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以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何者？睹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弦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設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膺灑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為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悱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效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贊《易》，其義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摭其史文，評之於後。

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為人；杞伯以夷禮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為齊、鄭及楚，國有弒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夫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凡在含識，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為正卿，反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弒，躬為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凝脂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

又案齊荼野幕之戮，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縊，禍由觀從。而《春秋》捐其首謀，舍其親弒，亦何異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及。必如是，則邾之閽者私憾射姑，以其君卞急而好潔，可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以沃庭，俾廢爐而爛卒。斯亦罪之大者，奚不書弒乎？其所未諭二也。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為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恥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為人君者，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慚良史也乎？其所未諭三也。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桓二年，公及戎盟則書之。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無恥，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諭四也。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陽虎盜入於讙，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弓玉雲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沾書。略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諭五也。

案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為般、野之歿，皆以名書，而惡、視之殂，直雲“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弒，卿士以上通謂之殺。此《春秋》之例也。案桓二年，書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大夫荀息”。夫臣當為殺，而稱及，與君弒同科。苟弒、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其所未諭七也。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隱、桓戕弒，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案汲冢竹書、《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

案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於陽。“伯於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為其間則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諭九也。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載，缺略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諭十也。

案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於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晉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它皆仿此。至於夫子所修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鷁，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諸國史記，奚事獨為疏闊？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為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者乎？其所未諭十一也。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而《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弒而不以弒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偽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諭十二也。

凡所未諭，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者歟？將“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諸謝不敏。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指實，榷而為論，其虛美者有五焉。

案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冢所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之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於宋五。”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得而殫說矣。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

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弒郟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戒，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

又案，《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為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於董狐書法而不隱，南史執簡而累進，又甯殖出君，而卒之猶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之修《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三，本國之弒逐其君者有七，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歟？其虛美三也。

又案《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畫一。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罔，而褒忌諱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

又案，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弒，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恆事，習俗所常行。而班固云：”仲尼歿而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邪？其虛美五矣。

考茲眾美，征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眾善之，必察焉。”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睹眾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乎？

昔王充設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群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為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