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字
作者：劉勰
夫文爻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型，總異音。《周禮》保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為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
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八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雲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撰篇。及宣平二帝，徵集國小，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頡》，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國小，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國小轉疏，復文隱訓，臧否亦半。
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群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
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史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詁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復，妍媸異體。心既托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
是以綴字屬篇，必須揀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復。詭異者，字型瑰怪者也。曹攄詩稱∶“豈不願斯游，褊心惡凶呶。”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鹹用，施於常文，則齟齬為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單復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疏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黕而篇暗。善酌字者，參伍單復，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
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似”，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雲“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已用“淮雨”；元長作序，亦用“別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贊曰∶
篆隸相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媸異分。
字靡易流，文阻難運。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譯文
《練字》是《文心雕龍》的第三十九篇，探討寫作中如何用字的問題。劉勰正確地認識到，文字是語言的符號，是構成文章的基礎；所以，如何用字，是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問題。本篇所論，正以詩賦等文學作品為主，而不是泛論一般的用字問題。但本篇只論用字，不是全面論述文學語言問題，還須結合《章句》、《麗辭》、《比興》、《誇飾》、《物色》等有關篇章的論述，才能了解到劉勰對文學語言的全面意見。
本篇有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講文字的起源、變化，以及漢魏以來的運用情形，最後總結出一點可貴的認識：“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這種對“難”和“易”的觀點，反對用古字怪字的態度，顯然是辯證的、可取的。第二部分強調要善於用字，必須兼通古今興廢之變；提出了“心既托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的著名論點，扼要說明了語言文字和思想感情的關係。第三部分講用字要注意的四點：一是不用怪字，二是不堆砌偏旁相同的字，三是衡量同字重複有無必要，四是筆畫繁簡的字要調配使用。這四點是針對當時創作中存在的問題而發的，有的現在看來已毫無意義。第四部分講用字要“依義棄奇”，對古書傳抄之誤應慎重對待。
本篇所論，多屬形式技巧問題，雖也論及語言文字是表達思想的符號或工具，卻未由此出發來論述如何用字以表達思想。但本篇反對用古字怪字，強調“依義棄奇”等，在當時是頗有必要的；特別是主張用字以“世所同曉”為準，說明劉勰並非在一切問題上是古非今，而無論崇古與尚今，都主要是從文學創作的實際效果出發的。
（一）
文字的形成，改變了上古結繩記事的辦法，鳥獸足跡的辨明，啟發了文字的創造。文字是表現語言的符號，構成文章的基礎。相傳倉頡創造了文字，使得鬼驚夜哭，谷飛如雨；黃帝使用了文字，百官得以治理、萬民得以明察。前代帝王為了傳布聲威教化，所用文字必須統一；帝王派出使者，到各地蒐集習俗不同的語言，就是為了統一字形和字音。《周禮·地官》中講到，周代有保氏掌管教授文字。秦始皇燒毀古代典籍之後，便以官吏為老師；於是經李斯整理籀書而產生了秦代的小篆，程邈創造出隸書又廢棄了篆書。到漢初創建各種法律時，明明寫上有關文字的法令：太史官對幼年學生，要考試六種字型；官吏和百姓向皇帝上書，寫錯了字要彈劾檢舉。所以，西漢石建的上書中，“馬”字寫漏一筆，便害怕將獲得死罪；雖說石建的性情比較謹慎，也和當時對文字的重視有關。在漢武帝時期，司馬相如編寫了《凡將篇》。到宣帝和平帝時期，曾徵召精通文字的人材：張敞因能正定古字而傳授文字學，揚雄編輯了解釋奇字的《訓纂篇》。他們都精通《爾雅》、《倉頡》，全面掌握了文字的音義。當時的辭賦大家，無不通曉文字學。加之他們的作品大都是描寫京都苑囿，常用假借字來狀貌形聲，因此，西漢時期擅長文字學的作家，大都好用奇文異字。這並非他們特意要標新立異，而是當時的作家都通曉難字。到了東漢，人們對文字學的研究較差，因而複雜深奧的字義，大都無人理解。及至曹魏時期的創作，用字有了一定的法度，回頭再看漢人作品，反而有了障礙，難以讀懂。所以，陳思王曹植說：“揚雄、司馬相如的作品，意義幽深，讀者未經老師傳授就不能解釋其辭句，沒有廣博的學識就難以理解它的內容。”這豈止是讀者的才力不足，也由於它的文字實在深奧。自從晉代以後，用字大都講求簡明易懂，當時都習慣於簡易，誰還採用難字？現在的作品，有一個怪異的字，很多句子都要受到影響；如果有三個人都不認識，那就將會成為字妖了。後代讀者大部認識的字，雖是難字也不難了；大家已共同廢棄不用的字，雖然不難也成為難字了。創作中或取或舍，這是不可不注意的。
（二）
《爾雅》這部書，是孔子的門徒所編纂的，它和《詩經》、《尚書》有著密切的聯繫；《倉頡》這部書，是李斯編輯的，由《史籀篇》脫胎而成。《爾雅》用以解釋古字古義，《倉頡》用以匯集奇文異字：兩種書的作用相輔相成，就如人體左右肩或左右腿的相互配合。一個作者兼通古字而又知新義，也就可以進行寫作了。至於字義的古今有別，後世普遍運用或廢棄不用，以及字形繁簡的配合等，都會形成優劣不同的作品。作者的思想既然寄託於有聲的語言，語言又藉助於有形的文字來表達，則誦其聲，就看音節是否協調，觀其文，就看文字是否運用得當了。
（三）
因此，進行寫作，必須對文字加以選擇組合：第一要避免詭異，第二要減少聯邊，第三要權衡重出，第四要調節單復。所謂“詭異”，就是奇形怪狀的字。如曹攄的詩中說：“豈是不願意這次行游，只是我狹小的心胸憎惡那吵吵嚷嚷的訩呶。”“訩呶”兩個怪字，就使美好的詩篇大受污損，何況超過二字，還能成為可觀的作品嗎？所謂“聯邊”，就是偏旁相同的字。描繪山川的形貌，自然古今作品都用聯邊字，但用於其他文章，就很不相稱而成了瑕病；如果無法避免，可以連用三字，但三字以上，那就像編字典了。所謂“重出”，就是相同的字重複出現。《詩經》和《楚辭》都能恰當地重複一些字句，近代創作卻忌諱同字的重複；但如果兩個字都很必要，就寧可犯忌也要運用。所以，善於寫文章的人，雖可寫到萬篇之多，有時卻感到一字之缺；並不是沒有這個字，而是避免重複有困難。所謂“單復”，就是字形的繁簡。字形簡略的字積累成句，就顯得稀稀拉拉，行列單薄；筆畫繁多的字積聚成文，就顯得一片漆黑，篇體無光。善於用字的作者，繁簡字型交錯配合，就能圓轉如珠了。以上四條，雖然不一定每篇文章都有，但總的體例是不能沒有的；如果遇到這些情形而不明白，就算不得精通練字了。
（四）
至於儒家經典的內容深刻隱晦，各種著述浩瀚繁富，加以簡帛的被蛀或破裂，經多次抄寫而改變原字，有的因字音相近而誤，有的因字形相似而錯。如子思的弟子孟仲子，把《詩經》中的“於穆不已”說成“於穆不似”，這就是字音相近造成的錯誤；晉國歷史所記載的“己亥渡河”，被衛人讀為“三豕渡河”，這就是字形相似造成的錯誤。《尚書大傳》中有“別風淮雨”的說法，《帝王世紀》則說“列風淫雨”。“別”與“列”、“淮”與“淫”，就是文字相似而於不知不覺中改變的。“淫”和“列”的字義妥當但不奇特，“淮”、“別”二字於理不合卻很新奇。東漢傅毅在《北海王誄》中已用過“淮雨”二字，南齊王融在《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中，又用到“別風”二字。由此可見，愛好奇特的心情，古今都是一樣的。但對待歷史上缺疑的字，聖人是很慎重的；若能本於正確意義而拋棄好奇的念頭，就可以定正文字了。
（五）
總之，篆書和隸書依次熔煉，《倉頡》和《爾雅》對文字做了全面的解釋。從古到今的作者，由於運用文字的不同，其效果就美醜各異。用字為世所同曉便容易流傳，為時所共廢便難以運行。文字把思想表達得明白而精確，就能文采飛揚而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