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始，而雲“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而雲“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互動，事勢當然，非為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

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於司馬氏。案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唯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宜若是？膠柱調瑟，不亦謬歟！但固之踳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鹹習其迷。《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為嘆息！

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群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唯二袁、劉、呂而已。若進鴆行弒，燃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董卓，猶秦之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於《漢史》，何太師之斃，遂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

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唯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

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氐、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偽，比於群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與魏氏而橫加編載？

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群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采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全寫《禹貢》一篇。降為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唯錄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

若夷狄本系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瓠，高句麗以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斗徙居。諸如此說，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所聞。

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唯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之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