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縣賦稅王士性《廣志繹》曰：“天下賦稅，有土地肥瘠不甚相遠，而征科乃至懸絕者。當是國初草草，未定畫一之制，而其後相沿不敢議耳。如真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七縣，無論所轄，即其廣輪之數，真定已當蘇之五，而蘇州糧二百三萬八千石，真定止一十萬六千石。然猶南北異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間之繁富，二州十六縣；登州之貧寡，一州七縣，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間糧止六萬一千，登州乃二十三萬六千。然猶進隸、山東異也，若在同省，漢中二州十四縣之殷庶，視臨洮二州三縣之沖疲，易知也，而漢中糧止三萬，臨洮乃四萬四千。然猶各道異也，若在同道，順慶不大於保寧，其轄二州八縣，均也，而順慶糧七萬五千，保寧止二萬。然猶兩郡異也，若在一邑，則同一西南充也，而負郭十里，田以步計，賦以田起；二十里外，則田以ㄌ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約計，不ㄌ矣。官賦無定數，私價亦無定估，何其懸絕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傳，民皆安之，以為固然，不自覺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則壤成賊，豈有大小輕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轄州縣言之，真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開封、平陽各三十四，濟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鎮江、太平止三縣，漢陽、興化止二縣，潼川之七縣，儼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於無縣可轄。且明初之制，多因元舊，平陽一路共領降州，殆據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澤、潞、遼、沁四州直隸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別為一郡，屢次建言，皆為戶部所格。歸德一州，向屬開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為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給，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年。然則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統轄，度輻員以界郡縣，則土田以起征科，乃平天下之先務，不可以慮始之艱而廢萬年之利者矣。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平陽府言：“所屬蒲、解二州，距府闊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為便。”未許。至天啟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治運城，以運使兼知府事，運同兼清軍，運副兼管糧，運叛兼理刑。事下戶部，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河東下平陽府議之，竟寢不行。此所謂欲制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且商、洛之於關內、陳、許之於大梁，德、棣之於濟南，潁、毫之於鳳陽，自古不相統屬。去府既遠，更添司道，於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昔仲長統《昌言》謂：“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范曄《酷吏傳》亦言：“漢制宰守曠遠，戶口殷大。”而《後漢·馬援傳》：“既平交恥，奏言：‘西於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華陽國志》：“巴郡太守但望。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屬縣十四，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奸凶。時有賊發，督鄧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絕滅。其有犯罪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奸宄不絕。太守行農桑，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欲請分為二郡。’其後遂為三巴。”《水經注》：“山陰縣，漢會稽郡治也。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稽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以東為會稽。”此皆遠縣之害，已見於前事者也。《北齊書》：“赫連子悅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子悅答言：‘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子陪答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徇於私而計民之便者，吾未見其人矣。

○屬縣自古郡縣之制，惟唐為得其中。今考《地理志》屬縣之數，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廣州十三，鎮州、桂州各十一，其他雖大，遠過十縣者。此其大小相維，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見於前事乎？後代之王猶可取而鏡也。但其中一二縣之郡亦有可並。憲宗元和元年，割屬東川六州，制曰：“分疆設都，蓋資共理。形束壤制，亦在稍均。將懲難以銷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賈生之議，以楚益梁；宋氏之規，割荊為郢。酌於前事，宜有變通。”此雖一時之言，亦經邦制郡之長策也。

○州縣品秩漢時縣制，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則州有上、中、下三等，縣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太祖實錄》：“吳元年，定縣有上、中、下三等，稅糧十萬石已下為上縣，知縣從六品，縣丞從七品，主簿從八品；六萬石已下為中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從八品；三萬石已下為下縣，知縣正七品，丞薄如中縣之秩。”“洪武六年八月壬辰，分天下下府為三等，糧二十萬石已上者為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石已下者為中府，秩正四品；十萬石已下者為下府，秩從四品。”後乃一齊其品，而但立繁簡之目，才優者調繁，不及者調簡。古時列爵惟五之意，遂盡亡之矣。◎府漢曰郡。唐曰州，州即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為太原府；玄宗以薄州為河中府，益州為成都府；肅宗以岐州為鳳翔府，荊州為江陵府；德宗以梁州為興元府。惟興元以德宗行幸於此，其餘皆建都之地也。後梁以汴州為開封府，後唐以魏州為興唐府，鎮州為真定府。至宋，而大郡多升為府。王明清《揮麈錄》曰：“太祖皇帝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升宋州為歸德府，後為應天府。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為太原府。真宗以壽王建儲，升壽州為春府。仁宗以升王建儲，升建業為江寧府。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以齊州為興德軍。神自潁王升儲，升汝陰。為順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儲，升延州為延安府。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羰州為肇慶府。欽宗自定王建儲，前已升定州為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興，升唐州為德慶府。今上以建王建儲，升建安為建寧府。宣和元年六月，刑州民董世多進狀，以英宗嘗為鉅鹿郡公；又知岳州職勰進言，英宗嘗為岳州防禦使，詔加討論。時刑州巳升安國軍，遂以刑州為信德府，岳州為岳陽軍。是歲十月，又詔以列聖潛邸所領地，再加討論。以真宗嘗為襄王，升襄州為襄陽府。仁宗嘗為慶國公，升慶國為慶陽府。英宗嘗為宜州刺史，以宜州為慶遠軍。神宗嘗為安州觀察使，以安州為德安府；又嘗為光國公，以光州為光山軍。哲宗嘗為東平軍節度使，以鄆州為東平府；嘗為均國公，以均州為武當軍。徽宗嘗為寧國公，以寧州為興寧軍；又嘗為平江、鎮江軍節度使，並升為府。又以太宗嘗為睦州防禦使，升睦州為遂昌軍。今上即位之初，升隆興、寧國、常德諸府，皆以藩擁麾之地也。”《玉照新志》曰：“徽宗嘗封遂寧郡王，升遂州為遂寧府；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為崇慶府。沿至於今，無郡不府。而狹小之處，如滁、和、澤、沁、郴、靖、邛、眉之類，猶以州名。又有隸府之州，特異其名，而親理民事與縣尹無別。”縣之隸於州者，則既帶府名，又帶州名，而其實未嘗管攝於州，體統乖而名實淆矣。竊以為宜仍唐制，凡郡之連城數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統縣，惟京者乃稱府焉，豈不畫一而易遵乎？

○鄉亭之職《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二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三百石。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夫職聽論，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為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徭戍。”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併之始，而管仲、敖、子產之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而《周禮·地官》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ガ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趙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祥，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乾之吏，猶不能以為治，而況托之非人者乎！後魏太和中，給事中李衝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余若民。三載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孝文從之，詔曰：“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斡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稱不便，及事既施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愛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篤，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文帝師心變古，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興亡之途罔不由此。

漢時嗇夫之卑，猶得以自舉其職。故爰延為外黃鄉嗇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知郡縣。而朱邑自舒桐鄉嗇夫，官至大司農。病縣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共為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二君者，皆其縣人也。必易地而官，易民而治，豈其然哉。

今代縣門之前多有榜曰：“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此先朝之舊制，亦古者懸法象魏之遺意也。今之謂不經縣官而抗訴司府，謂之越訴。是不然。《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擇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鬥毆者，則會裡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縣官，此之謂越訴也。惟其大小之相維，詳要之各執，然後上不煩而下不擾。唐至大曆以後，干戈興，賦稅煩矣。而劉長卿之《題溪李明府》曰：“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蓋縣令之職猶不下鋟，而小民得以安其業，是以能延國命百有餘年，迄於僖、昭而後大壞。然則鳴琴載星有天下者，宜有以處之矣。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何文淵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眾所信服者，使勸民為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隸仆，規避差科。縣官不究年德如何，輒令充應，使得憑藉官府，妄張威福，肆虐閭閻。或遇上司官按臨，巧進讒言，變亂黑白，挾制官吏。比有犯者，謹已按問如律。竊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上命申明洪武舊制，有濫用匪人者，并州縣官皆置諸法。然自是里老之選輕而權亦替矣。

漢世之於三老，命之以秩，頒之以祿。而文帝之詔，俾之各率其意以道民。當日為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禮之者甚優，是以人知自好，而賢才亦往往出於其間。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為義帝發喪，而遂以收天下；壺關三老茂，上書明戾太子之冤，史冊炳然，為萬世所稱道。近世之老人，則聽役於官，而靡事不為，故稍知廉恥之人不肯為此，而願為之者大抵皆奸猾之徒，欲倚勢以陵百姓者也。其與太祖設立老人之初意悖矣。

明初以大戶為糧長，掌其鄉之賦稅，多或至十餘萬石。運糧至京，得朝見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南京監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廬陵、吉水二縣耆民，六年四月，詞訟，把持官府。累經整飭，而其患少息，然未嘗以是而罷糧長也，惟老人則名存而亡矣。

巡檢，即古之游徼也。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賜之敕，又定為考課之法。及江夏侯周德興巡視福建，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自宏治以來，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時之半。巡檢裁則總督添矣，何者？巡檢遏於未萌，總督治之於已亂。○里甲常熟陳梅曰：“《周禮》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閭，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長；五州為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綱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蓋於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後也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坐理數萬戶口賦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時，雖欲不叢脞，其可得乎！愚故為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以保治甲，視所謂不過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詳密，亦自易簡，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鄉幾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圓。十甲千戶，不得增損，何也？稽成數也，法用方。

○掾屬《古文苑》註：“王延壽《桐柏廟碑》人名，謂掾屬皆郡人，可考漢世用人之法。”今考之漢碑皆然，不獨此廟。蓋其時惟守、相命於朝廷，而自曹、掾以下，無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為之興利除害。其辟用之者即出守、相，而不似後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於吏部。故廣漢太守陳寵入為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則已。”帝乃大陪。至於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晉委功曹岑蛭，並謠達京師，名標史傳。而鮑宣為豫州牧，郭欽奏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代之尚為煩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煩而日不給。又其變也，銓注之法改為掣籤，而吏治因之大壞矣。《京房傳》：“房為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因此知漢時掾屬無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請乃是破格。杜氏《通典》言：“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乃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人。”

唐高宗時，魏玄同為吏部侍郎，上疏言：“臣聞傅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後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並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石已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已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為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庚之器，所積者寧多？況天下之大，士人之從，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不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愧彼清通，亦將竭其庸妄。情故既行，何所不至？髒私一啟，以及萬端。至乃為人擇官，為身擇利，顧親疏而舉筆，看勢要而措情。加以厚貌深衷，險如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析之於一面，具僚庶呂專斷於一司，其亦難矣。天祚大聖，比屋可封。鹹以為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群司列位，坎復增多。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阿混，玉石難分，用捨去留，得失相半。撫即事之為弊，知及後之滋失。夏、殷以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群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精。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居憂歡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於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身所關者眾，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宏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況於當今乎！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而褒貶未明，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余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蕞爾，猶能若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敝事，臣竊惑之。伏願稍回聖慮，特采芻言，略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于差失。”疏奏不納。玄宗時，張九齡為左拾遺，上言：“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雖知人之難，豈不能拔十得五？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無得賢之實。若刺史、縣令，必得其人於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台，又加擇焉。以所用多寡為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今日之繁矣。”

○都令史《通典》：“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台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舊用人常輕，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理眾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浪，以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謂都令史者，猶為二百石之秩，而間用士流為之。然南齊陸慧曉為吏部郎。吏部都令史歷政以來，咨執選事，慧曉任己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慧曉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咨都令史，為吏部郎也。”故當日之為吏部者，多克舉用人之職。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悄，漸為卑冗，不參官品。至於今世，則品彌卑，權彌重，八柄詔王，乃不在官而在吏矣。

《舊唐書》：“許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鑒為意，有令史緱直，是其腹心。每注官，多委令下筆，子儒但高枕而臣，語緱直雲‘平配’。由是補授失序，傳為口實。”嗟乎，未若今日之以緱直為當官，以平配為著令也。

胥史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開誠布公，以任大臣；疏節闊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竇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吏胥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巳。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

唐鄭餘慶為相，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倚為奸，每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往請，必得。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為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贓污發賜死。憲宗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久之，復拜尚書左僕射。韋處厚為相，有湯銖者為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內狀出，即召銖至延英門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財賄。處厚惡之，謂曰：“此是半裝滑渙矣。”乃以事逐之。夫身為大臣，而有甘臨之憂，系遁之疾，則今之君子有愧於唐賢多矣。

謝肇淛曰：“從來仁宦法罔之密，無如今日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倉巡，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旦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職此之由也。”

又曰：“國朝立法太嚴，如戶部官不許蘇松、浙江人為之，以其地多賦稅，恐飛詭為奸也。然弊孔蠹竇皆由吏胥，堂司官遷轉不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紹興人，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者矣。”

○法製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周公作《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其丁寧後人之意可謂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然則法禁之多，乃所以為趣亡之具，而愚暗之君猶以為未至也。杜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擬於成、康之盛也。

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以蕞爾之蜀，猶得小康。魏操、吳權任法術，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略無寧歲。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與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則巧猾之徒皆得以法為市，而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非也。善乎，杜元凱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為變通之地。後人承其已弊，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毛而不行，上下相蒙，以為無失祖制而已。此莫甚於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也。

宋葉適言：“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之權盡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為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為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獲盡，有之志不獲伸，昏然俯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墮，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又曰：“萬里之遠，顰呻動息，上皆知之。雖然，無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憑陵而莫御，仇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

陳亮《上孝宗書》曰：“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務更月報為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為歲報。凡府州縣輕重獄囚即依律斷決，不須轉發。果有違枉，從御史、按察司糾劾。令出，天下便之。

○省官光武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鄣塞破壞，亭燧絕滅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流民。帝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並郡國及官僚，屢見於史。而總之曰：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以此知省官之故緣於少事。今也文書日以繁，獄訟日以多，而為之上者主於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將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而事不可為矣。

晉荀勖之論，以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此探本之言，為治者識此，可無紛紛於職官多寡之間矣。

○選補漢宣帝時，盜賊並起，徵張敞，拜膠東相。請吏追捕有功效者，得台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是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無不勝之患。今則一以畀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通曉吏事者十不一二，而軟弱無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擇其人之材，而以探籌投鉤為選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於自害。於是煩劇之區遂為官人之陷阱，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漢時之吏多通經術，故張弊得而舉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則吾又不識用之何從也。于慎行《筆麝》言：“太宰富平孫公丕揚，患中人請託，難於從違，大選外官，立為掣籤之法，一時宮中相傳以為至公，下逮閭巷翕然稱誦，而不知其非體也。古人見除吏條格，卻而不視，以為一吏足矣。奈何衡鑑之地，自處於一吏之職，而無所秉成，亦已陋矣。至於人才長短，各有所宜；資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繁簡，各有所合；道里遠近，各有所準。乃一付之於簽，是掩鏡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坐揣也。從古以來，不聞此法。”

南人選南，北人選北，此昔年舊例。宋政和六年，詔知縣注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今之選人，動涉數千里，風士不諳，語音不曉，而赴任寧家之費復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銓政之弊，豈必如此而後為至公邪？夫人主苟能開誠布公，則自大臣以下至於京朝官，無不可信之人。而銓選之外有不必在京師者。唐貞觀元年，京師谷貴，始分人於洛州置選。至開耀元年，以關外道里迢遞，河洛之邑，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留放既畢，同赴京師，謂之東選。是東都一掌選也。黔中、嶺南、閩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士人補授。上元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強明清正官充南選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大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詔專委南選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嶺南、閩中各一掌選也。《李峴傳》曰：“代宗即位，征峴為荊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又曰：“罷相為吏中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銓於洪州。”《劉滋傳》曰：“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旱蝗，谷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選也。宋神宗詔川陝、福建、廣南八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是亦參用唐人之法。今之議者必曰：如此，多請託之門，而啟受賕之徑。豈唐人盡清廉，而今人皆貪濁邪？夫子之告仲弓曰：“舉爾所知。”今之取士，禮部以糊名取之，是舉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籤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於知人，而巧於避事。及乎赴任之後，人與地不相宜，則吏治墮，吏治墮則百姓畔，百姓畔則干戈興。於是乎軍前除吏，而並其所為尺寸之法亦不能守。豈若廓然大公，使人舉其所知，而明試以功，責其成效於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令，宜詔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有明正統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人，吏部更加詳察而擢用。夫欲救今時之敝，必如此而後賢才可得，政理可興也。自南北互選之後，赴任之人動數千里，舉債方得到官。而土風不諳，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猾胥。昔唐之季世，嘗暫一行之於嶺南矣。文宗開成五年十一月，嶺南節度使盧鈞奏：“伏以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若非諳熟土風，即難搜求人瘼。且嶺中往日之弊是南選，今時之弊是北資。臣當管二十二州，惟韶、廣二州官僚，每年吏部選授，若非下司貧弱令史，即是遠處無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積債，十中無一肯識廉恥。臣到任四年，備知情狀。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事堪經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此固昔人以為敝法而改弦者矣。處台衡者，其可不用讀書人哉。

掣籤之法未行，選司猶得意為注闕，雖多有為人擇地，亦尚能為地擇人。自新法既行，並以聽之不可知之數，而敏劇之區，有累任不得賢令，相繼褫斥者。夫君子之道在乎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為嘗試。昔唐皎為吏部侍郎，當引入銓，或雲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言親老，先任江南，即唱之隴右。史書以為譏笑。以此用人，豈能致太平之理哉！《實錄》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蘄之廣濟，請終養。詔改麟為蘄州府知府，俾就養其母。聖主之興，坦懷待物，其所以勸群臣者至矣。

萬曆末，常熟顧大韶作《竹籤傳》，其文仿《毛潁傳》為之。謂簽對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選，下而鄉會議取士，台皆用臣，臣乃得殿其材。”此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曉人，可謂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厭紐，盆子之探符，古之人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廑廑施之選人乎？

唐時所謂銓者，有留有放。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宋白曰：“長名榜定留放，留者入選，放者不得入選。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少。景雲中，以宋為吏部尚書，李義、盧從願為侍郎，皆不畏強御，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宋時此法猶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詔未銓試人毋得堂除。未有若近代之一登科而受祿，如持券者也。

○停年格今之言停年格者，皆言起於後魏崔亮。今讀亮本傳，而知其亦有不得已也。傳曰“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眾情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以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產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於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幸，得為吏部尚書。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乃其本願。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雲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鑑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史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勛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惟可廣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責以治效，是所謂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設令千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猶是也，但令將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自亮始也。然觀其答書之指，考其時事，由羽林之變既姑息於前，武人之除復濫開於後，不得已而為此例。今也上無陵壓之勛人，下無噪呼之叛黨，何疑何憚，而不復前王之制，乃以停年為斷乎！

《魏書·辛雄傳》：上疏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托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將為亂，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嗚呼，此魏之所以未久而亡也歟？《北齊書·文襄帝紀》：“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鹹被薦擢。”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眾，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為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為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玄宗開元十八年，行儉子光庭為侍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親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製。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不得逾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這方失矣。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自宋以下，年資之制大抵皆本於光庭也。”

宋孫洙《資格論》曰：“三代以下選舉之法，其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制乎！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眾也。萬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廢馳，法制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才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閥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鬥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群爭訴矣。其甚者或懷黃敕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贓敗，至死不黜。虎吏靡刂牙而食於民，賢者郁死於岩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眾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已罪之，不待後人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昔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撫弊，百吏廢馳，法制頹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蠢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耋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為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群，不復銓敘人物而綜核功實，一吏在前勘薄，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遝然而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為先後，用以才為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敘，無以深資入考者為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

金章宗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張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甫為相，未逾年薦八百人，豈綿非常之材與？”

○銓選之害宋葉適論銓選之害曰：“夫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渾為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信汝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奈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乃為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為是官，噤舌拱手，四顧吏胥，以問其所當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辨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這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為鼓舞群動之具，與奪進退，以敘天下，何忍襲數百年之弊端，汨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安從見哉！況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考，今之所循者春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於陛下而不復也。”

楊萬里作《選法論》，其上篇曰：“臣聞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二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為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為奸，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為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之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於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這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為可無疑也。退而吏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為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與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決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畫取其諾，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動搖矣。然則曷為端？其病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並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小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為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為，而選法可以漸革也。”其下篇曰：“臣聞吏部這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懸絕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薄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於吏部也，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薄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台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何也？始入官者則得薄尉，自薄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者、疲軟者、老耋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廉潔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愧不怨，吾事畢矣。如募焉，書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遠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薄，盡矣，此縣令之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矣。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乎否也；召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愚智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為吏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啟拔。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以下皆委。’廓猶以為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較選，是當時之為吏部者，豈亦止取若今所謂應格者而為黃、散哉，抑將止取今所謂銓量者而為黃、散邪？臣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薄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爾。一歲之間，而不能察三數百人之能否，則其為尚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不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較彼，不猶愈乎？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台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台省長官之中，豈有為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僚，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長貳之注擬，而獨疑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長貳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與？”

紹興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家設銓選，以聽群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於胥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復知，去者不能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賂公行，奸弊滋甚。嘗觀漢之公府有辭訟比，尚書有決事比。比之為言，猶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經申請，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冊，永以為例。每半歲上於尚書省，仍關御史台。如此則巧吏無所施，而銓敘平允矣。”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廢矣。故諺稱吏部為‘例部’。是則銓政之害，在宋時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兩可之權，以市於下。世世相傳，而雖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為害也，又豈獨吏部然哉。寇菜公為相，章聖嘗語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何書，對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邪？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由此爾。”司馬溫公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溫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員缺員缺之名，自晉時已有之。《晉書·王蘊傳》：“遷尚書吏部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輩。”《魏書·元修義傳》：“遷吏部尚書。時上黨郡缺，中散大夫高居求之。”至唐趙憬審官六議，遂有人少闕多、人多闕少之語。而崔以中書侍郎知吏部選事，至逆用三年員闕。今狐亘在吏部，楊炎為侍郎，至分闕，以惡闕與炎。其名相傳，至今不改矣。

《舊唐書·德宗紀》：“御史大夫崔從奏：‘兵戎未息，仕進頗多。比來每至選集，不免據闕留人。嘗嘆遺才，仍招怨望。’”此亦似今之截留候選也。《大唐新語》：“劉思立為考功員外，子憲為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載深咨嗟，以為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名籍。其人比出選門，為眾目所視，眾口所訾，亦超趄而失步矣。朝廷鹹謂載能振理風俗。自今言之，不過索一丁憂之闕，亦何至見擯於清議邪？不知由是心推之，有其親未死而設為機阱以謀奪其處，亦人情之所必至得矣。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苟反是而充之，其亦何所不至邪！願後之持銓衡者常以正風俗為心，則國家必有得人之慶矣。”