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譏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用朋黨，哤聒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為主，至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矣。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

必揚榷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為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采。又案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里。”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詆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又不足觀也。

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案《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子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案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禮書，其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群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睹。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某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託，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所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

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產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與親見者爭先者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書。既而《先賢》、《耆舊》、《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它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班、馬抗衡；訪諸古老，而與乾、孫並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於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名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語，《漢書》錄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稿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官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征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案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楚子麇卒”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穀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父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斷然可知。

必執二《傳》之文，唯取依《經》為主。而於內則為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已於《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畢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兼此義，而《左傳》所錄，無愧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哉？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弒，隱、桓、昭、哀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於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兀成聾瞽者矣。

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雲屠岸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魯侯御宋，得儁乘丘，而雲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邲役，而雲二國交戰，置師於兩棠；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雲晉將伐宋，覘哭陽門；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雲項實齊桓所滅。《春秋》為賢者諱；襄年再盟，君臣和葉，而雲諸侯失政，大夫皆執國權。其記時也：蓋秦繆居春秋之始，而雲其女為荊平夫人；韓、魏處戰國之時，而雲其君陪楚莊葬馬；《列子》書論尼父而雲生在鄭穆公之年；扁鵲醫療虢公，而雲時當趙簡子之日；欒書仕於周子，而雲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荀息死於奚齊，而雲觀晉靈作台，累棋申誡。式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月日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然自丘明之後，迄於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故束晳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晳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乾寶藉為師範。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

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旨，有剌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氏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能征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從此而言，則於三《傳》之優劣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