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卷十

譯文

建元四年，高帝的陵墓，昭皇后應遷殯拊葬。祠部疑問是否應舉行祖奠、遣奠、啟奠等祭奠以及九飯禮儀。左僕射王儉建議：“像大殮一樣祭奠。賀循說‘拊葬帝王陵墓的墓都舉行祭奠，就像安葬前在廟朝舉行的禮儀。’范寧說‘將要鑽土下棺時舉行祭奠。’雖然不稱她為祖，但不能沒有祭奠。”採納了這一建議。

主管官吏又上奏：“昭皇后的神位在宗廟，現在遷殯拊葬，在宗廟虞祭安慰神靈，神位既然已經安置在宗廟，改葬遷靈，豈能虞祭鄭玄注釋改葬說‘從祀宗廟的廟，禮儀應該與拊葬陵墓的墓相同，。事情怎能容許不同前代說應當沒有虞祭。”左僕射王儉建議：“范寧說‘下葬一定要有魂車，。如果不是為了回歸，神靈將停駐何處?世間改葬，都是就近墓地祭祀神靈，怎能不舉行祭祀而毀棄呢?賀循說：‘鑽土下棺之後，在墓地祭奠，完成葬事’。雖不是正式虞祭，也要粗略相似。晉代修復五陵，宋朝敬後改葬，都有虞祭。現在舉行虞祭沒有什麼可疑慮的。”採納了這一建議。

紐二年，皇太子妃去世，前宮的官員對應服何種喪服有疑問。左僕射王儉建議：“《禮記。文王世子》‘父親在此是兒子，國君在此就是臣下’。而且漢魏以來，太子宮僚齊備，奴僕的禮節，具體講是服三個月喪。從前庾翼妻子的喪事，王壘、墜叢說府中衙役應該服妻子去世的喪服，何況作為臣下禮節的重要呢?應該依照禮制為舊君的妻子服齊衰三個月，有官職在身的，都應當請假，早晚前往哭吊的事，都由束宮承擔。現在遠方沒有任職朝廷的臣下，在任職的官署服喪兩天半，仍舊穿喪服行喪，派人送上哀悼文書，但不能趕赴奔喪。”採納了這一建議。

太子妃享受的喪服是斬衰，使用乘黃，商量為她設立銘旌。僕射王儉建議：“禮制，塗棺之後，祝把銘旌放在靈柩的束側，大殮完畢，就應該立在西階的束側。”

宋大明二年，太子妃去世，樹立九旒的幡旗。主管官吏又請示：“舉喪曰樹幡旗不?如果樹幡旗，應該裝飾幾條旒以及上面怎樣畫龍的升降又用幾種棺飾?”僕射王儉建議：“旒本是顯示等級的禮儀飾物，與喪事無關，如今公卿以下，平常沒有機會顯示禮儀等級，所以才在喪事中樹裝飾旒的幡旗。柬宮太子按品級享有與上公同等的禮儀，太子妃與太子一體，按道理禮儀不容有區別，沒有緣故不與常規相同，另外樹立喪事幡旗。大明舊的事例，是不經過詳細計議，就草率地實行。現在應當考核禮典，不能再仿效沿續錯誤。吉禮的佇列自有桁轄，凶禮另有幡旗，如再樹立裝飾旒的幡旗，放在什麼地方?棺飾自然用八種。”採納了這一建議。

主管官吏上奏：“大明舊的事例，太子妃的宮中有石刻墓誌。大家議論墓志銘不是出自禮典。近代宋元嘉年間，顏延創作王球墓誌。歷代世族都沒有碑文，所以用墓誌紀念功德。自此以後，王公以下，都遵照採用。太子妃身份重要，禮儀不同於一般人，既然有了哀策，我認為不需要墓誌。”採納了這一建議。

主管官吏上奏：“穆妃喪禮卒哭之後，神靈還在途中，遇到初一、十五，是否應當舉行祭祀?”王儉建議：“既然已經舉行虞祭卒哭，在宗廟祭祀，本來就是用祭祀排列昭穆，不全同於卒哭之後的常祭祀，所以有初一、十五的祭祀。藩屬國不依照臨時制度，宋江夏王妃的喪禮卒哭儀式之後，初一、十五舉行祭祀。帝室既然通過卒哭儀式解除了喪事，沒有理由還有初一、十五的祭祀。靈位雖然沒有進入宗廟靈堂，然而船舫之中實際成了臨時的宗廟，好比桓玄以及宋高祖時長沙、臨川二國，都有遷移宗廟的禮儀。豈還能說靈位在途中，就舉行殷祭由此而言，初一、十五不需要再舉行祭祀。宋懿後當時的喪事沒有提到這事，更可知道當時的意見。”採納了這一建議。

建元三年，主管官吏上奏：“皇太子的穆妃在去年七月去世，當年閏九月。不知道應把閏月算為月數還是應把閏月附在正式的月份後?如果在月數裹計算閏月，南郡王兄弟就應在這年四月的最後一天舉行小祥禮，對於該月舉行祥祭，是否有疑問?”左僕射王儉建議：年三百六十天，《尚書》有明確的解釋，文公納聘禮娶親，《春秋》加以嘲諷。《穀梁傳》說“時分積累形成閏月”。《公羊傳》說“上天沒有這個月”。雖然如此，《左傳》認為告朔是符合禮的。因此先儒都說三年服喪期，年數包含了閏月，服喪期在大功之下，閏月算為月數。閏月，是各年多餘的日子積累而成，相當於不正常的月份，所以吳商說‘把閏月包含在正常的一年之中，符合情理，。如今服喪一年使用喪杖的喪禮，雖然在十一個月後舉行小祥儀式，但是祥祭縞服，必須在一周年時服用。凡是喪期削減一年的喪禮，要效法正規的喪服制度。祥祭與縞服相距二月，喪期削減一年的小祥禮，也要按照此理。再者從名義的角度要求，小祥禮本來就以一年為限，據倫理事例考察，那么相距必須是兩個月。現在因為喪期削減一年而先舉行祥祭，不能說這樣祭不是在一周年，事情既然屬於同一律條，情理上也就沒有不統一的，年份包含閏月的道理，自然不言自明。假使祥祭在這個晦日，那么距縞服禮三個月，依照正規事例，更是講不通。我認為應當等到五月的最後一天再舉行祥祭．這是國家重大的禮典，應該共同仔細商議。與通關八座丞郎一起，研究異同。

尚書令褚淵反駁王儉說：“喪期削減一年的禮制是用健在的尊親抑制對死者的感情，所以祥祭縞服禮制完備，可是不明確年月。如今在十一個月後舉行祥祭，可見是遵照期服喪制。既然用月數計算，就應當計算閏月而完成典禮。如果仍把閏月包含在一年之中，那與喪服制度有什麼不同。懷疑的人正是因為祥禮期限應當計算閏月，所以月數有差別。積累剩餘時分形成閏月，是曆法天象所弘揚的。計算月數時把閏月計算在內，所以有剩餘的月，計算一年包含閏月，所以導致堆積。符合情理順從禮制，有什麼不可以?”王儉又回答褚淵的辯駁說：一年包含閏月的意思，是通達的儒者所難以接受的．祥禮本來應在一周年舉行，因喪期削減一年而未成。就事而言名義及事情本身都得以保存，就哀悼而論情感沒有什麼差異。從跡象上雖然是計算月，可按道理實際是計算年，閏月是年份剩餘時分的積累，所以應當包括在一年之中。一周年兩次祥祭，由於活著的尊親所以削減喪期，祥祭期限不計算閏月，就像計算年所表明的，縮減、延伸兼而著明，兩種禮制都實行。經書傳記的本意，就在這點吧假使五月舉行小祥禮，六月就閏月，那么祥祭距離縞服，事情分在兩個月，造就是十一個月像一周年前，兩個月放在一周年後，名稱有自己的分區，不能混雜。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衹寫前一個月，本不說閏月，這又符合上文的明確含義。鄭、射、王、賀衹是說一周年喪期包含閏月，本來不再區別杖期之內的祥祭，認為不需要再說。成休甫說“大祥禮之後舉行禪祭，有閏月另外計算”。表明杖期內的祥祭，不能與服喪後期相比。既然像那樣施恩，照例就應如此。褚淵又依據舊的禮義問難王儉十幾次，王儉就事加以解釋。

祠部郎中王珪之的意見，說：“喪禮碰到閏月的處理，服喪在功、衰以下，小祥禮趕上閏月，就略而不說。現在雖然減除一年喪期，祥祭的名義還存在，不同於其他的喪服等級。把閏月計算為月數，有辱追念敬慕先人的心，把遠當作近。既然有剩餘時分，閏月又不是正式的月份，包含在一年之中，健全禮制，在情理上是可以的。僕射王儉的意見，論據詳明廣博，應敬加附和贊同。現在司徒褚淵開始雖然疑問辯難，又經過往返問辯，還未同意王儉的意見。應依舊由八座丞郎共同集思廣議為是。在來年五月最後一天舉行小祥禮，祥祭、攆祭自然依照正常的期限。上奏御覽，頒布內外。”下詔說：“可以。”為皇太子穆妃服喪，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逡請教左僕射王儉：中軍南郡王舉行小祥禮，是否應該等聞喜公一起?穆妃七月二十四去世，聞喜公八月發喪，計算小祥禮十一個月的期限，應該在六月舉行。南郡王以為應當同在六月，那么大祥禮再推延一個月，應當在八月，不再是正規的月數，衹在於保存親情之義，如果分別舉行祥祭，倚廬、堊室相隔，黑白喪服混雜，不知是否當有這些疑慮?王儉說：傳送死者有終了，恢復正常生活有節度，遙遙無期不是喪服制度所申明的，祥祭縞服明確表示了喪事的終結。相互等待的意思，經傳中沒有記載。世人多以為倚廬堊室衰麻喪服，不應該有區別，所以相隔一二個月，有的就推延到一起舉行。造就是所謂放任情感徑直行事，沒有通曉禮的本意。從前撰寫《喪記》，曾經闡述過這個意思。從遠方歸來奔喪的人，自然是有事耽擱而未能趕上祥祭，住在家中的兒子，有什麼理由不更換喪服。禮經中有除去喪服歸來祭祀的，這是經傳遣存的記載，是不必等到一起的明確證據。假如應當等到一起祥祭，那么相隔經年，也必須要等到一起，就會終生披麻戴孝，宗廟長期得不到祭祀，遣是不可以的。假如說不應當等到一起，那么旬月的間隔，也不容許推延。為什麼呢?禮制區分倫次，禮義不是白設的。現在間隔長的不等到一起，間隔短的必須等到一起，既違背禮的規定，而且用心也一無足取。假如顧慮兄弟住在一起，吉禮凶禮混雜，那么古代有兄弟各有宮室的說法。如果沒有不同的宮室，那么從遠方歸來的兒子，自然應當另外開一個門，履行完喪禮儀式。祭奠靈位，是隨住在家中的人，兩周年之後停止。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奔喪禮》說“在官位者不祭奠”，鄭玄說“因為死者的靈魂沒有在這裹”。不能及時聽說噩耗，確實因為身在遠方。在官位不祭奠，更有可以心安的理由。這些自然都各有緣由，與嫡子庶子無關。庶子在家裹，也不需等待嫡子。何況太子妃是王室嫡系，中軍處於嫡長子重位，朝廷又施行從權的禮制，進退之禮就更沒有什麼可顧慮的。我認為不應當等到一起舉行祥祭。中軍舉行祥祭縞服的那天，對聞喜公衹是表示哀悼而已，不接受弔唁。等到忌日換上喪服，兄弟也應當聚到一起表達追念之情，不接待客人。這是國家的大典，應當由通關八座丞郎共同研究同異，然後上奏皇上。司徒褚淵等二十人都同意王儉的意見，請求作為永久的制度。皇上下詔說“可以”。

建元三年，太子穆妃去世，南郡王聞喜公的臣屬對為主上母親服喪有疑問。王儉又建議：“《禮經》‘庶人為國君服齊衰之喪，，先儒說‘庶人在官府就好比是府史之類人’。另外諸侯屬下大夫的妻子要為諸侯的夫人服七個月的總衰，此制輕微疏遠，所以不能盡禮。現在皇孫自然是藩屬國的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的嫡子之妻。宮中臣下都能夠作為諸侯妻子盡禮，王國官員怎敢衹是表示對夫人的禮敬。應當穿單衣、戴白便帽、扎素帶，在中門外就哭，每次哭吊都要進去，與宮中官員相同。”

丞塱十一年，文惠太子去世，右僕射王曇等人上奏：“據《喪服經》‘為國君的父親、長子服喪，都是服齊衰一年，。現在既然天子不用服喪三年，衹服喪一年，群臣應該降一等，就應當服大功之喪。九個月的功衰喪服，是為兄弟服喪，不能夠服尊者之喪。我們共同商議，認為應當加重喪服等級，減少月數，都服三個月的齊衰。至於太孫已經明確要服三年喪，南郡王的臣屬，應當服一年齊衰之喪。臨汝公、曲江公既然不是嫡系，就不用在宗廟中立已故太子的神位，二公的臣屬，都不用服喪。”皇上詔令就依照所議定的。

又上奏：“案查《喪服經》雖然有‘國君的妾為國君的長子服喪依照國君行事’，兩漢以來，這一禮制長期廢棄，請沿襲從前的做法，不再實行古制。”皇上下詔說：“既然長期廢棄，停用為便。”

又上奏：“據在下查考，皇上在文惠太子一年的服喪期內不演奏音樂，雖然對諸王本來也是服一年喪，然而太子是宗廟正統，在喪服上應該相同，除掉喪服，可以奏樂嫁娶的時間，就應當一致。我們認為對太子、諸王誠然都是用的嘉禮，但輕重有所不同。娶婦盼子嗣，事情並非全都吉祥，三日不奏樂，禮中有明文記載。宋代一年的喪期降為服大功，婚禮廢除音樂，表明私情，與前代典制相通。”皇上下詔說“依照你們的意見”。

又上奏：“根據禮，祥祭除去喪服都在當天晚上換衣服，第二天早晨才舉行祭祀。查考連續幾代都是臨舉行儀式才更換衣服，與禮不相符。現在東宮因公除去喪服的日期，如果依照前例，皇太孫的喪服要在臨舉行典禮時改換。我們共同商議，認為要先哭吊完畢，然後祭祀。應當因公除去喪服的，都在自己府第改換衣服，然後進去哭吊，行奉祀撫慰之禮。”皇上下韶說“可以”。

建武二年，會見群臣，當時世祖的喪期沒有完結，朝廷對是否奏樂議論不決。祠部郎何佟之建議：“當年舜在堯的祖廟繼承帝位，其意義不是作為堯的後嗣，等到放勛逝世，禁絕三祀。近代晉康帝繼承成帝皇位，當時也不奏樂。懷帝丞裹元年，塞童的服喪期未完，當時逗立建議說，古代帝王承續帝位，雖然有繼承父位、兄位的不同，然而禮的輕重是相同的。”採納了造一建議。

建武二年正月，主管官吏因為世宗文皇帝在今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是第二個忌日，二十九日大祥禮，三月二十九日祥潭禮，天子以及群臣表露哀悼的禮儀，應該有一定的標準。下達太學、國學及八座丞郎商議。博士陶韶認為：“名稱確立意義就會產生，這是自古以來的制度。文帝為嫡系祖宗，排位昭穆，祥禮、忌日、樟禮當天，皇帝應穿祭服，出太極殿致哀，百官也穿祭服列位相陪。”太常丞李揭建議說：“查考尊號既已追封，喪服就應依照正式規定，但是已經遵從臨時制度，所以沒有提到苴杖。至於其功德既然可與鑽木取火相比，天地也為之變化，怎能不受感動。而且晉景獻皇后去世，群臣用對諸侯妻子的禮儀服喪。追尊的皇后，都要享受皇后的禮儀，迫尊的皇帝，自然應當與皇帝享受同樣的禮儀。雖然為臣為子服制相同，然而禮隨著時代而變化，天子猶如飛龍中興朝運，不是用武力成事，按道理沒有必要改變常服飾。衹是帝王為國家表率，也應當穿哀悼禮服出正殿表示悲痛，百官痛哭，一切依照常規禮儀。”給事中領國子助教謝曇濟建議：“喪禮制度，分為兩個部分。虞祭拊祭是表現追念亡者的感情，小祥是克制生者的禮儀，這大概就是至深的親情可以表露，極度的痛哭也要抑制。文皇帝雖然沒有作為國君施行德業，教化百姓，但追尊為至高無上的皇帝，確是緣於其天性。現在說到臣下應遵守的禮制沒有實際內容，議論到自己事情也是虛的。聖上駕御宇內，更承受上天眷愛，祠祀七代宗廟，不是依照夏商周三代，所以周年忌及祥祭、樟祭，沒有先例仿照舉行。”太學博士崔愜贊同陶韶的意見，太常沈俠贊同李揭的意見，國子博士劉警等人贊同謝曇濟的意見。

祠部郎何佟之建議說：“《春秋》的意義，臣子繼續君主宗親的事業，雖然恩義有別，但用的禮是一致的，都為的是敦厚孝敬的感情，加重有關喪服的禮義。皇上雖然上繼高皇帝，曾經北面為臣，但現在秉承天運統治天下，教化百姓，凡是父親、老師、國君的恩情，照理不容更替。我認為世宗的祥祭忌日，皇上應穿哀悼禮服登上殿堂，群臣共同致哀，事情完畢，百官到宣德宮祭拜上表，還要到陵園致哀，弘揚追念思慕之義。”尚書令王呈等十九人贊同何{駐的建議。皇上下詔說“可以”。

海陵王去世，百官集會致哀，當時實行戒嚴，朝廷議論對穿軍服赴會猶疑不決。祠部郎何佟之建議：“不能穿羊羔皮衣、黑色帽子弔唁。照理不允許穿軍服參加喪禮。宋泰始二年，為孝武帝舉行大祥禮那天，當時百官進宮哭吊，都在宮門換下軍服，穿上便衣，哭吊完畢出來，仍舊穿上軍服。”採納了這一建議。

贊曰：周公、孔子製作禮儀，訓示規範百王。共有三千之數，禮、義、廉、恥得以伸張。增減法度，興廢憲章。軍隊典禮國家祭祀，社稷宗廟郊祭學校禮儀。冠禮婚禮朝會禮，喪服標誌凶喪之禮。國家保存是因為有大德，從前的亡國要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