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不以法推行法度，則國事沒有常規；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則政令不能貫徹。君主發令而不能貫徹，是因為政令沒有成為強制性的法律；成為強制性的法律而不能貫徹，是因為起草政令不慎重；慎重而不能貫徹，是因為賞罰太輕；賞罰重而不能貫徹，是因為賞罰還不信實；信實而不能貫徹，是因為君主不以身作則。所以說：禁律能夠管柬君主自身，政令就可以行於民眾。
　
知道有賢才而不舉用，要失敗；聽到有好事而不調查，要失敗；見到能幹的人而不任使，要失敗；親信於人而不堅定，要失敗；共同謀事而不團結，要失敗；想危害人而不能，要失敗；已廢黜人而再用，要失敗；事可為而不為，要失敗；家已富而不施，要失敗；機要而不能保密，也要失敗。人君行事不嚴加保密，正言直行的人就危險；正言直行的人危險，君主就孤立無親；君主孤立無親，人臣就結成朋黨。使君主孤立無親，人臣結成朋黨的，責任不在人臣，而是君主自身的錯誤。
　
人民沒有重罪，是因為過失不大；人民不犯大過，是因為君主不隨意赦免。君主赦小過，則人民多重罪，這是逐漸積累所形成的。所以說，赦令出，人民就不加做惕；恩惠行，過失就日益增多。把恩惠和寬赦政策加於人民，監獄雖滿，殺戮雖多，壞人也不能制止了。所以說，邪惡的事不如早加禁止。凡行“赦”，總是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勝其禍；“不赦”，則是小害而大利，故久而不勝其福。因此，“赦”，好比奔馬的丟棄韁繩；“不赦”，好比癱病的針炙治療。對文人只有三宥，對武人一赦都不能有。所謂“惠”，就是多赦，行起來先易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所謂“法”，則是行起來先難後易，久而不勝其福的。所以，“惠”，是人民的仇敵；“法”，是人民的父母。最上等的是事先用法制規範人的行止，其次是有錯誤而能制止，雖有過也不致嚴重。赦過忘善，人民就不能勉勵；有過不赦，有善不忘，勉勵人民的政策，就發揮作用了。所以說：英明君主，就是要掌握這善惡的裁決。
　
君主對人民有三項要求，三項要求不節制，君主地位就危險。三項要求是什麼呢？一是索取，二是禁阻，三是命令。索取總是希望得到，禁阻總是希望制止，命令總是希望推行。但索取太多，所得到的反而少；禁阻太多，所制止的反而少；命令太多，所推行的反而少。索取而不得，威信就日益降低；禁阻而不止，刑罰將受到輕視；命令而不行，下面就欺凌君上。從來沒有多求而多得，多禁而多止，多令而能多行的。所以說：上面過於苛刻，下面就不聽命；下不聽命而強加以刑罰，做君主的就將被眾人謀算。君主而被眾人所謀算，雖想沒有危險，也辦不到了。號令已出又改變，禮儀已行又廢止，度量已定又變換，刑法已行又動搖，這樣，賞賜雖重，人民也不勉力；殺戮雖多，人民也不害怕了。所以說：上面意志不堅定，下面就有疑心；國家沒有常法，人民就不肯盡力，這都是規律。
　
英明的君主在上，人民自然不敢有私立異說而妄自尊大的，國家沒有荒誕的事情、雜亂的風俗、怪異的禮節，士人也沒有私立異說的。對於傲慢不恭、改變法令、自己立法定製、製造異說的都加以誅罰，那么，強硬的屈服，冒尖的受挫折，頑固的也可以攻破。再用法度來引導，用殺戮來管制，因而，萬民之心都會服從上面，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如果，下面有私立異說，妄自尊大，紛爭而不負責任的，君令就再也無法實行。所以說，私立異說一立，君主威信就低，何況還有傲慢不恭、改變法令、自行立法定製、改風俗、變服裝、奇談怪論的存在呢？那種上不行君令，下不合鄉里，隨意獨行，改變一國既成風俗的，叫作“不服治理的人”。不服治理的人是跑到法度以外了。法度以外的人，應該殺。應當使賢者靠能力用事，鬥士靠戰功用事。賢者靠能力用事，則君主尊嚴而人民順從；鬥士靠戰功用事，則士卒不怕患難而蔑視敵人。君主尊嚴而人民服從；士卒不怕患難而蔑視敵人，兩者樹立於國內，則天下得治君主得安了。
　
爵位不尊，俸祿不重，就不會有人為他赴難冒險，因為他的辦法還不足以調動人們這樣做。因此，先王規定軒冕，是用來區別貴賤，不是求美；設立爵祿，是用來定其待遇，不是求好看。要使君子靠治國之道來生活，小人靠出力勞動生活。君子靠治國之道生活，則君主尊嚴而人民順從；小人靠出力勞動生活，即財物豐厚而生活富裕。君主尊嚴，人民順從，財物豐厚，生活富裕，四個條件具備，就不難待時而成王業了。
　
英明的君主建造宗廟，足以殯屍設祭就行了，不求它的美；修築宮室台榭，足以防避燥濕寒暑就行了，不求它的大；雕制花紋，刻木樓金，足以分辨貴賤等級就行了，不求它的壯觀。這樣，農夫不耽誤農時，工匠能保證功效，商人沒有失利的，人民沒有遊蕩的，財貨也沒有積壓的。所以說：節儉才是正道呵！
　
法令沒有正式公布，人民偶然做到了，就加以行賞，那是君主的錯誤賞賜。君主進行錯賞則功臣抱怨，功臣抱怨則愚民胡作非為，愚民胡作非為，這是大亂的根源。法令沒有正式公布，就給予懲罰，那是君主的錯罰。君主進行錯罰，則人民輕生，人民輕生，暴人就要興起，幫派朋黨就要出現，而亂賊就要造反了。法令已經公布，而不能依法行賞，這就是叫人民不勉力從公，不執行軍令，不為國死節。人民不勉力從公，不執行軍令，不為國死節，則戰不能勝而守不能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國家就不會安全了。法令已經公布，而不能依法行罰，這就是叫人民不服從法令。人民不服從法令，強人就要興起；強人興起，君主地位就危險了。所以說：法律制度一定要合於治國之道，號令一定要嚴明，賞罰一定要信實堅決，這都是規正人民的準則。
　
凡是大國的君主地位都高，小國的君主地位都低。大國君主何以地位高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多。小國的君主地位何以低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少。既然，被他用的多就高，用的少就低，那么，君主那有不希望更多的人民為己所用呢？要使人民多為己用，怎么辦？回答是：法立令行，人民聽用的就多了；法不立，令不行，人民聽用的就少了。所以，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多，而所廢者少，人民就不非議，人民不非議就聽從了。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如果與所廢者均等，國家就沒有正常的準則，國家沒有正常的準則，人民就去胡作非為了。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少，而所廢者多，人民就不肯服從，人民不服從法令，暴人就要興起而奸邪之輩就要作亂了。
　
考察君主之所以愛民，乃是為了使用他們而愛的。為了愛民的原故，不怕毀壞法度，削減命令，那就失去愛民的意義了。單用愛民的辦法使用人民，則人民不服使用，這是很明顯的。善於使用人民的，他可以用殺戮、危害、勞累、飢餓、口渴等方法，用民者可以用這種極端的手段，而人民沒有考慮以為害己的，是因為明王在上，道和法通行全國，人民都能捨棄愛乾的私事而做不愛乾的的公務。所以，善於使用人民的，總是賞賜不任意折扣，刑罰不任意增加。這樣，賢人知所勉力而暴人平息。賢人勉力而暴人平息，功業就隨之而立了。人們可以踏白刃，受矢石，赴湯蹈火來執行君令，君令可以盡行，禁律可以盡止，召來使用，人民不敢轉移力量；送去戰爭，人民不敢姑惜生命。不敢轉移力量，然後可以立功；不敢姑惜生命，然後可以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於是三軍之眾都能夠保全首領，使父母妻子完好安居於國內。所以，對人民不必同他商量事業的創始，而可以同他歡慶事業的成功。因此，仁者、智者、有道者，都不與人民商量事業之開始。
　
國家從來沒有因為小和不幸而削弱危亡的，一定是因為君主和大臣自身失德，國內的官職、法制、政教有失誤，國外對諸侯國的謀慮有失誤，因而地削而且國危。國家也沒有因為大和僥倖而成功立名的，一定是因為君主和大臣自身有德，國內官職、法制、政教有成就，國外對諸侯國的謀慮有成就。然後功立而且名成。既然如此，治國怎么可以沒有正道？用人怎么可以不用賢人？得正道而引導之，得賢才而使用之，將是對於興利除害大有希望的。希望興利除害，沒有比以身作則更急需的了，而國君尤為重要。如事業受到損害，那一定首先是法令有錯誤。人主將因法令錯誤而受蒙蔽，因蒙蔽而被劫制，因受劫制而被殺。
　
凡人君之所以成為人君，因為他有權勢。所以，人君失掉權勢，臣下就控制他了。權勢在下面，君主就被臣下所控制；權勢在上面，臣下由君主控制。所以，君臣的地位顛倒，就因為權勢下落。大臣得勢一整年，臣雖不忠，君主也不能奪；兒子得勢一整年，子雖不孝，父親也不能制服。所以《春秋》記事，臣有殺君的，子有殺父的。所以說：堂上可以比百里還遠，堂下可以比千里還遠，門庭可以比萬里還遠。現在，步行一天，一百里地之內的情況就知道了，堂上有事，過十天君主還不知道，這就叫作比一百里還遠了；步行十天，可以了解一千里地的情況，堂下有事，過一月君主還不知道，這就叫比一千里還遠了；步行百天，可以了解一萬里地的情況，門庭有事，過一年君主還不知道，這就叫作比一萬里還遠了。所以，情況進而不出，叫作“滅”；情況出而不進，叫作“絕”；情況報上去而不能達到君主，叫作“侵”；情況下達而中途停止，叫作“壅”。有了滅、絕、侵、墮問題的國君，並不是杜絕或封守了他的門戶，而是政令有所不能推進的原故。所以說：政令重於寶物，政權先於至親，法度重於人民，威權重於爵祿。所以，不可為重寶而看輕政令，不可為至親而把國家政權放在後面，不能為愛民而歪曲法律，不能為爵祿而分讓權威。所以說：權勢是不能給予他人的。
　
政，就是“正”。所謂正，是用來正確確定萬物之命的。因此，聖人總是精修德性，確定中道以培植這個“正”字，宣揚這個“正”字來治理國家。所以，“正”，是用來制止過頭而補不及的。過與不及都不是正。不正都一樣損害國家。勇而不義損害軍隊，仁而不正損害法度。軍隊失敗，產生於不義；法度的侵蝕，就是產生於不正。說話有雄辯而不務正的，行為有敬懼而不善良的，所以，說話必須合於務正，不苟且強為雄辯；行為必須考慮良善，不苟且保持敬懼。
　
規矩，是矯正方圓的。人雖有巧目利手，也不如粗笨的規矩能矯正方圓。所以，巧人可以造規矩，但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聖人能制定法度，但不能廢法度而治國家。所以，雖有明徹的智慧、高尚的品德，違背法度而治國，就等於廢除規矩來矯正方圓一樣。
　
有一種說法：人君的威嚴，不是因為他的德行特別能比一切人都好，而因為他是人君，因而人們尊崇他，並不敢計較他德行的高低。因為他有殺和生的大權，比司命之神還厲害；他還有使人貧富，並使之互相供養的大權；還有使人貴賤，並使之互相服從的大權。君主就是掌握這六項許可權來統治臣下，臣下也看此六者來事奉君主，君臣的結合，便靠這六者為媒介。這六者掌握在大臣手裡一年，臣雖不忠，君主也不能奪；在太子手裡一年，子雖不孝，父親也不能奪。所以《春秋》記事，有臣殺君的，有子殺父的，就因為得此六者而君父還不知道的原故。六項許可權落在臣下手裡，君主就受蒙蔽了。君主受蒙蔽，就是失其政令。所以說：令入而不出叫作“蔽”，令出而不入叫作“壅”，令出而不行叫作“牽”，令入而不能到達君主叫作“瑕”。有了牽、瑕、蔽、壅問題的君主，不是誰敢杜絕和封守他的門戶，而是令不能行的原故。這種情況之所以出現，是因為賢人不來而忠臣不用。所以，君主對於令不可以不慎重。令，是君主的大寶。
　
有一種說法：賢人不來叫作“蔽”，忠臣不用叫作“塞”，令而不行叫作“障”，禁而不止叫作“逆”。有了蔽、塞、障、逆問題的君主，並不是因為誰敢杜絕和關閉他的門戶，而是賢人不來，令不能行的原故。
　
凡人民趨從君主，不是趨從他口裡說的什麼話，而是趨從他性情之所好。君主好勇則人民輕死，君主好仁則人民輕財，所以說上面喜愛什麼，下面就一定愛好什麼，而且更厲害。由此，明君知道人民一定是以君主為出發點的，所以要確立法制以自己治理自己，樹立禮儀以自己規正自己。所以，上面不以身作則，下面就不會服從，如人們不肯服從法令，不肯死於制度，國家就一定要亂了。所以。有道的君主，行法令、修制度，總是先於人民躬行實踐的。
　
凡評定人物都有要領：驕傲的人，沒有偉大人物。驕傲，就是自滿；自滿，就是空虛。行事有了自滿與空虛，事情就被限制。驕傲，是渺小的。凡評價人物而違背古道的，沒有高士。既不知古道而輕易作出論斷的，沒有智士。德行未成於自身而違背古道的，是卑人。事業無根底，遇機會就簡棄其業的，是愚人。獵取虛名的人，沒有賢士；獵取貨利的君主，沒有成王業的君主。賢人立身行事，不想到要出名；成王業的君主行道，也不計較成敗。賢人行事，成王業的君主行道，都是自己想停下來也不可能的。
　
明君以公治國統一人民來對待當世，忠臣以直道求進來表明他的才能。明君不肯私授爵祿給所愛的人，忠臣不冒充有能來獵取爵祿。君主不以私對國，大臣不冒充有能，能夠這樣做的，雖不能大治，也合於規正人民的準則。當前，任用冒充有能的大臣，事奉以私對國的君主，這樣而能完成功業的，從古至今都不會有。冒充有能的人是容易識破的。我想了想先王的情況，舜有天下的時候，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治獄的官，后稷為農業的官；這四人都是天下的賢人，還僅只各精一事服務於君主。現在冒充有能的人，做事當官，都是身兼四賢的職責。由此看來，功業之不成，也就容易理解了。所以，那些對高爵重祿無不接受，對勢利官大無不樂從的人，用這些為君主服務，就是所謂冒充有能、纂取財利的大臣。世上沒有以公治國的君主，就沒有以直道求進的士人；沒有識別賢能的君主，就沒有成就功業的大臣。從前三代的授受天下，哪有第二個天下可供營私的呢？
　
勞民與傷財，莫過於用兵；危國與傷君，也沒有比用兵更快的。這四者之為害是很明顯的，但古往今來都不能廢除。兵當廢而不廢，是錯誤的；兵不當廢而廢之，也是錯誤的。這兩者之為害於國家，都是一樣。黃帝、唐堯、虞舜的盛世，資有天下，權操於一人，這時，兵備都沒有廢除，現今，德行不及上述三帝，天下又不太平，而求廢除兵備，不是太難了么？所以，英明的君主懂得應該專務什麼，防患什麼。國治而人民注意積蓄，這就是所謂專務的事；動靜失宜，這就是所要防患的。因此，明君總是審慎對待所專務的事，而防其所患。
　
猛毅的君主，不免於外患；懦弱的君主，不免於內亂。猛毅的君主輕於殺人，輕殺的流弊，就是使行正道者不安全。行正道者不安全，有才能之臣就要出亡國外。這些智者知道我們的虛實，為敵國謀取我們，外患就從此到來了。所以說：猛毅的君主不免於外患。懦弱的君主姑借刑殺，姑惜刑殺的錯誤，就是使行邪道者不改正；行邪道者久而不改，群臣就結黨營私；群臣結黨營私，就隱君之善而揚君之惡；隱善揚惡，內亂就從此發生了。所以說：懦弱的君主，不免於內亂。
　
明君不為至親危害他的國家政權，關懷國家政權甚於關懷至親；不為個人私慾改變法令，尊重法令甚於尊重人君；不為重寶分讓權力，看重權力甚於看重寶物；不為愛民削弱法度，愛法更甚於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