請問：鳳凰飛來、河圖出現，究竟根據什麼來的呢？如果根據帝王開始興起的時候，那么鳳鳥、河圖都未必出現；如果根據天下太平，使天下太平的帝王，又未必總能招來鳳凰和河圖。五帝三王都曾使得天下太平，但考察他們的吉兆，並不都以鳳凰作為必然的祥瑞。既然對於天下太平，鳳凰不是必然的吉兆，孔子是聖人，總想著不是必然出現的事情而自我感傷，這終究不會應驗的。
有人說：“孔子不是自己感傷沒有能當帝王，而是感傷當時沒有聖明的帝王，所以自己不被重用。鳳凰、河圖是聖明帝王的祥瑞。祥瑞不出現，說明當時沒有聖明帝王；聖明帝王不存在，自己就不能被重用。”說到招致瑞應，它是用什麼招來的呢？如果是靠任用賢能的人，使統治穩定，功業告成。那么統治穩定，功業告成，瑞應就該出現了。瑞應出現之後，也就不再需要孔子了。孔子盼望的，怎么本末倒置呢！不考慮根本問題，而盼望那些旁枝末節，不看那些君主英不英明，卻去說那些鳳凰、河圖出不出現。即使出現了聖明帝王，由於國家統治有不穩定的時候，鳳凰、河圖也有可能不出現，因此以祥瑞的出現來證明聖明帝王的出現，必然會出錯。漢文帝可以說是聖明了，但察看一下《史記·孝文本紀》，也沒有出現過鳳鳥跟河圖的記載。假使孔子生在漢文帝的時代，大概還會說：“我的一生已經完了！”
孔子想到九夷地方去居住，有人說：“那兒太落後，怎么辦？”孔子說：“君子住在那兒，怎么會落後呢？”孔子恨他的政治主張在中原各國行不通，感到怨恨不得志，所以想去九夷地方。有人責難他說：“少數民族地區落後，沒有禮義，怎么辦？”孔子說：“君子住在那兒，怎么會落後呢？”這是說住在那兒用“君子之道”教導他們，怎么會落後呢？
請問：孔子想去九夷地方，是怎樣引起來的？是他的政治主張在中原各國行不通引起的，所以他想去九夷地方。試想在中原各國尚且行不通，怎么能在少數民族地區行得通呢？”少數民族有君主，還不如中原地區還沒有君主。”這是說少數民族難得治理，中原地區容易治理。在容易治理的地方尚且行不通，在難得治理的地方能行得通嗎？況且孔子說“作為君子住在那兒，怎么會落後呢？”這話，是在說以“君子之道”進行修養使自己能安身呢？還是在說用“君子之道”去教化他們呢？如果是以“君子之道”進行修養隨便使自己能安下身來，那么在中原各國也可以，何必要去少數民族地區呢？如果用“君子之道”去教化他們，而少數民族怎么能教化得了呢？禹到裸國去，要脫掉衣服進去，出來後再穿衣服，這是因為要穿衣服的規定在少數民族地區行不通。禹尚且不能教化裸國人穿衣服，孔子又怎么能讓東部少數民族成為君子呢？或許孔子本來不想去，是恨他的政治主張行不通，一時激動說出這樣的話。或許是有人責難孔子，孔子也知道那兒落後，然而還要說“怎么會落後”，是想堅持已經說過的話，拒絕別人的勸告。
孔子實際不想去，一時心情激動說出來的，是句假話。“君子說話不該這樣隨便。”如果明知那兒落後，還要勉強想自己堅持已說過的話，這就正和子路回答孔子關於子羔的事一樣。“子路讓子羔做郈的地方長官，孔子說：‘簡直是在害別人的子弟。’子路說：‘那裡有政權機構，有老百姓，（可以練習政事）為什麼一定要讀書，然後才算學習呢？’孔子說：‘所以我討厭那些強詞奪理的人！’”這是子路知道自己不對，勉強回答以自圓其說，所以孔子討厭他，把他比做那些強詞奪理的人。孔子也明知自己不對，還勉強回答別人的責難。這樣孔子和子路都成了強詞奪理的人了。
孔子說：“端木賜沒有稟受天命而做買賣，猜測行情卻往往猜中。”什麼叫：“沒有稟受天命”呢？有人解釋說：“就是沒有稟受應該發財致富的命，而自己靠本領和智慧，多次猜中了物價漲落的時機。”
人富貴在於天命呢？還是在於人的智慧呢？如果在於天命，那么靠本領和智慧尋求它是得不到的；如果在人的智慧，那么孔子為什麼要說“生死有命安排，富貴由天決定”呢？說發財致富不稟受天命而是憑自己用本領和智慧得到它，那么做官發達也可以不稟受天命而憑自己努力奮鬥得到了。世上沒有不稟受貴命而靠自己努力能當官發達的，因而也可以知道世上沒有不稟受富命而靠自己本領和智慧能發財致富的。已有的事例是：孔子沒有做官發達，就周遊列國接受聘請，到處遊說諸侯，智慧用盡，計謀不行，只得返回魯國刪定《詩經》、《尚書》，由於感到絕望，所以說“一輩子已經完了”。孔子自己知道沒有貴命，而去周遊列國也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孔子知道自己沒有稟受貴命，於是周遊列國尋求當官卻得不到，但是說瑞木賜沒有稟受富命卻憑自己本領和智慧能發財致富，孔子說的和做的互相違背，不曉得是什麼緣故。
“有人說：“孔子是想指責子貢的短處，因為子貢不喜歡道德修養，而只喜歡做買賣，所以指責他的短處，想叫他辭窮信服而改變他的行為。”其實，孔子每日指責子貢的短處，可以直說“端木賜不喜歡道德修養而喜歡做買賣”，為什麼一定要提出“不稟受天命”的話，來跟他以前說過的“富貴由天來決定”的話相矛盾呢？
顏淵死了，孔子說：“唉！老天要我的命啊！”這是說人要興起，天會給他得力的輔佐；人要衰敗，天會奪去他親近的人。孔子有四個得力的學生，想靠他們興起作一番事業。顏淵早死，所以孔子說“天要我的命啊！”
請問：顏淵的死，是孔子命定不能當帝王，天奪去了他的命呢，還是他不幸短命自己死去的呢？如果是不幸短命，那不得不死，孔子即是當了帝王，還是不得活。輔佐對於君主，就像拐杖扶持病人一樣。人有了疾病，必須扶拐杖才能走路；如果砍的拐杖本來就短，能說是天讓病人不能走路嗎？要是病人能起來走路，本來短的拐杖能使它變長嗎？看來，顏淵的短命，就像拐杖短了尺寸一樣。
孔子說：“天要我的命”，是因為顏淵特別賢能。考查一下，賢能的人在世上，不一定是帝王的輔佐。賢能的人不一定成為帝王的輔佐，就像聖人不一定稟受天命成為帝王一樣。當帝王有不是賢聖的，作輔佐有不是賢能的。為什麼呢？因為人的祿命、骨相，跟人的才能不是一回事。由此說來，顏淵活著未必是孔子很得力的助手，他死了也未必對孔子有損失，孔子卻說：“天要我的命”，這話的根據又是什麼呢？
況且，上天不讓孔子作帝王，它原來的意思是什麼呢？是在最初稟受生命和祿命的時候就不讓他當帝王呢，還是決定讓他當帝王而又中途翻悔了呢？如果原來就不讓他當帝王，顏淵死了，有什麼損失呢？如果原來讓他當帝王，又中途翻悔，這是說當帝王沒有骨相，本來可以由天來隨便更改的。再說，天原來見到他什麼長處而決定讓他當帝王呢？以後又聽到了他什麼短處而中途翻悔不授命於他了呢？看來，孔子關於天很神靈的議論，是荒謬而無法弄清楚的。
孔子去衛國，遇見從前住過的旅館為辦事的人辦喪事，就進去哭他。出來後，讓子貢解下一匹驂馬來給他作喪禮。子貢說：“在弟子的喪事中，你從沒有解下驂馬作喪禮的，而在為從前住過的旅館中的辦事人舉喪中卻解下驂馬來作喪禮，不是太重了嗎？”孔子說：“我剛才進去哭他，剛好心理難過就流出了眼淚。我埋怨自己只流眼淚而沒有相應的表示，小子你就這樣辦吧。”孔子所以卸驂馬用來作過去旅館辦事人的喪禮，是因為埋怨自己只流露感情而不配合送禮。配合感情要贈送禮物，動了感情，禮物就要隨著送去。禮物與感情要相稱，君子都是這樣做的。
顏淵死了，孔子哭得非常悲痛。弟子們說：“老師太悲傷了。”孔子說：“我不為這樣的人悲痛還為誰悲痛呢？”慟，是悲痛到極點的意思。孔子哭顏淵非常悲痛，與一般弟子有區別，顯得哀痛極深。顏淵死了，有棺無槨，顏路請孔子賣掉車來為顏淵買槨，孔子不給，認為當大夫的出門不可步行。弔唁以前旅館的辦事人，要卸下驂馬作喪禮，不然會埋怨自己光流淚而沒有相應的表示；哭顏淵如此悲痛，請求賣掉車給顏淵買槨卻不給，這樣即使很悲痛也沒有喪禮相配合。難道流淚和悲痛有區別，用馬與車作喪禮有不同嗎？對於那從前旅館的辦事人就要喪禮與感情相稱，而對於這顏淵就可以喪禮與感情不符，真不知道孔子對喪禮的做法是什麼意思。
孔子說：“鯉死了，也有棺無槨，我不能賣掉車步行出門來為他買槨。”孔子對鯉的恩情比顏淵深厚，鯉死了沒有槨，是因為當大夫的禮儀不能步行出門。鯉，是孔子的兒子；顏淵，是異姓的人。兒子死了尚且不按喪禮行事，何況他姓的人能按喪禮行事嗎？
有人說：“這大概是孔子按實際情況施恩的證明。”孔子對從前旅館的辦事人喪禮與感情相稱，對自己的兒子喪葬與感情不相稱，這難道因為從前是士，後來做了大夫嗎？如果從前是士，士坐二匹馬的車；如果做了大夫，大夫坐三匹馬的車。大夫不能棄車步行，為什麼不賣掉兩匹馬來買槨，改坐那一匹馬的車呢？為士的時候坐二匹馬的車，可以解下一匹馬來作從前旅館辦事人的喪禮，如今也何不賣掉二匹馬買槨來以便跟感情相稱，而坐一匹馬的車解決步行問題呢？孔子不解下一匹馬來作從前旅館辦事人的喪禮，不一定違反禮制；埋葬自己兒子有棺無槨，卻破壞了禮制。孔子看重要與從前旅館辦事人的恩情相稱，但卻隨便破壞埋葬自己兒子的禮制，這是對外人符合禮制，而對親生兒子違背禮制。那么孔子不肯賣車來為鯉買槨，又怎么能解釋自己貪戀官位害怕出門沒有車子呢？孔子自己說過：“君子寧可犧牲生命來成全仁義”，怎么會難於放棄大夫地位來成全禮制呢？
子貢問治理國家的辦法。孔子說：“使糧食充足，使軍備充足，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子貢說：“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個，在這三者中該先去掉誰呢？”孔子說：“去掉軍備。”子貢說：“要是迫不得已還要去掉一個，在這二者中該先去掉誰呢？”孔子說：“去掉糧食。自古以來人都要死，而沒有老百姓的信任，國家就站不住腳。”可見，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是最重要的。
請問：假使治理國家沒有糧食，老百姓飢餓，就會拋棄禮義。禮義被拋棄，信任怎么建立呢？傳書上說：“糧倉充實了，老百姓才知道禮節；衣食豐足了，老百姓才懂得榮辱。”禮讓從富裕產生，爭奪從貧因而來。如今說“去掉糧食”，那么信任怎么建立呢？春秋的時候，交戰各國發生饑荒，人們相互交換孩子來吃，劈開死人骨頭來燒火，這是由於肚子飢餓沒有吃的，無空來顧及什麼恩義。父子的恩情，是最可靠的，由於飢餓這種信任被迫拋棄，用孩子來作為糧食。孔子教子貢放棄糧食保存信任，怎么行呢？放棄信任保存糧食，雖然不想得到信任，但信任會自然建立；放棄糧食保全信任，雖然想取得信任，但信任卻無法建立。
孔子去衛國，冉求給他趕車。孔子說：“衛國人真多啊！”冉求問：“人已經很多了，還該做些什麼呢？”孔子回答：“讓他們富裕起來。”冉求又問：“他們已經富裕了，還該做些什麼呢？”孔子回答：“教育他們”。孔子告訴冉求先富裕起來而後教育老百姓，教導子貢是先拋棄糧食來保全信任。糧食和富裕有什麼分別？信任與教育有什麼不同？對兩個學生的教導不一樣，所倡導的內容也不同，孔子治理國家，其政治主張是根據什麼來定的呢？
蘧伯玉派人去問候孔子。孔子說：“他老先生在乾什麼？”使者回答說：“他老先生想減少自己的過錯但還沒有做到。”使者告辭出去，孔子說：“有這樣的使者！有這樣的使者！”這是在責備使者。解釋《論語》的人說：“孔子責備他，是責備使者代替主人表示謙虛。”
孔子問使者說“他老先生在乾什麼”，問的是在政治上的所作所為，不是問他的操行。按照孔子的問話，使者應該回答說“他老先生在乾某件事，治理某項政務”，如今使者反而說“他想減少自己過錯還沒有做到”。那么，人們是憑什麼知道使者回答得不符合孔子問話的原意，而孔子在責備他呢？再說，究竟孔子憑什麼要責備使者呢？是責備他代替主人表示謙虛呢，還是責備他的回答不符合問話的原意呢？孔子所責備的總還要有一個具體的東西，不說清楚他的過錯，而只說“有這樣的的使者，有這樣的的使者”，這就使後人疑惑不解，不知道使者犯錯誤的原因。韓非子說：“書寫得太簡略就會使學生們發生爭辯。”孔子說“使乎”，是何等的簡略啊！
有人說：“按照《春秋》的原則，要替賢者隱瞞缺點。蘧伯玉是個賢者，所以孔子要替他的使者隱瞞缺點。”要想了解那個人的兒子，就看他所交的朋友；要想了解那個君主，就看他所派的使者。蘧伯玉不賢，所以派的使者會有過錯。《春秋》的原則，要替賢者隱瞞缺點，也批評其極細微的過失。現在不責備而採取隱瞞的態度，那么“要批評極細微的過失”的原則套用在哪裡呢？假使孔子要替伯玉隱瞞缺點，應該沉默，但卻高聲說“有這樣的使者，有這樣的使者”。這樣當時的人就都知道孔子在責備他了。像這樣說話，對替別人隱瞞缺點有什麼好處呢？
佛肸招聘孔子，孔子想去。子路不高興，說：“過去我聽老師說：‘親身做過壞事的人，君子是不去他那裡的。’佛肸占據中牟反叛趙簡子，你還要去，這是為什麼呢？”孔子說：“不錯，我說過這話！但不是也說過堅硬的東西磨也磨不薄，潔白的東西染也染不黑嗎？我難道是個匏瓜嗎？怎么能掛著不吃東西呢？”
子路引用孔子過去說過的話來責怪孔子。從前孔子說這話，是想讓學生效法實行。子路引用它來規勸，孔子是懂得的，但不說以前的話是開玩笑，或者說它不對不能實行，而是說“有這話”，確實有，應當實行。“不是說過堅硬的東西磨也磨不薄，潔白的東西染也染不黑嗎？”孔子說這話，能解答子路的責難嗎？要為“親身做壞事的人，君子不去他那裡”這句話辯解，就應該說“佛肸沒有做壞事，還是能去的”，而卻說“堅硬的東西，磨也磨不薄；潔白的東西，染也染不黑”。按照孔子的說法，有“堅硬”、“潔白”操行的人是可以去的，那么“君子”的操行是軟弱而容易受污染的嗎？不然，憑什麼唯獨“君子”不能去呢！
孔子不喝盜泉水，曾子不進勝母巷，是為了避開邪惡，遠離污穢，由於這兩個名字取得不合禮義，怕因此玷污了自己的名聲。盜泉、勝母只有空名，孔子、曾子就以它為恥；佛肸有罪惡事實，而孔子卻想去他那裡。不喝盜泉水是對的，那么想見佛肸就不對了。孔子說過“不合道義得來的富貴，對於我像浮雲一樣。”現在卻要違背道義去享受篡權叛亂者的俸祿，難道是所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這句話說錯了嗎？或許是孔子隨機應變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呢？即使是隨機應變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子路責難他，就應該說“為了推行政治主張”，而不該說“為了食俸祿”。只有隨機應變來推行政治主張，而沒有隨機應變來找飯吃的。“我難道是匏瓜！怎么能掛著不吃飯呢？”孔子用匏瓜自比，是說人應當做官食俸祿。說“我不是匏瓜，不能掛著不吃飯”，這是反駁子路的。其實，孔子這話，並不能解答子路的責難。子路責難孔子，哪裡是說孔子不該做官呢？是說應該選擇好的國家去做官。孔子自比匏瓜，是想到哪裡找飯吃呢？再說，孔子這話，是何等卑鄙！怎么能說他自己做官是為了找飯吃呢？君子是不該說這種話的。匏瓜掛著不吃飯，也跟人閒著不做官一樣。反駁子路可以說：“我難道是匏瓜，要掛著不做官？”現在卻說“掛著不吃飯”，那么孔子做官，不是為了推行政治主張，而只是為了找飯吃。人做官，主要是貪圖俸祿，按禮義的話來說，是為了推行政治主張。就像人娶妻，主要是為了情慾，照禮義的說法，是為了供養雙親。做官直說是為了吃飯，娶妻能直說是為了情慾嗎？孔子的話，說出了實情，沒有模稜兩可的意思，不借用禮義的名義來掩飾，這是個庸俗的人，而不個君子。儒者說孔子周遊列國想接受聘請沒有成功，擔心自己的政治主張不能推行，這違背了孔子的真情實意。
公山弗擾在費邑反叛季氏，招聘孔子，孔子想去。子路說：“沒有去的地方算了，何必去公山氏那裡。”孔子說：“招聘我去，難道是平白無故的嗎？如果用我，我要在東方推行周朝的政治！”在東方推行周朝的政治，就是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公山、佛肸都是叛亂的人，在公山那裡想推行政治主張，在佛肸那裡只想找飯吃，孔子的話沒有一定準則。說話沒有一定準則，那么行為就會沒有固定的目標。孔子周遊列國不被重用，難道不是有原因的嗎？
陽貨想見孔子，孔子不見；想喊孔子做官，孔子不做，何等清高啊！公山、佛肸招聘孔子，孔子卻想去，又何等污濁啊！公山弗擾和陽虎一起背叛季孫氏，囚禁了季桓子，兩人罪惡一樣，召請孔子的禮節相同，孔子只見公山，不見陽虎，難道公山還能合作，陽虎不能嗎？那么子路反對公山的招聘，孔子就應該用公山比佛肸強，不太壞，來作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