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記

作者：劉勰

譯文

《書記》是《文心雕龍》的第二十五篇，文體論的最後一篇。本篇除對書牘和箋記做了重點論述外，還對各種政務中運用的雜文，共六類二十四種，都做了簡要說明。劉勰認為：“文辭鄙俚，莫過於諺。”這種鄙俗的民間諺語，尚為古代聖賢所重視，並採用於經書之中，則其他文辭，“豈可忽哉”！這也是劉勰要全面論述各種雜文的說明。

本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論書牘，說明書的含義、起源、魏晉以前書信的寫作和運用情況，最後論書信寫作的基本特點。第二部分論奏記和奏箋。劉勰認為對三公用奏記，對郡守用奏箋，這是就其大致情況而言。奏記和奏箋的區別，在當時並不是很嚴格的。箋記與書表也頗相近，劉勰在這部分的最後，簡要說明了它們的異同。第三部分論二十四種雜文。主要是逐條解說各種名稱的含義，偶舉具體作品加以證明。最後強調這些文辭於己於國的重要，希望文人不要忽視。

本篇以書信為重點，其中評及的部分名篇，如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等，在文學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值得注意的是，劉勰所肯定的作品中，不僅《與山巨源絕交書》有“每非湯、武而薄周、孔”的離經叛道之論，劉勰仍評以“志高而文偉”；楊惲的《報會宗書》，更是作者橫遭腰斬之禍的主要罪證，劉勰也稱讚它是“志氣盤桓，各含殊采”的好作品之一。本篇所論各種雜文，雖然沒有多大意義，但其中對民間諺語也有一定肯定，認為聖賢不廢，值得注意。此外，如主張書信要“散鬱陶，托風采”；所有書記的寫作，都是“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所以，披沙簡金，其中還是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見的。

（一）
大舜曾說：“書寫以記載過錯。”因為書是用以記載時事的。凡是古代聖賢的言辭，都總稱為書；書的作用，主要就是用來記言的。揚雄就說：“言，是人的內心發出的聲音；書，則是表達心思的符號。發出聲音，寫成文字，君子與小人的不同就表現出來了。”所以，書就是舒展的意思。把言辭舒展散布開，寫在簡板之上，就成了書；《周易·繫辭》用《夬卦》來象徵書契，就是取文字以明確斷決為貴的意思。夏、商、周三代的政務不多，書面的檔案也很少套用。到了春秋時期，諸侯之間聘問頻繁，持書往來的使者很多：如秦國大夫繞朝贈策書給晉國大夫士會，鄭國大夫子家派使臣送信給晉國大夫趙盾，楚國的屈巫從晉國送信給楚公子側，鄭國大夫子產寄信勸告晉國的士匄。仔細讀這四封書信，其辭就像在相對面談。又如滕文公死後，魯國大夫叔弓為使者到滕國送弔書。由此可見，春秋時期的外交使節，大都已經攜帶書面檔案了。到戰國時的獻書，多用奇麗的文字組成。漢以後的書札，文辭氣度紛紜複雜。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東方朔的《與公孫弘書》、楊惲的《報會宗書》、揚雄的《答劉歆書》等，寫得志氣宏大，各有異采；都是組織辭采於尺素之上，字裡行間蕩漾著方寸之心。到東漢時期的書記，則以崔瑗寫得最好。三國時的阮瑀，曹丕稱其“書記翩翩”；魏文帝蒐集孔融的遺作，即使半片竹簡也要收錄；應璩愛好綴集時事，很注意書記的寫作：但這已是較差的作者。魏末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就是志氣高大、文辭宏偉的作品了。西晉趙至的《與嵇茂齊書》，是年輕人的心情激切之作。至於西漢陳遵，他口授下屬作書，數百封信，各有不同用意；漢末禰衡代黃祖寫信，該親該疏，各得其當：這兩位又是作書的偏才了。仔細總結書這種體制，本在於把話說透徹，是用以舒散鬱積的心情，表達美好的言行；因此，應該條理暢達而放任志氣，從容不迫而悅其胸懷。能夠條理暢達和從容不迫，就有效地發揮相互贈答、交流思想的作用了。

（二）
至於尊貴有別，就須嚴肅地合於禮儀。戰國以前，君臣上下都用書；到秦漢時期確立儀法，臣下對帝王開始用表奏；在諸侯王國中，也稱“奏書”；如西漢張敞對膠東王太后的奏書，其意義是美好的。到了東漢，逐漸有了名位等級的不同：對三公上書稱“奏記”，對郡守上書稱“奏箋”。“記”是言志，就是對上表達自己的情志。“箋”就是表，就是表明自己的情志。東漢崔寔給大將軍梁冀的奏記，則是崇尚謙讓的好作品了；黃香給江夏太守的奏箋，就是嚴肅恭敬的遺範了。漢末劉楨的箋記，寫得華麗而有益於規勸，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沒有論及他的箋記，因而一般人都不知道；如拋開名稱而看實質，劉楨的箋記更美於他的詩篇。三國時劉廙的《上疏謝徙署丞相倉曹屬》，所用比喻極為確切；陸機自辯其枉罪的表箋，說理周密而文辭巧妙：這可算是箋表的佳作了。查箋記的格式，上和表奏接近，下與書記相似；要像表奏那樣恭敬，但沒有畏懼的表示；可以像書札那樣從簡，但不能表現得傲慢無禮。用清麗的文筆以施展其才能，借光華的盛采以加強其感人的力量：這就是箋記的基本特點。

（三）
書記的內容十分廣大，它包括各種各樣的事體。筆札的名目更為繁雜，古今門類甚多。關於總領百姓事務的，則有譜、籍、簿、錄；關於醫藥、曆法和星象占卜的，則有方、術、占、試；關於申明法令和講兵法的，則有律、令、法、制；關於朝廷和商業方面講求憑信的，則有符、契、券、疏；關於各種官吏之間詢問事情的，則有關、刺、解、牒；關於百姓表達情志的，則有狀、列、辭、諺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從內心出發來敘述事理，在筆札上寫下言辭；雖然是各種文辭的下品，卻是處理政事的要務。
所謂“譜”，就是普。編著世代相承的統系，必須完整普遍，漢代鄭玄為《詩經》編的《詩譜》，就是取這個意思。
所謂“籍”，就是借。古代每年借用百姓的勞力，要記在簡板上；《左傳》中所說“司晉之典籍”，就指此事。
所謂“簿”，就是圃。和各種草木分別種植於園圃一樣，有關文案也是分類匯集在文簿裡面。漢代的張湯、李廣，都曾被官吏按簿問罪，就是為了辨別真偽。
所謂“錄”，就是領。如記載古史的《世本》，就是編成簡策，總的記錄諸侯大夫的戶籍，所以叫做“錄”。
所謂“方”，就是隅。用醫藥治病，各有主治之疾，用藥的人也專精某個方面，所以稱用藥之術為“方”。
所謂“術”，就是路。要用最精的技術推算，道路才看得清楚；《九章算術》積聚了數學的精妙，所以稱之為“術”。淮南王劉安的《萬畢術》，也是這方面的著作。
所謂“占”，就是覘。根據星辰的變化來占驗往來升降的吉凶，要通過觀察才能看清；古人是登上觀台進行觀察而書寫雲物氣色的變化，所以叫做“占”。
所謂“式”，就是則。天地之間陰陽五行的消長盛衰，雖然變化無常，但考察其變化是有一定法則的。
所謂“律”，就是中。樂律由黃鐘起調，五聲都據以正音。用法律來治理百姓，根據周代所制八法就能處理公平。用“律”這個名稱，就是取公平中正之意。
所謂“令”，就是命。發出命令，申明禁戒，有如從天而降。管仲說下令如流水，意思是使百姓順從。
所謂“法”，就是象。軍事上的謀略沒有一定，但戰術的奇正有一定的兵法，所以稱之為“法”。
所謂“制”，就是裁。由上而下貫徹執行，猶如工匠依照規矩製造器具。
所謂“符”，就是孚。為了防上徵聘召集的虛偽，就依靠出自內心的誠信。夏、商、周三代用玉制的信物，漢代用銅虎和竹箭代替，魏晉以後從簡，就改用書翰了。
所謂“契”，就是結。上古時期的人很質樸，以結繩為契約；至今羌人胡人驗數，以及商販記錢的辦法，大概就是古代結繩為契的遺風吧。
所謂“券”，就是束。明確的約束，是為了防止虛偽。剖開約券上的文字各執一半，所以周代稱為“判書”。古代還有丹書鐵券，用以確保信誓。漢代王褒的《僮約》，可說是約券的楷模了。
所謂“疏”，就是布。布置陳列事物，只是摘要寫明其大意，所以對短小的字據叫做“疏”。
所謂“關”，就是閉。進出都要經過門，關閉就必須慎重。各種事務決定於當時的政局，政局的順利或阻塞是應該詳細了解的。《韓非子》中曾說：“公孫亶回雖然是聖明之相，卻起於地方官吏。”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所謂“刺”，就是達。《詩經》的作者寫詩以諷刺統治者，《周禮》中說斷獄要向三種人逐一詢問。這種依次到達的方式，就像用針的刺通到底。
所謂“解”，就是釋。解釋凝結積滯的問題，證驗有關之事加以核對。
所謂“牒”，就是葉。用短小的竹簡編成碟，就像樹枝上的樹葉；漢代路溫舒截斷蒲葉編成牒，就是這種事例。議論政事尚未作出決定，便用簡短的牒文相商議。牒文中更為細密的一種叫做“簽”。所謂“簽”，就是細密的意思。
所謂“狀”，就是貌：描述其本原，採取其事實。古代賢人死後，要給他追贈諡號，同時寫一篇死者生平事跡的行狀，這是較重要的一種狀文。
所謂“列”，就是陳。把有關內容一一列舉陳述出來，問題就顯而易見了。
所謂“辭”，就是口頭上的言辭，由自己轉達給他人。《左傳》中說，鄭國於產善於言辭，諸侯都全靠它，可見言辭是不可沒有的。
所謂“諺”，就是直質的話。喪弔父母的話不能有文采，所以弔辭也叫“諺”。民間的諺語，也是有實無華的。春秋時鄒穆公說的“口袋雖漏仍在其中”，就是這類話了。《尚書·牧誓》中說，“古人有言，母雞不司晨。”《詩經·大雅》說：“人亦有言，因憂而老。”這都是古代遺留下來的諺語，《詩經》、《尚書》所引用過的。至於陳琳在《諫何進召外兵》中說的“掩目捕雀”，潘岳在哀弔之作中用的“掌珠”、“伉儷”等，都是引用民間俗語寫成的。文辭的鄙俗，沒有超過諺語的了，可是古代聖賢在《詩經》、《尚書》中，也採為言談，何況不如諺語鄙俗的種種書記，豈能忽視呢！
上述六類各四條，都包括在書記之中：其中有的本是相通的，但文意各不相同；有的完全用質樸之辭，有的則雜以文采。應根據情況的不同來確定體制，而以精當簡要為貴。意思缺少一字就會不全面，一句之中多一個不必要的字也有防害。這都是各級官吏必須實行的，而為追求浮華藻飾的作者所忽略。但有的作者其才氣雖為巨著之冠，卻常常疏於書札小文，這就如善於相馬的九方堙，雖能識別千里駿馬，卻不能辨別馬的毛色和雌雄。文辭不僅可以美化作者自身，也是一個國家的光彩；因此，文壇之土，應該考慮從事實務。

（四）
總之，文章的各種支流，都容納在筆札之中。有的要馳騁文采，有的則運用樸質。優秀的書札使作者聲名顯揚於萬古，影響很快就傳遍千里。眾多紛雜的政務，就靠書記得以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