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況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而求劍也。

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吊。”即其證也。案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以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略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

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為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王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為漢王，斯亦未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為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為文。肇自班《書》，首為此失；迄於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

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案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雲？夫班之習焉，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

何法盛《中興書·劉隗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說》，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仍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

尋班、馬之為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列姓名於傳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則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

魏書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鹹曰《島夷》。是則自江而東，盡為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

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群雄，稱為僣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創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經籍志》者，其流別群書，還依阮《錄》。案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為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眾作，鹹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

夫王室將崩，霸圖雲構，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誅曹武，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為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

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為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為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