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通鑑兵事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途，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日南日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為一方界限，故於項羽，則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日“羽遂引東欲渡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皋玉門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

司馬溫公《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意。

○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未載卜式語，《王翦傳》未載客語，《荊軻傳》未載魯句踐語，《晁錯傳》未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傳》未載武帝語，皆史家於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史記《史記·秦始皇本紀》末云：“宣公初志潤月。”然則宣公以前皆無潤，每三十年多一年，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子長作《史記》，在武帝太國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陽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記》時見為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國除。”則後人所續也。卷中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問候者年表》書征和者一，後元者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二。《漢興將相年表》有天漢、太始、征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諸號，曆書亦同。《楚元王世家》書地節二年；《齊悼惠王世家》書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國世家》書征和二年；《賈誼傳》賈嘉至孝昭時列為九卿；《田叔傳》、《匈奴傳》、《衛將軍傳》未有戾太子及巫蠱事；《司馬相如傳》讚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皆後人所續也。

《河渠書》東海引鉅定，《漢書·溝恤志》因之，“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郡縣十二，其五曰矩定，下云：“馬車讀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矩定人馬車瀆。”而《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菜，臨大海。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計其道里亦當在齊，去東海遠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其與傳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為正。《齊世家》：“吾大公望子久矣。”此是妄為之說，周之大王，齊之大公，吳之太伯，有國之始祖謂之太祖。其義一也。

《趙世家》：“趙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此因《左傳》：“降於喪食”之文而誤為之解，本無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誤。《奮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為田耳。《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按《漢朽》註：“公孫龍，趙人，為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雲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商君傳》：“以較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於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虞卿傳》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為趙王不聽，或以為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

燕王遺約間書，恐即樂毅事，而傳者誤以為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樂毅當日，惠王信讒易將，不得不奔，其後往來復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禮。若樂間不過以言之不聽，而遂懟君、絕君，雖遺之書而不顧，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屈原傳》：“雖放流，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似屈原放流於懷王之時，又云：“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則實在頃襄之時矣。放流一節當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筆書之，失其次序爾。

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為淮南土也。蓋采之諸書，其稱未一。

《淮陰侯傳》光雲范陽辯士蒯通，後雲齊人蒯通，一傳互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漢書《孝武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見，又同是九月。《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蕭何，二曹參，三張敖，四周勃，五樊噲，六酈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周昌，十七丁夏，十八達。當時所上者戰功，而張良、陳平皆居中計謀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贊，則蕭何第一，樊噲第二，張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參第五，陳平第六，張敖第七，酈商第八，灌嬰第九，夏侯嬰第十，傅寬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韓信第十四，陳武第十五，達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無奚涓、薛歐、丁復。此後人論定，非當日之功次矣。且韓信已誅死，安得復在功臣之位？即此可知矣。

史家之文多據原本，或兩收而不覺其異，或並存而未及歸一。《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再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並存未定，當刪其一，而誤留之者也。《地理志》於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於魯地下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此並存異說以備考，當小注於下，而誤連書者也。《楚元王傳》劉德，昭帝時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為乖異。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即日征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禮樂志》上云：“孝惠二年，使樂府夏侯寬備其蕭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武五子傳》止云：“長安白亭東為戾後園。”下云：“後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後，置園奉邑。”樂府之名蚤立於孝惠之世，戾園之目預見於八年之前，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夫以二劉之精核猶多不及舉正，何怪乎後之讀書者愈鹵莽矣！

《天文志》：“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氵隱〉疆，新汲、西華、長平，穎川之舞陽、郾、許、鄢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按《左傳》子產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參為晉星，然其疆界亦當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陳留已下郡縣，並在河南，於春秋自屬陳。鄭二國，角、亢、氐之分也，不當併入。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據後來之疆土，割以相附，豈不謬哉？《食貨志》：“單穆公諫景上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弗聽，卒鑄大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陽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誤。按《史記·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水經注》曰：“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險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為吳於之丹陽，尋吳、楚悠隔，纜縷荊山，無容遠在吳境，非也。《枚乘傳》上云：“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復說吳王。”蓋吳王舉兵之時，乘已家居，而復與之書，不然無緣復說也。

《杜周傳》：“周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後昆弟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社周為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誅。史家之謬如此。

《上尊傳》：“上行幸雍，過虢。”按今之鳳翔縣乃古雍城，而虢在陝，幸雍何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且上文固云：“自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矣。

《王商傳》：“春申君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誤，當是幽王。

《外戚傳》：“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按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漢書二志小字《漢書》地理、藝文二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應劭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氏注也。近本《漢書》不刻注者，誤以此為顏氏注而並刪之。

《續漢·郡國志》云：“本志惟郡縣名為大書，其山川地名悉為細注，今進為大字，新注證發，臣劉昭採集。”是則前書小字為孟堅本文，猶《後漢》之細注也；其師古等諸注，猶《後漢》之新注也。當時相傳之本混作一條，未曾分別耳。

○漢書不如史記班孟堅為書，束於成格，而不得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末載刺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煉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為一傳，蒯最冤，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

○苟悅漢紀苟悅《漢紀》改紀、表、志、傳為編年，其敘事處索然無復意味，間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為長，惟一二條可采者。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漢書》以“負遂”為“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套用之。《史記·呂不韋傳》：“車乘進用不饒。”苟紀為長。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庳，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漢書》作“骨肉之恩，粲而不殊。”文義難曉，苟紀為長。後有善讀者，仿裴松之《三國志》之體，取此不同者注於班書之下，足為史家之一助。

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雲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

○後漢書《後漢書·馬援傳》上云：“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下乃云：“交女子微側及女弟微貳反，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此是采輯諸書，率爾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無所本也。自范氏以下，史書若此者甚多。《桓譚傳》：“當王莽居攝篡殺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按《前漢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裡附城。”是曾受莽封爵，史為諱之爾。光武終不用譚，當自有說。

《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閥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上疏救不省，騰竟伙屍都市。”乃安帝時事。而《張皓傳》以為“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系考。皓上疏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為順帝事。豈有兩趙騰邪？

橋玄以太尉罷官，就醫里舍，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人舍登樓，就玄索貨。其家之不貧可知。乃云：“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史傳之文前後矛盾。玄以靈帝之世，三為三公，亦豈無錢者？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為‘八顧’”。而《黨錮傳》表、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往不同。

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降操，則是表卒之後，瓊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州，乃釋嵩之囚。”此史家欲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豈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中平元年，黃中起，以何進為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

《郡縣誌》：“睢陽本宋國，有魚門。”引《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升陘之戰，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為證，按杜預註：“魚門，邾城門。”非宋也。○三國志《蜀志·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而先主未稱尊號，即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按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年僅二十有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為是。孫亮太平元年，孫殺滕胤、呂據，時為魏高貴鄉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孫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本傳云：“壹人魏，黃初三年死。”誤也。

《陸抗傳》：“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於文難曉。按《甘寧傳》曰：“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懶，雲欲夜涉渡。肅以兵千人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為關羽懶。”據此則當雲“自益陽至白帝也。”○作史不立表志朱鶴齡曰：“太史公《史記》帝紀之後，即有十表、八書。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略，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為志，而年表視《史記》加詳焉。蓋表所由立，於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為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了如。作史體裁莫大於是。而范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考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良可嘆也。其夫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曄睡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為例，年表皆在所略。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跡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撰《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雲。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無志，故沈約《宋書》諸志並前代所闕者補之。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周書》皆無志。皆唐初人，其不著志，以別有修志之敕也，而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二、李延壽別修《五代史志》，詔編第入《隋書》。古人紹聞述往之意，可謂宏矣。

○史文重出《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兩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則王千中多一侯矣。

《續漢·郡國志》候城改屬玄菟，而遼東復出一候城。無慮改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然則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

○史文衍字《漢書·吳王濞傳》：“吳有鄣郡銅山。”誤多一“豫”字。《後漢書·光武紀》：“以前密令卓茂為太傅。”誤多一“高”字。《黨錮傳》：“黃令毛欽操兵到門。”誤多一“外”字。

《後漢書·皇後紀》：“桓思竇皇後父諱武。”後父不當言諱，“諱”字衍。《儒林傳》：“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按此則十五，非十四也，蓋衍一“毛”字。其下文載建國中詔，有“《古文尚書》、《毛詩》、《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之語。又下捲雲：“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則此“毛”字明為衍《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尚書》、《毛詩》、左氏、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尚書》上脫“古文”二○史家誤承舊文史書之中多有仍舊文而未及改者。《史記·燕世家》稱“今王喜”。《魏書·孝靜帝紀》稱太原公“今上”。《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韋貫之傳》：“上即位”謂穆宗。此皆舊史之文，作書者失於改削爾。

《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文帝紀》：“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諱為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諱為淮陽王。”《順帝紀》：“異明三年正月丁已，以新除給事黃門侍郎蕭諱為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以中軍大將軍諱為南豫州刺史。”《齊公世子蕭思話傳》：“遣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晉王諱獻毛龜。”“十九年二月已亥，晉王諱來朝。”《張傳》：“晉王諱為揚州總管。”《王韶傳》：“晉王諱班師。”《鐵勒傳》：“晉王諱北征。”《北史·李弼傳》：“諭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西行台少師、隴右郡開國公李諱。”《舊唐書·中宗紀》：“臨淄王諱舉兵誅韋、武。”《睿宗紀》：“臨淄王諱與太平公主子薛崇簡等。”《玄宗紀》：“詔以皇太子諱充天下兵馬元帥。”《郝處後傳》：“周王諱為西朋，”並當時臣子之辭。

《三同志·魏後妃傳》註：“甄後曰：‘諱等自隨夫人。’”此“諱”子明帝名，當時史家之文也。”《宋書·武帝紀》：“劉諱龍行虎步。”《後周書·柳慶傳》：“字文諱忠誠奮發。”《北史·魏彭城王勰傳》：“帝謂勰曰：‘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併合稱名，史臣不敢斥之爾。然《宋紀》中亦有稱“劉裕”者，一卷之中往往雜見。

《文選》任《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稱“臣公言”，《為蕭揚州薦士表》稱“臣王言”。表辭本合稱名，而改為公、王，亦其臣子之辭也。

○晉書《晉書·宣帝紀》，當司馬懿為魏臣之時，無不稱之為“帝”。至蜀將姜維聞辛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所謂賊者，即懿也，當時在蜀人自當名之為賊。史家雜采諸書，不暇詳考，一篇之中“帝”、“賊”互見。《天文志》：“虛二星，泵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死喪哭泣。”按此冢宰當作“冢人”。又曰：“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則《周官》之家宰矣。

《藝術傳》戴洋言：“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按瑜卒於建安十四年，而呂蒙之襲關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十年矣。

《顧榮傳》前雲“友人張翰”，後又雲“吳郡張翰”。《張重華傳》前雲“封謝艾為福祿伯”，後又雲“進封福祿縣伯”。《戴若思傳》：“舉考廉入洛”，《周凱傳》：“若思舉秀才入洛”。《南陽王模傳》傳》：“廣平太守丁邵”，《良吏傳》：“丁紹”。《石勒載記》前作“段就六眷”，後作“段疾六眷”，《陽裕傳》又作“段眷”。《呂纂載記》前作“句摩羅耆婆”，後作“鳩摩羅什”。《慕容熙載記》：“宏光門”；《馮跋載記》作“洪光門”，又作“洪觀門”。○宋書《宋書·州郡志》：“廣陵太守”下云：“永初郡國又有輿、肥如、潞、真定、新市五縣。”肥如本遼西之縣，其民南渡而僑立於廣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廣陵肥如石樑澗中出石鐘九口”，是廣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復云：《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廣陵為沛郡，治肥如縣。”時無復肥如縣，當是肥如故縣處也。《二漢》、《晉太康地誌》並無肥如縣，一卷之中自相違錯。且《二漢》之肥如自在遼西，安得屬之廣陵，分之沛郡乎？

○魏書《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托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韁’，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史於“馮代韁”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馮漢韁魏起漠北”，以漢強為諱，故改雲代韁，魏初國號曰代故也。”顏師古《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蕪舛。”正指此。酈道元《水經注》以“廣漢”並作“廣魏”，即其例也。○梁韋《劉孝綽傳》：“眾惡之必監焉，眾好之必監焉。”梁宣帝諱“”，故改之。蓋襄陽以來國史之原文也，乃其論則直書“姚察”。

書中亦有避唐諱者，《顧協傳》以“虎丘山”為“武丘山”，《何點傳》則為“獸丘山”。

○後周書《庚信傳》：《哀江南賦》：“過漂渚而寄食，托蘆中而渡水。”漂渚當是“溧諸”之誤。張勃《吳錄》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史記·范瞄傳：“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至於陵水。”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吳越春秋》云：‘子晉奔吳，至傈陽，逢女子獺水之上。子晉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自投於水。後子胥欲報之，乃投白金於此水，今名其處為投金瀨。’《金陵志》曰：‘江上有諸曰懶渚’是也。”或以二句不應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於龍門”四句，亦是皆用司馬子長事。

○隋書《經籍志》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又云：“後漢明帝，遣郎中蔡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東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尚存，亦當八十餘矣，不堪再使絕域也。蓋本之陶隱居《真誥》，言孝明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章，秘之蘭台石室。作史者知張騫為武帝時人，姓名久著，故刪去之，獨言秦景。而前後失於契勘，故或以為哀帝，或以為明帝耳。《突厥傳》上言沙缽略可汗西擊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閭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為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誤重書為二事也。

○北史一事兩見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伊為東平王；後主天統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伊為東平王。一事兩書，必有一誤。

《徐之才傳》：“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群犬競走，諸人試今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其序傳又云：“於路見狗，溫子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神倫敦亻雋曰：‘為逐丞相東走，為共帝女南徂。’”一事兩見，且序傳是延壽自述其先人，不當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南齊書》：“李安民為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為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為崇。”按《宋書·孔季恭傳》：“為吳興太守。先是，吳興頻喪太守，雲項羽神為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梁書·蕭深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床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詞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為遭祟，一以為厭邪，立論不同如此。又《南齊書·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自吳興太守徵為右什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南史·蕭猷傳》：“為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值齊苟兒反，攻城，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言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兒。”則又以為獲佑，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蕭惠明傳》：“泰始初，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項羽廟，相承雲羽多居郡聽事，前往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為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余，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此又與李安民相類，而小變其說。

○舊唐書《舊唐書》雖頗涉繁蕪，然事跡明白，首尾該贍，亦自可觀。其中《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蓋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紀》：“鹹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云州，自稱防禦留後”，則既直書其叛亂之罪；而《哀帝紀》末雲“中興之初”，《王處直傳》稱“莊宗”，《王、鄭從讜，劉鄴、張睿傳》各有“中興”之語，自相矛盾。按此書纂於劉煦，後唐末帝清泰中為丞相，監修國史，至晉少帝開運二年，其書始成。朝代遷流，簡牘浩富，不暇遍詳而並存之，後之讀者可以觀世變矣。

楊朝晟一人作兩傳，一見七十二卷，一見九十四卷。

○新唐書《舊唐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於泰山，以高祖、大宗配饗。己巳，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於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禪社首，次序甚明。《新書》改云：“正月戊辰封於泰山，庚午禪於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並為一事，而繫於戊辰之日，文雖簡而事不核矣。

《天後紀》：光宅元年四月癸酉，遷廬陵王於房州。丁丑，又遷於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遷廬陵王於房州。《中宗紀》：嗣聖元年正月，廢居於均州，又遷於房州。按《舊書》：嗣聖元年二月戊午，廢皇帝為廬陵王，幽於別所。四月丁丑，遷廬陵王於均州。垂拱元年三月，遷廬陵王於房州，《中宗紀》亦同，而以四月為五月，然無先遷房州一節。疑《舊史》得之歐公，蓋博採而誤。《代宗紀》上書“四月丁卯，幽皇後於別殿”；下書“六月辛亥，追廢皇後張氏”。曰“追廢”，則張後之見殺明矣。而不書其死，亦為漏略。

《文宗紀》：“太和九年十一月任戌，李訓及河東節度使王、寧節度使郭行余、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謀誅中官，不克，訓奔於鳳翔。”下云：“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殺王涯、賈飠束、舒元輿、李孝本、羅立言、王、郭行余。”而獨於李訓不言其死，況訓乃走人終南山，未至鳳翔，亦為未當。《藝文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當作“蕭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

《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二手高下，迥為不侔矣。如《太宗長孫後傳》：“安業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改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意雖不異，而“戶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後傳》：詔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改曰：“有詔祭物無用寓，欲祭聽之。”不過省《舊書》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無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彼此，有詳有略，斯謂之簡。如崔沔駁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其文兩載於本傳及《韋稻傳》，多至二三百言。又如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四人言志，及濟領吏部，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兩見於本傳及《高智周傳》；而石仲覽一人，一以為宣城，一以為江都。此而忽之，則亦不得謂之能簡矣。

《楊場傳》言：“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日、孤經絕句。”帖試之法，用紙貼其上下文，止留中間一二句，困人以難記。年頭如元年、二年之類，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類。如此則習《春秋》者益少矣，故請帖平文。今改曰“年頭日尾”，屬對雖工，而義不通矣。

《嚴武傳》：“為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房琅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途之險、異地之虞，即事成篇，別無寓意。及玄宗西幸，升為南京，則又為詩曰：“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回玉壘作長安。”一人之作前往不同如此，亦時為之矣。

《張孝忠傳》：“孝忠魁偉，長六尺。”《李晨傳》：“長六尺。”古人以六尺為短，今以六尺為長，於他書未見。

《舊書·段秀實傳》：“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歧靈岳，同謀殺Г，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此渭姚令言之判官歧靈岳，與海賓、明禮為三人耳。按文，“姚令言”上當少一“及”字。《新書》遂謂：“結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Г。此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而下文方雲大吏岐靈岳。令言，賊也，安有肯同秀實之謀者哉？

《舊唐書》高仙芝、封常清二傳，並雲四鎮節度使“夫蒙靈”，而李嗣業、段秀實二傳則云：安西節度使“馬靈”，《劉全諒傳》則雲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按《王維集》有《送不蒙都護詩》，註：“不蒙，著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不蒙”當即“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為“馬”也。《新書》因之，兩姓並見。而《突厥傳》則雲安西節度使“夫蒙靈”。《馬總傳》：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為一道，除總節度，賜號天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還鎮。上雲詔“總徙天平”，劉總也。下雲“召總還”，馬總也。又雲“會總卒”，劉總也。又雲“鄆人附賴總”，馬總也。此於人之主賓、字之繁省皆有所不當。當雲“詔徙天平”，而去“總”字；其下則雲“會劉總卒”，於文無加，而義明矣。

《舊唐書·皇甫傳》附柳泌事云：“泌系京兆府獄，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虛矯？’泌曰：‘吾本無心，是李道古教我，且雲壽四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語雖煩而敘事則明。《新書》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無它異。”去其中間語，則“它異”二字何所本邪？《曹確傳》：“大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製為七百三十員。”《舊唐書·鄭啟傳》：“昭宗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啟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啟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晉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啟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新書》改曰：“俄聞制詔下，嘆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制已下矣，何萬一之有？《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二十二人配享。”《儒學傳》復出此文，而缺賈逵，作二十一人。

《林蘊傳》：“泉州莆田人。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此當是署令在前，作論在後，而倒其文。凡吳氏《糾謬》所已及者不更論。

昔人謂宋子京不喜對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無一篇詔令。如德宗興元之詔，不錄於書。徐賢妃《諫大宗疏》，狄仁傑《諫武後營大像疏》。僅寥寥數言。而韓愈《平淮西碑》則全載之。夫史以記事，詔疏俱國事之大，反不如碑頌乎？柳宗元《貞符》，乃希恩飾罪之文，與相如之《封禪頌》異矣，載之尤為無識。

○宋史《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鑿悔，欲並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之誤。按《通鑑》：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才數尺，旁有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祖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勛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人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又按《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不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當劉仁恭時，尚未有此州，尤為無據。

《遼史》於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

元人作《宋史》，於《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憂”之類，改日“北兵”、“北主”。昴為胡星，改為“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門”，則不能改也，仍其文。

書中凡“鹵”字皆改為“敵”。至以金鹵為“金敵”。【原注】《陳惟胡栓二書不改。◎阿魯圖進宋史表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金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臣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此皆宋世以來尊經儒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三代直道之遺，不獨元主之賢明也。

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遼史《宋史·富粥傳》言：“使契丹，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遼史·興宗紀》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議始定。”而《劉六符傳》則曰：“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六符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強將勇，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御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耶律仁先傳》亦同。二史並脫脫監修，而不同如此。

○金史《金史》大抵出劉祁、元好問二君之筆，亦頗可觀，然其中多重見而涉於繁者。孔毅父《雜說》謂：“自，昔史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約奕棋一段，兩傳俱出，此為文繁矣。”正同此病。

《海陵諸子傳》贊當引楚靈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似為失當。

幽蘭之縊，承麟謚之曰“哀宗”，息州行省溢之曰“昭宗”，史從哀宗為定。而《食貨志》末及《百官志》復有義宗之稱，不著何人所上。

金與元連兵二十餘年，書中雖稱大元，而內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為善。

承麟即位不過一二日，而史猶稱之為末帝。傳》。其與宋之二王削其帝號者絕異，故知非一人之筆矣。

○元史《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於一人之手。

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詔修《元史》，臣濂、臣衤韋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順帝時無《實錄》可征，因未得為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月丁亥書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總裁仍濂、衤韋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熏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於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於疏忽之咎矣；昔宋吳縝言：“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修，然後下朝臣博議，可否如此。”則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為完書，可以傳久。乃歷代修史之臣皆務苟完，右文之君亦多倦覽，未有能行其說者也。洪武中，嘗命解縉修正《元史》舛誤，其書留中不傳。

《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以興、松、雲三州隸上都。”“四年五月，升上都路望雲縣為雲州，松山縣為松州。”是三年尚未昇州，預書為州者誤。《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重書年者。

《天文志》既載月五星凌犯，而《本紀》復詳書之，不免重出。《志》未云：“余見《本紀》。”亦非體。

諸《志》皆案牘之文，並無熔范。如《河渠志》言“耿參政”、“阿里尚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牘中之稱謂也。

《張楨傳》有《復擴廓帖木兒書》曰：“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此謂明太祖也。晉陳壽《上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遠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鹹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於此書見之矣。《石抹宜孫傳》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謂元也，內外之辭明白如此。

《順帝紀》：“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慶路”。其時國號未為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書之也。古人記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類如此。

○通鑑呂東萊《大事記》曰：“《史記·商君本傳》云：‘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通鑑》削不告奸者一句，而以匿奸之罪為不告好之罪。《本傳》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通鑑》削之。《本傳》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鑑》削‘以家次’三字，皆當以《本傳》為正。”

《孟子》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不同。《通鑑》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書，今按《史記》王元年為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歲在著雍閹茂。又八年，燕王噲讓國於相子之。又二年，齊破燕，殺王噲。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則己為王之十二年。而孟子書“吾甚慚於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則於孟子之書無不皆合，而但拘於十年之成數邪？《史記·萬石君列傳》：“慶嘗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太史公之意，謂慶雖簡易，而猶敬謹，不敢率爾即對。其言簡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鑑》去“然猶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鑑》：“漢武帝元光六年，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人漁陽、雁門，各殺略千餘人。”夫曰“國韓安國壁”，其為漁陽可知，而雲“又入漁陽”，則疏矣。考《史記·匈奴傳》本文，則云：“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鑑》改之不當。

《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通鑑》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考異》引《宣紀》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紀》本無此文，不知溫公何所據？

光武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軍旅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據《後漢書》本文，皇太子即明帝也。《通鑑》乃書於建武十三年，則東海王韁尚為太子，亦為未允。

唐德宗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按《舊唐書·李泌傳》並無此事，而《食貨志》曰：“開元二十二年八月，玄宗從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柏崖倉，三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淮而溯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於渭，以實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十萬貫。”又曰：“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大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辟三門巔輸岩險之地。俾負索引艦，升於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靈，以水作廣運潭於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是則北運始於耀卿，尚陸行十八里；河運始於齊物，則直達於長安也，下距貞元四十五年，無緣有李泌復鑿三門之事。

○通鑑不載文人李因篤語予：“《通鑑》不載文人。如屈原之為人，太史公贊之謂‘與日月爭光’，而不得書於《通鑑》。杜子美若非‘出師未捷’一詩為王叔文所吟，則姓名亦不登於簡牘矣。”予答之曰：“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丁居晦為翰林學士，文宗於麟德殿召對，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謂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為中丞。’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