詮言訓

作者：劉安及門客撰

洞同天地，渾沌為朴，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同出於一，所為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群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為萬物，莫能及宗，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故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為名屍，不為謀府，不為事任，不為智主。藏無形，行無跡，游無朕，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為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跡。動有章則詞，行有跡則議。故聖人掩明於不形，藏跡於無為。王子慶忌死於劍，羿死於桃棓，子路菹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強來射，蝯狖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

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為方；規不正，不可以為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己而得矣。

天下不可以智為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況托於舟航之上乎！為政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慾；節慾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為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眾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便用之，勁■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泰王亶父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無以天下為者，必能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為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闢地墾草者，後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為己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船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歙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己以游於世，孰能訾之！

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閒居而樂，無為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可奪，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

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挫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栢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眾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

為善則觀，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己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偽滅也。

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屍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質，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敝身。故重為善若重為非，而幾於道矣。

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控籌而定分，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鑒見其醜則善鑒，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鄧析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修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鬥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掩，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慧型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為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

故聖人掩跡於為善，而息名於為仁也。外交而為援，事大而為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厭；卑禮婉辭，則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為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斅死而民弗離，則為名者不伐無罪，而為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為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為也，所以無為也。何謂無為？智者不以位為事，勇者不以位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患，可謂無為矣。夫無為，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

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人之身，既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澹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而辭助。一人之力以御強敵，不杖眾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為仇。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

聖人勝心，眾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以義為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飢而大 食，非不澹也；然而弗為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必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

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崑山之玉瑱，而塵垢弗能污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為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谷，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

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眾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 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為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為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

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贛，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跡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為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為可以托天下也。

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服不視，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而與眾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週遊，不得已而為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為哉！

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為麗。歌舞而不事為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駎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弦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殽臑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畮一守，不遑啟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為之也。處尊位者如屍，守官者如祝宰。屍雖能剝狗燒彘，弗為也，弗能無虧；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屍；不能御者，不可以為仆，無害於為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弦雖急，大弦必緩。

無為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為制有為，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為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兩人相鬥，一羸在側，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斗者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鬥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為候，暗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嬴，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眾。蓼菜成行，瓶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

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系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床衽席，弗能安也；菰飯■解牛，弗能甘也；琴瑟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遊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而不免為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游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概。日月<廣叟>而無溉於志，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向方矣。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斗，斗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

《詩》之失僻，樂之失刺，禮之失責。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于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雚蕈，樽之上玄酒，俎之先生魚，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爍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

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為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自死而天下無窮爾滔矣，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以浮游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為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為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卒，葬其骸於廣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神貴於形也。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太沖。

譯文

天地渾然未分，整個地呈現出未分的混沌整體，當時還沒有形成生出有形的萬物，這種狀態稱之為“太一”。萬物都出自於這個“太一”狀態，成形以後各不相同，有飛禽、走獸、游魚，這就稱之為“分物過程”。以後又可根據不同的種類將它們區分開來，它們的物種、群體和生命形態也各不相同，但表現為有形這點上是一致的。各類物種因種類不同而互相阻隔不貫通，於是顯示出它們的千差萬別，並再也無法返回到它們原本那種混一的狀態。所以萬物均處於它們的生命運動狀態，這也就有了“生”，而“死”便是萬物生命運動的終結。這些物種無論處在何種生命狀態下都屬有形物體，而不是虛無的物質，創造物的東西，造物者似乎已消失在萬物之中了。

考察天地未分的時候，人類從無中產生，表現為有形，一旦有了形體，就受物質的制約。如果能夠再返回到產生人的根本境地，就像沒有形體的人那樣，這樣的人就叫“真人”。真人是尚未與“太一”分離。聖人不做名譽的承受者，也不做謀略的儲藏者，不做事情的執行者，更不做智謀的主人；他隱蔽時沒有形體，行動時沒有影跡，遨遊時沒有徵兆。他不為福先也不為禍始；他保持著無形狀態，行動完全出於自然。想要獲得幸福的人有時卻獲得了災禍，想要獲得利益的人有時卻遭受了損害。所以不如“無為”，“無為”倒能使人安寧，失去“無為”倒反而危險。這就像無事治理天下，有事天下混亂一樣。星辰排列在天空上閃閃發光，所以人們能夠對它指指點點；義通過品行道德表現出來，所以人們總關注著它。人們所指點的星辰，運行有它的軌跡；人們所關注的行義，行動有它的規矩。因為星辰運行有它的軌跡，所以就引起人對星辰的評論；因為行義有它的規矩，所以就引起人對行義的議論。而聖人則將自己的光輝掩藏在無形之中，將形跡隱藏在無為之中。王子慶忌因勇武死於刀劍之下，后羿因喜獵而被桃木棍子打死，子路則因勇忠而被人剁成肉醬，蘇秦因搖唇鼓舌被人殺害。人沒有不是推重張揚他的長處，而掩蓋看輕他的短處的；因而常常沉醉得意於他自以為的長處和優點，而掩飾遮蓋自以為低賤的短處和缺點。那些值得推重張揚的長處往往因表現出來而顯得有具體特徵，而那些短處缺點因被掩飾遮蓋而不為人所見。然而正是由於推重張揚長處，顯得有具體特徵而導致禍害：虎豹就因具有勇猛強大的長處和特徵而招致射獵，猿猴就因具有敏捷靈巧的長處和特徵而招致捕捉。那么反過來，如果一個人能推顯他的短處而不張揚他的長處優點，就可以和他談最高深的“道”的理論了。

自信的人是不能用誹謗讚譽來改變他的志向的，知足的人是不能用權勢利益來誘發他的欲望的。所以通達天性的人是不會追求天性所做不到的事情的，懂得命運的人是不會擔憂命運本身所無法左右的事情的，通曉道體的人是沒有外物能夠攪亂他的內心和平的。詹何說過：“還不曾聽說過自身修養很好而國家治理得很差的事，也不曾聽說過自身修養很差而國家治理得很好的事。”矩尺不正就不能劃出方形，圓規不標準就無法畫出圓形來。自身的修養就像上述說的矩尺圓規，沒聽說過自身不正而使別人端正的事。溯源天性、端正心術、理順好憎感情、調適情性，那么治國之道就通暢了。溯源天性就不會被禍福迷惑，端正心術就不會喜怒無常，理順好憎感情就不會貪求那些於本性無用的東西，調適情性這慾念就不會沒有節制。不被禍福所迷惑則行為就能動靜循理，不喜怒無常這賞罰就不會出偏差，不貪求於本性無用的東西就不會因物慾而傷害本性，慾念有節制就可怡養天性而知足。這四個方面，都不能從外界求得，也不必藉助別人的力量，只須立足自身就能得到。天下的事情是不能單憑智力就能做成的，也不能單靠聰明就能認識清楚的，更不能只靠人的本事能辦成的，同樣不能只以仁術就能使人歸順的，單憑強力取勝更不可能。這智力、聰明、本事、仁術、強力五項都歸屬人的才能範疇，但如果只有這些才能而德行不高，就不能做成每一件事情。只有德行修養好了，這五項才能也就隨之能發揮作用；反之只強調突出這五項才能，那么德行修養也就被忽略了。所以只有獲得了“道”，就會使愚笨無能的人都會感到力量無窮；反之失去了“道”，就會使聰明者都感到力不從心。這就好像泅渡江河而沒有游泳技術，即使身強體壯也一定會沉沒；而有了游泳技術，即使身體瘦弱也一定會順利渡過，更何況託身於舟船之上呢！

治國的根本，務必要使人民安定；安定人民的根本，在於衣食充足；衣食充足的根本方法，在於不失農時；使人民不失農時的根本，在於減少徭役；減少徭役的根本，在於節制物慾；節制物慾的根本，在於歸返虛靜平和的天性；歸返天性的根本，在於拋棄內心世界那些多餘的精神壓力；去掉拋棄了這些精神壓力，心胸就會虛靜；心胸虛靜就平和；平和是道的基本素質，虛靜則是道的居所宅舍。能夠擁有天下的天子，必定不會失去諸侯國；能夠擁有諸侯國的諸侯王，必定不會失去他的家族；而能夠治理好自己家族的，也必定不會不注意自身的修養的；能夠自身修養的人，也必定不會忽略自身的心性；而能夠使自己心體返歸本原的，必定不會虧損本性；不虧損本性的人，必定不會迷失“道體”的。所以廣成子說：“謹慎地持守著你的內心，周密地封閉與外界的接觸，智慧過多不是一件好事情；不要看不要聽，以虛靜平和的心態擁有精神，那么形體就會自然端正。”不能把握自身的虛靜平和而能通曉道體，這是從未有過的事情。所以《易經》說：“收束口袋，沒有過錯也不會有讚譽。”能夠稱霸成王的人，一定是獲得勝利的人；能夠戰勝敵人的人，一定是個強大的人；而能夠強大，一定是利用了民眾的力量；能利用民眾的力量的人，也必定是得人心的；能得人心，也一定自身修道得道的；而能夠得其道的，一定是以柔弱處世處事的。強硬儘管能勝過不如自己的人，但碰上力量與之相等的人就互相抗衡而難以取勝了。而柔弱可以勝過比自己強大的人，它的無形的柔性之力是無法計算的。所以能從多次失敗中轉變為大勝利，這隻有聖人才能做到。

善於游泳的人，不學撐船技術，只須運用游泳術便能渡河了；腳力強健的人，不學騎馬技術，憑著強健腳勁便能行走了；看輕天下的人，因不受外物的誘惑，所以能安然處之。泰王亶父居住在邠地，狄族人常來騷擾，亶父拿出皮革、帛幣、珍珠玉器來進貢給狄人，但狄族人照樣不斷地侵擾。亶父於是辭別了邠地的父老長者遷移到岐周，百姓們扶老攜幼跟隨他，終於在岐周建立了國家。由亶父這種志向意願推論，經過四代人的努力終於擁有了天下，這不是也相當合時宜的事嗎？這也說明不將占有天下作為目的的人，就必定能治理好天下。霜雪雨露，它使萬物生長死亡，這些並不是上天有意而為，只是一種自然過程，而人民照樣尊重上天。操持日常事務，主持執行法令，管理百官民眾，這些是具體官員、有關部門做的事，君王並沒有做這些事，但人們還是尊崇君王。拓墾荒地、開闢耕地的是后稷，挖決黃河、疏導長江的是大禹，審理刑獄、裁決公正的是皋陶，但是有聖王之名的卻是堯帝。所以掌握道術，以此來駕御天下的君王，他自己即使沒有才能，但一定能使有才能的人為他服務、使用；而沒有道術的人，技能就是再多也無濟於事。乘著筏船渡江，有條空船隨風飄來，把筏船撞翻，這時筏上的人儘管惱怒萬分，但也沒法向人泄憤怒。現在假設那空船上有人，這情況就不同了，筏上的人有的會喊那船上的人趕快撐開，避免相撞，有的會叫那船上的人往一邊靠，讓出河道來，如那船上的人毫無反應，這時筏上的人必定會罵出難聽的話來。這前一種情況無處發怒，後一種情況發怒謾罵，這是因為前一種情況是空船，後一種情況是船上有人。那么現在構想人如果虛無縹緲地在世上遨遊，又有誰能詆毀他？

放棄道而依靠智慧那是危險的，拋棄術數而單憑才能是會窘迫的；所以，只有因慾念多而滅亡的，沒有因無欲而危險的；只有以欲治國而亂天下的，沒有因守常道而亡天下的。因此，智慧不足以免除禍患，愚蠢倒不足以致使失去安寧。持守本分，遵循事理，失去了不憂慮，得到了不興奮。所以成功並不是所要做的，獲得並不是所追求的，收入的只是接受而不是索取，付出的只是施授而不求回予；萬物因春天而生長，隨秋天而死亡，所生育的萬物不因此而感激春天的恩德，所死亡的萬物不因此而怨恨秋天的刑殺，這就接近“道”了。

聖人不做那些能讓人非議的事，但不憎恨他人對自己的非議；修養值得讚譽的品德，但不要求他人對自己的讚譽；他不能使禍不來到，但相信自己是不會去惹禍的；他不能使福必定會降臨，但相信自己也不至於會排斥降臨的福。災禍的產生，不是他招惹產生的，所以陷入困境也不憂慮；幸福的降臨，不是他刻意追求得到的，所以即使順利、顯達也不自傲。知道禍福的臨界不在於本人，所以能悠閒自在快樂生活，無所作為地處置各種事情。聖人是守著自己所擁有的東西，而正去追求他尚未得到的東西。如果去追求尚未得到的那一份，就有可能連原有的那一份也會失去；保持著已有的一份，那么所希望的東西自然會來到。所以用兵打仗就是這樣，先做出不能打贏的樣子，以等待可戰勝敵人的機會；治國也是這樣，首先要做出不想奪取他國的姿態，然後等待敵國可被奪取的機會。舜在歷山修養德行，天下所有的人都被他感化歸順，周文王在岐周修養德行，天下風氣隨之被他改變。如果舜只顧追求天下的利益而忘掉修養德性，那么連他自身都難以保住，哪還會有尺寸的地盤可占有！所以，當天下未必不亂時而去人為治理，必定是危險的；當品行還招非議時而急於去追求名聲，一定是要受到挫折的。什麼是“福”，沒有禍就是最大的幸福；什麼是“利”，不喪失既得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有為”這個東西，常常導致不是有益而是有損，不是成功而是毀壞，不是有利而是有害，都充滿著危險，如果按“有為”去做的人也會危亡。所以秦穆公戰勝西戎但卻在崤山敗於晉軍之手，楚昭王戰勝中原諸國卻在栢莒被吳國打敗。因此“道”是不能用來規勸那些追逐名利者的，而倒可以安寧那些想避害躲禍者的。所以，應當是崇尚無禍而不是崇尚有福；應當是崇尚無罪而不是崇尚有功。

聖人沒有思慮，沒有儲備。對到來的他不迎接，對離開的他不送別。人們處東南西北，而他卻獨個站在中央。所以他能在大家都曲膝的環境之中不喪失他的正直；他能在大家都隨流的趨勢之下不偏離他的立足點。所以不有意顯美為善，不有意掩避醜陋，只是遵循著天道自然；他不首先創造，不獨斷專行，只是遵循自然之理；他不預先策劃，不錯失時機，與自然天道和合；不求獲得，不辭讓幸福，只是順從自然法則。他不追求自己所沒有的，也不失去自己所擁有的，使內沒有意外的禍害，外沒有意外的福利。禍福都不產生，哪會有人來傷害你！行善事則引起人們的注意，做壞事則引起人們的非議；在人們的注意中必定會有責備的言論，而人們的非議一多必定會產生禍患。所以道術是不能用來進取求得功名的，而只可以用來隱退修身的；不能用來獲取利益的，而只能憑它來避害的。所以聖人是不用品行去求功名的，不靠智慧去獲取讚譽的；他是遵隨自然，不加干預。思慮不勝術數，行為不勝“德”，行事不勝“道”。做事有不成功的，追求有得不到的。有了走投無路的時候，而“道”無處不通，與“道”爭抗爭則兇險。所以《詩經》上說“無知無覺，順隨天的法則”。有智慧而無所作為，與無智慧的人“道”相同；有才能而無所作為，與無才能的人“德”一樣。這樣的“智者”，呼喊他他才過來，這時才被人家覺得他在活動；這樣的“能人”，指使他他才來到，這時才被人家覺得他在行動。有智慧就像無智慧，有能耐好像無能耐，“道”理就是這樣。所以儘管功蓋天下，卻從不誇耀自己的美德；恩澤傳及後代，卻從不擁有名聲。所以是“道”的理通達了，人為做作的事就滅絕了。

名聲與“道”不能同時彰顯，人如愛名聲，這“道”就不被重視；“道”戰勝人的欲望，這“名聲”就消失。“道”與名聲競相爭長，人如顯身揚名，這“道”就被止息。所以人名彰顯，“道”就止息，這樣離危險也就不遠了。因此，世上到處張揚名聲的時候，也就是“道”衰敗之日將到來。想要獲取名聲的人，就一定要去做善事，而一做善事也就必定會生出事端來，事端一旦滋生，就會放棄公道而遷就私情，背理而自私。想通過做善事來獲取讚譽，想通過表現賢能來樹立名聲，這樣辦事中因滲透了私心就不會遵循事理，急於表現自我而不待時機成熟。因為辦事不遵循事理，被人指責就會多起來；急於表現自我而不待時機成熟就會徒勞無功。指責多而功勞少，沒有辦法解決，於是就任意亂來以求得成功。但以亂來而取得的成功，也不足以改變所遭受的責難和非議；如果亂來而使事情沒有成功，那就會使自己身敗名裂。所以要謹慎地對待行善和謹慎地對待行惡，如能明白這點，就離“道”不遠了。

天下並不是沒有誠實的人，但面臨分配錢財、貨物時就一定要用籌碼來確定份額，因為人們總認為人心公平總不如無心客觀的籌碼來得公平。天下並不是沒有廉潔的人，但看管重寶的人總將門窗關好，並加上密封條，因為人們總認為人不管怎樣廉潔總不如原本就沒有物慾的門窗封條來得廉潔。別人如指出這人就毛病，這人就會怨恨人家，但鏡子如能清楚地照出這人的毛病，這人就會認為這鏡子是一面好鏡子。人如果在和外物接觸時能像對待鏡子的態度一樣不摻雜一絲一毫的私心成見，那就能免卻很多麻煩。公孫龍善於辯說而擾亂了名實關係，鄧析辯說乖巧而搞亂了法律問題，蘇秦善於遊說而喪身。所以遵循“道”，那么就不會張揚特長；遵循“理”，那么巧詐就不會顯示。所以，用巧詐來鬥力的，常常是始於善、終於惡；以智慧來治國的，常常是始於治、終於亂。讓水往低處流，你不用干涉它，它就能做到。但要使水激揚而往上噴涌，不用機械、巧妙的技術是做不到的。所以也說明一旦文采、花頭花腦的東西占上風，那么質樸也就被掩蓋了；奸邪機巧被施用，那么正直也就被阻塞了。

德可以用來自我修養，而不能用來使人暴虐；道可以用來治理自身，而不能用來使人昏亂。即使有做聖賢的資質，但如沒遇上殘暴動亂的世道，道與德也只能用來保全自身，而不能靠它們稱霸稱王。湯、武之所以能稱王天下，是因為碰上了桀、紂的殘暴。桀、紂不是因為湯、武的賢聖而殘暴的，湯、武倒是碰上了桀、紂的暴政才稱王的。所以即使是聖賢，也必須等待一定的機遇才行。機遇就是指遇到時機能把握它，這不是靠智慧型的追求所能做到的。君子修行而不謀求善名，施捨而不張揚仁愛，所以做到士人行善而不知“善”是從哪裡來的，民眾得到了利而不知“利”從何處出的，所以是“無為而自治”。反過來說，謀求善名就容易導致士人們爭奪名聲，知道“利”之本源就容易引起民眾間爭奪功勞；爭名奪利的風氣一旦形成，就是有賢明的君王也是不容易治理好社會的。所以明白這種道理的君王大多是行善不留痕跡、施仁不留名聲。

對外交好以求得援助，事奉大國以求得安定，不如將國內的事治理好以待時機到來。大凡侍奉別國，不是送去珍寶錢財，就是對人家低三下四。用珍寶錢財侍奉別國，就是將錢財耗盡也未必使人家的欲望得到滿足；低三下四、態度謙卑、好話說盡也未必能和別國建立友好關係；就是簽訂條約、立誓結盟，但說不定哪一天毀約撕盟。即使只拿出極少的錢財侍奉別國，但如果自身沒有可依賴的基礎，也還是不足以保全自己的。如果放棄對外交結的策略，一心一意治理好國內的事務，充分利用土地資源和挖掘土地潛力，增加國家積累，勉勵人民不怕犧牲以鞏固城防，上下一心，君臣同一志向，團結廣大民眾保衛社稷國家，人民效死力也不離棄，那么想張揚名譽的不必去討伐沒有罪過的國家，想獲得利益的不必去攻打難以取勝的對手，這才是保全國家的較好方式。

人民有了前進的道路便會一齊走在這道路上，有了法規就會一同遵守。當然單靠義理不能使人民牢固地團結在一起，同樣單憑威勢也不能使人民緊密地集聚在一起，所以要設立君王來使民心統一。君王掌握“一”就能治理好天下，如沒有常規天下就大亂。君王治理國家之道，不是靠有所作為，而是靠無為。那么，什麼是“無為”？即是聰明的人不借用權位來生事，勇武的人不憑靠權勢來施暴，仁慈的人不利用地位來施恩惠，這些可以稱為“無為”。做到這種“無為”，就算得到“一”。“一”是萬物的根本，所向無敵的法寶。大凡人的稟性是年輕時浮躁妄為，年壯時兇狠逞強，而到年長就追求起私利錢財來。這可說人一生中是經歷多次性格改變，又何況一個君主多次改更法令、一個國家多次更換君主呢！每人都是從自己的地位立場出發來表達自己的愛憎，這種愛憎觀因社會的錯綜複雜而變得五花八門，是難以一一理順清楚的，所以君王失去了“一”就會亂套，這種亂套比沒有君主時的混亂更厲害。因此，《詩經》上這樣說：“不出差錯，不忘過去，按照老規矩行事。”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君王如果喜歡運用智術，就會違背時令而放任自我，拋棄道理而運用心計。但實際上天下的事情廣博而人的智術淺薄，用淺薄的智術去應對廣博的事情，是不可能做好事情的。只想依靠個人的智慧來辦事，失誤必定不少。所以“任智”、“崇智”，是死路一條。同樣崇尚勇武，就會輕視敵人而忽視防備，只憑自身力量而拒絕相互間的幫助。用一個人的力量去抵抗強大的敵人，不憑藉眾人的力量而只憑自身力量，必定不能勝任。所以崇尚勇武，是一條危險的道路。喜歡施捨，但無一定的標準，上面的分配沒有標準，下面的奢望就沒有止境。如果多施捨而增加賦稅以充實國庫，這實際上是與百姓過不去。但如果是賦稅收得少，施捨卻又多，這國庫里的財錢數量就不足以開銷。所以喜歡施捨，是一種招致怨恨的做法。因此，仁、智、勇、力雖說是人的美好才能，但不足以治理天下。由此看來，賢能是不值得依靠利用的，而道術卻是可以遵循和發揚廣大的。

聖人憑心處事，眾人以物慾行事。君子施行正氣，小人施行邪氣。內心觀念符合本性，外在行為符合義理，遵循事理而行動，不受外物的牽累，這就叫“正氣”。熱衷於滋味、沉溺於聲色，喜怒無常，行動不考慮後果，這就叫“邪氣”。邪氣與正氣互相傷害，物慾與本性互相損傷，二者不可並立，一方樹立，另一方必廢棄，所以聖人是拋棄物慾而依順本性。眼睛喜看美色、耳朵喜聽音樂、嘴巴愛嘗美味，接觸這些東西就喜歡上它們，這就是不懂嗜欲的害處；貪吃暴食不利於身體安寧，聽淫聲不合於大道，看美色不利於天性。這口、耳、眼三種器官爭著接受物慾，而能制約它們的是義理，即“心”。割除毒瘡不是不痛，喝下有毒性的藥湯不是不苦，但是病人願意忍受，這是因為對身體健康有幫助。渴了喝下生水也很痛快，餓了大吃一頓也很愜意，但是人們不這樣做，這是因為對身體健康沒有好處。以上四種情況，耳、目、鼻、口這些器官是不知取捨的，只有用“心”才能夠控制它們，讓它們適可而止，各得其所。由此看來，欲望不可任用，以物慾行事是不行的，這十分清楚地擺在我們面前。大凡調養身體保養天性，就要做到調節起居、適量飲食、平和喜怒、勞逸結合，讓這種養生之道始終落實貫徹，這樣邪氣就很難入侵到你的身體中來，哪像因擔心腫瘤產生、毒瘡發作而預防著那樣傷神費心！那能夠盛下整頭牛的沸騰大鼎，蚊蠅是不敢靠近的；那崑崙美玉紋理精細，塵埃是無法污損的。聖人醜不內萌而心靈純潔、美不外致而心靈善美。所以祭祀只是為了思念親人而不是為了祈求神靈降福，宴請只是為了對賓客表達敬意而不是為了回報，唯有不汲汲追求才能夠得到想得到的東西。

處在尊貴地位的人，因為有公道而沒有私見，所以稱他為尊，而不稱為賢。擁有大地的人，因為遵循常規而不玩權謀，所以說他公平，而不說他聰明。對內沒有殘暴的事情招來百姓的怨恨，對外不以賢能的行為招致諸侯的猜忌，上下禮節遵循而不偏離，想評說的人因為看不到想看到的形跡而無法評頭品足，這就叫做藏匿於無形之中。如果不是藏匿於無形之中，誰不能知道他的情況呢？夏商周三代君王所遵循的道路，就是因順。所以大禹疏導江河，是因順水性；后稷種植穀物，是因順地力；湯武平定暴亂，是因順時勢。所以天下可以得到但不是靠強力來奪取，霸王的地位可以接受但不可強求。任用智慧則容易導致與人爭訟，任用武力則容易導致與人競爭。不能使他人沒有智慧，但能使他人無法在你身上使用智慧；不能使他人不崇尚武力，但能使他人無法在你身上使用武力。這兩種情況崇尚的就是無形不現。所以君王的賢能不顯露則使諸侯不戒備；不賢的事情不顯露則使百姓怨恨無從產生。百姓不怨恨，那么民眾的力量你就可以利用、得到，諸侯不戒備，那么奪取天下的時勢就可以利用。事情是與眾人一起做的，功業是靠時勢運用而生的，而聖人就要在這其中銷聲匿跡，看不出他參與了什麼、做了什麼。所以《老子》說“老虎用不上它的利爪，犀牛用不上它的尖角”。大概說的就是這種情況。鼓不藏身於聲，所以敲擊時會發出聲音；鏡不沒形於其中，所以外物照鏡時會映出影像。金鐘石磬可以發聲，但不叩擊它就不會鳴響；管簫可以發音，但不吹奏它就不會有樂音。聖人深藏不露，不做倡導的事，事物來到時才加以控制，外物降臨時才作出應對。修飾外表會傷害內質，放縱情感會傷害精神，表現文采會遮蔽質樸。一刻都不忘掉表現賢能，這必定會困擾本性；走一百步路一直注意自己的步態儀容，這必定會勞累他的身體。所以羽毛翅翼美麗的飛鳥，因善飛而傷損它的骨骸；枝葉繁茂的樹木，因枝葉消耗而損害它的根部，能夠兩全其美的，整個天下都難以找到。

天本有明，不憂慮百姓在黑暗中生活，而百姓也自會開門戶、鑿牖窗，從天上採光照亮房屋；地本有財，不憂慮百姓的貧窮，而百姓自會伐木砍草，從大地獲取財物豐富生活。得道的人就像山丘、巍然不動，而行路人將它作為目標來攀登。這巍然不動的山丘只是自然而然地自給自足，它也不對人有過什麼有意的施與，取用山丘財貨的人也不必以為受了山的恩德而要去回報它，所以這山能安寧長久。天地也是這樣不賜予，所以也就無剝奪；就像日月那樣無恩施，故也不招惹怨恨。喜歡施恩的必定多怨恨，喜歡施予的必定會剝奪。唯有在無為中隱匿自己蹤跡、順隨天地自然的人，才能理解這個道理而不愛名。名譽興盛起來這道就行不通，道行得通則人就無須名位。所以稱譽產生，這詆毀也就隨之而來；善行顯示，這惡恨也就跟著而至。利是害的開始，福是禍的先導；唯有不追求利的人沒有害，唯有不追求福的人沒有禍。是諸侯卻要去謀求當霸主，就會連諸侯都保不住；是霸主卻要想統治天下當天子，就會連霸主的位子都保不牢。所以國家以保全自己為長久之計，稱王稱霸只是一種暫時的寄託；人生也以活命為長久之計，大貴大富只是一種暫時的寄託。能夠不因為擁有天下而傷害國家，能夠不因為擁有國家而傷害身體，這樣的人可以將天下託付給他。不懂“道”的人，放棄自己已擁有的，而去追求自己所沒有得到的，煞費苦心玩弄智巧邪行，幸福來臨就高興，災難臨頭就恐怖，策劃計謀弄得疲勞不堪，事務糾纏得智困慮苦，災禍由此產生也終身不悔，一切是自作自受，卻反而埋怨人家。不是沾沾自喜，就是憂心忡忡，心裡總是不平衡，行為沒有原則標準，這就叫做“狂妄之徒”。

君主如果喜好仁慈，就會對無功者獎賞、將有罪者釋放；君主如果喜愛刑罰，就會廢棄有功者，誅殺無罪者。而沒有偏好的君主，如施行刑罰就沒有人怨恨，如施捨恩德就沒有人感戴；因為他效法水準，遵循墨繩，自身不參與事情本身；就像天地一樣，什麼事物不被覆蓋和承載？所以將萬物融合起來使之平平和和是君主的職責，制裁和誅殺罪犯是法律的功能。人如受懲罰而不表示怨恨遺憾，這就說明事情處理得合乎天道。道能占上風，這人間社會省卻不少麻煩事。聖人不穿奇異服裝，沒有怪異行為；他的服飾不引起眾人的議論，他的行為不引起眾人觀察，他的言論不引起眾人的評論；通達時不浮華，困窘時不沮喪，榮貴時不炫耀，隱逸時不困窘，超凡脫俗而不被人感到怪誕，儀容和普通人一樣。難以用名稱來命名他，就叫做“大通”。升階下堂的舉止，拱揖謙讓的禮節，小跑疾走，盤繞周鏇，都是不得已而去做的，並不是出於人的本性，內心的情緒並不同這些舉止行為符合。做到這種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一定要這樣做的，哪裡是特意這樣安排的？所以不得已而唱歌的人，是難以表露悲情的；不得已而跳舞的人，是不會努力展示優美舞姿的。唱歌、跳舞不能表露悲情，展示優美舞姿，都是由於內心沒有真情。善於博弈的人，不一心想贏，他不擔心不會贏，只是平心定意，投箸落子符合心意，行走棋子遵循規則，雖然不一定最後勝利，但得到的籌碼一定不少。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博弈的勝負取決於術數技藝，而不取決於人主觀願望。同樣，善於賽馬的人，不貪求跑在最前邊，他也不害怕單獨落在最後，只是通過雙手調節快慢，駕御者的意圖和馬匹協調，雖然不一定跑在最前面，但馬匹的能量被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了。為什麼呢？這是因為跑馬領先，是在於技巧而不在於主觀願望。因此，消除慾念這技術就能發揮出來，同樣拋棄智慧這道術就能確立起來。商人多方鑽營就會失敗、工匠技藝太繁就會困窘，這是因為他們心不專一。所以樹木粗大妨礙它的高度，水流闊廣影響它的深度。有智慧而沒有權術，即使鑽營也不能通達；有百種技藝而沒有純一之道，即使獲得了也不能持守。所以《詩經》上說：“賢人君子，他們的儀態總是一定不變的。儀態不變，因此誠心堅定不渝。”君子的誠心大概就是這樣專一堅定的。

舜只需彈奏五弦琴吟誦《南風》詩歌，就能治理好天下了；周公則進餐時還要忙於政務，鐘鼓懸掛著不解下來，辛勤地輔佐成王平定天下。平民百姓一家子守著百畝土地，沒有空暇時間，也無法擺脫賴以生存的土地。而君王一人執掌天下，時間還有剩餘，政事不夠他處理，因為他將事情分派給百官去辦了。處於尊位的君王就像屍主，處在官位上的百官就像祝宰。屍主雖然會扎芻狗燒豬，但他不去做這些歸他人的事，即使不會做這些事也沒有什麼損失；俎豆擺放順序、黍稷上供先後，屍主儘管知道也不去指指點點，即使不懂這些規矩也沒有什麼影響。但一定要做到，不懂“祝”的人，不能讓他擔任祝者，但並不妨害他做屍主；不會駕車的人，不能讓他擔任御手，但並不影響他處於主位。所以地位越尊貴就越安逸，身份越高雜事越少。這就像彈琴，小弦雖然音調急迫，而大弦聲音一定舒緩。

無為是道的本體；處後是道的功能。無為駕馭有為，叫做“術”；處後制約占先，叫做“數”。效仿“術”就強大，審察“數”就安寧。現在將卞氏之璧給人，不能接受這一點的，是先得到它的人；尋求才得到它，雖然埋怨卻不反悔，是最後得到它的人。三個人住在一起，其中兩人為事爭吵起來。爭吵雙方都認為自己正確，聽不進對方的話。另外一人雖然愚鈍，也一定會從旁判定誰是誰非，這不是因為他聰明，而是因為他沒有捲入這其中的爭吵。同樣，兩人鬥毆，另一瘦弱者站在旁邊，如果他幫其中的這個人忙，這個人就必定會獲勝；如果他將兩人中的一人拉開，這場相打就此平息。參加鬥毆的雙方都十分強壯，但卻都受這一瘦弱者制約，不是因為瘦弱者驍勇，而是因為瘦弱者本身沒有參與這場相打鬥毆。由此看來，後來的制約著居先的，文靜的勝過躁動的，這是一種規律。背道棄數而寄希望於偶然，改變常規更易舊俗，憑小聰明來碰運氣機會，有了過失就責難自己，僥倖碰中機會就認為是掌握了時機，行動愚昧且又荒謬更改，一輩子都不醒悟：這就叫做“狂妄”。有了災禍就屈服，有了一點福就自滿，有了過失就追悔，有了功勞就驕傲，始終不知返回心意，這就叫做“狂人”。

圓陣符合圓規，方陣符合方矩。行軍排成獸陣，站立形成列隊，這樣可以率領少量人馬而不能統率千軍萬馬。蓼菜長成行，瓶甌有底座，量粟而舂，數米而炊，這樣的人可以管家務而不能治理國家。洗淨杯盤進食，洗好爵來飲酒，洗滌乾淨以後侍候長輩用飯，這樣的人可以在家贍養長者，但不能管理三軍的一伙食。不平易不能辦大事，不簡約不能聚合眾人。大型的音樂必定平易，重大的禮儀必定簡略。平易簡約能成天地。大型音樂平易而沒有怨傷，重大禮儀簡略而不受責難，四海之內都能統領，所以這樣的人能成為天子皇帝。

心裡有憂愁的人，即使有安適的床榻鬆軟的墊席也不能讓他安睡；即使有菰米飯牛羊肉吃也不能使他感到甘甜；即使有琴瑟竽的吹奏也不能使他快樂。而一旦內心的憂愁消除，就吃得香甜、睡得安穩、住得舒適、玩得快樂了。由此看來，活著有它的樂趣，死去有它的哀傷。現在有些人致力於增加人本性所不樂意的東西，而損害了本性快樂的東西，因此即使富有得擁有天下，尊貴到做了天子，但還是免不了成為悲哀的人。

大凡人的天性，喜歡恬愉而討厭憂慮，喜歡安逸而討厭辛勞。內心始終保持無欲，可稱為恬愉；身體保持無事，可稱為安逸。身心處於恬愉舒適之中，身體處於安逸閒適之中，等待天命的安排，內心自尋快樂，不著急身外的瑣事，雖天下之大也不足以變易他的生活模式，日月隱藏也不能幹擾他的生活態度。所以雖然低賤但他覺得尊貴，雖然貧寒他覺得富足。大道無形象，大仁無偏愛，大辯無聲音，大廉無貪心，大勇無矜誇，這五者被保存下來，就差不多接近正道了。

軍令多變或不統一就會導致部隊混亂，酒令太多或混亂就會導致酒席吵鬧發生爭執。部隊混亂就容易臨陣敗逃或投降，酒席吵鬧發生爭執就容易互相傷害。所以事情常常是開頭美好，最終卻變得醜鄙；事情常常是開頭快樂，最後以不高興收場。簡簡單單的事，最終變得繁瑣不堪。現在有人準備好美酒佳肴宴請賓客，以卑恭的態度和委婉的言辭接待客人，想以此來交結朋友歡聚一場，但在飲酒過程中卻以飲酒多少而發生了爭執，並打鬥起來造成傷害，為此雙方族人結下仇怨、變成仇人，出現了原本不想見到的局面，這就是酗酒在壞事。《詩》的偏差在於後來的邪僻，《樂》的失誤在於後來的怨刺，禮的偏差在於後來的苛責。徵音中並不是沒有羽音摻雜，羽音里也並不是沒有徵音摻雜，五音中沒有哪種聲音不摻雜，但仍然以“徵”、“羽”等等來給五音定名，因為五音分別以本音調為本體來確定的。所以仁義智勇四種品質，聖人都具備，然而對具體某個聖人用一種名號命名，是針對他身上的那種品質特別突出而言的。陽氣在東北方產生，到西南方消失；陰氣在西南方形成，到東北方衰弱。陰氣和陽氣在產生之初都是協調和適的，又非常相似的。它們隨著時間的變化而各自增長本身的成分，以至漸漸拉大它們的差距，或者陽氣極盛時熱得沙石烤焦，或者陰氣極盛時冷得河水結冰。因此聖人是謹慎地對待事物量的積累。河水發源於高山而最終流注大海，莊稼生長於田野而最終收入糧庫，這就是看到它們的開始便知道它們的歸宿了。祭祀時，崇尚草編的席墊、裝在樽中的玄酒、放在俎上的生魚、盛在盤中的肉汁，這些物品是既不賞心悅目，也不合人胃口，但先王們就是看重它們，這是因為先王們重視的是祭祀之根本而不看重一些枝末的東西。聖人與外界事物打交道，在千變萬化的環境中，聖人一定掌握著能應付千變萬化的不變之道。那寒與暖正相反，當大寒凍裂大地滴水成凍的時候，燃燒著的火卻不因此降低它的熱度；當大暑高溫熱得能使金屬熔化的時候，燃燒著的火卻也不因此增加它的熱度。寒暑的變化對火本身沒有影響，這是因為火有它自己的特質。

聖人常處後而不爭先，常應和而不倡導；既不前進追求，也不退後謙讓。跟隨時間三年，時去我走；離開時間三年，時在我後。沒有離開也沒有趨就，居中站於應處的地位。天道沒有偏心私情，它只幫助有德之人。有道之人，不失時機地去幫助他人；無道之人，喪失時機被人剝奪。自身正直而等待天命，時機來到不能迎上去而違逆它；攔截時機而強求合時；時機離去不能追上去而拉住它。所以一般不說我無所作為天下離我這么遠，也不說我不想得天下天下不會落在我手裡。古代那些會保存自我的人，樂於道德而忘卻貧賤，所以名譽不能改變他的志向。樂於道體而忘掉貧寒，所以利益不能改變他的心性。名利就是充斥天下，都不足以牽動他的心，所以清廉而能快樂，虛靜而能知足。所以這樣修心養性的人，可以和他談論道體的。從自身現在往上推算到上古時代，時間是夠久遠的了；又從自身死後往下推算世界，無窮無盡也夠遙遠的了。以一個幾十年倉猝的一生，去憂慮天下的治亂，就像擔心黃河水會減少、以淚水去增加它的水量一樣。神龜壽長三千年而蜉蝣不過活三天，以短命蜉蝣去替神龜養生條件擔憂，這一定會引起人們的嘲笑。所以不必要憂慮天下的治和亂，只以自身頤養為樂事就夠了；如能這樣，便可與他談論道體了。君子行善，不一定能使福必到；君子不做壞事，也不一定能使禍不降臨。福的到來，不是靠自己追求的，所以得到幸福也不誇耀自己的功勞；禍的降臨，不是自己招惹的，所以遭受不幸也不後悔自己的行表。內在的心性修養遵循一定的準則，如橫禍降臨，那就是天意了，不是人為的。所以應時常內心靜漠恬淡，不要因外物牽累對德的修養；做到狗吠而不驚，對自己純真的性情充分相信。所以懂得道的人不迷惑，知曉命運的人不憂慮。萬乘大國的君主死後，人們將他的屍骸埋在曠野地里，而在廟堂上祭祀他的神靈，這是因為精神比形體貴重。所以精神處於制約地位，形體就服從精神，如形體制約精神，精神就會耗盡。聰明雖然管用，但還必須返歸到精神上來，達到這種虛靜中和境界的叫做“太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