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譯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青龍三年（乙卯、235）
魏紀五魏明帝青龍三年（乙卯，公元235年）
[1]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
[1]春季，正月，戊子（初八），任命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
[2]丁巳，皇太后郭氏殂。帝數問甄后死狀於太后，由是太后以憂殂。
[2]丁己（疑誤），皇太后郭氏去世。明帝多次向太后詢問母親甄氏致死的情狀，於是，太后因憂懼而死。
[3]漢楊儀既殺魏延，自以為有大功，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狷狹，意在蔣琬。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事昭烈帝為尚書，琬時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謂年宦先琬，才能逾之，於是怨憤形於聲色，嘆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軍師費往慰省之，儀對恨望，前後云云。又語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密表其言。漢主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
[3]蜀楊儀已然殺掉魏延，自認為立有大功，應當代替諸葛亮執政。可是，諸葛亮生前另有秘密指令，認為楊儀胸襟狹隘而且性情急躁，意向是由蔣琬接任。楊儀到達成都後任中軍師，沒有統管的具體工作，只是悠閒而已。最初，楊儀侍奉昭烈帝劉備擔任尚書職務，蔣琬當時只是尚書郎。後來，雖然兩人都擔任了丞相參軍、長史的職務，但楊儀每次隨諸葛亮行動，承擔的任務比較繁重，自認為資歷深於蔣琬，才幹也超過蔣琬，於是抱怨憤恨之情顯露於聲色中，嘆息怒斥之聲發自心底。當時人們害怕他言炎話語沒有約束，不敢和他來往。只有後軍師費前去安慰問候他，楊儀對費發泄心中的怨恨，把前後經過如此如此地說了一遍，又對費說：“當初丞相剛剛去世之時，我如果率軍投奔魏，為人處世怎會零落失意到這種地步？令人後悔，不可能再追回了！”費把他的話秘密上表，漢後主遂把楊儀免職貶為平民，流放到漢嘉郡。楊儀到達流放地點後，又上書進行誹謗，言辭激烈強硬，於是下令郡府逮捕楊儀，楊儀自殺。
[4]三月，庚寅，葬文德皇后。
[4]三月，庚寅（十一日），安葬皇太后郭氏。
[5]夏，四月，漢主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代琬為尚書令。
[5]夏季，四月，漢後主任命蔣琬擔任大將軍、錄尚書事；費接替蔣琬擔任尚書令。
[6]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群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漢一大郡。加以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是當罷守御耳，豈可復興役邪！是固君之識，蕭何之大略也。”群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人，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乃為之少有減省。
[6]明帝熱衷於土木建築工程，已經興建了許昌宮，又修復洛陽宮，建起昭陽太極殿，築成總章觀，觀高十餘丈。於是不停地徵調勞役，農桑之事幾乎停頓。司空陳群上書說：“古代大禹承繼唐堯、虞舜的昌盛基業，還是居住低矮的宮室，身穿粗劣的衣服，何況如今正在戰亂之後，人口很少，比之漢文帝、漢景帝之時，不超過當時的一個大郡。加之邊疆戰事不斷，將士勞累辛苦，如果出現水災、旱災，就會成為國家的深重憂慮。以前劉備從成都出發到白水，沿途大建居室館所，耗費大量人力，太祖知道他是使民眾疲憊。而今中原大用民力，也正是吳國、西蜀所希望的，這是關係國家安危的關鍵問題，願陛下考慮！”明帝答道：“帝王之業和帝王宮殿，也應該並行建立，消滅敵人之後，只須罷兵防守，怎么可以再大興勞役呢？這本來是你的職責，同蕭何當初修治未央宮一樣。”陳群說：“從前漢高祖只與項羽爭奪天下，項羽已然被滅，而宮室都被燒毀，所以蕭何修建了武器庫、糧庫，都是緊急需要，然而高祖還責怪修建得過於華麗。而今吳、蜀兩國還沒平定，實在不應與古代等同並論。人們要想滿足私慾，沒有找不到託辭的，何況帝王，更沒有人敢於違抗。陛下以前想要拆毀武器庫，說是不可不拆毀；以後打算重新設定，又說不可不設定。如果一定要興建，固然不是臣下的話所能改變的；如果稍加留意歷史教訓，臣下回心轉意，也不是高瞻遠矚地所能比得上的。漢明帝打算修建德陽殿，鍾離意直言規勸，就採納了他的意見，以後又重新興建；宮殿建成後，對群臣說：‘如果鍾離尚書還在，此殿就建不成了。’作為帝王怎么可以只怕一個人？應該一切為百姓考慮。現在我不能使陛下稍稍聽取一些意見，比起鍾離意差得太遠了。”為此，明帝稍有減省。
帝耽於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台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捐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徙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之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明帝沉迷於寵妃美女之中，宮中女官的官位和俸祿比照文武百官的數目，自貴人以下到擔任宮廷灑掃的宮女有千人，挑選讀書識字可以信賴的六人任為女尚書，讓她們審查不經尚書省直接上奏的朝臣奏章，分別處理，可者準奏。廷尉高柔上書說：“從前漢文帝愛惜十家的資財，不建造一個小小的樓台娛樂，霍去病憂慮匈奴的危害，沒有閒暇營治宅第，何況現在所耗費的絕非只是百金的資財，所憂慮的絕非只是北狄的危害！我認為，只可粗略地完成已動工的工程，充當朝會和宴會之用，竣工之後遣返在工地上勞動的民夫，使他們能夠回去務農，待西蜀和吳國平定之後，再可慢慢興建。《周禮》規定，天子可有后妃以下一百二十人，嬪妃的儀制，已經夠盛大了。我私下聽說，後宮的人數可能已超過這個數目，聖下的子嗣未能昌盛，大概全是由於此吧。我認為可以挑選少量賢淑美女，備齊內官的數目，其餘的全部遣送回家，陛下可以育精養神，專一靜養。那么，《經·螽斯》所說多子多孫的徵兆不久就可出現了。”明帝回答說：“你經常正言進諫，其它事情，請再進言。”
是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復上疏曰：“中間以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群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訾，民雖障防，力不能御。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捐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眾庶永濟，莫不悅豫矣。”
這時狩獵的法規極其嚴厲，殺死皇家禁地內麋鹿的人要處以死刑，沒收財產，有能發現並告發的人，給以重賞。高柔又上書說：“近年來，百姓提供了各種勞役，從事田間勞動的人已經減少，再加上又有獵禁之法，群鹿有時暴性發作，貪吃毀壞地里長著的嫩苗，處處為害，所損害的不計其數，民眾雖然設障防備，但力量不夠，防不勝防。以至到了滎陽附近地區，周圍數百里，年年幾乎沒有收成。而今天下創造財富的很少，而麋鹿造成的損失很多，如果突然爆發戰爭動員兵役，或者荒年降臨顆粒不收，將沒有辦法應付。請陛下對待民間寬大放鬆一些，準許民眾捉捕麋鹿，儘快解除獵禁，那么百姓將有長久的接濟，沒有誰會不高興了。”
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台觀，望見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御之！”帝乃止。
明帝又想剷平北芒山頂，下令在上面建造台觀，以便遠望孟津。衛尉辛毗規勸說：“天地成自然，本來就是高高低低。現在要反其道而行，已經違背了天理；加之耗費人工，民眾已無力承擔。如果九河漲滿，洪水為害時，丘陵都被夷為平地，將靠什麼防禦呢？”明帝這才作罷。
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帝優詔答之。
少府楊阜上書說：“陛下承繼武皇帝開拓的帝王大業，保持文皇帝一貫遵循的方向，實在應該向古代聖賢的治世看齊，總觀各朝末世放蕩的弊政。以前假使漢桓帝、漢靈帝不廢馳漢高祖的法令制度，不破壞漢文帝、漢景帝的謙恭節儉，我們太祖雖有神武之威，又往何處施展，而陛下又怎么能夠處在至尊地位呢？而今吳、蜀兩國還沒平定，軍隊在外戍邊，各項修繕整治工程，請陛下務必簡約節省。”明帝下詔對他的意見表示稱讚。
阜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台，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台是飾，必有顛覆危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弩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楊阜又上書說：“堯帝推崇簡陋的茅屋，萬國安居，大禹居住低矮的宮室，天下樂業。到了商朝和周朝，殿堂堂基不過高三尺，寬只能容納九張蓆子而已。夏桀用玉石建造居室，用象牙裝飾走廊，商紂建造傾宮、鹿台，因而斷送了王朝大業。楚靈王因修築章華台而身遭大禍，秦始皇修建阿房宮，傳位二世即歸滅亡。如果不估量民力的極限，只為滿足自己耳目的享受，沒有哪一個不滅亡的。陛下應當以堯、舜、禹、商湯、文王、武王為榜樣，以夏桀、殷紂、楚靈王、秦始皇的教訓為鑑戒，不這樣而是貪圖自己閒暇安逸，只是關心宮殿台閣的修飾，一定有朝廷顛覆國家滅亡的災禍。君王好比是頭腦，大臣好比是四肢，生死與共，利害相同。我雖然愚蠢膽怯，豈敢忘記諍臣的大義，言辭不激切，便不足以感動陛下；陛下如不體察我的進言，恐怕皇祖、先帝創建的大業將墜落在地。即使我以身死而能於事有萬分之一的補救，那么我死去了也如同活著。謹敲擊棺木，沐浴更衣，聽候誅殺。”奏章呈上後，明帝被他的忠言感動，親筆寫詔回答。
帝嘗著帽，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
明帝曾經頭戴便帽，身穿淡青色短袖綢衫，楊阜問明帝：“這是符合禮制的哪一種服裝？”明帝沉默不語。從此以後，不穿禮制規定的標準服裝不見楊阜。
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愈嚴憚之。
楊阜又上書打算減去宮女中那些不被皇帝寵幸的人，於是召來御府吏員詢問後宮人數，吏員遵守原有的規定，答道：“這是宮中的秘密，不能泄漏。”楊阜大怒，責打他一百棍，數落他說：“國家對九卿沒有秘密，反而對小吏有什麼秘密嗎？”明帝更加懼憚楊阜。
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強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強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
散騎常侍蔣濟上書說：“從前勾踐鼓勵生育，準備國家徵用，燕昭王撫慰疾病貧苦的人民，是打算報仇雪恥，所以能以弱小的燕國戰勝強大的齊國，貧窮的越國消滅了強勁的吳國。如今吳、蜀兩敵強盛，陛下在位時不能翦除，將為後代百世所譴責。憑著陛下聖明神武的韜略，捨棄那些可以緩辦的事情，一心一意討伐敵人，我認為沒有什麼難辦的。”
中書侍郎東菜王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竟，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帝皆不聽。
中書侍郎東萊人王基上書說：“我聽說古人用水比喻人民說：‘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顏淵說：‘東野子駕車，馬力已經用盡了，但仍不停地向前驅趕，終將毀掉馬匹。’如今勞役辛苦，男女分離，希望陛下深察東野子駕車的弊病，留意舟水關係的比喻，讓奔跑的馬匹在力氣還沒用盡時得到休息，在人民還沒困竭時減省力役。從前漢朝取得天下，到文帝時只有同姓諸侯，可是賈誼仍然憂慮地說：‘把火苗放在柴堆下面而睡其上，還認為是平安。’如今賊寇未滅，猛將擁兵自重，限制約束他們就無法應付敵人，長久下去則難以交代給子孫，當此國家盛明之時，還不全力除害，如果將來子孫不強，必定是國家的憂患。假使賈誼復活，一定比從前感受更加深切。”明帝都不採納。
殿中監督役，擅收蘭台令史；右僕射衛臻奏按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群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矣。”
殿中監監督營造宮室，擅自拘捕蘭台令史。右僕射衛臻奏請查辦，明帝頒詔說：“宮殿不能完工，是我最關心的，你推究查辦此事，是為什麼？”衛臻說：“古代有禁止官吏互相侵犯職權的法規，不是厭惡他們勤於辦事，實在是因為收效小而破壞大。我每次檢查校事的工作，都有同類毛病，如果再對此放縱，我恐怕各部門馬上就要越職越權，以至王權衰頹了。”
尚書涿郡孫禮固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監作者復秦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群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
尚書涿郡人孫禮堅持請求停止勞役，明帝下詔說：“敬佩並接受你的正直之言。”催促把民夫遣返回家。但監工官吏又上奏留一個月，以便使工程完結。孫禮直接來到工地，不再重新上奏，宣稱皇帝頒布詔書遣返民工，明帝對孫禮的做法感到新奇，因而沒有責怪。明帝雖然不能全部採用群臣的直言進諫，卻都能寬容他們。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帝問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上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為災。’此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2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武之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則莆、嘉禾必生此地，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秋季，七月，洛陽崇華殿發生火災，明帝問侍中兼太史令的泰山人高堂隆說：“這是什麼災禍？在禮儀上有沒有祈福除災的意義嗎？”高堂隆對答說：“《易傳》說：‘居上不儉樸，在下不節約，災火燒他的宮室。’還說：‘君王高築樓台，天火成災。’這是君王一心只致力於修飾宮殿，不了解百姓虧空竭盡，所以上天以旱災回報，火就從高高的宮殿燃起。”明帝用詔書問高堂隆：“我聽說漢武帝的時候柏梁發生火災，反而是用大建宮殿來鎮懾，這又怎么解釋？”對答說：“這是夷、越族的巫師所為，不是聖賢的明訓。《五行志》記載：‘柏梁火災，在這以後有江充巫蠱之事。’正如《五行志》所記，越人巫師誘惑修築建章台，並沒有鎮懾災難的作用，現在應該遣散民役。宮殿的建制，務必從簡節約；清掃火災的地方，不要冒昧地另行施工，那么瑞草、禾苗一定能在這兒生長起來。如果繼續耗費民力，枯竭民財，不是招致符瑞、安撫遠方之人的做法。”
[7]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帝無子，養二王為子，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7]八月，庚午（二十四日），立皇子曹芳為齊王、曹詢為秦王。明帝沒有兒子，收養曹芳和曹詢為子，皇宮禁地事情極其秘密，無人知曉他倆的來歷。有人說，曹芳是任城王曹楷的兒子。
[8]丁巳，帝還洛陽。
[8]丁巳（十一日），明帝返回洛陽。
[9]詔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通引水過九龍殿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
[9]頒詔重新修建崇華殿，改名為九龍殿。開渠引來水流過九龍殿前，用玉石砌成水井，用彩緞包裹井欄，水從玉雕蟾蜍的口中流入，再從玉雕神龍的口中吐出。命博士扶風人馬鈞製作司南車，製作以水為動力鏇轉活動的百戲車。
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睹災悚懼，故天降之福。今若罷休百役，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宗轉禍為福而已哉！”帝為之動容。
陵霄闕剛剛起架時，有喜鵲在上面築巢，明帝以此事詢問高常隆，高堂隆回答說：“《詩經》說：‘鵲築巢，鳩居之’。如今大興宮殿，又新起陵霄闕，並且有喜鵲在上面築巢，這是宮殿沒建成不能在裡面居住的象徵。上天的旨意好像是說：‘宮殿未成，就會有外姓人統治支配它。’這就是上天的告誡。天道沒有親疏，只賜福於善良的人。太戊、武丁看見災異徵兆後惶悚恐懼，所以上天改降福分。現今如果能夠停止各種勞役，增施德政，那么三王可以增為四王，五帝可以增為六帝，難道只是商代的帝王可以轉禍為福嗎？”明帝為之動容。
帝性嚴急，其督修宮室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領秘書監王肅上疏曰：“今宮室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願陛下取常食稟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期而更之。鹹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自今已後，儻復使民，宣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寧使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從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鈞其死也，無使污於宮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議，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者也。，不可不察。”
明帝性情嚴厲急躁，對那些監督修建宮殿而沒能如期完工的人，親自召來責問，話還沒出口，已被殺頭。散騎常侍兼秘書監王肅上書說：“而今宮殿還沒建成，參加勞作的人已有三四萬。九龍殿可以使陛下安居，裡面足夠安置六宮人員；只有泰極殿前邊的工程尚大。願陛下指派領取國家糧餉目前又無緊急任務的士兵，挑選身體強壯者一萬人，讓他們一年輪換一次。都知道休息替代有日可待，就都會樂於在工地勞動，雖然辛苦而不再有怨言了。總計一年有三百六十萬工，也不算少。本應當一年完成的，不妨三年完成，遣散其餘的民工，使他們都回去務農，這是長遠之計。取信於民，是國家的重要珍寶。以前陛下臨幸洛陽，徵發百姓修建營壘，有關部門命令營壘修成就放民工回家；結果營壘建成，又貪圖百姓工力的便宜，不按時放還。有關部門只營求眼前利益，不顧治國大體。我愚昧地認為，從今以後，倘若再使用民工，應該明確宣布期限，使用民工一定遵守時限。如果又有勞役，寧可重新徵發，也不要失信。凡陛下臨時施刑的人，都是有罪的官吏、當死的人，可是眾人不知道詳情，說是倉促行事。所以，願陛下交給主管官吏處理。同樣是死，不要讓罪犯的血污染宮廷，還被遠近猜疑。況且人命至重，容易誅殺而難於復生，一旦氣絕，不可能再接續，所以聖對此都很重視。以前漢文帝想要殺死冒犯御駕的人，廷尉張釋之說：‘正當事情發生時，皇上派人誅殺他就算了，現在既然下交到廷尉，廷尉是天下的天平，不可偏頗。’我認為這是完全失去大義，不是忠臣所該說的話。廷尉也是天子的屬官，都不可以失去公平，而天子反倒可以迷惑錯謬嗎？這是看重自己而輕視帝王，是嚴重不忠的人，不可不明察。”
[10]中山恭王袞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亟以時營樂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為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以奏聞，並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亞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冬十月，已酉，袞卒。
[10]中山恭王曹袞病重，命令官屬說：“男人不應死在女人手上，趕快給我在東面營造一座殿堂。”殿堂建成，帶病前去居住。又命令嫡子說：“你年紀尚小便作了王，只知道歡樂而不知道痛苦，一定會因驕恣奢華而出現過失。兄弟們如有不良行為，你應當前去規勸，規勸不被接受，要流淚勸告，再不改正，就告訴他們的母親，還不改就應當奏報皇上，並辭退封國食邑。與其依仗恩寵招禍，不如貧賤保全性命。這當然是指犯了大罪，如是細小過失，便應當替他掩飾。”冬季，十月，已酉（初三），曹袞去世。
[11]十一月，丁酉，帝行如許昌。
[11]十一月，丁酉（二十二日），明帝前往許昌。
[12]是歲，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韓龍刺殺鮮卑軻比能；自是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強者遠遁，弱者請服，邊陲遂安。
[12]這一年，幽州刺史王雄派遣勇士韓龍刺殺了鮮卑首領軻比能。從此以後，鮮卑部落分崩離析，互相攻擊，強者遠遁，弱者歸順，邊境平安。
[13]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八卦、列宿、孛彗之象，以有文曰“大討曹”。詔書班天下，以為嘉瑞。任令於綽連齎以問鉅鹿張，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既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
[13]張掖柳谷口水滿湧出，露出一塊玉石，帶有圖案，形狀如靈龜，豎立在水面，上有七個石馬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八卦、星宿、孛星和彗星的圖形，並有“大討曹”三字。明帝下詔公告天下，認為是祥瑞。任縣縣令於綽帶著詔書及玉石圖案去問巨鹿人張。張秘密地對於綽說：“神因為知道未來，不追溯往事，吉祥徵兆先顯現出，然後接著就有興有廢。如今漢朝滅亡已久，魏已得天下，怎么還會是興魏的吉祥預兆呢？這塊玉石，是當今之世要有變異而預示將來的符瑞。”
[14]帝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吳主曰：“北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盡以與之。
[14]明帝派人去吳國用馬匹換取珍珠、翡翠、玳瑁。吳王說：“這些東西都是我不用的，而可用來換到馬匹，我為什麼要吝惜呢？”於是，全都給了來使。
四年（丙辰、236）
四年（丙辰，公元236年）
[1]春，吳人鑄大錢，一當五百。
[1]春季，吳鑄造大錢，一當五百。
[2]三月，吳張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以下，舉邦憚之。
[2]三月吳張昭去世，享年八十一歲。張昭容貌高傲，威風凜凜，自吳王以下，舉國敬畏。
[3]夏，四月，漢主至湔，登觀阪，觀汶水之流，旬日而還。
[3]夏季，四月，漢後主到達湔氐道，登上觀阪，觀看汶水水道，停留十日返回。
[4]武都氐苻健請降於漢；其弟不從，將四百戶來降。
[4]武都郡氐族人苻健向蜀漢請降，其弟不跟從，率四百戶來降魏。
[5]五月，乙卯，樂平定侯董昭卒。
[5]五月，乙卯（十三日），樂平定侯董昭去世。
[6]冬，十月，己卯，帝還洛陽宮。
[6]冬季，十月，己卯（初十），明帝返回洛陽宮。
[7]甲申，有星孛於大辰，又孛於東方。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這。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鹹雲‘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帝頗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7]甲申（十五日），在大辰星旁出現異星，後又出現在東方天際。高堂隆上書說：“凡是帝王遷移都城或者興建城邑，都要先選定祭祀天地和社稷神的地方，恭恭敬敬地尊奉他們。將要建設宮殿時，也要先建祖先祭廟，然後再建馬廄、倉庫，最後才興建居室。如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及社稷，各神神位都沒有確定，祖先祭廟的建制也不符合禮法，而只是大修宮殿，使人民失掉生計。外人都說：‘宮中的花費與軍國總費用幾乎相等’，百姓忍受不了，都抱有怨恨憤怒的情緒。《尚書》說：‘上天耳聰目明，實際是人民耳聰目明，上天顯赫威靈，實際是人民顯赫威靈。’這是說上天的獎賞和懲罰，隨從民意，順應民心。用原木做椽子，建造陋室居住，是唐堯、虞舜、大禹留下來的風範；修玉台、造瓊室，是夏桀、商紂對皇天的冒犯。如今宮殿修建過盛，彗星在天空閃爍，這就是仁慈的天父發出懇切的訓誡。陛下應當尊崇孝子恭謹接受的禮儀，不應當忽視它，以免加重上天的憤怒。”高堂隆多次懇切直言規勸，明帝頗不高興。侍中盧毓進言說：“我聽說君王聖明則臣下正直，古代的聖王唯恐聽不到自己的過失，這正是我們不及高堂隆之處。”明帝怒意才算消解。盧毓是盧植的兒子。
[8]十二月，癸巳，潁陰靖侯陳群卒。群前後數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群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嘆息焉。
[8]十二月，癸巳（二十四日），潁陰靖侯陳群去世。陳群曾前後多次上書陳述治國得失，每次都是封好上奏即毀掉底稿，當時的人和他的兒子、兄弟都不知道其中內容。議論的人中有的譏諷陳群身居高位，只是拱手而默無所言。正始年間，詔命選錄群臣上書編纂《名臣奏議》，在朝人士才見到陳群進諫事跡，都讚嘆不止。
袁子論曰：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答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力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群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群子謂群於是乎長者矣。”
袁宏論曰：有人說：“少府楊阜難道還不是忠臣嗎？看見君王的過錯就迫不及待地尖銳指出，與人談話時也不加隱瞞。”我的回答是：“仁人君子愛人，如愛的是君王則稱之為忠，如愛的是父母則稱之為孝。如今作為臣屬，看見君主失去道義，竭力批評他的過錯並且處處宣揚，這種人可稱為直士，但不可當作忠臣。前司空陳群就不是這樣，他終日談論，也未曾講過君主的過錯，上書規勸數十次，外人都不知道。君子因此稱陳群是長者。”
[9]乙未，帝行如許昌。
[9]乙未（二十六日），明帝前往許昌。
[10]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兗州刺史太原王昶應選。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而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徙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10]詔命三公九卿每人推舉才德兼備者一人，司馬懿推薦的兗州刺史太原人王昶應選。王昶為人恭謹忠厚，他給侄子起名王默、王沉，給兒子起名王渾、王深，寫信告誡他們說：“我以這四字作為你們的名字，是要你們能顧名思義，不敢違犯。事物都是成熟得快死亡得也快，晚成必有好結果；早晨開花的小草，到晚上就凋零了，松柏的茂盛，寒冬也不會衰減，所以君子都以‘闕黨小子’的急於求成為戒鑒。如果能把委曲看作是舒展，能把謙讓看作是獲得，能把柔弱看作是剛強，便很少不能成功了。毀謗和讚譽，是喜愛和厭惡的根源，也是災禍和福分的契機。孔子說：“我對別人，不毀謗，不讚譽。憑聖人的德行尚且如此，何況平庸之輩，怎么可以輕易毀謗和讚譽呢？別人有時攻擊自己，應當退而自己質問自己，如自己有可以攻擊的行為，那么別人的攻擊就是對的；如果自己沒有應受攻擊的行為，那么他的話就是虛妄之言。說得對就不要怨恨他，說得不對也無害於己，又何必報復他？諺語說：‘救寒草如厚皮襖，止謗莫如自修身。’這句話確實如此啊！”
景初元年（丁巳、237）
景初元年（丁巳，公元237年）
[1]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高堂隆以為：“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帝從其議。三月，下詔改元，以是月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更名《太和歷》曰《景初歷》。
[1]春季，正月，壬辰（疑誤），山荏縣奏報說看見黃龍。高堂隆認為：“魏得的是土德，所以它的瑞兆是出現黃龍，應改變曆法，換服裝顏色，依靠神靈使政治清明，使萬民耳目一新。”明帝同意此議。三月，下詔改年噸，以本月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祭祀牲畜用白，依從天地人三正中的地正，改太和歷為景初歷。
[2]五月，己巳，帝還洛陽。
[2]五月，己巳（初二），明帝返回洛陽。
[3]己丑，大赦。
[3]己丑（二十二日），魏大赦天下。
[4]六月，戊申，京都地震。
[4]六月，戊申（十二日），魏京都發生地震。
[5]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為司徒，左僕射衛臻為司空。
[5]己亥（初三），明帝任命尚書令陳矯擔任司徒，左僕射衛臻擔任司空。
[6]有司奏以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太祖，帝為魏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
[6]主管官吏奏請以武皇帝曹操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為魏高祖，明帝曹睿為魏烈祖；三祖的祭廟，萬世不能毀壞。
孫盛論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魏之群司於是乎失正矣。
孫盛論曰：諡號用以表明死者的行為，祭廟用以存留死者的容貌。沒有活著的時候而事先確立自己稱祖稱宗，沒有去世而預先使自己尊崇顯耀的。魏國的主事之官在此失當了。
[7]秋，七月，丁卯，東鄉貞公陳矯卒。
[7]秋季，七月，丁卯（初二），東鄉貞公陳矯去世。
[8]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帝欲討之，以荊州刺史丘儉為幽州刺史。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卿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聽，使儉帥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隧。會天雨十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
[8]公孫淵多次對魏的賓客口出惡言，明帝打算討伐他，命荊州刺史丘儉擔任幽州刺史。丘儉上書說：“陛下即位以來，沒有可以載入史書的豐功偉績，吳、蜀兩國依仗地勢險阻，不能很快平定，暫且可以調用這裡無處用武的士兵平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說：“丘儉所述的都是戰國時代的細微之術，不是帝王的大事。吳國年年頻繁地舉兵侵犯邊境，而我們仍是按兵不動休養士卒，沒有前去征討，原因實在是百姓極度疲勞的緣故。公孫淵生長在海邊，子孫三代相承，在外安撫戎狄，在內練兵備戰，而丘儉打算以偏師長驅作戰，早晨到達晚上就能席捲得勝，可見這些話完全是胡說。”明帝不聽勸說，命丘儉統率各軍及鮮卑、烏桓部落在遼東南界駐屯，以璽書徵召公孫淵入朝。公孫淵立即發兵反叛，在遼隧迎戰丘儉。當時正值大雨下了十多天，遼河大漲，丘儉出戰不利，率軍回到右北平。公孫淵乘機自立為燕王，改年號為紹漢，設定文武百官，派遣使節授予鮮卑單于印璽，對邊民封官授爵，引誘鮮卑人侵擾魏北部邊境。
[9]漢張後殂。
[9]蜀國張皇后去世。
[10]九月，冀、兗、徐、豫大水。
[10]九月，冀州、兗州、徐州、豫州發生水災。
[11]西平郭夫人有寵於帝，毛後愛馳。帝游後園，曲宴極樂。郭夫人請延皇后，帝不許，因禁左右使不得宣。後知之，明日，謂帝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庚辰，賜後死，然猶加謚曰悼。癸丑，葬愍陵。遷其弟曾為散騎常侍。
[11]西平人郭夫人被明帝寵愛，明帝對毛皇后的寵愛逐漸消失。明帝遊逛後花園，盡興歡宴，郭夫人請讓毛皇后參加，明帝不準許，並下令左右的人不得泄漏。毛皇后知道了這件事，第二天問明帝說：“昨日在北園遊樂歡宴，高興嗎？”明帝因左右的人泄漏出去，一連殺了十幾人。庚辰（十六日），命毛皇后自盡，然而還是追加諡號，稱悼皇后。癸丑（疑誤），把毛皇后安葬在愍陵。又提升毛皇后的弟弟毛曾擔任散騎常侍。
[12]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議，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四百餘年，廢無禮。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皇天之神於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12]冬季，十月，明帝採用高堂隆的建議，在洛陽城南委粟山上建造圜丘，下詔說：“從前漢朝初年，正是秦朝焚書坑儒之後，當時蒐集殘缺失散的文獻，作為郊外祭祀天地之用，四百餘年來，禮荒廢失傳。曹氏世系是有虞氏後裔，如今在圜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虞舜配享；在方丘祭祀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享；在南郊祭祀皇天之神，以武帝配享；在北郊祭祀皇地之神，以武宣皇后配享。”
[13]廬江主簿呂習密使人請兵於吳，欲開門為內應；吳主使衛將軍全琮督前將軍朱桓等赴之，既至，事露，吳軍還。
[13]廬江主簿呂習秘密派遣使節向吳國請求出兵接應，想要打開城門裡應外合。吳王派衛將軍全琮督領前將軍朱桓等趕赴廬江，到達時事情敗露，吳軍返回。
[14]諸葛恪至丹陽，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谷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谷既盡，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臼陽長鬍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伉縛送諸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余分給諸將。吳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徙屯廬江皖口。
[14]諸葛恪到達丹陽，用正式公文通知四部屬城長官，命令他們各自嚴密防守疆界，整頓部隊；已經歸順的山越平民，一律設屯聚居。然後又調各將領，率兵據守險要，只修繕防禦工事，不與山越交兵。等待稻米快成熟時，即下令士兵收割，使地上不留稻種。原有的糧食已經吃盡，新稻又沒有收成，平民設屯聚居，劫掠不到任何東西。於是山民飢餓難忍，逐漸出山歸降。諸葛恪遂又下命令說：“山民只要痛改前非，接受教化，都應當撫慰，遷移到外縣，不能隨意猜疑，拘押逮捕。”臼陽縣長鬍伉獲得降民周遺，周遺原是一個惡霸，迫於飢餓暫時出山。胡伉把他捆綁起來，送到郡府懲辦。諸葛恪認為胡伉違抗命令，於是將胡伉斬首。山民聽說胡伉因隨意捕人被殺，知道官府的目的只是想讓他們離開山區，於是扶老攜幼，大批出山，一年之後統計人數，都同原來計畫的一樣。諸葛恪親自統領一萬人，其餘的分給其他將領。吳王嘉獎他的功勞，任命諸葛恪為威北將軍、封為都鄉侯，移駐廬江皖口。
[15]是歲，徙長安鍾、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余，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後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群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面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
[15]這一年，把原設在長安的鐘、橐佗、銅人、承露盤移到洛陽。承露盤折斷，響聲傳出幾十里。銅人太重，無法運到洛陽，只好留在霸城。廣為徵集黃銅，鑄成銅人兩個，稱為翁仲，並排安放在皇宮司馬門外。又熔鑄黃龍、鳳凰各一個，黃龍高四丈，鳳凰高三丈多，安置在皇宮內殿前。在芳林園西北角堆起一座土山，命三公九卿等眾官員都去搬運泥土，在土山上種植松樹、竹子、雜木和美草，捕來山禽雜獸放到叢中豢養。司徒軍議掾董尋上書勸諫說：“我聽說古代的正直之士，把應說的話毫無保留地對國君全部講出，不躲避殺身逃亡之禍，所以周昌把漢高祖比作夏桀、商紂，劉輔把趙後比作婢女。天生忠誠正直之臣，雖然面對白刃和沸騰的開水，都敢於上前而不畏懼，實在是為了當時的君王，珍惜君王的天下。建安以來，野戰中死去和逃亡的無以計數，有的已門戶盡滅，即使還有倖存的人，也是孤寡老弱。假如果真是現在宮殿狹小，應當擴建，也還應隨順農時，不要妨礙農業生產，何況是製作毫無益處的器物？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這些都是聖明的君王不願製作的東西，製作所需的工夫是修建宮殿的三倍。陛下既然尊重群臣，讓他們頭戴官帽，身穿繡衣，出門乘坐華麗的車轎，用以和平民區別；可又讓他們挖坑抬土，面目又髒又黑，衣冠破碎不整，丟盡國家的臉面，為的只是對國家毫無益處的林園，實在很不對。孔子說：‘君王對臣下以禮相待，臣下侍奉君王效盡忠心。’沒有忠義沒有禮法，國家靠什麼維持？我知道此言既出，肯定被殺，可是我自比為牛身之一毛，活著既然無益於國家，死了又會有什麼損失？持筆流淚，心已與世辭別。我有八個兒子，我死之後，還要拖累陛下了。”將要上奏前，沐浴等待命令。明帝說：“董尋不怕死嗎？”主事官奏請拘捕董尋，明帝下詔說不必追究。
高堂隆上疏曰：“今世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聽。
高堂隆上書說：“如今世上邪惡之人，喜好議論秦、漢之時的奢靡生活以動搖陛下的聖心，引誘陛下求取已亡國家不合法度的器物，致使百姓勞苦，錢財浪費，傷害德政，這不是提倡禮樂的和諧，保持神明的喜慶。”明帝不採納。
隆又上疏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載，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徙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禪並修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斂，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雕敝，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蓄，外有強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稟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谷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是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覽之，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高堂隆又上書說：“古代洪水泛濫，波浪滔天，歷時二十二年，唐堯、虞舜依然面朝南方而坐，平安無事。如今沒有那時的緊急情況，可是卻讓三公九卿大夫等官員與廝役共同從事力役，讓四方蠻夷知道，記載在史書上，不是好的名聲。而今吳、蜀二敵，不是大漠游散的胡人以及占據鄉邑的盜賊，而是僭號稱帝、欲與中原抗衡。如果現在有人來報告：‘孫權、劉禪都在修德政，減輕田租賦稅，有事向前輩賢者諮詢，事事遵循禮儀法度，’陛下聽到這些，難道能不警惕、厭恨他們，感到將難以很快消滅他們，而為國家憂慮嗎？如果有人說，‘那兩個敵國都行無道，崇尚侈華沒有限度，奴役它的士人與庶民，加重田租賦稅，下面承受不了，怨嘆之聲一天比一天厲害’。陛下聽到這些，難道不慶幸他們的疲憊敗落而認為攻取他們不會很難嗎？如果是這樣，那么可以變換位置思考一下，掌握事物的道理便不遠了。將要亡國的君主自以為不會滅亡，然後導致亡國；聖賢的君主自認為有亡國之危，然後才不會亡國。而今天下凋敝衰敗，人民沒有一石以上的存糧，國家沒有維持一年的儲備，外有強敵虎視眈眈，大軍只能長期駐守邊防，國內大興土木工程，州郡騷動不安，萬一有敵人入侵的警報，那么，我恐怕修建宮牆的官員便不能捨命破敵了。加之武將文官的俸祿逐漸減少，與從前相比，只有五分之一，很多受命退休的官員，不再發給生活費用，不應該交納賦稅的如今都要交納一半，國家的收入比以前多出一倍，而支出比以前減少三分之一。可是，預算支出，籌劃經費，愈加不夠，繳納牛肉作為額外賦稅，接連不斷。反過來推算，多出的費用必定另有用途。俸祿發給米谷和布帛，是君王恩待官吏，讓他們賴以為生，如果現在取消，就是奪去他們的性命了。已然得到的又失去，是怨恨集聚的根源。”明帝看後，對中書監、中書令說：“看到高堂隆這一奏章，使朕感到恐懼。”
尚書衛覬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為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群士陳力，各為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為出，猶恐不及；而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製也！”
尚書衛覬上書說：“如今議論的人多愛說好聽的話，他們談論政治，則把陛下比作堯、舜；談論征伐，就把吳、蜀兩敵比作狸貓和田鼠，我認為並不如此。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群僚盡力，各自效忠自己的君主，這與當初六國分治的形勢沒什麼差別。如今千里無炊煙，百姓貧困不堪，陛下如不多加留意，必將很快衰敗，再難以振興起來。武皇帝時候，後宮每餐不超過一盤肉，衣服不穿錦緞繡飾，坐墊不鑲花邊，所用器物也沒有紅漆，所以才能平定天下，給子孫留下福分，這都是陛下親眼所見的。當務之急應是君臣上下，核算國家財政庫存，量入為出，恐怕還來不及；如果還是徵調工匠役夫不停，侈奢糜費一天勝似一天，國家府庫將日漸枯竭。從前漢武帝相信神仙之道，說應當取得雲表的露水來和玉屑一起服用，所以豎立了仙掌來承接從高而下的露水，陛下通達聖明，每每嗤笑其非。漢武帝有求於露水還被非議，陛下無求於露水而虛設承露盤，毫無益處並浪費了很多人力，這些實在都是陛下聖慮所應克制減省的啊！”
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掖庭。太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徙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掖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強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怔目之觀，然亦足以聘寇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帝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不聽。
當時，有詔書命令搜括強取天下仕女，已經嫁給下級官吏和平民為妻的，一律改嫁給出徵兵士，允許以相當數目的牛馬牲畜贖回。還選拔其中更美貌的送到皇宮。太子舍人沛國人張茂上書直言勸諫：“陛下是上天之子，小吏、平民也是陛下之子。如今奪取那個給予這個，也和奪兄之妻嫁給弟弟沒什麼區別，作為父母來說，就是有所偏愛了。還有，詔書說可以用年齡、毛色與妻子價值相當的馬牛牲畜代替，所以富家則傾家蕩產，窮人則典當借債，用昂貴的價錢買來牲畜以贖回他的妻子。朝廷以配妻給出征戰士為名義而實際上是送到皇宮，色衰醜陋的才配給士兵。這樣，配到妻子的人未必高興，而失去妻子的人必定憂傷，或者窮困或者憂愁，都不如願。一個擁有天下而得不到萬民歡心的君王，很少有不陷於危險的。況且軍隊駐紮在外數十萬人，一天的開支絕非只是千金，把全國賦稅都用在兵役開支上，還將供給不上，何況又有皇宮中那么多超額的美女。對后妃及太后娘家隨意賞賜，內外開支，費用與軍費相半。從前漢武帝挖地造海，堆土造山，依賴的是當時天下統一，沒有敢與他抗爭的人。自從衰亂以來，四、五十年，馬不離鞍，士不解甲，強敵壓境，企圖吞滅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考慮崇尚節儉，反而追求奢糜，中尚方製作出遊戲器物，後園豎起承露盤，這當然能使耳目愉悅，然而也足以助長敵人的圖我之心！可惜啊，捨棄堯、舜的節儉而仿效漢武帝的奢侈，我私下認為陛下不應這樣。”明帝不理睬。
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臣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徙，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於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棋，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嘆，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深慰勞之。未幾而卒。
高堂隆病重，口授上書說：“曾子曾經說過：‘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臥床病重，有增無減，常常恐怕猝然去世，款款忠心不能昭然於世，我的一片赤誠，願陛下稍稍垂閱深思！我觀察夏、商、周三代占有天下時，聖賢的君王前後相承，歷經數百年，天下每一尺土地都歸他所有，每一個子民都是他的臣屬。可是，夏桀、商紂之輩，放縱私心，極盡私慾，皇天震怒，國家化為廢墟。紂被斬首縣懸掛在白旗之上，桀被放逐到鳴條山，天子尊位，被商湯、周武居有。難道夏桀、商紂與普通人不同？他們也都是聖明君王的後裔。黃初年間，上天預示警告，異類之鳥，在燕巢中撫育長大，嘴、爪、胸部都是紅色，這是魏室的特大怪事，應該防備飛揚跋扈的大臣在宮牆之內發難。可以選拔親王，讓他們在自己封國之內建立軍隊，親自統率，象棋子一樣，分布全國，鎮撫皇家的疆土，輔翼弘揚皇室。皇天不特別親近誰，只輔佑有德的聖君。百姓贊詠德政，則享國年數自然長久；下面怨聲載道，上天就會另外選授新的賢能。由此看來，天下乃是全體民眾的天下，而不單是陛下的天下了。”明帝親手寫下詔書，深切慰勞高堂隆。不久，高堂隆去世。
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昌明，立志輔助君王，在天變災異發生時提出勸誡警告，發自誠懇之心，堪稱是忠臣啊！及至他一定要改變曆法，讓魏國以虞舜為祖先，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意念超過了通博吧！
[16]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收盧毓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按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詔下百官議。
[16]明帝對華而不實的士人深惡痛絕，下詔給吏部尚書盧毓說：“選拔舉薦人才時，不要唯名是取，名聲如同地上的畫餅，只能看不能吃。”盧毓說：“憑名聲選拔，不足以得到奇異的人才，但可以得到一般的人才；一般的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後才會出名，不應當痛惡這樣的人。我既不能夠識別奇異的人才，而主事官吏的責任又是根據名次按常規任命官職，只有從以後的實際中檢驗了。古代以上奏陳事考察言談，用實際工作考察能力。如今考績的辦法已經廢馳，只是憑藉讚譽或毀謗的輿論決定晉升和罷免，所以真假混雜，虛實難辨。”明帝接受了他的建議，頒布詔書讓散騎常侍劉邵制定考課法。劉邵制定《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下詔讓百官討論。
司隸校尉崔林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史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眾毛不整，振其領，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要考課！”
司隸校尉崔林說：“《周官》考課之法，條例已十分完備了。從周康王以後，就逐漸廢馳，這就說明考課之法能否保持完全看人的掌握。到漢代末年，失誤豈止在於佐吏的職責不詳密！如今軍隊或聚或散，減增無常，本來就很難統一標準。況且萬目不張，就要拉住它的綱繩；裘毛不整，就要抖動它的衣領。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職，邪惡的人自會遠離。如果大臣們能盡到他的職責，成為百官效法的榜樣，那么誰敢不恭恭敬敬地盡職盡責，難道在於考核嗎？”
黃門侍郎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載考績，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被闕，無善不紀，無過不瘵。且天下至大，萬機至眾，誠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
黃門侍郎杜恕說：“公開考核官員的能力，三年進行一次考績，確實是帝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經過六個朝代，考績辦法沒有明著於世，經過七位聖人，考核條例也沒能流傳下來，我的確認為這是由於考核的原則可以粗略地依據，詳細規定很難一一列舉的緣故。俗語說：‘世上有惡人，沒有惡法。’如果法制是萬能的，那么唐堯、虞舜可以不必需要后稷、子契的輔佐，商朝、周朝也不會以伊尹、呂尚的輔助為可貴了。而今主張考績的人，陳述了周朝、漢朝的所說所為，輟敘了漢代京房考功課吏的本義，可以說是使考課的要旨更加顯明了。盼望用這種辦法崇尚謙恭推讓的世風，振興美好的治績，我認為還不是盡善盡美。打算讓州、郡舉行任官考試，必須經由四科，都有實際成效，然後保舉，經官府考試徵用，任不地方官吏，根據功績補升為郡守，或者增加祿秩，賜予爵位，這最是考核官吏的當務之急。我認為被任職的官員應當使他們的身分顯貴，採用他們的建議，命他們都分別制定州郡官吏考核辦法，切實施行，確立可信的必賞制度、可行的必罰制度。至於三公九卿及內職大臣，也應當都就他們的職務進行考核。古代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討論治國大道，內職大臣，時時彌補君王的疏忽和錯誤，再小的善行也要記載，再小的過失也要糾舉。況且天下如此之大，大事如此之多，絕非一盞明燈就能照亮每個角落，所以君王好比是頭腦，大臣好比是四肢，必須明白同屬一體、互相依賴才能成事的道理。所以古人說廊廟所以需的木材，絕非一根木頭就能支撐，帝王的宏大事業，絕非只靠一個臣僚的謀略。由此看來，怎么可能只靠大臣守職盡責辦理課試，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和樂呢？如果容身保位沒有被放逐罷官之罪，而為國盡節，也處在被懷疑的形勢中，公道沒有樹立起來，私下議論卻成為風氣，這樣即使是孔子來主持考核，恐怕也不能發揮一點點才能，何況世俗的普通人呢？”
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責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末程，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議久之不決，事竟不行。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說：“設定官吏分擔職責，管理百姓，是治國的根本。依照官職考察官員的實際工作，依照規章進行督促檢查，是治國的細微末節。大綱不舉而抓細小之事，不重視國家大政方針，而以制定考課之法為先，恐怕不足以區分賢能和愚昧，顯示出明暗之理。”於是，久議不決，此事竟沒有實行。
臣光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淆；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群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為曲私欺罔之資也。
臣司馬光曰：治理國家的關鍵，沒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然而識別人才的辦法，連聖賢也感到困難。所以只好求助於輿論的毀謗或讚譽，於是個人愛憎爭相摻雜進來，使善良和邪惡混淆；用檔案進行考核，於是巧詐橫生，真假不明。總之，識別人才的根本在於主上的至公至明而已。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么屬下有能無能就會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眼中，無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績之法，恰好能夠成為徇私、欺騙的憑藉。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跡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跡，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疏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治，講論精通，斯為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己，雖考求於跡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為什麼這樣說呢？所謂至公至明，是要出自內心，所謂檔案，反映的是外在表現。自己的內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別人的表現，不也很難嗎？居上位的人，如果真能做到不以親疏貴賤改變心思，不因喜怒好惡改變意志，那么，想要了解誰是擅長經學的人，只要看他博學強記，講解精闢通達，那他就是飽學之士了；想要了解誰是執法人才，只要看他斷案窮盡真相，不使人含冤受屈，那他就是善於理財了；想要了解治軍的將領，只要看他戰必勝、攻必取，能使敵人畏服，那他就是善於治軍了。至於文武百官，莫不如此。雖然要聽取別人的意見，但決斷在於自己；雖然考核要看實際表現，但審察卻在自己內心。探討實情而斟酌是否適宜，最為精密最為細微，不可以口述，也不可以筆錄，怎么可以預先定出法規而全部委派給有關部門辦理呢？
或者親貴雖不能而任職，疏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詢謀於人，則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其跡，則文具實亡而不能察。雖復為之善法，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得其真哉！
有的人因是皇親顯貴，雖然無能但仍被任官授職；有的人因為關係疏遠出身卑賤，雖然有德有才但仍被排斥。當權者所喜歡的人即使失職也不被罷免，所惱怒厭惡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被錄用。向人諮詢，毀譽各半而不能決斷；考核事跡，文書具備內容空洞而不能覺察。即使制定了再好的考核辦法，增加考核條目，完備檔案文簿，又怎么能得到真實情況呢？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居百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煩勞之有哉！
有人說：君主的治理，大到天下，小到封國，里里外外的官吏成千上萬，要一一考察任免，怎么能不委派給有關部門而獨自承擔呢？回答是：當然不是這個意思。居上位的人，不只是君王而已；太守居於一郡之上，三公居於百官之上，如果各級都用這個辦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屬，君王也用這個辦法考察任免三公、九卿、郡守，還會有什麼煩勞呢？
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烏中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
有人說：考績之法，是唐堯、虞舜所制定，京房、劉邵不過是加以陳述及修訂罷了，怎么可以廢除呢？回答是：唐堯、虞舜的官吏，任職時間長，所擔職責專，設立法規寬，完成期限遠。所以姒鯀治水，歷經九年尚未完成，然後才治他的罪；大禹治水，等到九州全部安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居住，然後才嘉獎他的功勞；不象京房、劉邵的辦法，考核官吏瑣刺碎碎的功績，檢查他們一朝一夕的成效。事情本來就有名同而本質不同的一面，不可不明察。考績之法並不是只在唐堯、虞舜時才可能實行，而在漢、魏不可行，是由於京房、劉邵沒有弄清根本問題而只追求細微末節的緣故。
[17]初，右僕射衛臻典選舉，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主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17]起初，右僕射衛臻主持推舉選拔人才的工作，中護軍蔣濟給衛臻寫信說：“漢高祖遇見逃犯，任命為上將；周武王延聘漁夫擔任太師。平民百姓甚至奴僕，可以登上王公之位，何必墨守成文，非得考試以後才能任用？”衛臻說：“不然。你想要把牧野大戰比同於周成王、周康王時代，把漢王斬蛇起義比同於漢文帝、漢景帝時代，喜好出乎常規的舉動，開提拔奇才的先河，將會使天下混亂起來。
盧毓論人及先舉，皆先性行而後言才，黃門郎馮翊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服其言。
盧毓議論人才及選舉之事，都是優先考慮德性品行而後再談才幹。黃門郎馮翊人李豐曾經就這個問題問盧毓，盧毓說：“才幹是要用來行善的，所以大才幹能夠成就大的善行，小才幹能夠成就小的善行。如今只說是有才而不能行善，這樣的才幹是不適合作官的！”李豐佩服他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