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非韓篇

譯文

韓非的政治主張，是明確法令尊重功績。即使是賢人，對國家沒有好處也不能給予賞賜；即使不是賢人，只要他對國家治理沒有害處也不能施予懲罰。講求功績注重賞賜，使用刑懲。所以他評論儒家，說他們是“不耕種就享受”，把他們比喻成一種蛀蟲。在評論儒家有益無益的時候，又把他們比喻成鹿和馬。馬像鹿的值千金，天下有值千金的馬，沒有值千金的鹿，因為鹿沒有用，而馬有用。儒者像鹿一樣，有用的官吏像馬一樣。

韓非知道用鹿、馬作比喻，卻不知道用帽子和鞋子來作比喻。假使韓非不戴帽子，只穿著鞋子來拜訪，我會聽從他責難儒家的話。要是把帽子戴在頭上而站在大堂中，忍受沒有好處的裝飾，多做了件無用的事情，說的與穿戴相違背，行動與主張相反，我因此要指責他的說法而不採用他的政治主張。煩勞人體，對人體沒有好處的，莫過於跪拜。假使韓非碰到人不拜，見到君父不下跪，未必對身體有害。然而對尊者和雙親一定要跪拜，這是很重要的禮義，不能違反。所以禮義在自身，身體不一定就肥；禮義不在自身，身體不一定就瘦而變得衰弱。如果說對身體有好處，禮義不如飲食。假使韓非子在君父面前接受賜給的飲食，不拜就吃，能這樣做嗎？跪拜，是禮義的表現，並非對身體實際上有好處，然而韓非始終不違反它，這是因為人不能廢掉禮義來貪圖對身體的好處。儒生講的是禮義，耕戰講的是飲食。重視耕戰而輕視儒生，是拋棄禮義找飯吃。假使禮義被廢掉，維持統治秩序的禮法就會被破壞，上下關係一片混亂，陰陽二氣也會錯亂，天晴下雨違背時節，五穀沒有收成，於是老百姓餓死，農民無法耕種，士兵也無法打仗。

子貢要取消告朔的活羊，孔子說：“端木賜，你愛那羊，我愛這禮。”

這是說子貢痛恨浪費羊，孔子不願意廢掉禮。原以為舊堤防是沒用的而把它拆掉，肯定要遭水災；認為原有的禮義沒幫助而把它取消，肯定要有災禍。儒者活在世上，就是維護禮義的原有堤防，有他們看來沒有好處，但要沒有他們就會帶來損害。學校的設立，自古就有，由於尊重禮教，所以設定官吏專管教育。官吏不能廢掉，禮義也不能拋棄。儒生是掌管禮義的官吏，認為沒有用處就廢掉他們，這是拋棄了禮義。禮義對於人不產生直接的具體效果，但有具體效果的事情都要依靠禮義來完成。就像腳踩著路行走，踩著的路，要靠沒有被腳踩的地方才能存在；人的身體要靠手腳才能行動，然而行動要靠不動的身軀才能活動。所以一件事或許看來沒有好處而好事卻要靠它，一件事或許看來沒有直接效果而有直接具體效果的事卻要依靠它。儒生，耕戰必須依靠他們，要是拋棄而使他們不存在，那怎么行呢？

韓非指責儒生，認為他們有害無益。大概是說一般儒生操行不好，舉止不重禮義，名義上是儒，行動卻和一般人一樣，用真才實學作幌子，而提出些有害的主張，一心想做官發達，所以值不得尊重。至於志向純潔，行為光明，不追求爵位、俸祿，拋棄卿相官位就像脫鞋一樣的人，才會居於官位處理政事，即使他們沒有建立功績，但卻是以推行禮義為事業的人。國家能存在的原因，是有禮義。老百姓不懂禮義，國家就要滅亡，君主就要遭殃。今天儒者的操行，是重禮愛義的，他們引導不懂禮的人，激勵沒有義的人，使人民變得善良，喜愛自己的國君，這也是很有好處的。“聽說伯夷的作風，會使貪婪的人變得廉潔，軟弱的人樹立志向”；“聽說柳下惠的作風，會使輕薄的人變得敦厚，心胸狹隘的人變得寬宏大量”。這是最高的教化，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到的。段乾木閉門隱居不肯出來做官，魏文侯很敬重他，坐車經過他居住的里巷時也要扶軾俯身表示敬意，秦軍聽到這事，終於不敢攻打魏國。假使魏國沒有段乾木，秦兵一進入國境，國家就有被滅亡的危險。秦是強國，打仗沒有不勝的。把戰爭強加給魏國，魏國必敗，三軍即使苦戰，也要血流千里。如今魏文侯向閉門隱居的人表示敬意，就使強大的秦國軍隊退卻，保全了魏國的領土，拯救了三軍士兵的生命，論功沒有比他更大的，論賞沒有能超過他的。齊國有節操高尚的人，叫狂譎和華士。二人是兄弟，堅持自己的主張不肯屈從別人的意志，不在不符合自己心意的君主那裡做官。姜太公呂尚被封在齊，認為這兩個人使齊國人士氣瓦解人心渙散，開了不為君主效勞的先例，就同時把他倆殺了。韓非讚賞這種做法，認為他倆留著沒有好處只有壞處。其實，狂譎、華士、段乾木這類人，姜太公殺了他們，並沒有排除和得到什麼；魏文侯扶軾俯身向段乾木表示敬意，退了強大的秦軍而保全了魏國，功勞誰的大呢？假使韓非讚賞段乾木閉門隱居的高尚節操，那么魏文侯尊敬段乾木，就是對的；狂譎、華士的節操與段乾木的節操一樣，韓非稱讚姜太公殺了他們，那就錯了。即使韓非指責段乾木的操行，貶低魏文侯對他的尊敬，但段乾木正以這樣的操行而使國家得到好處，魏文侯正以尊敬段乾木的辦法而收到了功效，這可見韓非不獎賞功勞，不尊敬有益的人。

議論者中有人說：“魏文侯到里巷對段乾木表示敬意，秦軍因此不去攻打魏國，並不是法制的功效。這一功效是特殊情況，不能經常實行。雖然在保全國家方面有好處，也不值得重視。”那么，法制的功能，指的是什麼呢？養活三軍士兵，明確賞罰法令，嚴厲刑法，富國強兵，這就是法制。考察秦國強盛，能因為你有法制就不攻打嗎？六國滅亡，都滅亡在秦國的軍隊。六國的軍隊並非不精銳，士兵的力量也並非不強，然而戰不勝，甚至於被打敗滅亡，這是因為強弱不相當，多少不一樣，即使明確了法制，那又有什麼用處呢？假使小孩違背了大力士孟賁的心意，孟賁發怒，小孩持刀跟孟賁對打，小孩肯定不能取勝，因為力量遠遠不如孟賁。要是孟賁發怒，而小孩講究禮節對他非常恭敬，孟賁才會不忍加害。秦國與魏國，就像孟賁與小孩一樣。魏國有法制，秦國肯定不會害怕，就象小孩持刀，孟賁不會躲避一樣。魏文侯到里巷對賢者表示敬意，不僅僅是小孩似的講究禮節畢恭畢敬。照理，力量弱小就該講究德行，軍隊強大就該發揚威力。秦國靠軍隊強大，威力無窮戰無不勝，卻撤回軍隊，不去侵犯魏國領土，是因為秦軍尊重段乾木操行賢良，推崇魏文侯的禮義。看來，敬重賢者，是弱國的法制，這樣力小能得到強有力的幫助。說敬重賢者不是法制的功能不能經常推行，怎么行呢？漢高皇帝議論想廢掉太子劉盈，呂后很擔憂，立即召見張子房來出謀劃策，張子房教太子用謙恭的態度去迎請四位受高皇帝敬重的白髮隱士，並送給厚禮。高祖看見了他們，心中廢掉太子的意思就消失了，這樣太子的地位安穩了。假使讓韓非為呂后出謀劃策，上策不過極力勸阻，下策不過使用武力，以此來穩定太子自己的地位，實際是採取自殺的辦法，豈只是丟掉太子的地位！太子敬重厚待四位白髮隱士來消除了高皇帝廢掉太子的想法，就像魏文侯到里巷對段乾木表示敬意，退掉了強大的秦軍一樣。

治理國家的辦法，所積蓄的東西有二個：一叫培養德操，二叫培植武力。培養德操，就是供養名望極高的人，以表示能敬重賢人；培植武力，就是供養力大的人，以表明能用兵打仗。這就是說文武都採用，德操武力都具備。戰事或者可以用高尚德操來感化，或者可以用強大武力來征服。外部要用德操來樹立自己，內部要用武力來裝備自己；仰慕高尚德操的人可以不戰而折服，抵毀德操的人由於害怕強大的軍隊而退卻。徐偃王修習和實行仁義，各地來朝見的有三十二個國家，強大的楚國聽說這件事，就發兵滅掉了它。這是有德行，而沒有武力準備的人。可見，德行不可能單獨擔負治理國家的任務，武力也不可能單獨完成抵抗敵人的任務。韓非的政治主張不能培養德操，徐偃王的德行不能完備武力，他們二人都片面，各有不足。從徐偃王忽視武力而遭禍，就能知道韓非一定會因忽視德操而受害。

凡是人都稟受天性，清高、污濁、貪婪、廉潔，各有各的操行，就像草木各有各的本質，不能再改變一樣，狂譎，華士不肯在齊國做官，就像段乾木不肯在魏國做官一樣。他們天生品行清高廉潔，不貪圖富貴，並非是當時痛恨社會，要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不肯隨便做官。即使不殺這些人，這些人的品行也是不可能效法的。姜太公殺了他倆，韓非認為是對的，這是認為人沒有天生的品行，草木沒有各自的本質。姜太公殺了他倆，假使齊國還有像他倆這樣的人，肯定不會因為他倆被殺的緣故，就不保持自身的清高；假使沒有他倆這樣的人，雖然供養他們，他們的品行終究不會感化別人。堯不殺許由，堯時的百姓也沒有都在樹上搭窩居住；周武王不殺伯夷，周朝的百姓也沒有都隱居餓死；魏文侯到里巷對段乾木表示敬意，魏國人也沒有都閉門不出。由此說來，姜太公如果不殺狂譎、華士二人，齊國人也不會都不做官。為什麼呢？因為清高廉潔的品行，是人通過努力不能做到的。人通過努力不能做到清高廉潔，那么即使供養他們讓他們努力去做，也不可能使他們得到鼓勵而做到；如果人通過努力能夠做到清高廉潔，用殺人的辦法來禁止他們，是不可能使人們停止這種努力的。那么，姜太公殺他倆，對於教化百姓沒有好處，白白地殺死了沒有罪的人。讚賞沒有功績的人，殺死沒有罪過的人，這是韓非不對。姜太公殺無辜，韓非表示贊同，這樣說來，韓非的政治主張是用殺死無罪的人了。

堅持不做官，未必有合適的罪名，姜太公就殺了他。如果出來做了官沒有功績，姜太公肯獎賞他嗎？獎賞一定要有功績才能授予，懲罰也要有罪惡才能執行。假使姜太公不獎賞出來做官而沒有功績的人，那么他殺了不做官而沒有罪惡的人，就是錯的，韓非贊同他的做法，也是錯誤的說法。不做官的人，本性廉潔少欲，喜歡做官的人，本性貪婪多利。利益欲望在心中不存在的人，則把爵位俸祿看成像糞土一樣。本性廉潔，就會極其節儉，過分貪婪就會無止境奢侈。無止境奢侈，那么他想要的連君位也在其中。考察一下，古代篡權叛逆的臣子，少有清白廉潔的人。本性貪婪，反而能立功；本性狂妄，反而能輕生。積累功績可以受重賞，過分奢侈會貪圖君位。姜太公留下“誅不仕未有罪之民”的作法而離開人世，所以齊國有陳恆劫持並殺害君主的災禍。姜太公的這個政治主張，導致了劫持殺害君主的作法。韓非贊同他的主張，這樣說來，韓非的政治主張也是導致國家危險和滅亡的。

周公旦聽見姜太公殺了狂譎和華士，就指責這種做法不對，於是便親自拿著禮物去看望地位低下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就像狂譎和華士之類。周公旦以禮待他們，姜太公卻殺掉他們。周公旦與姜太公他倆的操行，誰做得對呢？宋國有個車夫，馬不走，就拔劍殺掉它並丟到溝里。再駕一匹馬，馬又不走，他又殺掉馬丟到溝里。像這樣幹了三次。用這樣的方法馴馬，夠厲害了，但不是王良馴馬的方法。王良駕車，沒有疲沓不走的壞馬；堯、舜治理國家，老百姓沒有作亂的。王良是馴服馬的心，堯、舜是順服老百姓的思想。人和人本性相同，人與馬不同種類。王良能調理與人不同種類的馬，姜太公卻不能引導同本性的人。這樣看來，周公旦敬重地位低下的人，跟王良馴馬的作法是一樣的；姜太公殺死狂譎和華士兩人，跟宋國車夫殺馬的作法是一樣的。拿王良馴馬的方法與宋國車夫馴馬的作法，讓韓非評論，韓非肯定認為對的是王良而指責宋國車夫。因為王良保全了馬的性命，而宋國車夫則殺死了馬。馬被殺，不如保全它的性命；像這樣，老百姓被殺，不如讓他活著。假使韓非指責王良，自己就跟宋國車夫一樣，要殺害好人了。如果他指責宋國車夫，宋國車夫的作法跟姜太公相同，這樣，他一面指責宋國車夫，一面又贊同姜太公的作法，可見韓非的好惡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

治理國家就像修養自己的品德一樣。修養自己一生的品德，要是缺少給別人恩惠的品行，只有傷害別人的操行，那么結交親戚朋友就會交情疏遠、關係斷絕，把恥辱帶給自己。用修養個人品德的道理來推論、比喻治理國家的道理，那么治理國家的道理應該是用道德。韓非主張靠刑法，專用它來治理社會，這就是主張修養自己品德的人，要採用傷害別人的辦法。韓非難道不知道用道德是個好辦法嗎？而是他認為社會衰敗事態改變，老百姓的心奢靡輕薄，所以製作法律制度，一心在用刑。世上不能缺少道德，就像每年不能斷絕春天一樣。認為社會衰敗難以用道德來治理，就可以說因為年頭荒亂，萬物不能在春天生長了嗎？君主治理一個國家，就像天地使萬物生長一樣。天地不能因為年頭荒亂就讓春天離開，君主也不能因為社會衰敗就拋棄道德。孔子說：“有這樣的老百姓，所以夏、商、周三代才能按正道進行教化。”

周穆王時的社會，可以說是夠衰敗了，他用刑法來治理國家，混亂而沒有功績。後來甫侯規勸他，周穆王把道德記在心上，於是長久地統治著國家，功績一直流傳到後代。周穆王治理國家，開初混亂後來終於治理好了，並不是他在前糊塗昏庸，之後才高明的；而是先前用蚩尤的刑法，後來遵循甫侯的勸說。治人不能拋棄恩惠，治國不能廢掉道德，種植作物不能離開春天，韓非想專用刑法來殺人，怎么行呢？

魯繆公問子思說：“我聽說龐……是的兒子不孝。他的行為怎么樣不孝呢？”子思回答說：“君子尊敬賢人以推崇道德，用好的東西來規勸老百姓。至於錯誤的行為，是小人所記的東西，我不知道。”子思出去，子服厲伯進來拜見魯繆公。魯繆公問起龐……是的兒子，子服厲伯把他的過失告訴了魯繆公，全都是魯繆公沒有聽見過的。自從這事以後，魯繆公看重子思而瞧不起子服厲伯。韓非聽說這事，而指責魯繆公，他認為明智的君主應該找出壞人並殺掉他們，子思不揭發壞人壞事讓國君知道，而子服厲伯揭發了壞人壞事並告訴了魯繆公，子服厲伯應該受到重視，而子思應該被輕視。如今魯繆公看重子思，而瞧不起子服厲伯，這違背了貴賤的應有的位置，所以韓非指責魯繆公。

韓非所崇尚的，是法制。人做了好事，按法制要獎賞他；做了壞事，照法製得懲罰他。君主即使沒有聽見宮外的好事與壞事，根據法制這些好事和壞事都會得到處理。聽見壞事不能就進行懲罰，就像聽見好事不能就進行獎賞一樣。對別人不檢舉壞人壞事就指責，是韓非的就張。讓韓非聽到好事，他一定要考核，考核確實有功績，才肯獎賞。聽見好事不能立即給予獎賞，因為沒有事實根據的話未必可信。像這樣，聽見好事跟沒有聽見，無區別。聽到好事不能立即獎賞，那么聽到壞事也不能馬上懲罰。聽到好事一定要考核，聽到壞事也一定要審查，考核有功才能給獎賞，審查有證據才能實行懲罰。聽見不實際的，看見不真實的，經過核實不能成立，獎賞與懲罰就不能進行。獎賞與懲罰不能進行，那么是好事還是壞事也不能確定。沒有確定的事情，需要有一套辦法才能確定它，那想靠耳朵聽到的情況就進行獎賞與懲罰，是不對的。

鄭人子產早晨出去，走過東匠閭，聽見有婦人的哭聲，就按住他車夫的手讓車停下，仔細地聽。過了好一會兒，讓官吏把婦人抓來審問，原來是個親手殺死自己丈夫的女人。第二天，他的車夫問：“夫子你是怎么知道的？”子產說：“她的哭聲是恐懼的。凡是人對他親愛的人，知道他病了就會憂愁，知道他快要死了就會擔心，已經死了就會悲哀。現在她哭丈夫死去，不悲哀而是恐懼，這就可以知道其中必定發生了不正當的事情。”韓非聽說這事就指責說：“子產不也多事嗎！壞人一定要等自己的耳朵聽到，眼睛看到之後才知道，那么鄭國查出來的壞人就太少了。子產不依靠地方長官，不運用參照對比的方法進行考察，不明白法制，光靠自己盡力用耳聽，用眼看，費盡心思來發現壞人壞事，不是也太沒有方法了嗎？”韓非指責子產，是對的；但他指責魯繆公，就錯了。婦人不悲哀，就像龐……是兒子不孝一樣。既然指責子產靠耳聞目睹來發現姦婦，卻又想要魯繆公靠口問來確定壞人壞事。子產不依靠地方長官，而用耳聞來確定事實真象；魯繆公也不依靠官吏，而用口問來確定真象。其實，耳聞和口問，是一回事，都不依靠官吏，都不參照對比。子服厲伯回答的話不能夠用來確定事實真象，就像婦人的哭聲不能夠用來確定事實真象一樣。不能夠確定事實真象，子產就讓官吏把婦人抓來審問情況。不能夠確定事實真象，卻不讓官吏去審查，偏偏相信子服厲伯的話，就以未經證實的不孝事情來定龐……是兒子的罪，怎么行呢？

韓非說：“子思不把龐……是兒子的過失告訴魯繆公知道，繆公反而看重他；子服厲伯把龐……是兒子的過失告訴魯繆公知道，繆公卻瞧不起他。人之常情都是喜歡被重視而討厭被瞧不起，所以季平子作亂已形成，而魯昭公還不知道。這就是魯昭公被驅逐的原因。”魯昭公被驅逐，是因為法制不明確呢，還是因為沒有及早知道壞人呢？法制明確，即使不知道壞人壞事，壞人壞事也無從發生；法制不明確，即使天天尋找壞人壞事，就像決開水源，用手掌去堵洪水一樣。車夫沒有馬嚼子，看見馬要跑，無法去制止它。讓王良手上拿著馬韁繩，馬就沒有想跑的意思，這是駕駛有辦法。如今不說魯昭公沒有好的政治主張，而是說他“沒有早知道壞人”；不說他法制不明確，而說他“沒有溝通下面的情況”。韓非指責魯繆公，跟他政治主張的基本思想是相違背的。

龐……是的兒子不孝，子思不說，魯繆公看重他。韓非指責繆公，認為明智的君主發現好人就該獎賞，發現壞人就該殺掉。不孝的人，是低下愚蠢的人。低下愚蠢的人不懂禮義，順隨感情放縱慾望，跟鳥獸一樣。說他們“惡”，可以；說他們“奸”，就不對。奸人外表和善內心兇狠，臉色嚴厲內心軟弱，行為舉動，模仿賢人，以求升官，向君主討好獻媚，怎么肯做出不孝，顯露自己的惡劣行為，以自取被斥退和殺身的災禍呢？龐……是的兒子可以說他不孝，但不能說他“奸”。韓非說他“奸”，不符合“奸”的事實。

韓非說：“布帛有多有少，一般人不敢亂拿；閃亮的金子有百鎰，跖也不會去奪取。”照這樣說，法制明確，老百姓就不敢觸犯。假設國家明確了法制，有偷盜的想法，不敢觸犯；存心不良的人，也不敢發作。壞心藏在胸中，仍不敢觸犯法律，因為明確的法制使他們感到恐懼。明確的法制使他們恐懼，那么就不需要審查壞人發現壞事了。假使法制嚴厲，老百姓中就沒有壞人；假使法制不嚴厲，老百姓中就有許多是壞人。不說明智的君王嚴刑峻法，而卻說發現壞人就殺掉。說發現壞人，這是法律不嚴厲，老百姓中有人觸犯了它。不專心於明確法制，而專心於發現壞人，韓非的話，跟主張法制是相違背的。

人們疏通溝渠，是知道它一旦堵塞必定會淹死自己，不去堵塞溝渠而會造船和槳的人，深知水性不能堵塞，水的洶湧勢頭肯定要淹死人的。臣子的本性慾望會奪取君位，就像水的本性會淹死人樣。不告訴君主用什麼防範壞人，而指責他不知道“欲奸君父”的情況，這就像不準備防水的船具一樣，卻只想先知道水會淹死人。被淹在水裡，不責怪水而抱怨自己，是自己忘記了防備。這樣說來，君主被臣子驅逐，是由於喪失了防範的法制。要防備被淹死不需要堵塞水源，君主要防範被驅逐也不需要事先發覺哪個大臣會幹壞事，韓非應該把這道理告訴君主。水的本性能滅火，如果把水裝在釜里，水開了也不會把火滅掉，這是肯定的。君像火，臣像水，法制是釜，火沒有發覺水會滅掉它，君主也用不著預先察覺臣子要乾的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