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聖

譯文

《徵聖》是《文心雕龍》的第二篇。“徵聖”就是以儒家聖人從事著作的態度為證驗，說明儒家聖人的著作值得學習。

全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聖人著作可徵驗的內容。劉勰舉出三個方面：一是政治教化，二是事跡功業，三是個人修養。根據聖人重文的這三個方面，他認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是寫作的金科玉律。劉勰對儒家聖人著作的這種總結，一是強調文學為封建政教服務的必要，一是為反對六朝空騁其華的形式主義文風製造理論根據。

第二部分論聖人著作可徵驗的寫作特點。劉勰認為，由於聖人能掌握自然之道，所以，對文章的繁、略、隱、顯，能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而作適當處理。因此，他說這方面“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

第三部分由“徵聖”過渡到“宗經”，強調在華實並重上“徵聖立言”。劉勰認為“銜華佩實”是聖人著作的突出優點，這也是他論文的一條基本原則。

劉勰的文學評論，一切以儒家聖人為依據，這給他的文學觀點帶來很大局限。但從本篇的具體論述可以看出，劉勰善於吸取儒家著作中的某些論點，根據自己的體會和當時文壇上的實際情況，而加以總結和發揮，因而構成了有一定歷史意義的理論體系。

（一）
所謂“聖”，就是能夠獨立創造的人；所謂“明”，就是能夠繼承闡發聖人學說的人。用述作來培養人的性情，古代聖賢在這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孔子的學生說：“孔子的著作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說，在這些著作里，是表達了孔子的某些意見或主張的。古代聖王的教訓，在古書上記載著；孔子的言行，都充分表現在他的教導人的言論里。所以，對較遠的，孔子稱讚過唐堯之世，說那時的文化興盛煥發；對較近的，他讚美過周代，說那時的文化豐富多采，值得效法。這些都是政治教化方面以文為貴的例證。春秋時鄭國攻入陳國，在對待晉國的責問中，鄭國子產因為善於辭令而立下功勞。宋國曾用最隆重的宴會招待賓客，由於談話富有文采，孔子特使弟子記錄下來。這些都是事業方面以文為貴的例證。孔子讚揚子產，說他不僅能用語言來很好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而且還能用文采把語言修飾得很漂亮。孔子談到一般有才德的人時，就說情感應該真實，文辭應該巧妙。這些都是個人修養方面以文為貴的例證。由此可見，思想要充實而語言要有文采，情感要真誠而文辭要巧妙：這就是寫作的基本法則。

（二）
聖人能夠全面考察自然萬物，並深入到其中精深奧妙的地方去；這樣才能寫成堪稱楷模的文章，其表達的思想也才能與客觀事物相吻合。聖人的著作有時用較少的語言來表達其主要思想，有時用較多的文辭來詳盡地抒發情意；有時用明白的道理來建立文章的主體，有時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顯示文章的作用。如像《春秋》就常用極少的文字來讚揚或批評，《禮記》里常用輕的喪服來概括重的喪服：這就是用較少的語言來表達主要思想的例子。又如《詩經·豳風·七月》是用許多章句聯結成篇的，《禮記·儒行》也常用複雜的敘述和豐富的辭句：這就是用較多的文辭來詳盡地抒發情意的例子。此外，有的文章講得像《夬》卦所說的那樣決斷乾脆，有的文章寫得像《離》卦所說的那樣清楚透徹：這就是用明白的道理來建立文章主體的例子。還有《周易》中的四種卦象，道理精深，意義曲折；《春秋》所運用的五種記事條例，也常是文辭微妙，意義宛轉：這就是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顯示文章作用的例子。根據上述可知：各種文章在表現手法上，有洋與略、隱與顯的區別；所以寫文章時，或壓縮、或加詳，要隨不同的時機而定；寫作上的千變萬化，要適應不同的具體情況。所有這些，如果以周公、孔子的文章做標準，那么在寫作上就算找到老師了。

（三）
所以劉向談論文章，一定要以聖人作標準來檢驗；匡衡上書勸學，一定要以經書為根據。《周易·繫辭》說：“辨明事物並給以恰當的說明，有了明確的辭句就可以充分表達了。”《尚書·畢命》說：“文辭應該抓住要點，不應該一味追求奇異。”由此可見，必須有恰當的說明才能表達出文章的論點，必須抓住要點才能安排好文章的辭采。倘能這樣安排文辭，就能避免單純追求奇異的毛病；這樣建立起來的論點，也就能得到辭句明確的益處了。那么即使內容精深曲折，但不會影響到它說明的恰當；雖然文辭微妙宛轉，但不會妨害它能抓住要點。文章要抓住要點和辭句寫得微妙並無矛盾，說明的恰當和內容的精深也可同時並存。這些情形，在聖人的文章里都可以看到。顏闔說：“孔子好比在已有自然文采的羽毛上再加裝飾似的，只追求華麗的辭藻。”雖然顏闔想藉此來指責聖人，但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因為聖人的文章是既雅正又華麗，本來就是兼有動人的文采和充實的內容的。自然之道本來是不易弄懂的，尚且有人去鑽研它；文章是顯而易見的東西，為什麼不好好加以思考呢？如果能根據聖人的著作來進行寫作，那么寫成的文章就接近於成功了。

（四）
總之，只有聖人能懂得精妙的道理，因為他們具有特出的聰明才智。他們把精妙的道理寫成文章，以自己靈秀的氣質構成文采。他們的見解有如日月之明，他們的辭藻就像高山大海那樣豐富。古代聖人雖成過去，但他們的精神卻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