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說

作者：劉勰

譯文

《論說》是《文心雕龍》的第十八篇。“論”與“說”在後代文體中總稱為“論說文”。本篇所講“論”與“說”也有其共同之處，都是闡明某種道理或主張，但卻是兩種有區別的文體：“論”是論理，重在用嚴密的理論來判辨是非，大多是論證抽象的道理；“說”是使人悅服，除了古代常用口頭上的陳說外，多是針對緊迫的現實問題，用具體的利害關係或生動形象的比喻來說服對方。後世的論說文，基本上是這兩種文體共同特點的發展。

本篇分兩大部分：前兩段講“論”，後兩段講“說”。第一段說明“論”的概念、類別及其從先秦到魏晉時期的發展概況；第二段講“論”的基本要求，附論注釋文和“論體”的同異。把注釋一概歸入論體，是很勉強的，不過古代某些經傳既獨立成書，也表達了著者系統的學術見解，和一般學術論著有一定的共同之處；第三段講“說”的含義和發展概況；第四段講“說”的基本要求。

劉勰對論、說文的論述，除以“述聖通經”為“論家之正體”，表現了他濃厚的尊儒思想外，在涉及魏晉期間“崇有”、“貴無”之爭時，還搬出了佛教的“般若之絕境”，這並非概念上的偶然借用，而是在“有”與“無”這場大論戰中，作為佛教徒的劉勰對這個重要問題的論斷。這對我們全面研究劉勰的文學思想是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也應看到：劉勰“博通經論”（《梁書·劉勰傳》），對《文心雕龍》全書理論體系的建立是有關的，而對古代論說文的總結，也提出一些可取的意見。如認為議論文要“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提倡能“師心獨見，鋒穎精密”的論文；強調“辨正然否”，反對講歪道理而主張以理服人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以“悅”解“說”，要求“說”必須使人“悅懌”。這既抓住先秦辯論家善用寓言服人的特點，也是漢魏以後的雜說所繼承的精華。劉勰一再肯定“動言中務”、“喻巧而理至”的辯說，對總結和發揚古代“說”體的文學特點，是有一定意義的。

（一）
聖賢闡明永恆道理的著作叫做“經”，解釋經典、說明道理的著作叫做“論”。“論”的意思就是道理；道理正確，就不會違背聖人的意思。從前孔子所講精微的話，他的弟子追記下來，因此謙遜地不稱為“經”，而叫做《論語》。以“論”為名的各種著作，就是從此開始的。在《論語》之前，還沒有以“論”為名的著作；《六韜》中的《霸典文論》和《文師武論》，這兩個篇名大概是後人加上的吧！仔細考察“論”這種文體，其支流是多種多樣的：陳述政事方面的，就和議論文、說理文相合；解釋經典方面的，就和傳文、注釋相近；辨論歷史方面的，就和讚辭、評語一致；評論作品方面的，就和序文、引言同類。所謂“議”，就是說得適宜的話；“說”，就是能動聽服人的話；“傳”，就是轉述老師的話；“注”，主要是進行解釋；“贊”，就是說明意義；“評”，就是提出公正的道理；“序”，就是交代所講事物的次第；“引”，就是對正文的補充說明。這八種名目雖然各不相同，總的來說都是論述道理。所謂“論”，是對各種說法加以綜合研究，從而深入地探討某一道理。所以，莊周的《齊物論》，是用“論”作為篇名；呂不韋的《呂氏春秋》中，很明顯地列有《開春論》、《慎行論》等六論。到了漢代，漢宣帝在石渠閣，漢章帝在白虎觀，前後兩次召集儒生討論五經的異同；根據聖人的意旨來貫通經書中的道理，這是論文作家應該採取的正當文體。至於班彪的《王命論》、嚴尤的《三將軍論》，能夠清楚地陳述感情，並善於借用史論的形式。曹魏掌權的初期，兼用名家和法家的學說，所以當時傅嘏和王粲的論文，能精練地考核名實，推論道理。到了正始初期，仍致力於繼承前代的論文；何晏等人，論述老莊玄學的風氣開始盛行起來。於是老莊思想充斥文壇，而和儒家爭奪思想陣地。細讀傅嘏的《才性論》、王粲的《去伐論》、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夏侯玄的《本無論》、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道德論》等，都是獨出心裁，論點銳利而精密，這些都是當時論文中比較精采的。此外，如李康的《運命論》，在論述命運方面雖然和王充的《論衡》相同，《運命論》的文采卻超過了《論衡》。陸機的《辨亡論》，有意摹仿賈誼的《過秦論》，卻遠遠比不上它；但《辨亡論》也是陸機的好作品了。再如宋岱、郭象等人的論文，能夠敏銳地思考到精微奧妙的深處；王衍、裴頠等人的論文，在“有”或“無”方面進行爭辨：他們都是在當時最突出，而又揚名後世的辯論家。但堅持“有”的人，完全拘泥於形體的作用；注重“無”的人，又死守著無聲無形的虛無之說。他們都是徒然在偏激的理解上鑽牛角尖，而不能求得正確的道理。探索到深奧之理的極點，就只有佛教思想所理解的那種有無不分、無思無欲的最高境界。到東晉時期，各家所談論的，就只有老莊玄學了。這時雖也談到一些新的東西，但大多數是前代話題的繼續。至於張衡的《譏世論》，調子好像開玩笑；孔融的《孝廉論》，只是作一番嘲戲；曹植的《辨道論》，就和抄書相同了。言論不保持正道，這樣的論著還不如不寫。

（二）
考察“論”這種文體，主要是用以把是非辨別清楚。不僅對具體問題進行透徹地研討，並深入追究抽象的道理；要把論述的難點攻破鑽通，深入挖出理論的終極。論著是表達各種思考的工具，用以對萬事萬物進行衡量。所以，道理要講得全面而通達，避免寫得支離破碎；必須做到思想和道理統一，把論點組織嚴密，沒有漏洞；文辭和思想密切結合，使論敵無懈可擊：這就是寫論文的基本要點。因此，寫論文和劈木柴一樣，以正好破開木柴的紋理為貴。如果斧子太銳利，就會超出紋理把木柴砍斷；巧於文辭的人，違反正理而勉強把道理說通，文辭上看起來雖然巧妙，但檢查實際情形，就會發現是虛妄的。只有有才德的人，能用正當的道理來說服天下之人的心意，怎么可以講歪道理呢？至於注釋經典的文字，是把論述分散在注釋中，這種碎雜的注釋雖有別於論文，但會總起來就和論文相同了。不過像秦延君注《尚書·堯典》的“堯典”二字，就用了十多萬字；朱普注《尚書》，用了三十萬言；這就為通達的學者所厭煩，而恥於從事煩瑣的章句之學了。如毛亨的《毛詩詁訓傳》、孔安國的《尚書傳》、鄭玄的《三禮注》、王弼的《周易注》等，其傳注都簡要明暢，這些可算是注經的典範了。

（三）
所謂“說”，就是喜悅；“說”字從“兌”，《周易》中的《兌卦》象徵口舌，所以說話應該令人喜悅。但過分追求討人喜悅，就必然是虛假的；所以，虞舜曾驚震讒言太多。自來善說的人，如商代伊尹用烹調方法來說明如何把殷商治理強大，周初呂望用釣魚的道理來說明怎樣使周代興盛；以及春秋時期鄭國燭之武說服秦國退後，因而解救了鄭國的危亡；魯國的端木賜說服齊國轉攻吳國，因而保存了魯國等：這些都是說辭中較好的。到了戰國時期，七國爭雄，遊說之士風起雲湧；他們用合縱、連橫之說參與謀劃，用紛壇複雜的計策來爭奪權勢，用圓轉如彈丸的方法來施展其巧妙的辯辭，或用首先飛揚聲譽以引出對方的論點，然後加以鉗伏的妙術。戰國時毛遂一人的辯辭，比傳國之寶的鐘鼎還貴重，他的一張嘴唇，勝過百萬雄獅；蘇秦佩帶著六國的一大串相印，張儀被封贈五座富饒的城市。到漢代平定秦、楚之後，辯士們的活動逐漸停止。漢代的少數說客，如酈食其被齊王田廣所烹殺，蒯通也幾乎被投入劉邦的湯鍋。即使還有陸賈頗負盛譽，張釋之的附會時事，杜欽的文辭辨析，樓護以唇舌鋒利稱著，他們都活動於帝王的玉階之前，戲談於王公大人的坐席之間；但都不過看風駛舵，迎合趨勢，已沒有人能逆流而上以扭轉大局了。“說”貴在合於時機，或緩或急，靈活運用，不僅僅是婉言陳說，也要書寫成文。如戰國時范睢的《獻書昭王》，要求進言獻策；秦代李斯的《上秦始皇書》，諫阻驅逐客卿；都循著情理而深入機要，言辭動聽而切中要務；雖然觸及帝王的某些險要問題，卻能功業告成，計議符合，這就是向帝王上書方面善於陳說的了。此外，如西漢鄒陽上書吳王和梁王，比喻巧妙而道理恰當，所以，雖有危險卻無罪過。又如東漢馮衍進說於鮑永和鄧禹，所講之事既不緊迫而又文辭繁多，所以雖然多次陳政言事，卻很少有人重用他。

（四）
說理文的關鍵，是必須使之有利於時政而又意義正當；既要有助於政務的完成，又要不妨害自己的榮顯。除了欺騙敵人，就應該講得忠誠可信。要把真心誠意的話獻給主上，用敏銳的文思來完成說辭，這就是“說”的基本特點。可是，陸機的《文賦》卻說：“說”的特點是表達明顯而進行欺騙。這是什麼話呢？

（五）
總之，道理通過語言來表達，把道理陳述出來就成為“論”。論說之詞可以深究天地間的至理，說服天下人的心意。即使抽象的陰陽變化之理，也要說得令人不疑；秘奧的鬼神之道，也同樣不能隱避。用“飛鉗”等精妙的方法來說服對方，能夠很快就發生阻止或勸進的實際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