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詩之旨舜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故詩者王者之跡也。建安以下泊乎齊、梁，所謂辭人之賦麗以淫，而於作詩之旨失之遠矣。

唐自居易《與無微之書》曰：“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又自敘其詩，關於美刺者謂之諷諭詩，自比於梁鴻《五噫》之作，而謂：“好其詩者，鄧魴、唐衢俱死，吾與足下又困躓，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大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邪？”嗟乎，可謂知立言之旨者矣。

晉葛洪《抱朴子》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

○詩不必人人皆作古人之會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詩。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詩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盡，則亦無庸更續。是以虞廷之上。皋陶庚歌，而禹、益無聞，古之聖人不肯為雷同之辭、駢拇之作也。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詩鳴，而蕪累之言始多於世矣。

堯命歷而無歌，文王演《易》而不作詩，不聞後世之人議其劣於舜與周公也。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之統，乃其事在《六經》，而所自為歌止於“龜山”、“彼婦”諸作，何寥寥也。其不能與？夫我則不暇與？

宋邵博《聞見後錄》曰：“李習之與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於文，退之所敬也。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獨無詩，退之不議也。尹師魯與歐陽永叔、梅聖俞善，師魯於文，永叔所敬也；永叔與聖俞唱酬傾一時，師魯獨無詩，永叔不議也。”

《五子之歌》適得五章，以為人各一章，此又後人之見耳。

《胃陽》，秦世子送舅氏也，而晉公子無一言。尹吉甫作《嵩高》之詩以贈申伯，《民》之詩以贈仲山甫，《韓奕》之詩以贈韓侯；而三人者不聞其有答，是知古人之詩不以無和答為嫌。

○詩題三百篇之詩人，大率詩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國並無一題，雅頌中間一有之。若《常武》，美宣王也，若《勺》、若《賚》、若《般》，皆廟之樂也。其後人取以名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無有也。五言之興，始自漢魏，而十九首並無題，郊祀歌、鐃歌曲各以篇首字為題。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雜詩》，而不必同其義，則亦猶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詩取士，始有命題分韻之法，而詩學衰矣。

杜子美詩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見李生久”，則以《不見》名篇；“近聞犬戎遠遁逃，”則以《近聞》名篇；“往在西京時”，則以《往在》名篇；“歷歷開元事，”則以《歷歷》名篇；“自平宮中呂太一”，則以《自平》名篇；“客從南溟來”，則以《客從》名篇。皆取首二字為題，全無意義，頗得古人之體。

古人之詩，有詩而後有題；今人之詩，有題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題者，其詩本乎情；有題而後有詩者，其詩徇乎物。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三百篇》之詩，句多則必轉韻。魏、晉以上亦然。宋、齊以下，韻學漸興，人文趨巧，於是有強用一韻到底者，終不及古人之變化自然也。古人用韻無過十字者，獨《悶宮》之四章乃用十二字，使就此一韻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於義必有不達，故末四句轉一韻。是知以韻從我者，古人之詩也；以我從韻者，今人之詩也。自杜拾遺、韓吏部，未免此病也。

葉少蘊《石林詩話》曰：“長篇最難，魏晉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為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為盡善。然此不可為不知者言也。”

詩主性情，不貴奇巧。唐以下人有強用一韻中字幾盡者，有用險韻者，有次人韻者，皆是立意以此見巧，便非詩之正格。

且如孔子作《易·象象傳》，其用韻有多有少，未嘗一律，亦有無韻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韻無字則及他韻，他韻不協則竟單行。聖人無必無固，於文見之矣。

○詩有無韻之句詩以義為主，音從之。必盡一韻無可用之字，然後旁通他韻，又不得於他韻，則寧無韻。苟其義之至當，而不可以他字易，則無韻不害。漢以上往往有之。“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兩韻也，至當不可易。下句云：“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則無韻矣，亦至當不可易。古辭《紫騮馬歌》中有“春持作飯，采葵持作羹”二句無韻。李大白《天馬歌》中有“自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二句無韻。《野田黃雀行》首二句“游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無韻。《行行且遊獵篇》首二句“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無韻。

○五經中多有用韻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於音，則雖無韻之文而往往有韻，苟其不然，則雖有韻之文而時亦不用韻，終不以韻而害意也，《三百篇》之詩，有韻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韻者，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之類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韻者，如《思齊》之四章、五章，《召》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無韻者，《周頌·清廟》、《維天之命》、《吳天有成命》、《時邁》、《武》諸篇是矣。說者以為當有餘聲；然以餘聲相協而不入正文，此則所謂不以韻而害意者也。孔子《贊易》十篇，其《彖象傳》、《雜卦》五篇用韻，然其中無韻者亦十之一。《文言》、《繫辭》、《說卦》、《序卦》五篇不用韻，然亦間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所謂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嘗有心於用韻也。《尚書》之體本不用韻，而《大禹漠》：“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伊訓》：“聖漠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太誓》：“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取彼兇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玉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皆用韻。又如《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禮運》：“玄酒在室，醴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磐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大之祜。”《樂記》：“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昌，疾不作而無妖祥，此之渭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凡此之類，在秦漢以前諸子書並有之。太史公作贊，亦時一用韻，而漢人樂府詩反有不用韻者。

○易韻《易》之有韻，自文王始也，凡卦辭之繁者時用韻。《蒙》之“瀆”、“告”，《解》之”復”、“夙”，《震》之“”、“啞”，《艮》之“身”、“人”是也。至周公則辭愈繁，而愈多用韻。疑古卜辭當用韻，若《春秋傳》所載懿氏之“鏘”“姜”、“卿”、“京”，驪姬之“渝”、“俞”、“蕕”、“臭”，伯姬之“”、“貺”、“償”、“相”、“姬”、“旗”、“師”，“丘”、“孤”、“弧”、“姑”、“逋”、“家”、“虛”，鄢陵之“蹙”’、“目”，孫文子之“陵”、“雄”，衛侯之“羊”、“亡”，“竇”、“逾”。又如《國語》所載晉獻公之“骨”、“猾”、“ㄏ”，《史記》所載漢文帝之“庚”、“王”、“光”，《漢書·元後傳》所載晉史之“雄”、“乘”，“崩”、“興”，皆韻也。故孔子作《彖象傳》用韻，蓋本經有韻而傳亦韻，此見聖入述而不作，以古為師而不苟也。

《彖象傳》猶今之箋注者，析字分句以為訓也；《繫辭》、《文言》以下猶今之箋注於字句明白之後，取一章一篇全書之義而通論之也，故其體不同。○古詩用韻之法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於此；一起即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素冠》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車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長發》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是而變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而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於是有上下各自為韻，若《兔》及《採薇》之首章，《魚麗》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為一韻，中間自為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為韻，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韻，而下分二節承之，若《有替》之篇者。此皆詩之變格，然亦莫非出於自然，非有意為之也。

先生《音學五書》序曰：《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為詩，詩鹹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族黨庫序，其性皆馴化於中和，而發之為音，無不協於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皋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系，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容、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古，至東京益甚，而體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為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為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言《切韻》為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之際，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並二百六韻為一百七韻。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為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徐歲矣。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於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民為《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為《詩本音》十卷；注《易》為《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為《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為十部，為《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

○古人不忌重韻杜子美作《飲中八仙歌》用三“前”、二“船”、二“眠”、二“天”。宋人疑古無此體，遂欲分為八意，以為必分為八而後可以重押韻無害也，不知《柏梁台詩》三“之”、三“治”、二“哉”、二“時”、二“來”、二“材”已先之矣。“東川有杜鵑，西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求其說而不得，則疑以為題下注，不知古人未嘗忌重韻也。故有四韻成章成唯用二字者，“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是也。有二韻成章而惟用一字者，“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是也。有三韻成章而惟用一字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

如《採薇》首章連用二“獫狁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犖》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卒章連用二“百里”字。又如《行露》首章起用“露”字，未用“露”字，又如《簡兮》卒章連用三“人”字，《那》連用三“聲”字。其重一字者，不可勝述。漢以下亦然。如《陌上桑詩》三“頭”字，二“隅”字，二“餘”字，二“夫”字，二“須”字。《焦仲卿妻作》三“語”字，三“言”字，二“由”字，二“母”字，二“取”字，二“子”字，二“歸”字，二“之”字，二“君”字，二“門”字，又二“言”字。蘇武《骨肉緣枝葉》一首，二“人”字，《結髮為夫婦》一首二“時”字。陳思王《棄婦詞》二“庭”字，二“靈”字，二“鳴”字，二“成”字，二“寧”字。阮籍《詠懷詩·灼灼西頹日》一首，二“歸”字。張協《雜詩·黑戾躍重淵》一首二“生”字。謝靈運《君子有所思行》二“歸”字。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競述懷詩》二“反”字。任《哭范僕射詩》二“生”字，三“情”字。沈約《鐘山詩》二“足”字。然則重韻之有忌，其在隋、唐之代乎？

諸葛孔明《梁父吟》云：“間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又云：“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用二“子”字。古人但取文理明當而已，初不避重字也。今本或改作“田疆古冶氏”，失之矣。

潘岳《秋興賦》：“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俯首而自省。”用二“省”字。

初唐詩最為嚴整，而盧照鄰《長安古意》：“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用二“相”字，今人謂必字同而義異者方可重用，若此詩之二“相”固無異義也。且《詩》曰：“王命南仲，往城於方。”其下文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何異義哉！

李太白《高陽歌》二“杯”字，《廬山謠》二“長”字；杜子美《織女詩》二“中”字，《奉先縣詠懷》二“卒”字，《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二“白”字，《八哀詩》張九齡一首二“省”字，二“境”字，《園人送瓜》二“草”字，《寄狄明府》二“濟”字，《宿鑿石浦》二“系”字；韓退之《此日足可惜詩》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城”字，二“狂”字，二“江”字。詩有以意轉而韻須重者，如“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兮，猶求友聲。”“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監，我心傷悲。卉木萋止，汝心悲止。”於論鼓鍾，于樂辟ń。於論鼓鍾，于樂辟ń。”又若“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此皆承上文而轉者，不容別換一字。○七言之始昔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詩。余考七言之興，自漢以前，固多有之。”《靈樞經·剌節真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溫，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團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宋玉《神女賦》：“羅紈綺繪盛文章，極服妙彩照萬方。”此皆七言之祖。

《素問·八正神明論》：“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慧然獨悟，口弗能言，傑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三部九侯為之原，九針之論不必存。”其文絕似荀子《成相篇》。

○一言《緇衣》三章，章四句，非也，“敝”字一句，“還”字一句。若曰“敝予還予”，則言之不順矣，且何必一言之不可為詩也？《吳志》：歷陽山石文：“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楚”字一句，“吳”字一句，亦是一言之詩。○古人未有之格語助之外，止用四字成詩，而四字皆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莊子》“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是也。三章，章各二句，而合為一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孟嘗君傳》“長鐵歸來乎，食無魚；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長鐵歸來乎，無以為家”是也。

○古人不用長句成篇古詩有八言者，“胡瞻爾庭有懸兮”是也。書》：“盧群在吳少誠席上作歌調之曰：“祥瑞不在鳳凰麒麟，太平須得邊將忠臣。但得百僚師長肝膽，不用三軍羅綺金銀。’”此則通首八言。又如李長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之類，則不過一二句而已。有九言者，“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是也。然無用為全章者，不特以其不便於歌也，長則意多冗，字多懈，其於文也亦難之矣。以是知古人之文可止則止，不肯以一意之冗、一字之懈而累吾作詩之本義也。知此義者不特句法也，章法可知矣。七言排律所以從來少作，作亦不工者。何也？意多冗也，字多懈也。為七言者必使其不可裁而後工也，此漢人所以難之也。

○詩用疊字詩用疊字最難。《衛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穢穢，鮪發發，葭揭揭，庶姜孽孽。”連用六疊字，可謂復而不厭、賾而不亂矣。《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郁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下此即無人可繼。

屈原《九章·悲迴風》：“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連用六疊字。宋玉《九辯》：“乘精氣之摶摶兮，鶩諸神之湛湛。駿白霓之習習兮，歷群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瞿瞿。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連用十一疊字，後人辭賦亦罕及之者。

○次韻令人作詩動必次韻，以此為難，以此為巧。吾謂其易而拙也。且以律詩言之，平聲通用三十韻之中，任用一韻，而必無他韻可易；一韻數百字之中，任押五字，而必無他字可易。名為易，其實難矣。先定五字，而以上文湊足之，文或未順則曰牽於韻耳，意或未滿則曰束於韻耳。用事遣辭小見新巧，即可擅場。名為難，其實易矣。夫其巧於和人者，其胸中本無詩，而拙於自言者也。故難易巧拙之論破，而次韻之風可少衰也，、嚴滄浪《詩話》曰：“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斗工，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按唐元稹《上令狐相公啟》曰：“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為詩者或相仿效，或力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是知元、白作詩次韻之初，本自以為戲，而當時即已取譏於人。今人乃為之而不厭，又元、白之所鄙而不屑者也。

歐陽公《集古錄》論唐薛苹倡和詩曰：其問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然詩皆不及苹，蓋倡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可謂知言。朱子《答謝成之書》謂：“淵明詩所以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凡詩不束於韻而能盡其意，勝於為韻束而意不盡，且或無其意而牽人他意以足其韻千萬也。故韻律之道，疏密適中為上，不然則寧疏無密。文能發意，則韻雖疏不害。

○柏梁台詩漢武《柏梁台詩》本出《三秦記》，雲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買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傳》同。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是為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為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太母爭樽，公卿請廢為庶人。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梁余尚有十城，又按平王襄之十年為元朔二年，來朝；其三十六年為太初四年，來朝，皆不當元封時。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勛。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往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台災。”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既災之後，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覆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臣聯曰：“天子副車駕駟馬，此一時異數，平王安得有此？”

詩體代降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為合格。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仿，以是為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為詩，似則失其所以為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

○書法詩格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無不皆八分書者，是今之真書不足為字也。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皇朝文鑒》，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凡近體之詩皆不收，是今之律詩不足為詩也？今人將由真書以窺八分。由律詩以學古體，是從事於古人之所賤者，而求其所最工，豈不難哉！

鄞人薛千仞岡曰：“自唐人之近體興，而詩一大變，後學之士可兼為而不可專攻者也。近日之弊，無人不詩，無詩不律，無律不七言。”又曰：“七言律，法度貴嚴，對偶貴整，音節貴響，不易作也，今初學後生無不為七言律，似反以此為人門之路，其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無怪也。”

○詩人改古事陳思王上書：“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注謂：“赦盜馬，秦穆公事，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趙至《與嵇茂齊書》：“梁生適越，登岳長謠。”梁鴻本適吳，而以為越者，吳為越所滅也。謝靈運詩：“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弦高所犒者秦師而改為晉，以避下“秦”字，則舛而陋矣。李大自《行路難》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安足道。”杜子美《諸將詩》：“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碗出人間。”改“黃犬”為“蒼鷹”，改“玉碗”為“金碗”，亦同此病。

自漢以來，作文者即有迴避假借之法。太史公《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本當是附夫子耳，避上文雷同，改作驥尾。使後人為之，豈不為人譏笑？謂高祖也。

○庾子山賦誤庾子山《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台災。春二月，起建章宮。”《西京賦》：“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是災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漢也。《哀江南賦》云：“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夜聽搗衣曲》云：“栩陽離別賦。”按《漢書·藝文志》：“別栩陽賦五篇。”詳其上下文例，當是人姓名，姓別，名栩陽也。以為“離別”之別，又非也。

○于仲文詩誤隋于仲文詩：“景差方人楚，樂毅始游燕。”按《漢書·高帝紀》：“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齊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王逸《楚辭章句》：“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日昭、屈、景。”然則景差亦楚之同姓也。而仲文以為人楚，豈非梁、陳已下之人，但事辭章，而不祥典據故邪？

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曰：“雉兔有刑，姜宣致貶。”此用孟子“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而不知宣王乃田氏，非姜後也，與此一類。

○李太白詩誤李大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以東，右方王將直上郡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請留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後單于競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賦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門”。而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烏孫所經，太白誤矣。《顏氏家訓》謂：“文章地理必須愜當。”其論梁簡文《雁門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蕭子暉《隴頭水》，而雲“北注黃龍，東流白馬”。沈存中論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謂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蓋有同者。

梁徐徘《登琅邪城》詩：“甘泉警烽侯，上谷抵樓蘭。”上谷在居庸之北，而樓蘭為西域之國，在玉門關外。即此一句之中，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邪城又無論也。

○郭璞賦誤郭璞《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淮、泗並不入江，豈因盂於而誤邪？

○陸機文誤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乃不考史書之誤。《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後於小黃作陵廟。”《本紀》“五年，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追尊先媼為昭靈夫人。”則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後崩，乃太上皇崩之誤，文重書而未刪也。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大公、呂後，並無皇溫。

○字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為武”，“故文反正為乏”，“於文皿蟲為蠱”。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之類，並不言字。《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排字之。”《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為乳。《書·康浩》：“於父不能字厥子。”《左傳》：“樂王鮒，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愛養之義，唯《儀禮·士冠禮》“賓字之”，《禮記．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之義稍近，亦未嘗謂文為了也，以文為字乃始於《史記》。秦始皇琅邪台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此則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漢而顯也與？

許氏《說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書謂之文，隸書謂之字。張揖《上博雅表》“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唐玄度《九經字樣》序：“凡七十六部，四百計一文。”則通謂之文。

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為字矣。二漢以上，言音不言韻，周容、沈約出，音降而為韻矣。

○古文古時文字不一。如漢汾陰宮鼎其蓋銘曰：“汾陰供官銅鼎蓋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鼎銘曰：“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二十字作“亍”。其未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銘三見而三不同。自唐以往，文字日繁，不得不歸一律，而古書之不復通者多矣。

○說文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於今日，而得以識古人製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為大，後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為規矩。而愚以為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眾、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況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欲、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驚人之說，而以為盡得古人之意，然與否與？一也，《五經》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收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之，則《說文》為短，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其文各異者，後之讀者將何所從？二也。流傳既久。豈無脫漏？即徐鉉亦謂篆書湮替日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今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別指一字以當之，改經典而就《說文》，支離回互，三也。今舉其一二評之。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從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從木為居，“薛”從辛為{自辛}，此何理也？《費誓》之費改為“{北米}”，訓為惡米。武王“載旆”之旆改為“”，訓為土。“威”為姑，也為女陰。“”為擊聲。“困”為故廬。“普”為日無色。此何理也？“貉”之為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孔子之言乎？訓“有”則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曰有食之”。訓“郭”則曰“齊之郭氏善善不能迸，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不幾於剿說而失其本指乎？“居”為法古，“用”為卜中，“童”為男有罪，“襄”為解衣耕，“吊”為人持弓會〈區支〉禽，“辱”為失耕時，“臾”為束縛ㄏ扌世，“罰”為持刀罵詈，“勞”為火燒門，“宰”為罪人在屋下執事，“冥”為十六日月始虧，“刑”為刀守井，不幾於穿鑿而遠於理情乎！武空師之而制字，荊公廣之而作書，不可謂非濫觴於許氏者矣，若夫訓“參”為商星，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訓“毫”為京兆社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書中所引樂浪事數十條，而他經籍反多闕略，此採摭之失其當者也，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可謂善學《說文》者與？《王莽傳》：“‘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為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讖記》曰：“卯金修德，為天子。”公孫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是古未嘗無劉字也。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為‘斌’，臣等謹制樂舞名曰《章斌之舞》。”魏去叔重未遠，是古未嘗無“斌”字也。

《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切字，鉉等所加也。

旁引後儒之言，如杜預、裴光遠、李陽冰之類，亦鉉等加也，又云：“諸家不收，今附之字韻末”者，亦鉉等加也。“始”字《說文》以為“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鉉釋之以“至哉坤元，萬物資始”，不知經文乃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若用此解，必從男乃合耳。

○說文長箋萬曆末，吳中趙凡夫宦光作《說文長箋》，將自古相傳之《五經》肆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異於先儒。乃以“青青子衤今”為淫奔之詩，而謂“衤今”即“衾”字，如此類者非一。其實《四書》尚未能成誦，而引《論語》“虎兕出於柙”，誤作《孟子》“虎豹出虧■”然其於《六書》之指不無管窺，而適當喜新尚異之時，此書乃盛行於世。及今不辯，恐他日習非勝是，為後學之害不淺矣，故舉其尤刺謬者十餘條正之。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監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九經者，《易》、《詩》、《書》、《三禮》、《春秋》三傳，又有《孝經》、《論語》、《爾雅》、其實乃十二經。又有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皆刻之於石，今見在西安府學，凡夫乃指此為“蜀本石經”。又云：“張參《五經文字》、唐彥升《九經字樣》亦附蜀本之後，但可作蜀經字法。”今此石經末有年月一行，諸臣姓名十行，大書“開成二年丁巳歲”。凡夫豈未之見而妄指為孟蜀邪？

又云：“孫忄面《唐韻》文、殷二韻三聲皆分，獨上聲合一；鹹嚴、洽業二韻平入則分，上去則合。”按今《廣韻》即孫忄面之遺文，殷上聲之合則有之，鹹嚴、洽業則四聲並分，無併合者。

切者，兩字相摩以得其音，取其切近。今改為盜竊之“竊”。於古未聞，豈凡夫所以自名其學者邪？

“瓜分”字見《史記·虞卿傳》、《漢書·賈誼傳》。“灶突”字見《漢書·霍光傳》。今雲瓜當作“瓜”，突當作“突”，然則鮑昭《蕪城賦》所謂“竟瓜剖而豆分”，魏玄同疏所謂“瓜分、瓦裂者”，古人皆不識字邪？按張參《五經文字》云：“突，徒兀反。作{穴〈拔去手〉}者訛，”

顧野王，陳人也，而以為晉之虎頭，陸龜蒙，唐人也，而以為宋之象山。王筠，梁人也，而以為晉。王禹，宋人也，而以為南朝。此真所謂不學牆面者與？“晉獻帝醉，虞侍中命扶之。”按《晉書·虞嘯父傳》：“為孝武帝所親愛，侍飲大醉，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傳首明有孝武帝字，引書者未曾全讀，但見中間有貢獻之“獻”，適與“帝”字相接，遂以為獻帝，而不悟晉之無獻帝也。萬曆間人看書，不看首尾，只看中間兩三行，凡夫著書之人乃猶如此！“恂”字箋：“漢宣帝諱。”而不知宣帝諱“詢”，非詢也。“衍”字箋：“漢平帝諱。”而不知平帝諱“衍”非衍也。

《後漢書·劉虞傳》：“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引之云：“後漢尾敦路，劫劉虞首歸之莽。”若以敦路為人名，而又以“葬”為“莽”，是劉幽州之首竟歸之於王莽也。

《左氏成六年傳》：“韓獻子曰：‘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說文》{執}、墊二字兩引之，而一作厄者，古隘、厄二字通用也。箋乃云：“未詳何出。”“野”下引《左傳》“身橫九野”，不知其當為“九畝”；又《梁傳》之文，而非左氏也。

“鵲臭，其飛也。”此《爾雅·釋鳥》文，箋乃曰：“訓詞未詳，然非後人語。”“燕馬，白州也。”本之《爾雅·釋畜》“白州，燕。”註：“州，竅也。謂馬之白尻者。”箋乃云：“未詳，疑誤。”

中國之稱夏尚矣，今以為起於唐之夏州，地鄰於夷，故華夷對稱曰華夏。然則《書》言“蠻夷猾夏”，《語》雲“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時已有夏州乎？又按夏州本朔方郡、赫連勃勃建都於此，自號曰夏，後魏滅之，而置夏州，亦不始於唐也。

云：“唐中晚詩文始見‘簿’字，前此無之。”不知孟子言“孔子先簿止祭器”，《史記·李廣傳》“急責廣之莫府對簿”，《張湯傳》“使使八輩簿責湯”，《孫寶傳》“御史大夫張忠署寶主簿”，《續漢·輿服志》“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馮異傳》“光武署異為主簿”，而劉公詩已雲“沈迷簿領書，回回目昏亂”

“”字云：“字不見經。”若言《五經》則不載者多矣，何獨字。若傳記史書則此字亦非隱僻，《晉語》“被羽先升”註：“繫於背，若今將軍負矣。”《魏略》：“劉備性好結。”《吳志·甘寧傳》：“負帶鈴。”梁劉孝儀《和昭明太子詩》：“山風亂采，初景麗文轅。”“禰衡為鼓吏，作《漁陽撾摻》。摻乃‘操’字。”按《後漢書》：“衡方為《漁陽參撾》，蹀■而前。”注引《文士傳》作“漁陽參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注云：“參，音七紺反。乃曲奏之名，後人添手作‘摻’。”後周庚信詩：“玉階風轉急，長城雪應暗，新緩始欲縫，細錦行須，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摻》。”隋煬帝詩：“今夜長城下，雲昏月應暗。誰見倡樓前，心悲不成摻。”唐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摻》，黃雲蕭條白日暗。”正音七紺反。今以為“操”字，而又倒其文，不知漢人書操固有借作“摻”者，而非此也。“叩，京兆藍田鄉。”箋云：“地近京口，故從口。”夫藍田乃今之西安府屬，而京口則今之鎮江府，此所謂風馬牛不相及者。凡此書中會意之解，皆“京口”之類也。

寸，十分也。《漢書·律曆志》：“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本無可疑，而增其文曰：“析寸為分，當言十分尺之一。”夫古人之書，豈可意為增改哉？○五經古文趙古則《六書本義》序曰：“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但點畫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天寶間，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盡廢。”以愚考之，其說殆不然。按《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曰：“《孝經》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曰：“有中古文《易經》。”而不言其所出。又曰：“《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文。而赤眉之亂，則已焚燒無遺，《後漢書·杜林傳》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是東京古文之傳惟《尚書》而已。《晉書·衛恆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未知所立幾經。而唐初魏徵等作《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則他經亦不存矣。《冊府元龜》：“唐玄宗天寶三載，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為先王令范，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訛，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乃藏之書府。是玄宗所改亦止於古文《尚書》，而不聞有他經也。夫諸經古文之亡，其已久矣。今謂《五經》皆有古文，而玄宗改之以今，豈其然乎？

孔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是則西漢之時所云古文者，不過隸書之近古，而共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傳；玄宗所謂六體奇文，蓋正始之書法也。

宋晁公武《古文尚書》序曰：“余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篇於學宮，乃延士張{卣火}，仿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附於石經之列。”今其石當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見傳之人間也。世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與？

○急就篇漢魏以後，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晉夏侯湛抵疑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魏書》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劉芳撰《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陸擬《急就篇》為《悟蒙章》，又書家亦多寫《急就篇》。《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托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儒林傳》：“劉蘭始入國小，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北齊書》：李繪六歲未入學，伺伯姊筆牘之閒，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自唐以下，其學漸微。

○千字文《千字文》原有二本。《梁書·周興嗣傳》曰：“高祖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與陸亻垂制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制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為之。”《蕭子范傳》曰：“子范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使制《千字文》，其辭甚美，命記室蔡注釋之。”《日唐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范撰；又一卷，周興嗣撰。”是興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范所制者又一千字文也。乃《隋書·經籍志》云：“《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云注。”《梁書》本傳謂子范作之，而蔡為之注釋；今以為子云注。子云乃子范之弟，則異矣。《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本傳以為王羲之，而此又以為鍾繇，則又異矣。

《隋書》、《舊唐書》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淳化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皆周興嗣《千字文》中語。《東觀餘論》曰：“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歐陽公疑以為漢時學書者多為此語，而後村劉氏遂謂《千字文》非梁人作，誤矣。”黃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

○草書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是則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孝武時詔即已用草書也。《魏志·劉廙傳》：“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令廙通草書，”則漢魏之間箋啟之文有用草書者矣。故草書之可通於章奏者謂之章草。趙彥衛《雲麓漫鈔》言：“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發夫討畔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章。”今考之既用於檄，則理容概施於章奏。蓋國小家流，自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放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比其久也，復以隸為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故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由去隸未遠故也。右軍作草，猶是其典型，故不勝為冗筆。逮張旭、懷素輩出，則此法掃地矣。

北齊趙仲將學涉群書，善草隸，雖與弟書，字皆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須隸筆。”唐席豫性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況巨邪！”柳仲郢手抄《九經》、《三史》，下及魏、晉、南北諸史，皆楷小精真，無行字。宋劉安世終身不作草字書，尺牘未嘗使人代。張觀平生書必為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為人。古人之謹重如此。《舊唐書》：“王君廓為幽州都督，李玄道為長史。君廓入朝，玄道附書與其從甥房玄齡，君廓私發之，不識草字，疑其謀己，懼而奔叛。玄道坐流雋州。”夫草書之釁乃至是邪！

○金石錄《金石錄》有宋公亦飠束鼎銘雲，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亦者，莫知其為何人，今考《左傳》，宋元公之太子欒嗣位，為景公。《漢書·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欒，則《史記·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是兜欒之音訛為頭曼，而宋公亦即景公也。

宗均之誤為“宋”，不必證之碑及《黨錮傳》，即《南蠻傳》云：“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為置吏司，群蠻遂平。”事與本傳合，而《南蠻傳》作“宗”，本傳作“宋”，其誤顯然，注未及正，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候，子孫承襲。魏、隋、唐三書皆同，獨碑作“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文帝封宋昌為壯武侯。正義曰：“《括地誌》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並作“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注作“莊”。

○鑄印作減筆字太原府徐溝縣有同戈驛，其名本取洞渦水，此水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陡泉嶺，經平定州壽陽、榆次至徐溝縣入汾，今徐溝縣北五里洞渦河，其陽有洞渦村是也。《水經》：“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西入於汾。”酈道元註：“劉琨之為并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於洞渦，即是水也。”《舊唐書·昭宗紀》：“天復元年四月，氏叔琮營於洞渦驛。”《新唐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府十八，其一曰洞渦，”《宋史·曹彬傳》：“為前軍都監，戰洞渦河北。”《漢世家》：“李繼勛敗繼恩兵於洞渦河。”後人減筆借書“同戈”字，而今鑄印遂作“同戈”，以減借之字登於印文，又不但馬文淵所言成皋印點畫之訛而已。

今驛多用古地名者。洪武九年四月壬辰，以天下驛傳之名多因俚俗，命翰林考古正之，如揚州府曰廣陵驛，鎮江府曰京口驛，凡改者二百三十二，徐溝無古地名，故以水名之。

○畫古人圖畫皆指事為之，使觀者可法可戒。上自三代之時，則周明堂之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有周公相成王，負斧，南面以朝諸侯之圖。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亻亻危，及古賢聖怪物行事。秦漢以下見於史者，如《周公負成王圖》，《成慶畫》，《紂醉踞妲己圖》，屏風圖畫列女，《宋公傳》。戴逵畫《南都賦圖》之類，未有無因而作，逮乎隋唐，尚沿其意。唐《藝文志》所列漢王元昌畫《漢賢王圖》；閻立德畫《文成公主降蕃圖》，《五華宮圖》，《鬥雞圖》，閻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范長壽畫《風俗圖》，《醉道士圖》；王定畫《本草訓戒圖》；檀智敏畫《遊春戲藝圖》；殷〈攴〉、韋無忝畫《皇朝九聖圖》，《高祖及諸王圖》，《太宗自定輦上圖》，《開元十八學士圖》；董萼畫《ひ車圖》；曹元廓畫後周、北齊、梁、陳、隋、武德貞觀永徽間《朝臣圖》，《高祖太宗諸子圖》，《秦府學士圖》，《凌煙圖》；楊畫《望賢宮圖》；安祿山、真張萱畫《妓女圖》，《乳母將嬰兒圖》，《按羯鼓圖》，《鞦韆圖》；談皎畫《武惠妃舞圖》，《佳麗寒食圖》，《佳麗妓女圖》；韓畫《龍朔功臣圖》，《姚宋及安祿山圖》，《相馬圖》，《玄宗試馬圖》，《寧王調馬打球圖》；陳宏畫《安祿山圖》，《玄宗馬射圖》，《上黨十九瑞圖》；王象畫《鹵簿圖》；田琦畫《洪崖子桔木圖》；竇師綸畫《內庫瑞錦對雉斗羊翔鳳游麟圖》；韋畫《天竺胡僧渡水放牧圖》；周畫《撲蝶》、《按箏》、《楊真人降真五星》等圖各一卷。《唐文粹》有王藹《記漢公卿祖二疏圖》，舒元輿《記桃源圖》。《通鑑》：蜀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皆指事象物之作。《王維傳》：“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無差，”自實體難工。空摹易善，於是白描山水之畫興，而古人之意亡矣。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觀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況其下者。”此可為知者道也。

宋徽宗崇寧三年，立畫學，考畫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為工。此近於空摹之格，至今尚之。

謝在杭《五雜俎》曰：“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輒托之寫意而止也。余觀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竇建德、安祿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他如懿宗射兔，貴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達釒巢諫，葛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卻不肯畫，而古人為之，轉相沿仿。蓋由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法度，易於循習耳。

○古器洪氏《隨筆》謂：“彝器之傳，春秋以來固已重之，如郜鼎、紀之類，歷歷可數。不知三代逸書之目，湯有典寶，武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職，祭祀而陳之，則固前乎此矣。故夏後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班諸魯公、唐叔之國，而赤刀，弘壁、天球、河圖之屬，陳設於成王之顧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然而來去不恆，成虧有數。是以寶出河，九鼎淪泗，武庫之劍穿屋而飛，殿前之鐘感山而響，銅人入夢，鍾虡生毛，則知歷世久遠，能為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隋書》：‘文帝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鐘，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西，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禍變，悉命毀之。’而《大金國志》載：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蓋皆恣睢不學之主，而古器之銷亡為可惜矣。”

讀李易安《題金石錄》，引王涯、元載之事，以為“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嘗不嘆其言之達。而元裕之作《故物譜》，獨以為不然，其說曰：“三代鼎鍾，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邪？自莊周、列禦寇之說出，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叫者，況外物之外者乎？然而彼固未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也。則聖人之道，所謂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為智者，其可非也邪？《春秋》之於寶玉、大弓，竊之書，得之書。知此者，可以得聖人之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