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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聖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為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文辭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舉禮:此事跡貴文之徵也。褒美子產,則雲“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雲“情慾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

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決斷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適會,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

是以論文必征於聖,窺聖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雲“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為∶“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訾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贊曰∶

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為文,秀氣成采。

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譯文

《徵聖》是《文心雕龍》的第二篇。“徵聖”就是以儒家聖人從事著作的態度為證驗,說明儒家聖人的著作值得學習。

全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聖人著作可徵驗的內容。劉勰舉出三個方面:一是政治教化,二是事跡功業,三是個人修養。根據聖人重文的這三個方面,他認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是寫作的金科玉律。劉勰對儒家聖人著作的這種總結,一是強調文學為封建政教服務的必要,一是為反對六朝空騁其華的形式主義文風製造理論根據。

第二部分論聖人著作可徵驗的寫作特點。劉勰認為,由於聖人能掌握自然之道,所以,對文章的繁、略、隱、顯,能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而作適當處理。因此,他說這方面“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

第三部分由“徵聖”過渡到“宗經”,強調在華實並重上“徵聖立言”。劉勰認為“銜華佩實”是聖人著作的突出優點,這也是他論文的一條基本原則。

劉勰的文學評論,一切以儒家聖人為依據,這給他的文學觀點帶來很大局限。但從本篇的具體論述可以看出,劉勰善於吸取儒家著作中的某些論點,根據自己的體會和當時文壇上的實際情況,而加以總結和發揮,因而構成了有一定歷史意義的理論體系。

(一)
所謂“聖”,就是能夠獨立創造的人;所謂“明”,就是能夠繼承闡發聖人學說的人。用述作來培養人的性情,古代聖賢在這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孔子的學生說:“孔子的著作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說,在這些著作里,是表達了孔子的某些意見或主張的。古代聖王的教訓,在古書上記載著;孔子的言行,都充分表現在他的教導人的言論里。所以,對較遠的,孔子稱讚過唐堯之世,說那時的文化興盛煥發;對較近的,他讚美過周代,說那時的文化豐富多采,值得效法。這些都是政治教化方面以文為貴的例證。春秋時鄭國攻入陳國,在對待晉國的責問中,鄭國子產因為善於辭令而立下功勞。宋國曾用最隆重的宴會招待賓客,由於談話富有文采,孔子特使弟子記錄下來。這些都是事業方面以文為貴的例證。孔子讚揚子產,說他不僅能用語言來很好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而且還能用文采把語言修飾得很漂亮。孔子談到一般有才德的人時,就說情感應該真實,文辭應該巧妙。這些都是個人修養方面以文為貴的例證。由此可見,思想要充實而語言要有文采,情感要真誠而文辭要巧妙:這就是寫作的基本法則。

(二)
聖人能夠全面考察自然萬物,並深入到其中精深奧妙的地方去;這樣才能寫成堪稱楷模的文章,其表達的思想也才能與客觀事物相吻合。聖人的著作有時用較少的語言來表達其主要思想,有時用較多的文辭來詳盡地抒發情意;有時用明白的道理來建立文章的主體,有時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顯示文章的作用。如像《春秋》就常用極少的文字來讚揚或批評,《禮記》里常用輕的喪服來概括重的喪服:這就是用較少的語言來表達主要思想的例子。又如《詩經·豳風·七月》是用許多章句聯結成篇的,《禮記·儒行》也常用複雜的敘述和豐富的辭句:這就是用較多的文辭來詳盡地抒發情意的例子。此外,有的文章講得像《夬》卦所說的那樣決斷乾脆,有的文章寫得像《離》卦所說的那樣清楚透徹:這就是用明白的道理來建立文章主體的例子。還有《周易》中的四種卦象,道理精深,意義曲折;《春秋》所運用的五種記事條例,也常是文辭微妙,意義宛轉:這就是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顯示文章作用的例子。根據上述可知:各種文章在表現手法上,有洋與略、隱與顯的區別;所以寫文章時,或壓縮、或加詳,要隨不同的時機而定;寫作上的千變萬化,要適應不同的具體情況。所有這些,如果以周公、孔子的文章做標準,那么在寫作上就算找到老師了。

(三)
所以劉向談論文章,一定要以聖人作標準來檢驗;匡衡上書勸學,一定要以經書為根據。《周易·繫辭》說:“辨明事物並給以恰當的說明,有了明確的辭句就可以充分表達了。”《尚書·畢命》說:“文辭應該抓住要點,不應該一味追求奇異。”由此可見,必須有恰當的說明才能表達出文章的論點,必須抓住要點才能安排好文章的辭采。倘能這樣安排文辭,就能避免單純追求奇異的毛病;這樣建立起來的論點,也就能得到辭句明確的益處了。那么即使內容精深曲折,但不會影響到它說明的恰當;雖然文辭微妙宛轉,但不會妨害它能抓住要點。文章要抓住要點和辭句寫得微妙並無矛盾,說明的恰當和內容的精深也可同時並存。這些情形,在聖人的文章里都可以看到。顏闔說:“孔子好比在已有自然文采的羽毛上再加裝飾似的,只追求華麗的辭藻。”雖然顏闔想藉此來指責聖人,但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因為聖人的文章是既雅正又華麗,本來就是兼有動人的文采和充實的內容的。自然之道本來是不易弄懂的,尚且有人去鑽研它;文章是顯而易見的東西,為什麼不好好加以思考呢?如果能根據聖人的著作來進行寫作,那么寫成的文章就接近於成功了。

(四)
總之,只有聖人能懂得精妙的道理,因為他們具有特出的聰明才智。他們把精妙的道理寫成文章,以自己靈秀的氣質構成文采。他們的見解有如日月之明,他們的辭藻就像高山大海那樣豐富。古代聖人雖成過去,但他們的精神卻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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